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庆锐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11期 本文字数：3276 小 中 大
昌耀（1936－2000）是中国当代诗坛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这位文革后“归来”的诗人，以他不流于世俗的独特的诗体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一道绚丽的风景。华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1819-1892)是19世纪美国杰出的民族诗人，被公认为美国的“诗歌之父”，《草叶集》（ Leaves of Crass） 是他终其一生的代表诗作。惠特曼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正如捷克文学评论家亚伯?恰佩克曾指出：“为惠特曼照明的新诗道路对亚洲、美洲和欧洲同样有意义……”①他的作品不仅对20世纪初的中国诗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其诗歌对昌耀的创作风格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一
惠特曼是昌耀最为推崇和喜爱的一位诗人，当他初涉诗坛时便拥有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其创作生涯中，这本诗集一直陪伴着他，尤其在他身陷囹圄的年代，他那“被打磨得相当粗糙了的心胸”，更具有了一种接受《草叶集》那“阔大、雄豪诗魂的能力”。正是惠特曼诗歌中“终极价值追求与道义关怀”所具有的“宽泛含蕴”，使他在众多诗集中“尤为偏爱《草叶集》”②。昌耀在诗文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及惠特曼及其《草叶集》，他不但向多位友人力荐其作品，还对其创作赞赏有加，他说：“惠特曼之后……的诗人尚有聂鲁达、劳伦斯、埃利蒂斯、桑戈尔等许多，然而没有一个具有惠特曼所表现的整体气象中的优美、深刻、繁复或磅礴之势，仿佛惠特曼将该写的一切全数写尽了。”③阅读昌耀的诗作时，我们往往从其雄浑、豪迈的诗句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惠特曼式”的激情和坚定执著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气质方面的类似，正是惠特曼诗歌对昌耀创作风格影响的表征。
昌耀曾经说过，真正能引起他的敬意并感动的是“为人生”的诗人④，惠特曼正是一位为民主和自由的人生而不屈不挠、奋斗一生的诗人。在他的《草叶集》中，始终涌动着一种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豪迈气概，在他流畅、跳跃的诗思中渗透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他用手中的笔表达着对民主和自由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但他歌颂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却不被世人所理解，《草叶集》一经出版便在美国文学界迎来了无情的冷落、诽谤、嘲笑和辱骂，但惠特曼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相反，他更加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依然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大量歌颂与捍卫民主与自由的诗章，正如他在长
诗《自己之歌》中自比为苍鹰，“一点也没有被驯服”，并且将“永不改变，我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狗叫般的粗野的呼声”。这些诗篇是诗人对理想与信念执著追求的佐证，也是他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气质的真实表露。
与惠特曼的诗歌一样，昌耀的诗中也充斥着一种为人生理想而执著奋斗的激情，他对惠特曼诗作中向往自由的民主精神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同，他认为惠特曼的诗不但“体现出他的民主精神”⑤,而且是一种有气度的诗⑥。从昌耀的诗文中我们也能够体味出诗人终生信守的政治抱负，以及他执著的追求精神，能够感受到他内在的那种激进的理想主义精神。
昌耀和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的许多青年诗人一样，为响应“开发大西北”的号召来到了祖国的西部高原。这位投身于祖国西部建设的热血青年，从一开始就对这块神奇、雄伟的土地，充满了好奇与敬畏，这块有着原始野性的荒漠，使他蓬勃的激情得以宣泄，使他昂扬的英雄主义精神有了叙写的载体。
虽然诗人后来因为两首小诗而无辜罹难，被发配到农场、工地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这位“大山的囚徒”，面对多舛的命运并没有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相反，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诗作中，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透射出一种豪迈、雄浑的英雄主义气概。“地平线上那轰隆隆的车队/那满载钢筋水泥原木的车队以未可抑制的迅猛/泼辣辣而来，又泼辣辣而去/轮胎深深地划破这泥土。/大地啊，你不是早就渴望这热切的爱情？”“在他的眉梢，在他的肩项和肌块突起的/前胸，铁的火屑如花怒放，/而他自锻砧更凌厉地抡响了铁锤。/他以铁一般铮铮的灵肉与火魂共舞。”这层递的句式，饱满的激情，与惠特曼式的诗体何其相像！我们从这些诗中不仅可以感受到诗人对建设者们致以的崇高敬意，而且也体会到了他参加祖国建设的那份热情。
昌耀后期的创作风格虽然有所转变，往日昂扬的激情和豪迈的诗句渐趋减弱，许多诗作呈现出古奥艰涩、意念迭繁的语体特色，诗歌主题也转向了荒诞与宿命，但仔细研读他的诗作依然可以聆听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声，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片崇高理想寄居的圣地。他用欣喜的眼光探索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初城市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卖冰糖葫芦者”成了他笔下的一道风景，都市中矗立的一座24部灯的铁塔，在他眼中变成了“24朵金花”“24只金杯”。他热情地赞美那从橘红的、杏黄的、钙灰色的国土上逶迤而去的“条状的钢铁运动”和每晚风暴般颤动在城市空际的光之丛林。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自诩为“梦
幻‘乌托邦’的痴人”，“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这个“大同胜境”，则是诗人所“看重的‘意义’”，亦是他“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他甚至宣称将“一生羁勒于此，既不因向往的贬值而自愧怍，也不因俱往矣而懊悔。如谓我无能捍卫这一观点，但我已在默守这一立场……”这段内心真实的告白，可以说是诗人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最好印证，也是他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和雄浑诗风的根基。
昌耀所信仰的“大同胜境”不正是惠特曼所倾尽全力讴歌与奋斗的理想中的民主社会吗？他们都是时代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主义的卫士，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捍卫者，但他们不屈服于命运、坚守信念的精神气质，却是极其相似的！
二
惠特曼在其诗作中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寄寓在他所熟悉与热爱的自然意象之中。他以乐观的笔触描写大自然，在他的笔下，大自然不是人的对立物，也不是人发泄痛苦的消极承受者，而是活跃向上使人感受到自豪和满足的精神实体。
生长于海边的惠特曼，对这流动的客体情有独钟，江河大海是他诗歌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他在早期的诗歌中就唱道：“看哪，这里是无边的大海，/在它的胸脯上一只船出发了，张着所有的帆，/甚至挂上了她的月帆。”在《从滚滚的人海中》中，诗人深情地说：“我爱，和平地归回到海洋去吧，/我爱，我也是海洋的一部分。”在后期的诗作中，诗人再次直抒胸臆:“啊，我们已再也不能等待，/我们也起航呀，灵魂，/我们也欢乐地驶入茫茫大海，/驾着狂喜的波涛无畏地驶向陌生之地，/在飘荡的风中（灵魂哟，你紧抱着我，我紧抱着你，）/自由地吟咏着，唱着我们赞美上帝的歌，/唱着我们愉快的探险的歌。”由此可见，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大海”这个审美意象不仅使其诗歌境界更加雄阔、恢宏，而且成为了诗人感情的载体和精神特质的象征。诗人借“大海”的意象表明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自然和心灵世界的不懈探索。
行走在高原上的昌耀，对诗歌意象的选择深受惠特曼的影响，也将大自然的景象作为他诗歌创作中的主要意象，借以表达内心独特的感受和精神内核。高耸雄浑的大山、矫健翱翔的雄鹰以及灼烁热烈的太阳，构成了诗人心灵的向往和精神的图腾，也构成了诗人宏阔的胸襟与气度。在昌耀的诗歌中，自然的高原与内在的生命是浑融一
体的，自然中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生命中蕴含着自然的悍野和诗意。高原的山，在昌耀笔下是一个被生命化了的意象，“啊，边陲的山，/正是你闭塞一角的风云，造就我心胸的块垒峥嵘。/正是你胶粘无华的乡土，催发我情愫的粗放不修。”这片“被称为野性的土地”，给予了诗人无穷的诗意，也呈露出他坚韧不屈的精神意志。
除了以大自然作为抒写各自精神内涵的意象之外，两位诗人在诗歌中都创造了一个象征其精神特质的视觉意象，它既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外化，也是贯穿于整个诗作的核心理念。
在惠特曼的诗歌中，诗人创造了一个“我”这样的视觉意象。这个“我”是一个强烈追求个性解放，极端蔑视神灵权威，并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抒情形象。诗人在《自己之歌》中自豪地宣称：“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就是一切的一切的神灵，这充分显示了诗人的自我意识。他认识到个体人的伟大，他曾赞颂人是“伟大的宇宙，万物的联系，何等的完美!”认为宇宙间没有什么比人更神圣的东西，所以他要尽情地表现“我”。他说：“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可见，惠特曼笔下的“我”不只是诗人自己，而且是一个综合的形象。他们富于理想，蔑视法规，勇于创新；他们精力充沛，力量无穷。这样的“自我”形象在《草叶集》的许多诗篇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与放大，体现了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惠特曼诗歌中所塑造的这样一个健康、乐观、强悍的“我”，是昌耀极其欣赏与仰慕的。他认为这个人体形象在惠特曼笔下写得如此“醇厚、醉人”，“可以看作是具有生命、性力、完美的大自然本身”⑦。受此影响，昌耀在其诗歌中也创造了一个代表大自然的“巨人”形象，这个诗人意念中的英雄以其形体和精神的高大屹立于大地河汉之间，怀着“生命的渴意”，“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驻马于赤岭之敖包”，“俯首苍茫”，聆听着河流的“呼喊”和冰湖的“坼裂”，感受着“苏动的大地诗意”。这种巨人情怀和英雄情结在诗人笔下具化为“赶路人”和“攀登者”的形象，他们在驼峰、马蹄、汗水、血迹、太阳般的燃烧和死亡般的沉寂中走进高原和生命的深处，把生命的征服、坚守和渴望表现得惊心动魄：“峡谷，我听到疾行的蹄铁/在我身后迫近。我不甘落伍。/而我听到疾行的蹄铁如飞掠的蝙蝠/在我身后迫近。我不敢懈怠。”“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
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啊，此刻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诗人笔下的“赶路人”和“攀登者”表现了一种对生命的坚持和对信念的执著，从前行和攀登的身影中体现出来的强悍和苦难便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归根结底是对生命的关切，是对生命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意志和毅力、激情和憧憬、崇高和伟岸的敬重，也是对高原体内流布的孕育了人的生命的“倔强的精灵”的崇拜。这种巨人形象的塑造，“与西部壮烈的土地、强悍的人种形成恰如其分的对应与契合”，使得昌耀诗歌中蕴含的开拓奋进精神显得内在、激烈而持久。
昌耀与惠特曼笔下的“巨人”与“我”，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是人类社会的缩影。诗人在表达内在情感与主体精神时，虽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视觉意象，但在诗作中，他们将感官的意象和内在的精神融合得天衣无缝，这种精神内涵和生命意志的交融，彰显出一种刚烈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构建出一个民族性格的精魂和骨架。
三
昌耀和惠特曼是两位并不经心于形式却又刻意寻求艺术完美的诗人，他们从不按既定的模式写诗，但是，他们忠实于自己真实的思想感受，忠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自由原则，他们的诗歌所抒发、赞美的是为了理想与信念所激发出的生命活力，这种流动着的、奔放的激情，用传统的格律诗歌的形式已经难于包容，冲破传统格律已成必然。因此，他们找到了自己思想的载体，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他们都是诗体解放的主张者和实行者，他们的诗歌形式趋向于散文化，形式自由，不拘一格，主张语言简朴、诚挚、坦率，直抒胸臆，不以传统诗体的格式来拘泥诗意的表达。
惠特曼被称为“现代抒情诗最伟大的形式革新者之一”，他认为:“最好的歌唱家并不就是声音最柔润而洪亮的人……诗歌的愉悦也并不属于那些采用最漂亮的韵律、比喻和音响的作品。”⑧主张为了描述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及它们的创造力和丰富性，必须避免传统的诗艺常规，即押韵、格律等。惠特曼完全背离了英语诗学的传统，他的诗是一种崭新的自由诗体(free verse)，是属于“鼓舞调”，雄浑粗犷，给人以“听军歌军号军鼓时的感觉”，具有豪放不羁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他创造了一种既无韵脚又无格律而充满抑扬节奏、类似演说的狂文体(rhapsodic verse)，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自由诗体。他的诗行的节奏和用词造句与散文十分相近，他的诗体结构自由，诗行长短不一，不以传统的抑扬格或扬抑格等为顿挫单位，而是以断句作为韵律的基础，以短语、短句为顿的单
位形成语调、语气急徐高低的自然结构。就诗的表现形式而言，惠特曼用自己的实践铺开了西方自由体诗的创作道路；从诗的目的来讲，他用诗歌来热情歌颂自我，歌颂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民主与自由，字里行间充满着奔放、欢乐的情绪。
惠特曼自由奔放的诗体风格无疑对昌耀的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昌耀的诗作，不仅涌动着惠特曼诗作中宏阔的磅礴之气，而且他那不拘泥于形式的自由多变的诗体结构呈现出了与惠特曼的自由诗体极其相似的美学特质。
昌耀曾坦言自己是“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践行者，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之与否，我以心性去体味而不以貌取。”“诗美流布天下随物赋形不可伪造。是故我理解的诗与美并无本质差异。”“无论以何种诗的形式写作，我还是渴望激情——永不衰竭的激情，此于诗人不只意味着色彩、线条、旋律与主动投入，亦是精力、活力、青春健美的象征……”⑨较诗的外在形式而言，诗人更注重诗的内在韵律，内在情感，而诗体的分行与否在诗人看来只是视诗情表达的需要而定，他说：“我所称之的随笔，是有着诗的隽永、旨远而辞文自由成章的一种。无妨看作诗。”“在我极为有限的篇目里，分行文字的比重也是日渐缩小的趋势。”⑩
昌耀不仅提出了这样一种诗学观，而且在创作中也是这样实践的。他的长诗《慈航》，不仅不押韵，诗节也没有定式，有时三五行一节，有时一行便是一节，有时则二三十行一节。句子长短不一，悬殊极大，意尽则句断，或者意未尽而换行。诗中则大量使用了破折号、删节号、省略号等，这些不定式的分行以及语言符号的使用，使他的诗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诗人在这里追求的是语言最本质的效果，是与人类的情感共通的形式载体。昌耀认为，语言是“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而创造并被感应的音义编码。语言，其本质是示人理解及铭刻于心”。诗人自由的语言风格正是基于对语言的这种最本质的理解而达到的。这语言的自由，可谓天机自动，是随意伸缩、变化无穷的诗情诗思的呈现。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于语言所筑之家中。”在昌耀看来，精神是依赖语言而存在，借助语言而高扬与提升的，并释放出绚烂的灵光。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昌耀在他的流放地悄悄地活着，体验着人生；作为诗人，他以一种质地异常坚硬的诗歌表明了他生命的属性
。他沉郁内忍，强悍坚毅，在贫瘠、空阔的西部拯救和捍卫着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他用充满智慧和灵性的语言表现深刻的生命苦难，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弥散着神性的光彩和不朽的精神。诚如诗人所言：“我的绿色希望以语言形式盛在餐盘任人箸/我们习惯了精神会餐。”诚然，这种散文化的诗体形式也正是昌耀精神气质的最佳表现方式。
昌耀与惠特曼是中外诗歌发展史上两位卓尔不群的诗人，他们写作的契机，是来自于内心深处激起生命热情的人生信念，来自于提纯与净化生命理想的精神理念。他们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坚强的信念与执著的精神，是拨动世人心弦的强烈音符，他们的自由体诗歌如同一条汹涌澎湃、激荡起伏的河流，将诗歌的节奏、韵律之美都蕴含在这流动之中，冲击着读者的心灵。虽然对昌耀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还有许多作家，但从其诗歌的精神气质、审美意象以及诗体风格等方面而言，惠特曼诗歌对其创作的影响无疑是直接而又深刻的。
基金项目：青海民族学院校级资助项目（06D016）
作者系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水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①李野光．惠特曼研究[A]．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381．．
②③④⑤⑥⑦⑨昌耀．昌耀诗文总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621，856，164，855，800，745．
⑧[美]惠特曼．草叶集（下册）[M]．楚图南，李野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171．
⑩昌耀．昌耀近作[J]．人民文学，1988，（6）：18．
雷庆锐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11期 本文字数：3276 小 中 大
昌耀（1936－2000）是中国当代诗坛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这位文革后“归来”的诗人，以他不流于世俗的独特的诗体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一道绚丽的风景。华尔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1819-1892)是19世纪美国杰出的民族诗人，被公认为美国的“诗歌之父”，《草叶集》（ Leaves of Crass） 是他终其一生的代表诗作。惠特曼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正如捷克文学评论家亚伯?恰佩克曾指出：“为惠特曼照明的新诗道路对亚洲、美洲和欧洲同样有意义……”①他的作品不仅对20世纪初的中国诗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其诗歌对昌耀的创作风格也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一
惠特曼是昌耀最为推崇和喜爱的一位诗人，当他初涉诗坛时便拥有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在其创作生涯中，这本诗集一直陪伴着他，尤其在他身陷囹圄的年代，他那“被打磨得相当粗糙了的心胸”，更具有了一种接受《草叶集》那“阔大、雄豪诗魂的能力”。正是惠特曼诗歌中“终极价值追求与道义关怀”所具有的“宽泛含蕴”，使他在众多诗集中“尤为偏爱《草叶集》”②。昌耀在诗文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及惠特曼及其《草叶集》，他不但向多位友人力荐其作品，还对其创作赞赏有加，他说：“惠特曼之后……的诗人尚有聂鲁达、劳伦斯、埃利蒂斯、桑戈尔等许多，然而没有一个具有惠特曼所表现的整体气象中的优美、深刻、繁复或磅礴之势，仿佛惠特曼将该写的一切全数写尽了。”③阅读昌耀的诗作时，我们往往从其雄浑、豪迈的诗句中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惠特曼式”的激情和坚定执著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气质方面的类似，正是惠特曼诗歌对昌耀创作风格影响的表征。
昌耀曾经说过，真正能引起他的敬意并感动的是“为人生”的诗人④，惠特曼正是一位为民主和自由的人生而不屈不挠、奋斗一生的诗人。在他的《草叶集》中，始终涌动着一种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豪迈气概，在他流畅、跳跃的诗思中渗透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他用手中的笔表达着对民主和自由坚定的信念和执著的追求，但他歌颂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却不被世人所理解，《草叶集》一经出版便在美国文学界迎来了无情的冷落、诽谤、嘲笑和辱骂，但惠特曼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相反，他更加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依然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大量歌颂与捍卫民主与自由的诗章，正如他在长
诗《自己之歌》中自比为苍鹰，“一点也没有被驯服”，并且将“永不改变，我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狗叫般的粗野的呼声”。这些诗篇是诗人对理想与信念执著追求的佐证，也是他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气质的真实表露。
与惠特曼的诗歌一样，昌耀的诗中也充斥着一种为人生理想而执著奋斗的激情，他对惠特曼诗作中向往自由的民主精神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同，他认为惠特曼的诗不但“体现出他的民主精神”⑤,而且是一种有气度的诗⑥。从昌耀的诗文中我们也能够体味出诗人终生信守的政治抱负，以及他执著的追求精神，能够感受到他内在的那种激进的理想主义精神。
昌耀和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的许多青年诗人一样，为响应“开发大西北”的号召来到了祖国的西部高原。这位投身于祖国西部建设的热血青年，从一开始就对这块神奇、雄伟的土地，充满了好奇与敬畏，这块有着原始野性的荒漠，使他蓬勃的激情得以宣泄，使他昂扬的英雄主义精神有了叙写的载体。
虽然诗人后来因为两首小诗而无辜罹难，被发配到农场、工地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这位“大山的囚徒”，面对多舛的命运并没有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相反，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诗作中，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透射出一种豪迈、雄浑的英雄主义气概。“地平线上那轰隆隆的车队/那满载钢筋水泥原木的车队以未可抑制的迅猛/泼辣辣而来，又泼辣辣而去/轮胎深深地划破这泥土。/大地啊，你不是早就渴望这热切的爱情？”“在他的眉梢，在他的肩项和肌块突起的/前胸，铁的火屑如花怒放，/而他自锻砧更凌厉地抡响了铁锤。/他以铁一般铮铮的灵肉与火魂共舞。”这层递的句式，饱满的激情，与惠特曼式的诗体何其相像！我们从这些诗中不仅可以感受到诗人对建设者们致以的崇高敬意，而且也体会到了他参加祖国建设的那份热情。
昌耀后期的创作风格虽然有所转变，往日昂扬的激情和豪迈的诗句渐趋减弱，许多诗作呈现出古奥艰涩、意念迭繁的语体特色，诗歌主题也转向了荒诞与宿命，但仔细研读他的诗作依然可以聆听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声，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片崇高理想寄居的圣地。他用欣喜的眼光探索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初城市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卖冰糖葫芦者”成了他笔下的一道风景，都市中矗立的一座24部灯的铁塔，在他眼中变成了“24朵金花”“24只金杯”。他热情地赞美那从橘红的、杏黄的、钙灰色的国土上逶迤而去的“条状的钢铁运动”和每晚风暴般颤动在城市空际的光之丛林。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自诩为“梦
幻‘乌托邦’的痴人”，“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这个“大同胜境”，则是诗人所“看重的‘意义’”，亦是他“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他甚至宣称将“一生羁勒于此，既不因向往的贬值而自愧怍，也不因俱往矣而懊悔。如谓我无能捍卫这一观点，但我已在默守这一立场……”这段内心真实的告白，可以说是诗人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最好印证，也是他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和雄浑诗风的根基。
昌耀所信仰的“大同胜境”不正是惠特曼所倾尽全力讴歌与奋斗的理想中的民主社会吗？他们都是时代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主义的卫士，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捍卫者，但他们不屈服于命运、坚守信念的精神气质，却是极其相似的！
二
惠特曼在其诗作中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寄寓在他所熟悉与热爱的自然意象之中。他以乐观的笔触描写大自然，在他的笔下，大自然不是人的对立物，也不是人发泄痛苦的消极承受者，而是活跃向上使人感受到自豪和满足的精神实体。
生长于海边的惠特曼，对这流动的客体情有独钟，江河大海是他诗歌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他在早期的诗歌中就唱道：“看哪，这里是无边的大海，/在它的胸脯上一只船出发了，张着所有的帆，/甚至挂上了她的月帆。”在《从滚滚的人海中》中，诗人深情地说：“我爱，和平地归回到海洋去吧，/我爱，我也是海洋的一部分。”在后期的诗作中，诗人再次直抒胸臆:“啊，我们已再也不能等待，/我们也起航呀，灵魂，/我们也欢乐地驶入茫茫大海，/驾着狂喜的波涛无畏地驶向陌生之地，/在飘荡的风中（灵魂哟，你紧抱着我，我紧抱着你，）/自由地吟咏着，唱着我们赞美上帝的歌，/唱着我们愉快的探险的歌。”由此可见，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大海”这个审美意象不仅使其诗歌境界更加雄阔、恢宏，而且成为了诗人感情的载体和精神特质的象征。诗人借“大海”的意象表明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自然和心灵世界的不懈探索。
行走在高原上的昌耀，对诗歌意象的选择深受惠特曼的影响，也将大自然的景象作为他诗歌创作中的主要意象，借以表达内心独特的感受和精神内核。高耸雄浑的大山、矫健翱翔的雄鹰以及灼烁热烈的太阳，构成了诗人心灵的向往和精神的图腾，也构成了诗人宏阔的胸襟与气度。在昌耀的诗歌中，自然的高原与内在的生命是浑融一
体的，自然中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生命中蕴含着自然的悍野和诗意。高原的山，在昌耀笔下是一个被生命化了的意象，“啊，边陲的山，/正是你闭塞一角的风云，造就我心胸的块垒峥嵘。/正是你胶粘无华的乡土，催发我情愫的粗放不修。”这片“被称为野性的土地”，给予了诗人无穷的诗意，也呈露出他坚韧不屈的精神意志。
除了以大自然作为抒写各自精神内涵的意象之外，两位诗人在诗歌中都创造了一个象征其精神特质的视觉意象，它既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外化，也是贯穿于整个诗作的核心理念。
在惠特曼的诗歌中，诗人创造了一个“我”这样的视觉意象。这个“我”是一个强烈追求个性解放，极端蔑视神灵权威，并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抒情形象。诗人在《自己之歌》中自豪地宣称：“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就是一切的一切的神灵，这充分显示了诗人的自我意识。他认识到个体人的伟大，他曾赞颂人是“伟大的宇宙，万物的联系，何等的完美!”认为宇宙间没有什么比人更神圣的东西，所以他要尽情地表现“我”。他说：“我所讲的一切，将对你们也一样适合，/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可见，惠特曼笔下的“我”不只是诗人自己，而且是一个综合的形象。他们富于理想，蔑视法规，勇于创新；他们精力充沛，力量无穷。这样的“自我”形象在《草叶集》的许多诗篇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与放大，体现了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惠特曼诗歌中所塑造的这样一个健康、乐观、强悍的“我”，是昌耀极其欣赏与仰慕的。他认为这个人体形象在惠特曼笔下写得如此“醇厚、醉人”，“可以看作是具有生命、性力、完美的大自然本身”⑦。受此影响，昌耀在其诗歌中也创造了一个代表大自然的“巨人”形象，这个诗人意念中的英雄以其形体和精神的高大屹立于大地河汉之间，怀着“生命的渴意”，“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驻马于赤岭之敖包”，“俯首苍茫”，聆听着河流的“呼喊”和冰湖的“坼裂”，感受着“苏动的大地诗意”。这种巨人情怀和英雄情结在诗人笔下具化为“赶路人”和“攀登者”的形象，他们在驼峰、马蹄、汗水、血迹、太阳般的燃烧和死亡般的沉寂中走进高原和生命的深处，把生命的征服、坚守和渴望表现得惊心动魄：“峡谷，我听到疾行的蹄铁/在我身后迫近。我不甘落伍。/而我听到疾行的蹄铁如飞掠的蝙蝠/在我身后迫近。我不敢懈怠。”“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我的指关节铆钉一般/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
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啊，此刻真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我为伍。”诗人笔下的“赶路人”和“攀登者”表现了一种对生命的坚持和对信念的执著，从前行和攀登的身影中体现出来的强悍和苦难便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归根结底是对生命的关切，是对生命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意志和毅力、激情和憧憬、崇高和伟岸的敬重，也是对高原体内流布的孕育了人的生命的“倔强的精灵”的崇拜。这种巨人形象的塑造，“与西部壮烈的土地、强悍的人种形成恰如其分的对应与契合”，使得昌耀诗歌中蕴含的开拓奋进精神显得内在、激烈而持久。
昌耀与惠特曼笔下的“巨人”与“我”，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是人类社会的缩影。诗人在表达内在情感与主体精神时，虽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视觉意象，但在诗作中，他们将感官的意象和内在的精神融合得天衣无缝，这种精神内涵和生命意志的交融，彰显出一种刚烈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构建出一个民族性格的精魂和骨架。
三
昌耀和惠特曼是两位并不经心于形式却又刻意寻求艺术完美的诗人，他们从不按既定的模式写诗，但是，他们忠实于自己真实的思想感受，忠实于自己独特的艺术自由原则，他们的诗歌所抒发、赞美的是为了理想与信念所激发出的生命活力，这种流动着的、奔放的激情，用传统的格律诗歌的形式已经难于包容，冲破传统格律已成必然。因此，他们找到了自己思想的载体，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他们都是诗体解放的主张者和实行者，他们的诗歌形式趋向于散文化，形式自由，不拘一格，主张语言简朴、诚挚、坦率，直抒胸臆，不以传统诗体的格式来拘泥诗意的表达。
惠特曼被称为“现代抒情诗最伟大的形式革新者之一”，他认为:“最好的歌唱家并不就是声音最柔润而洪亮的人……诗歌的愉悦也并不属于那些采用最漂亮的韵律、比喻和音响的作品。”⑧主张为了描述宇宙万物的规律以及它们的创造力和丰富性，必须避免传统的诗艺常规，即押韵、格律等。惠特曼完全背离了英语诗学的传统，他的诗是一种崭新的自由诗体(free verse)，是属于“鼓舞调”，雄浑粗犷，给人以“听军歌军号军鼓时的感觉”，具有豪放不羁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他创造了一种既无韵脚又无格律而充满抑扬节奏、类似演说的狂文体(rhapsodic verse)，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自由诗体。他的诗行的节奏和用词造句与散文十分相近，他的诗体结构自由，诗行长短不一，不以传统的抑扬格或扬抑格等为顿挫单位，而是以断句作为韵律的基础，以短语、短句为顿的单
位形成语调、语气急徐高低的自然结构。就诗的表现形式而言，惠特曼用自己的实践铺开了西方自由体诗的创作道路；从诗的目的来讲，他用诗歌来热情歌颂自我，歌颂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民主与自由，字里行间充满着奔放、欢乐的情绪。
惠特曼自由奔放的诗体风格无疑对昌耀的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昌耀的诗作，不仅涌动着惠特曼诗作中宏阔的磅礴之气，而且他那不拘泥于形式的自由多变的诗体结构呈现出了与惠特曼的自由诗体极其相似的美学特质。
昌耀曾坦言自己是“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践行者，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之与否，我以心性去体味而不以貌取。”“诗美流布天下随物赋形不可伪造。是故我理解的诗与美并无本质差异。”“无论以何种诗的形式写作，我还是渴望激情——永不衰竭的激情，此于诗人不只意味着色彩、线条、旋律与主动投入，亦是精力、活力、青春健美的象征……”⑨较诗的外在形式而言，诗人更注重诗的内在韵律，内在情感，而诗体的分行与否在诗人看来只是视诗情表达的需要而定，他说：“我所称之的随笔，是有着诗的隽永、旨远而辞文自由成章的一种。无妨看作诗。”“在我极为有限的篇目里，分行文字的比重也是日渐缩小的趋势。”⑩
昌耀不仅提出了这样一种诗学观，而且在创作中也是这样实践的。他的长诗《慈航》，不仅不押韵，诗节也没有定式，有时三五行一节，有时一行便是一节，有时则二三十行一节。句子长短不一，悬殊极大，意尽则句断，或者意未尽而换行。诗中则大量使用了破折号、删节号、省略号等，这些不定式的分行以及语言符号的使用，使他的诗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诗人在这里追求的是语言最本质的效果，是与人类的情感共通的形式载体。昌耀认为，语言是“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而创造并被感应的音义编码。语言，其本质是示人理解及铭刻于心”。诗人自由的语言风格正是基于对语言的这种最本质的理解而达到的。这语言的自由，可谓天机自动，是随意伸缩、变化无穷的诗情诗思的呈现。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于语言所筑之家中。”在昌耀看来，精神是依赖语言而存在，借助语言而高扬与提升的，并释放出绚烂的灵光。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昌耀在他的流放地悄悄地活着，体验着人生；作为诗人，他以一种质地异常坚硬的诗歌表明了他生命的属性
。他沉郁内忍，强悍坚毅，在贫瘠、空阔的西部拯救和捍卫着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他用充满智慧和灵性的语言表现深刻的生命苦难，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弥散着神性的光彩和不朽的精神。诚如诗人所言：“我的绿色希望以语言形式盛在餐盘任人箸/我们习惯了精神会餐。”诚然，这种散文化的诗体形式也正是昌耀精神气质的最佳表现方式。
昌耀与惠特曼是中外诗歌发展史上两位卓尔不群的诗人，他们写作的契机，是来自于内心深处激起生命热情的人生信念，来自于提纯与净化生命理想的精神理念。他们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坚强的信念与执著的精神，是拨动世人心弦的强烈音符，他们的自由体诗歌如同一条汹涌澎湃、激荡起伏的河流，将诗歌的节奏、韵律之美都蕴含在这流动之中，冲击着读者的心灵。虽然对昌耀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还有许多作家，但从其诗歌的精神气质、审美意象以及诗体风格等方面而言，惠特曼诗歌对其创作的影响无疑是直接而又深刻的。
基金项目：青海民族学院校级资助项目（06D016）
作者系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水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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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野光．惠特曼研究[A]．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381．．
②③④⑤⑥⑦⑨昌耀．昌耀诗文总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621，856，164，855，800，745．
⑧[美]惠特曼．草叶集（下册）[M]．楚图南，李野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171．
⑩昌耀．昌耀近作[J]．人民文学，1988，（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