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伟大与局限
——兼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周美超
对一个历史人物，要想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应该采取远观近看的态度。所谓近看，就是要走进人物所处的时代，感受其在特定时代的人生追求和内心的矛盾；所谓远观，就是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用现代的思想和方法去审视历史人物，以获得更为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唯有近看，我们才能走进人物的内心，了解其真实的想法和追求，把握其思想、行为对于特定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不至于以现代人的观点进行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是研究古人的目的无疑是要有益于世，有益于现代人们，所以，我们又不能不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和局限性进行考察。
譬如杜甫。一方面，人们只是觉得他如何如何崇高、伟大，没能充分认识其历史的局限性，或者由于偏爱，从心底里不愿提及他的局限和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对于他的伟大，也总是觉得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即，因此不能把它化为实际的动力，用以指导现实的人生。这说明人们对他的认识还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我在带学生学习冯至先生的《杜甫传》的时候，就力求让学生明白两个问题。第一，杜甫的伟大并非可望不可即的，而是一种平凡的伟大，即身逢乱世，历尽坎坷，仍然坚守最初的理想，不断追求，不断超越，不断成长，在深味人生的苦难中推己及人，成为人民苦难的代言人，并最终实现个人精神和人格的升华。杜甫并非天生的圣哲，其伟大、崇高是环境使然，更是个人的追求使然。所以，一个人只要心中有伟大的理想、伟大的信念，并为之奋斗不止，也就不难达到“圣’的境界，哪怕他最初是个极其平凡的人。这正是杜甫的意义所在。第二，杜甫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他对自己一生未能真正出仕总是耿耿于怀，苦恼不堪，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说白了，他把做官当作他唯一的人生追求，虽然他做官的目的是为了淳化“风俗”（“再使风俗淳”），是为了人民，但他始终越不过“君”这个藩篱（“致君尧舜上”）。他的一生似乎就是逐君的过程，哪怕在个人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之下，哪怕是在知道国君昏聩糜烂，根本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背弃国君。安史之乱，他亲眼目睹了百姓生活的凄惨，也知道这是朝廷的昏暗所至，但他还是寄希望于唐肃宗，以致不顾一切，义无反顾，死里逃生，追到灵武，追到凤翔，想方设法到皇帝的身边。在凤翔，他蓬头垢面，衣不蔽体，拖着一双破鞋，跪倒在肃宗面前。但又怎么样呢？短短三个月，一个空头的左拾遗，使他备受屈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清醒，几经曲折，再次回到长安，又再次狼狈离开长安。这最后一次的离去，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值得庆贺，因为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使他最终走向人民，进而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他却有被遗弃的感觉，十分伤心：“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即使后来漂泊西南，贫病交加，他还是恋恋不忘已经黑暗无比的朝廷和昏庸无比的皇帝，恋恋不忘自己的仕途之梦。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其辛酸，其愤激，其对做官的期望，还是那样强烈。所以，杜甫心目中这条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仕途之路，是一种并不十分明智的选择，不能不让人为之惋惜！
杜甫寄希望于朝廷，寄希望于在仕途上一展才能，这当然无可厚非，我们也不能脱离时代苛求于他。问题是，他寄希望于一个腐朽的朝廷，寄希望于腐烂的君主，实质就是对皇权的崇拜和迷信，这种崇拜和迷信必然导致对自身个体生命意义的忽视，阻碍个体价值的最大实现。想一想，如果杜甫能像李白那样早年就毅然地回转身，则会免去多少矛盾和痛苦，且也不一定就写不出伟大灿烂的现实主义诗篇出来。但杜甫没有。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就会发现，这个杜甫没有，历史上无数个杜甫也都没有。这一个杜甫最终还在诗歌中实现了自己，无数个杜甫呢，只能是湮灭无闻了。更可怕的是，这种仕途理想，这种权力崇拜，被误以为是爱国爱民的唯一途径，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久而久之，便扎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以致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做官、逐权还是许多人一生的最大梦想。所以，在中国，不难理解，权力为什么总被一些人发挥到极致，也不难理解，权力为什么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这大大阻碍了整个国家的民主的进程。
崇高与平凡，伟大与渺小并不是水火不容的，相反，常常有机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凡人也有崇高、伟大的一面，伟人也有平凡、渺小的一面。我们在颂扬一个人崇高、伟大一面的同时，不讳言其平凡、渺小，才称得上是对历史人物的真正尊重，也才谈得上是最客观、最准确的评价。特别是对那些所谓的“伟人”“圣人”，如果我们不能辨证地分析和对待的话，其局限，其不足，其缺点往往混杂在“伟大”“崇高”之中，一样被后人顶礼膜拜，其危害可想而知。甚至超越那些贪官污吏、汉奸国贼。因为一个是显见的，影响是短暂的，一个是深藏的，影响是长远的。因此，对一个人，我们应该采取平视甚至俯视的姿态，绝不能仰视甚至跪视，哪怕他是“伟人”，哪怕他是“圣哲”。 鲁迅先生对杜甫的评价
鲁迅对杜甫的评价：“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曾经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记》等名作参与发动“五四”文化革命之鲁迅，到三十年代，岿然成为众望所归之革命文学导师，晚年与友人讨论中国文学史，以为中古之陶潜、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诗人，继而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见《文艺报》1956年20号）众所周知，鲁迅晚年在政治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惟此评论杜甫之寥寥数语，仍然与胡适笙磐同音。
可见鲁迅很推崇杜甫。他还曾经说过：“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对杜甫的个人看法。_个人评价
八月 我走进成都草堂
看见 唐朝清瘦瘦的目光
忧国忧民 透明锐利
悲愤而忧伤
穿梭时空的思维
在你的眼光里 我看见
盛唐的光辉 一闪即逝
在你的茅屋里 我听到
怒吼的秋风 冰冷剌耳
在你的诗句里 我读到
铮铮的白骨 呐喊千古
在你的草堂上空 我还看见
总有一只孤雁 成为太阳的影子
以及你那宽厚的布衣里
裹满了沧桑 而你
只用一滴眼泪
便把家园
淋湿
你的草堂
是民族精神的家园
伟人朱德的诗句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便是最好的赞美
不能和你在草堂上 相遇相识
不能和你在茅屋里 饮酒交谈
惟有在你诗圣杜拾遗像前
用深情的目光怀念
思索你诗歌的精神
你在茅屋惨淡经营的诗句
那是在苦难艰难中挣扎
我知道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八月
你家园的天空 秋风怒号
你和你的妻儿在黑暗和冰冷中 叹息
就是南村的孩子
都欺你老无力
今夕何昔了
我们的家园已充满温馨
我们的孩子已在千万间
用水泥和钢筋构筑的房屋里
用你的诗歌 取暖
读你的诗句 怀念
一位名叫杜甫的号称诗圣的
唐朝 诗人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
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采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
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杀害，被李希烈杀害。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伦理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
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人，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
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
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呻吟，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其他回答1： 可怜的文人
百年扫描 沉郁顿挫 合神若契 审美阐释
杜甫研究是唐代文学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而杜甫“沉郁顿挫”格调的百年研究，又是杜甫研究的热点和核心。但是，关于杜诗“沉郁顿挫”格调风格的解读，却是仁智各异，莫衷一是。
一、杜诗“沉郁顿挫”格调研究百年扫描
杜诗“沉郁顿挫”格调研究的百年进程，与中国百年历史进程和社会思潮约略相依相随，起落兴衰大致相应。倘要分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上半叶——50年代至70年代（建国至“文革”后）——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新时期）。这三个时期关于“沉郁顿挫”研究的队伍、成果和方法，较为明显地与百年中国历史进程联系是遥相呼应的。20世纪前五十年，是杜甫“沉郁顿挫”格调学术研究观点思想的建立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摈弃了旧式研究方法，开一代学究风气。梁启超《情圣杜甫》和胡适《白话文学史》，皆对杜诗的“沉郁顿挫”格调作过阐释分析，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的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那时研究出来的重要成果至今仍具有指导性。建国至“文革”前后约30年，是杜诗研究的特殊过渡期，关于“沉郁顿挫”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虽然文学性较弱，但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及《杜甫诗选注》中关于“沉郁顿挫”的看法，不乏真知灼见。80年代至21世纪初叶，属于杜诗研究的黄金时期，杨义、莫砺锋等人，两代学者会聚在同一时代，对杜诗“沉郁顿挫”提出了不少新鲜观点。成都和《杜甫研究学刊》，成了名符其实的杜诗研究重镇，杨义、胡可先等人对“沉郁顿挫”诗风的解读话语虽不尽相同，但其诠释赏析思路和指向，却是大体相通的。尤其是冯至《杜甫传》、朱东润《杜甫叙论》、陈贻焮《杜甫译传》、莫砺锋《杜甫译传》等研究著述，对杜诗“沉郁顿挫”从文学理论、人文社会学等诸多层面和角度作了十分中肯的解说，虽然这些阐发和解读，大多散见于杜甫生平事迹叙说和诗篇创作简介及文艺观的阐发之中，但细细领悟，稍加采集整理，便是关于杜诗“沉郁顿挫”的宏篇大论。
二、杜甫“沉郁顿挫”内涵探源
杜甫在他《进表》中曾云指出：“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杨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据此，后世论者普遍皆以“沉郁顿挫”来概括杜诗的基本主导创作风格。事实上，在杜甫以前，“沉郁”与“顿挫”是分别独立使用的概念，并非组合而用。有例为证：屈原《九
章·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同„郁‟）而莫违”；陆机《思归赋》：“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刘歆《与杨雄书从取方言》：“非子云澹雅之子，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钟嵘《诗品序》：“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不能看出，屈原与陆机笔下的“沉郁”，皆含有沉闷抑郁之意，可引申为“悲慨”之义；刘歆、钟嵘所言“沉郁”，是指深沉、深刻或深沉之思。把“沉郁”作为诗词高尚风格者是晚清的词学大师陈廷焯，必须指出，陈廷焯提出的“沉郁顿挫”说与杜甫所言的“沉郁顿挫”，虽然其要旨指向一致，但其涵义则各有侧重，不尽相同。杜甫把“沉郁”与“顿挫”组合在一起的，反映了他对诗歌格调与时代底蕴水乳交融的认识和把握的深度和广度，体现着杜甫的艺术创作主张和文艺理论思想倾向。我们认为，要确切地阐发“沉郁”之义，必须弄清“顿挫”之意蕴。因为“沉郁”与“顿挫”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而浑然一体。 其实，“顿挫”用来表现诗词艺术风格时，其基本意蕴并不复杂。陆机在《文赋》中早就指出：“箴顿挫而清壮”，张铣注：“顿挫，犹抑折也。”“抑折”亦即“曲折”之意。“顿挫”常因语境不同，其涵义有别：《后汉书·郑孔荀传赞》：“北海天逸，音情顿挫”中的“顿挫”，指作品语言、声调和情感的抑扬起伏；而钟嵘《诗品上·齐吏部谢眺》：“眺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中“顿挫”则是指言谈举止时感情节奏抑扬起伏有致。王运熙、杨明在解释陆机《文赋》“箴顿挫而清壮”时指出：“顿挫用于文学，指作品声调的停顿转折”有致。由此可见：杜甫“沉郁顿挫”的本意，其内涵和引申义不但意蕴精深博大，而且意旨丰繁笃厚，是诗人诗歌思想情感内容美和艺术表现形式美的和谐完美的统一，是杜甫对自己理想中的格调佳境的最准确的概括和表述。
三、杜诗“沉郁”格调的审美途径
在安史之乱这个忧患深重的时代，杜甫在《春望》里，失望中常隐含着希望；诗人在《北征》中，在对现状无能为力中隐藏着痛苦的顽强抗争。在杜甫悲剧心态的背后，蜿蜒连接着忧患时代沉重的辙印与“诗圣”血泪斑驳的心路历程。
杜诗无愧于“史诗”。而中国“史诗”大抵有两种传统：一是班固的“叙述史实”法，二是左思的“叙事咏怀”法。杜甫的“史诗”融班固与左思之长，既有对安史之乱细节的精雕细刻，又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在杜诗的笔下，诗人不仅是史实的见证人和叙述者，更是忠实的当事人和评论者。杜甫最急于表现的不仅是安史之乱，而且是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是诗人身处悲剧性时代的充溢于胸中的悲感情绪。杜诗不拘泥于史实的细枝末节，而着重抒发史实所引发出来的个人情感，有时甚至干脆为了抒情而寻找典型的细节作为叙述的载体。诗人高明之处是将安史之乱已凝固的相对静止的史实形式，用流动的情感内容表现出来，因而显得栩栩如生。诗人叙述的是“眼中的史实”，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色彩由沉重的感伤与冷峻的理性复合而成。在感伤情绪层下流动着诗人对史实的思索，思索给感伤以力度，赋予它沉郁深厚的特色；感伤濡染着思索，使思索不免于苦闷迷惘的困扰。正如杜甫《倦夜》所描写的那样，诗人为国事而心寒，心寒而知竹凉、露重、星稀、萤暗、鸟呼，这“万事”皆因蕃兵“干戈”骚乱而致。“空悲”乃点睛之笔，因“干戈”而生“万事”的孤寂处境跃然纸上。浓郁沉重的“空悲”感伤生长于诗人苦痛的内心，没有安史之乱的重创和民族遭殃的惨状心理基础，不经血泪的滋养润育，哪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沉哀和悲怆？
杜甫诗作的感伤基调与思考相融合而形成的“沉郁”，往往无爆发式的情感宣泄，更多表现为“弥散式”的情绪渗透。诗人往往将沉郁的感伤弥漫于史实画面或现实生活物象之中，呈示出深婉而浑厚、浓重而朦胧的悲剧美。感伤是低回哀婉的，思考是净静而深沉的，杜甫这类诗的基本特征规定了杜诗“弥散式”的情感表现方法。诗人一般不纵情直抒胸臆，而宁愿将情感“弥散于”特定的事物或自然的画面意象之中来显现内心。浓郁的感伤构成环境和色彩，濡染着想象中的浮雕画面与现实中的自然物象并互相渗透、融汇，幻化并创造出凄恻动人的美的意境。杜甫在《孤雁》里表现出惶恐和焦虑的心情令人感动，诗人正如
眼帘的那只孤雁，被思念缠绕着，被痛苦煎熬着，因追寻不到失散伴群而不停地飞鸣着。字里行间，情深意沉，血泪浓郁，悲痛欲绝。正如浦起龙所析：“惟念故飞，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惟念故鸣，哀多矣而鸣不绝，如更闻其群而呼之者。写生至此，天雨泣矣！”显然，与其说呼号寻觅失散的雁群，毋宁说是诗人在动乱时代渴望追踪国泰民安的“煌煌太宗”盛世。诗人选取孤雁的意象寄托深沉的伤感，烘托凄凉冷寂的气氛，渲染离别失散的迷茫心境，倍增悲剧色彩浓郁度。杜诗这种情感表现的“弥散式”特点，体现了安史之乱动荡时代里文人抒情诗的悲剧审美化方向。杜诗蓄力营造其“沉郁”悲剧美时，不去摹写激扬壮烈的气势，而是显现深婉朦胧的意境。唯其深婉，方显诗百折千回，凄恻动人；唯其朦胧，方可显示情感范畴的不确定性和超越性。这种悲剧美虽不能产生强烈震撼人心的力量，但由于意境的博大渺远，内蕴的深沉笃厚，物象的幻化飘然，情感的朦胧幽深，能让读者在回肠荡气中共鸣净化，顿悟升华。
四、杜诗“顿挫”节奏声律创新之特色
中国古典诗歌的声律节奏，一方面为创作设立了严格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诗歌语言高度凝练。杜甫作诗常在格律许可的范围内，采用倒装语序，他有时甚至冲破诗的声律格式，变换韵脚节奏格局，创造“顿挫”节奏形式美，去为“沉郁”的情感内容美服务。格律在杜甫手中并未成为束缚艺术创作的绳索，而把它作为一种必要的形式手段。诗人时常通过创设“顿挫”的节奏形式，畅快自如地表现“沉郁”深厚的思想情感，从而使“沉郁”的思想情感内容借助“顿挫”的节奏形式获得更新更深的意蕴和效果。杜甫正是这样一位自觉接受唐诗声律限制而又不囿于其格律，进而不断创新语序节奏的技艺惊人的“诗圣”和“情圣”。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靠调整语序，将司空见惯的烂熟句，安排在一种新的“顿挫”的语序节奏中，强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沉郁”怆凉的意境，使全诗翻出了新意。杜甫常常在模糊和陌生化的语境里，因不断置换调整字序词序，用“顿挫”节奏展示“沉郁”之调，从而赢得了诗歌全新的艺术生命。杜诗常采用倒装句来避免平板和浅露，造成突兀、“顿挫”、奇特“沉郁”的语感效果。事实上，“诗用倒字倒句法，乃觉劲健”。“杜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峻而体健，意亦沉稳”。
杜甫的拗体律诗常常被人们讥讽指责。殊不知，正是杜甫创制的拗体律诗，充分创设“顿挫”的节奏形式，去充分展示杜诗“沉郁”的思想情感内容。《白帝》是一首拗体律诗，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寓居夔州期间。它打破了固有的格律，以古调或以民歌风格掺入律诗，创设奥峭顿挫的节奏形式，突现其奇崛沉郁的思想情感，表现出杜诗“沉郁顿挫”格调特色。“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诗的首联运用民歌的复沓句法，描绘峡江云雨翻腾的奇险景象。杜甫用俗语入诗，再加上音节奇崛，不合一般律诗平仄。诗人大胆创设“拗拙顿挫”之声律，表现劲健沉郁之气骨。“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诗的颔联一反首联的拗拙，对仗十分工巧，颈联与颔联一样运用当句对，但形式却翻新，将包含相同词素的词语置于诗句的前后部分，形成一种纡徐回复、一唱三叹的语调，改颔联急促“顿挫”节奏为颈联回环反复之韵致，援引出尾联摧人肝肠的哀诉：“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收获的秋季尚且处处充斥着寡妇的哀哀恸哭之声，更况春夏冬季？杜甫用“何处村”的顿挫焦虑的茫然问语，营造出一种苍茫沉郁的悲剧氛围。杜甫运用多层次的“顿挫”节奏的变幻，致使原本就沉郁深邃的意境更加跌宕凄怆。七律《白帝》，疏密有致，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开阖有度，抑扬得法，意象浑然天成，堪称杜甫“沉郁顿挫”之典范杰作。
如果诗是民族的耳朵、人民的眼睛，那么杜甫便是唐代的骄子。综上所述，杜诗“沉郁顿挫”的格调正是“盛唐之韵”转变成“中唐之音”的充满悲剧美的音符，这是诗圣杜甫血溶于诗的审美创新，这种“沉郁顿挫”格调唱响了杜甫爱国主义伟大乐章的主旋律，铸就了唐诗的金
碧辉煌。
杜甫的伟大与局限
——兼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周美超
对一个历史人物，要想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应该采取远观近看的态度。所谓近看，就是要走进人物所处的时代，感受其在特定时代的人生追求和内心的矛盾；所谓远观，就是要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用现代的思想和方法去审视历史人物，以获得更为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唯有近看，我们才能走进人物的内心，了解其真实的想法和追求，把握其思想、行为对于特定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不至于以现代人的观点进行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是研究古人的目的无疑是要有益于世，有益于现代人们，所以，我们又不能不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和局限性进行考察。
譬如杜甫。一方面，人们只是觉得他如何如何崇高、伟大，没能充分认识其历史的局限性，或者由于偏爱，从心底里不愿提及他的局限和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对于他的伟大，也总是觉得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即，因此不能把它化为实际的动力，用以指导现实的人生。这说明人们对他的认识还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我在带学生学习冯至先生的《杜甫传》的时候，就力求让学生明白两个问题。第一，杜甫的伟大并非可望不可即的，而是一种平凡的伟大，即身逢乱世，历尽坎坷，仍然坚守最初的理想，不断追求，不断超越，不断成长，在深味人生的苦难中推己及人，成为人民苦难的代言人，并最终实现个人精神和人格的升华。杜甫并非天生的圣哲，其伟大、崇高是环境使然，更是个人的追求使然。所以，一个人只要心中有伟大的理想、伟大的信念，并为之奋斗不止，也就不难达到“圣’的境界，哪怕他最初是个极其平凡的人。这正是杜甫的意义所在。第二，杜甫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他对自己一生未能真正出仕总是耿耿于怀，苦恼不堪，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说白了，他把做官当作他唯一的人生追求，虽然他做官的目的是为了淳化“风俗”（“再使风俗淳”），是为了人民，但他始终越不过“君”这个藩篱（“致君尧舜上”）。他的一生似乎就是逐君的过程，哪怕在个人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之下，哪怕是在知道国君昏聩糜烂，根本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背弃国君。安史之乱，他亲眼目睹了百姓生活的凄惨，也知道这是朝廷的昏暗所至，但他还是寄希望于唐肃宗，以致不顾一切，义无反顾，死里逃生，追到灵武，追到凤翔，想方设法到皇帝的身边。在凤翔，他蓬头垢面，衣不蔽体，拖着一双破鞋，跪倒在肃宗面前。但又怎么样呢？短短三个月，一个空头的左拾遗，使他备受屈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清醒，几经曲折，再次回到长安，又再次狼狈离开长安。这最后一次的离去，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值得庆贺，因为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使他最终走向人民，进而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他却有被遗弃的感觉，十分伤心：“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即使后来漂泊西南，贫病交加，他还是恋恋不忘已经黑暗无比的朝廷和昏庸无比的皇帝，恋恋不忘自己的仕途之梦。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其辛酸，其愤激，其对做官的期望，还是那样强烈。所以，杜甫心目中这条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仕途之路，是一种并不十分明智的选择，不能不让人为之惋惜！
杜甫寄希望于朝廷，寄希望于在仕途上一展才能，这当然无可厚非，我们也不能脱离时代苛求于他。问题是，他寄希望于一个腐朽的朝廷，寄希望于腐烂的君主，实质就是对皇权的崇拜和迷信，这种崇拜和迷信必然导致对自身个体生命意义的忽视，阻碍个体价值的最大实现。想一想，如果杜甫能像李白那样早年就毅然地回转身，则会免去多少矛盾和痛苦，且也不一定就写不出伟大灿烂的现实主义诗篇出来。但杜甫没有。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就会发现，这个杜甫没有，历史上无数个杜甫也都没有。这一个杜甫最终还在诗歌中实现了自己，无数个杜甫呢，只能是湮灭无闻了。更可怕的是，这种仕途理想，这种权力崇拜，被误以为是爱国爱民的唯一途径，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久而久之，便扎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以致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做官、逐权还是许多人一生的最大梦想。所以，在中国，不难理解，权力为什么总被一些人发挥到极致，也不难理解，权力为什么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这大大阻碍了整个国家的民主的进程。
崇高与平凡，伟大与渺小并不是水火不容的，相反，常常有机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凡人也有崇高、伟大的一面，伟人也有平凡、渺小的一面。我们在颂扬一个人崇高、伟大一面的同时，不讳言其平凡、渺小，才称得上是对历史人物的真正尊重，也才谈得上是最客观、最准确的评价。特别是对那些所谓的“伟人”“圣人”，如果我们不能辨证地分析和对待的话，其局限，其不足，其缺点往往混杂在“伟大”“崇高”之中，一样被后人顶礼膜拜，其危害可想而知。甚至超越那些贪官污吏、汉奸国贼。因为一个是显见的，影响是短暂的，一个是深藏的，影响是长远的。因此，对一个人，我们应该采取平视甚至俯视的姿态，绝不能仰视甚至跪视，哪怕他是“伟人”，哪怕他是“圣哲”。 鲁迅先生对杜甫的评价
鲁迅对杜甫的评价：“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曾经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记》等名作参与发动“五四”文化革命之鲁迅，到三十年代，岿然成为众望所归之革命文学导师，晚年与友人讨论中国文学史，以为中古之陶潜、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诗人，继而又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见《文艺报》1956年20号）众所周知，鲁迅晚年在政治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惟此评论杜甫之寥寥数语，仍然与胡适笙磐同音。
可见鲁迅很推崇杜甫。他还曾经说过：“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对杜甫的个人看法。_个人评价
八月 我走进成都草堂
看见 唐朝清瘦瘦的目光
忧国忧民 透明锐利
悲愤而忧伤
穿梭时空的思维
在你的眼光里 我看见
盛唐的光辉 一闪即逝
在你的茅屋里 我听到
怒吼的秋风 冰冷剌耳
在你的诗句里 我读到
铮铮的白骨 呐喊千古
在你的草堂上空 我还看见
总有一只孤雁 成为太阳的影子
以及你那宽厚的布衣里
裹满了沧桑 而你
只用一滴眼泪
便把家园
淋湿
你的草堂
是民族精神的家园
伟人朱德的诗句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便是最好的赞美
不能和你在草堂上 相遇相识
不能和你在茅屋里 饮酒交谈
惟有在你诗圣杜拾遗像前
用深情的目光怀念
思索你诗歌的精神
你在茅屋惨淡经营的诗句
那是在苦难艰难中挣扎
我知道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八月
你家园的天空 秋风怒号
你和你的妻儿在黑暗和冰冷中 叹息
就是南村的孩子
都欺你老无力
今夕何昔了
我们的家园已充满温馨
我们的孩子已在千万间
用水泥和钢筋构筑的房屋里
用你的诗歌 取暖
读你的诗句 怀念
一位名叫杜甫的号称诗圣的
唐朝 诗人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
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采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
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杀害，被李希烈杀害。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伦理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
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人，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
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
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呻吟，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其他回答1： 可怜的文人
百年扫描 沉郁顿挫 合神若契 审美阐释
杜甫研究是唐代文学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而杜甫“沉郁顿挫”格调的百年研究，又是杜甫研究的热点和核心。但是，关于杜诗“沉郁顿挫”格调风格的解读，却是仁智各异，莫衷一是。
一、杜诗“沉郁顿挫”格调研究百年扫描
杜诗“沉郁顿挫”格调研究的百年进程，与中国百年历史进程和社会思潮约略相依相随，起落兴衰大致相应。倘要分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上半叶——50年代至70年代（建国至“文革”后）——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新时期）。这三个时期关于“沉郁顿挫”研究的队伍、成果和方法，较为明显地与百年中国历史进程联系是遥相呼应的。20世纪前五十年，是杜甫“沉郁顿挫”格调学术研究观点思想的建立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摈弃了旧式研究方法，开一代学究风气。梁启超《情圣杜甫》和胡适《白话文学史》，皆对杜诗的“沉郁顿挫”格调作过阐释分析，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的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那时研究出来的重要成果至今仍具有指导性。建国至“文革”前后约30年，是杜诗研究的特殊过渡期，关于“沉郁顿挫”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虽然文学性较弱，但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及《杜甫诗选注》中关于“沉郁顿挫”的看法，不乏真知灼见。80年代至21世纪初叶，属于杜诗研究的黄金时期，杨义、莫砺锋等人，两代学者会聚在同一时代，对杜诗“沉郁顿挫”提出了不少新鲜观点。成都和《杜甫研究学刊》，成了名符其实的杜诗研究重镇，杨义、胡可先等人对“沉郁顿挫”诗风的解读话语虽不尽相同，但其诠释赏析思路和指向，却是大体相通的。尤其是冯至《杜甫传》、朱东润《杜甫叙论》、陈贻焮《杜甫译传》、莫砺锋《杜甫译传》等研究著述，对杜诗“沉郁顿挫”从文学理论、人文社会学等诸多层面和角度作了十分中肯的解说，虽然这些阐发和解读，大多散见于杜甫生平事迹叙说和诗篇创作简介及文艺观的阐发之中，但细细领悟，稍加采集整理，便是关于杜诗“沉郁顿挫”的宏篇大论。
二、杜甫“沉郁顿挫”内涵探源
杜甫在他《进表》中曾云指出：“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杨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据此，后世论者普遍皆以“沉郁顿挫”来概括杜诗的基本主导创作风格。事实上，在杜甫以前，“沉郁”与“顿挫”是分别独立使用的概念，并非组合而用。有例为证：屈原《九
章·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同„郁‟）而莫违”；陆机《思归赋》：“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刘歆《与杨雄书从取方言》：“非子云澹雅之子，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钟嵘《诗品序》：“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不能看出，屈原与陆机笔下的“沉郁”，皆含有沉闷抑郁之意，可引申为“悲慨”之义；刘歆、钟嵘所言“沉郁”，是指深沉、深刻或深沉之思。把“沉郁”作为诗词高尚风格者是晚清的词学大师陈廷焯，必须指出，陈廷焯提出的“沉郁顿挫”说与杜甫所言的“沉郁顿挫”，虽然其要旨指向一致，但其涵义则各有侧重，不尽相同。杜甫把“沉郁”与“顿挫”组合在一起的，反映了他对诗歌格调与时代底蕴水乳交融的认识和把握的深度和广度，体现着杜甫的艺术创作主张和文艺理论思想倾向。我们认为，要确切地阐发“沉郁”之义，必须弄清“顿挫”之意蕴。因为“沉郁”与“顿挫”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而浑然一体。 其实，“顿挫”用来表现诗词艺术风格时，其基本意蕴并不复杂。陆机在《文赋》中早就指出：“箴顿挫而清壮”，张铣注：“顿挫，犹抑折也。”“抑折”亦即“曲折”之意。“顿挫”常因语境不同，其涵义有别：《后汉书·郑孔荀传赞》：“北海天逸，音情顿挫”中的“顿挫”，指作品语言、声调和情感的抑扬起伏；而钟嵘《诗品上·齐吏部谢眺》：“眺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中“顿挫”则是指言谈举止时感情节奏抑扬起伏有致。王运熙、杨明在解释陆机《文赋》“箴顿挫而清壮”时指出：“顿挫用于文学，指作品声调的停顿转折”有致。由此可见：杜甫“沉郁顿挫”的本意，其内涵和引申义不但意蕴精深博大，而且意旨丰繁笃厚，是诗人诗歌思想情感内容美和艺术表现形式美的和谐完美的统一，是杜甫对自己理想中的格调佳境的最准确的概括和表述。
三、杜诗“沉郁”格调的审美途径
在安史之乱这个忧患深重的时代，杜甫在《春望》里，失望中常隐含着希望；诗人在《北征》中，在对现状无能为力中隐藏着痛苦的顽强抗争。在杜甫悲剧心态的背后，蜿蜒连接着忧患时代沉重的辙印与“诗圣”血泪斑驳的心路历程。
杜诗无愧于“史诗”。而中国“史诗”大抵有两种传统：一是班固的“叙述史实”法，二是左思的“叙事咏怀”法。杜甫的“史诗”融班固与左思之长，既有对安史之乱细节的精雕细刻，又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在杜诗的笔下，诗人不仅是史实的见证人和叙述者，更是忠实的当事人和评论者。杜甫最急于表现的不仅是安史之乱，而且是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是诗人身处悲剧性时代的充溢于胸中的悲感情绪。杜诗不拘泥于史实的细枝末节，而着重抒发史实所引发出来的个人情感，有时甚至干脆为了抒情而寻找典型的细节作为叙述的载体。诗人高明之处是将安史之乱已凝固的相对静止的史实形式，用流动的情感内容表现出来，因而显得栩栩如生。诗人叙述的是“眼中的史实”，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色彩由沉重的感伤与冷峻的理性复合而成。在感伤情绪层下流动着诗人对史实的思索，思索给感伤以力度，赋予它沉郁深厚的特色；感伤濡染着思索，使思索不免于苦闷迷惘的困扰。正如杜甫《倦夜》所描写的那样，诗人为国事而心寒，心寒而知竹凉、露重、星稀、萤暗、鸟呼，这“万事”皆因蕃兵“干戈”骚乱而致。“空悲”乃点睛之笔，因“干戈”而生“万事”的孤寂处境跃然纸上。浓郁沉重的“空悲”感伤生长于诗人苦痛的内心，没有安史之乱的重创和民族遭殃的惨状心理基础，不经血泪的滋养润育，哪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沉哀和悲怆？
杜甫诗作的感伤基调与思考相融合而形成的“沉郁”，往往无爆发式的情感宣泄，更多表现为“弥散式”的情绪渗透。诗人往往将沉郁的感伤弥漫于史实画面或现实生活物象之中，呈示出深婉而浑厚、浓重而朦胧的悲剧美。感伤是低回哀婉的，思考是净静而深沉的，杜甫这类诗的基本特征规定了杜诗“弥散式”的情感表现方法。诗人一般不纵情直抒胸臆，而宁愿将情感“弥散于”特定的事物或自然的画面意象之中来显现内心。浓郁的感伤构成环境和色彩，濡染着想象中的浮雕画面与现实中的自然物象并互相渗透、融汇，幻化并创造出凄恻动人的美的意境。杜甫在《孤雁》里表现出惶恐和焦虑的心情令人感动，诗人正如
眼帘的那只孤雁，被思念缠绕着，被痛苦煎熬着，因追寻不到失散伴群而不停地飞鸣着。字里行间，情深意沉，血泪浓郁，悲痛欲绝。正如浦起龙所析：“惟念故飞，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惟念故鸣，哀多矣而鸣不绝，如更闻其群而呼之者。写生至此，天雨泣矣！”显然，与其说呼号寻觅失散的雁群，毋宁说是诗人在动乱时代渴望追踪国泰民安的“煌煌太宗”盛世。诗人选取孤雁的意象寄托深沉的伤感，烘托凄凉冷寂的气氛，渲染离别失散的迷茫心境，倍增悲剧色彩浓郁度。杜诗这种情感表现的“弥散式”特点，体现了安史之乱动荡时代里文人抒情诗的悲剧审美化方向。杜诗蓄力营造其“沉郁”悲剧美时，不去摹写激扬壮烈的气势，而是显现深婉朦胧的意境。唯其深婉，方显诗百折千回，凄恻动人；唯其朦胧，方可显示情感范畴的不确定性和超越性。这种悲剧美虽不能产生强烈震撼人心的力量，但由于意境的博大渺远，内蕴的深沉笃厚，物象的幻化飘然，情感的朦胧幽深，能让读者在回肠荡气中共鸣净化，顿悟升华。
四、杜诗“顿挫”节奏声律创新之特色
中国古典诗歌的声律节奏，一方面为创作设立了严格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诗歌语言高度凝练。杜甫作诗常在格律许可的范围内，采用倒装语序，他有时甚至冲破诗的声律格式，变换韵脚节奏格局，创造“顿挫”节奏形式美，去为“沉郁”的情感内容美服务。格律在杜甫手中并未成为束缚艺术创作的绳索，而把它作为一种必要的形式手段。诗人时常通过创设“顿挫”的节奏形式，畅快自如地表现“沉郁”深厚的思想情感，从而使“沉郁”的思想情感内容借助“顿挫”的节奏形式获得更新更深的意蕴和效果。杜甫正是这样一位自觉接受唐诗声律限制而又不囿于其格律，进而不断创新语序节奏的技艺惊人的“诗圣”和“情圣”。杜甫《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靠调整语序，将司空见惯的烂熟句，安排在一种新的“顿挫”的语序节奏中，强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沉郁”怆凉的意境，使全诗翻出了新意。杜甫常常在模糊和陌生化的语境里，因不断置换调整字序词序，用“顿挫”节奏展示“沉郁”之调，从而赢得了诗歌全新的艺术生命。杜诗常采用倒装句来避免平板和浅露，造成突兀、“顿挫”、奇特“沉郁”的语感效果。事实上，“诗用倒字倒句法，乃觉劲健”。“杜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峻而体健，意亦沉稳”。
杜甫的拗体律诗常常被人们讥讽指责。殊不知，正是杜甫创制的拗体律诗，充分创设“顿挫”的节奏形式，去充分展示杜诗“沉郁”的思想情感内容。《白帝》是一首拗体律诗，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寓居夔州期间。它打破了固有的格律，以古调或以民歌风格掺入律诗，创设奥峭顿挫的节奏形式，突现其奇崛沉郁的思想情感，表现出杜诗“沉郁顿挫”格调特色。“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诗的首联运用民歌的复沓句法，描绘峡江云雨翻腾的奇险景象。杜甫用俗语入诗，再加上音节奇崛，不合一般律诗平仄。诗人大胆创设“拗拙顿挫”之声律，表现劲健沉郁之气骨。“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诗的颔联一反首联的拗拙，对仗十分工巧，颈联与颔联一样运用当句对，但形式却翻新，将包含相同词素的词语置于诗句的前后部分，形成一种纡徐回复、一唱三叹的语调，改颔联急促“顿挫”节奏为颈联回环反复之韵致，援引出尾联摧人肝肠的哀诉：“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收获的秋季尚且处处充斥着寡妇的哀哀恸哭之声，更况春夏冬季？杜甫用“何处村”的顿挫焦虑的茫然问语，营造出一种苍茫沉郁的悲剧氛围。杜甫运用多层次的“顿挫”节奏的变幻，致使原本就沉郁深邃的意境更加跌宕凄怆。七律《白帝》，疏密有致，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开阖有度，抑扬得法，意象浑然天成，堪称杜甫“沉郁顿挫”之典范杰作。
如果诗是民族的耳朵、人民的眼睛，那么杜甫便是唐代的骄子。综上所述，杜诗“沉郁顿挫”的格调正是“盛唐之韵”转变成“中唐之音”的充满悲剧美的音符，这是诗圣杜甫血溶于诗的审美创新，这种“沉郁顿挫”格调唱响了杜甫爱国主义伟大乐章的主旋律，铸就了唐诗的金
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