学科之兴衰，大体由国家发展的知识需求以及学科知识供给的能力、品质所决定。在我国，兴盛的经济学被冠之以“帝国主义”的名号，崛起的社会学也早已提出“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与经济学、社会学的规模和成熟度相比，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学科，但从逻辑与现实的角度说，后者的春天无疑也值得期待与推动。
从需求端来说，自从人类形成民族这样的共同体以来，民族问题便在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议题。从美、英、西、德、法、意等发达国家，到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再到苏联东欧剧变后所形成的的转型国家，无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民族问题。最近世界热点中的乌克兰危机、缅北冲突、叙利亚内战，也存在着深刻的民族性诱因或杂揉着深刻的民族性因素。
就新中国而言，也在“高政治”与“低政治”等范畴内存在着不同的民族问题。这些民族问题一直被党和国家在战略上高度关注，是在策略上务实、审慎对待的议题，这意味着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也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
从供给端来说，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界经过多年的发展，业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譬如，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在不同区位形成了一批教学研究机构与平台、研究队伍的规模在扩大、研究质量在提升、有了自己的作品群和受众群、形成了良好的研究传统。
2008年至2009年前，上述供求关系似乎形成了平衡，但2008年的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与2009年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这种平衡有被打破之趋势，那就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的需求端出现了“事件刺激”下的“虚胖”需求，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的供给端则出现了有效供给不足的尴尬。两个事件发生之后，我国社会舆情中出现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各类公开与不公开的评论，有辛辣而严肃的观点，有马后炮式的惋惜慨叹，亦有口水式的质疑与谩骂。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界既是评论的参与者，又是被评论甚至被批评的重要对象。抛开那些极端情绪与极端观点，冷静与理性思考这一轮的供求失衡，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界需要自我总结与反思。只有在反思基础上提高学科知识供给的品味与能力，方能推动学科春天的到来。
第一，学科应坚持与完善其研究传统，探索开创新的研究传统。
学术界一般认为，经多年积淀，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形成了三个比较重要的研究传统：一是梳理、归纳与阐释马克思、恩格斯以降的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认识;二是梳理、归纳与阐释我国主要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思想、理论和观点;三是梳理、归纳与阐释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以资借鉴。
上述学科研究传统有其重大的意义、优势与合理性，但在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与民族议题时，也有其捉襟见肘之处。譬如，学科长于、惯于把握民族现象的宏观历史趋势，但在中观与微观上对变迁中的民族社会现实的理解与把握不够;又譬如，学科长于把握我国民族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但对其国际关联度、关联机制的理解与把握不够。上述“长于”、“惯于”属于学科的传统优势，而“不够”则是学科发展中存在的“短板”。故学科应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探索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创新的研究传统、发掘新的学科成长“富矿”，从而更加有效地回应国家与社会之需求，彰显学科新的魅力。
第二，在开创新传统过程中，学科应秉持开放的理念，明晰本学科的跨学科特性，在理性辩论中形成基本共识，从而实现学科的新自觉与社会引领效应。
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科的研究对象上看，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所有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政策都应是其关注、探索与研习的内容。当然，其最后的落脚点在民族政策指向与民族理论建构与完善上。无疑，这一研究对象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广泛吸收政治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思路、方法与具体知识。这也意味着这一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实际上包含着跨学科的特质。
跨学科能带来“营养”，但跨越与“杂交”不当也会遭遇困境与麻烦。我们知道，不同学科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基于学科与学者们各自的研究偏好、立场与方法，会赋予同一的或不同的民族现象、问题的“事实”以不同的意义。它们会从不同理论立场、方法等角度讲述民族事实的不同“故事”。这些“故事”有时交叉、有时互补、有时也不乏直接的冲突。对于这些“故事”的本质，学术界存在着一解论、多解论、无解论等判断。对此，我们不应将其简单理解为要解决的“问题”，自信地说，它恰恰是学科发展的常态。从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上说，民族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必定被多元地展示、理解、阐述和解读着，并与政界、社会、媒体等发生着或强或弱的关联。学科范围内的各种知识通过理性辩论、社会选择、理论与经验事实的相互往返校正，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各种知识的解释力与效应会实现新的价值回归与价值引领，会在各抒己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底线共识、基本共识。
第三，辨识与引领各类需求，克服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知识生产的“扭曲”与知识生产的“病灶”。
在民族因素日益为国人所感知的当下社会，虽然我国民族问题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似乎并没有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诉求不一的各类社会需求的胃口。现实与潜在的民族问题知识的阅读者，如学生、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媒体工作者、其他学科的学者等，对民族问题研究表现了较为强烈的不满意情绪或倾向。有人认为，相关知识显得“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甚或“既不可信也不可爱”。这一感知性色彩浓厚的外部评价里面不乏偏见、想象与误读，却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事实与真相。
在我国整个社会都出现了不同面向的社会“病灶”之时，我国学术界的民族问题知识生产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灶”。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界在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上的相关知识话语不乏自说自话、缺乏学术解释力的作品，学术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学术创新动力不足、学术不敢作为，甚至甘于穴居地方性知识的“洞窟”，或满足于“外来理论代言人与贩卖者”的局面，这不利于为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合理的智力支撑,是学科发展中需要避免与客服的局面。
第四，强化科学方法论意识与训练，从时代脉搏中提炼民族问题的实践智慧，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质量提升的关键方向。
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较，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科则更为擅长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这与其习惯于文本研究有着一定的关系。然而，在社会变迁日益加速的时代，单纯的文本研究有些原创不够，有些有解释权威文件之嫌，因而往往显得有些后知后觉，显得与社会趋势、社会现实脱节，其解释力也大打折扣，这应是学术界认识到了的困局。而强化科学方法论的意识与相关训练，成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破除困局、提升学科“内功”的必要法门。
当然，科学方法论训练还需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科的传统问题意识和新的问题意识相结合，特别是要聚焦于当代社会变迁中各种趋势，如全球化、国际化、国家化、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法治化、民主化等与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事务治理的关系，从国家、社会、市场、民族相互嵌入的大社会结构之中观察、把握不同主体的实践与互动，进而厘定民族因素的存在环境与作用机制，在挖掘包含民族在内的多主体实践智慧的同时，将民族还原到时空、社会进程、社会领域的“经纬”之中，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维度把握更加真实的民族“图景”与趋势，这应是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界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编：许兴旺 责编：李鹏臻 编辑：赵黛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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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之兴衰，大体由国家发展的知识需求以及学科知识供给的能力、品质所决定。在我国，兴盛的经济学被冠之以“帝国主义”的名号，崛起的社会学也早已提出“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与经济学、社会学的规模和成熟度相比，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学科，但从逻辑与现实的角度说，后者的春天无疑也值得期待与推动。
从需求端来说，自从人类形成民族这样的共同体以来，民族问题便在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议题。从美、英、西、德、法、意等发达国家，到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再到苏联东欧剧变后所形成的的转型国家，无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民族问题。最近世界热点中的乌克兰危机、缅北冲突、叙利亚内战，也存在着深刻的民族性诱因或杂揉着深刻的民族性因素。
就新中国而言，也在“高政治”与“低政治”等范畴内存在着不同的民族问题。这些民族问题一直被党和国家在战略上高度关注，是在策略上务实、审慎对待的议题，这意味着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也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
从供给端来说，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界经过多年的发展，业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譬如，形成了自己的学科、在不同区位形成了一批教学研究机构与平台、研究队伍的规模在扩大、研究质量在提升、有了自己的作品群和受众群、形成了良好的研究传统。
2008年至2009年前，上述供求关系似乎形成了平衡，但2008年的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与2009年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这种平衡有被打破之趋势，那就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的需求端出现了“事件刺激”下的“虚胖”需求，而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的供给端则出现了有效供给不足的尴尬。两个事件发生之后，我国社会舆情中出现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各类公开与不公开的评论，有辛辣而严肃的观点，有马后炮式的惋惜慨叹，亦有口水式的质疑与谩骂。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界既是评论的参与者，又是被评论甚至被批评的重要对象。抛开那些极端情绪与极端观点，冷静与理性思考这一轮的供求失衡，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界需要自我总结与反思。只有在反思基础上提高学科知识供给的品味与能力，方能推动学科春天的到来。
第一，学科应坚持与完善其研究传统，探索开创新的研究传统。
学术界一般认为，经多年积淀，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形成了三个比较重要的研究传统：一是梳理、归纳与阐释马克思、恩格斯以降的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认识;二是梳理、归纳与阐释我国主要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思想、理论和观点;三是梳理、归纳与阐释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和观点，以资借鉴。
上述学科研究传统有其重大的意义、优势与合理性，但在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与民族议题时，也有其捉襟见肘之处。譬如，学科长于、惯于把握民族现象的宏观历史趋势，但在中观与微观上对变迁中的民族社会现实的理解与把握不够;又譬如，学科长于把握我国民族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但对其国际关联度、关联机制的理解与把握不够。上述“长于”、“惯于”属于学科的传统优势，而“不够”则是学科发展中存在的“短板”。故学科应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探索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创新的研究传统、发掘新的学科成长“富矿”，从而更加有效地回应国家与社会之需求，彰显学科新的魅力。
第二，在开创新传统过程中，学科应秉持开放的理念，明晰本学科的跨学科特性，在理性辩论中形成基本共识，从而实现学科的新自觉与社会引领效应。
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科的研究对象上看，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所有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政策都应是其关注、探索与研习的内容。当然，其最后的落脚点在民族政策指向与民族理论建构与完善上。无疑，这一研究对象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广泛吸收政治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思路、方法与具体知识。这也意味着这一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实际上包含着跨学科的特质。
跨学科能带来“营养”，但跨越与“杂交”不当也会遭遇困境与麻烦。我们知道，不同学科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基于学科与学者们各自的研究偏好、立场与方法，会赋予同一的或不同的民族现象、问题的“事实”以不同的意义。它们会从不同理论立场、方法等角度讲述民族事实的不同“故事”。这些“故事”有时交叉、有时互补、有时也不乏直接的冲突。对于这些“故事”的本质，学术界存在着一解论、多解论、无解论等判断。对此，我们不应将其简单理解为要解决的“问题”，自信地说，它恰恰是学科发展的常态。从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上说，民族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必定被多元地展示、理解、阐述和解读着，并与政界、社会、媒体等发生着或强或弱的关联。学科范围内的各种知识通过理性辩论、社会选择、理论与经验事实的相互往返校正，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各种知识的解释力与效应会实现新的价值回归与价值引领，会在各抒己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底线共识、基本共识。
第三，辨识与引领各类需求，克服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知识生产的“扭曲”与知识生产的“病灶”。
在民族因素日益为国人所感知的当下社会，虽然我国民族问题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似乎并没有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诉求不一的各类社会需求的胃口。现实与潜在的民族问题知识的阅读者，如学生、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媒体工作者、其他学科的学者等，对民族问题研究表现了较为强烈的不满意情绪或倾向。有人认为，相关知识显得“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甚或“既不可信也不可爱”。这一感知性色彩浓厚的外部评价里面不乏偏见、想象与误读，却也包含了某种程度的事实与真相。
在我国整个社会都出现了不同面向的社会“病灶”之时，我国学术界的民族问题知识生产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灶”。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界在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上的相关知识话语不乏自说自话、缺乏学术解释力的作品，学术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学术创新动力不足、学术不敢作为，甚至甘于穴居地方性知识的“洞窟”，或满足于“外来理论代言人与贩卖者”的局面，这不利于为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合理的智力支撑,是学科发展中需要避免与客服的局面。
第四，强化科学方法论意识与训练，从时代脉搏中提炼民族问题的实践智慧，是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质量提升的关键方向。
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较，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科则更为擅长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这与其习惯于文本研究有着一定的关系。然而，在社会变迁日益加速的时代，单纯的文本研究有些原创不够，有些有解释权威文件之嫌，因而往往显得有些后知后觉，显得与社会趋势、社会现实脱节，其解释力也大打折扣，这应是学术界认识到了的困局。而强化科学方法论的意识与相关训练，成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破除困局、提升学科“内功”的必要法门。
当然，科学方法论训练还需与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科的传统问题意识和新的问题意识相结合，特别是要聚焦于当代社会变迁中各种趋势，如全球化、国际化、国家化、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法治化、民主化等与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事务治理的关系，从国家、社会、市场、民族相互嵌入的大社会结构之中观察、把握不同主体的实践与互动，进而厘定民族因素的存在环境与作用机制，在挖掘包含民族在内的多主体实践智慧的同时，将民族还原到时空、社会进程、社会领域的“经纬”之中，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维度把握更加真实的民族“图景”与趋势，这应是我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学界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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