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提出了要解放思想的问题，怎样解读其间的政策涵义？如何认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解放思想的重点领域和政治界限在哪里？这期间的确有许多有待每个思想理论工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年刚好走过了30年的路程，孔子说“三十而立”，对个人成长来说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不见得如此。因为，“而立”的标准对个人来说，不仅包括经济自立的能力，还包括大体成熟和比较稳定的世界观或文化价值观；对一个国家来说则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发达状况，而且还要包括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育程度。中国在30年前仅靠一个党的基本路线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个经济管理体制的转型（从单一计划调节逐渐转向市场调节）就使全社会从前受到压制的发展能量得到释放，从而只用20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用了200多年时间才完成的经济发展过程，创造了20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长神话。这的确让每个中华民族儿女感到自豪和骄傲。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用短短的30年时间在经济发展上用速成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赶超战略，却不可能在文化价值观上用爆发观念革命的方式去实现大跃进式的提升（而且，即使从经济体制说，改革的途程也仍然十分漫长）。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看，经济成长和发展常常可以以十年为单位进行阶段性划分，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阶段性进步却常常以百年甚至千年为基本衡量单位。为什么这种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会普通化规律化？我猜想，其间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周期差距极大；二是经济进步只要生产要素条件满足就可以通过生产扩张或技术改进来实现，而文化价值观的提升则不单单取决于推动进步的力量水平而且还受制于其提升时阻碍力量的强弱。这其间的道理人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会豁然明白：农民种地，春天只要把种子播下在正常情况下经过几个月的劳动就有秋天的收获，工人只要运用手工或开动机器就能生产出特定的产品，且其生产周期还大大短于农业。而精神产品即那些能对一定历史时期思想供求曲线产生波动效应的惊世之作常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出不来一件。其中既有文人才力不逮的主观原因，也有思想限制的客观因素在起作用。想想看：30年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创造了超英赶美的惊人纪录，但在3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过光耀古今的好文章好著作吗？我们搜肠刮肚地回忆，翻箱倒柜地检索，结果总是让人失望。看来，写出能百世流芳的好文章比古人攀登蜀道还难。 中国的好文章主要涌现于四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春秋战国之交、唐朝、宋朝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这四个历史时期可以称之为“文章天才成群结队而来”的时期（稍有差别的是：唐宋有好文章无百花齐放的思想，先秦和“五四”既有好思想又有好文章）。其中，唐朝和宋朝之所以涌现了大量天才是因为中兴之主带来的中兴之治，经济繁荣和宽松的政治氛围孕育了文化繁荣；春秋战国之交和“五四”前后之所以出现了大批文化天才则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处于转型期，其时虽未有中兴之主却也极少政治及文化管制，使得大量杰出文人能够自由自在肆无忌惮地进行思考和写作，是思想大解放催生出了成群结队的天才人物。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既不能出现成群的天才人物也不会产生传世的好文章：一是一定历史时期文人中趋炎附势和因循僵化现象普遍化；二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思想管制措施过于严厉。那么，前面说到的中国近30年内没有好文章其产生原因到底是这里设定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呢？这也许需要进行缜密踏实的国情调研和科学严格的计量检验之后才能得出大体符合实际的结论。现在应注意的问题是：30年前，我们靠邓小平提倡的解放思想催生了一整套改革开放路线，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强盛和繁荣，而今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解放思想这个老话题，显然，本轮思想解放的目标肯定就是在创造持续的经济繁荣过程中如何解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文明与政治社会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协调问题。显而易见，一个经济大国如果不解决政治文明社会文明落后于经济文明、文化价值观的提升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发展增速的问题就不能成功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在经济建设的宏观管理实践中，中国多年来一直存在一管一紧就死，一放一松就乱的现象。现在，总书记提倡解放思想并假定全国有责任心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很当真地搞起解放来了，在思想理论上会不会出现影响政治社会安定的混乱局面？这肯定是许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虽然总书记号召大家解放思想，但在哪些方面解放？“解放”的可承受底线在哪里？这两个关系到那些想表现一下“解放”的理论工作者个人安危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总书记并没有说。1978年解放思想时，由于当年左倾势力大大，待解放的思想太多，因而曾一度出现“思想无禁区，解放无限制”的说法。经过这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业已体会到：所谓“思想无禁区”是永恒真理，因为你可以坐在10平方米陋室中整天想宇宙黑洞，可以在囊中羞涩时幻想黄金万两，可以给中国的政经体制设计出千奇百怪的运行模式，这都没关系，“思想”嘛，你随便思自由想就是了。但如果你把你的思想变成精神产品并向社会传播，那么，所谓“解放无限制”就是不可能的了，那就要强调“宣传有纪律了”。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他老人家就谆谆强调说“我们是动机效果统一论者”，亦即：尽管你的动机正大纯正，但要威胁到当下社会的政治安全那也照样会受到惩处。所以，对每个参与解放思想的理论工作者来说，你自由到什么程度你解放到什么程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看你个人的修为造化了！让你“解放”你不解放，那是朽木不可雕也；给你阳光你就灿烂以至于解放过头并招致祸事，那也算迂腐得可爱；如果硬要我们的领导人将“解放”什么“解放”到什么程度统统都告诉你时你才投身解放，显然，即使这种不可能事件发生了，这种情形下的“解放”也会变得索然无味。按照“脑筋急转弯”提供的思维诀窍，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三种可供选择的思想解放问题应对模式：第一种，对于全社会切齿的时弊问题一定要条分缕析，说深说透，重炮猛轰，批倒批臭；第二种，对那些不能不说但稍有得罪管制部门嫌疑的问题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促其改革助其改良，以“小骂大帮忙”的态度应对之；第三种，对那些政治敏感度极高有产生社会不安定效果之虞的话题一定要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打死也不说”的信念指导下立场坚定，紧锁双唇。这是思想解放参与者的主观立场；而当局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不管是谁不管谁说什么，只要人家讲真话，讲实话，就应当持宽容和鼓励的态度。 解放思想的立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毫无疑问的。与我提到的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文化繁荣相比较，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既有唐宋时期经济繁荣的客观条件，也有与春秋战国之交和“五四”前后的两次制度转型相类似的社会背景支撑，在两种最重要的历史机遇都具备了的21世纪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次新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思想文化繁荣局面呢？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提出了要解放思想的问题，怎样解读其间的政策涵义？如何认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解放思想的重点领域和政治界限在哪里？这期间的确有许多有待每个思想理论工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年刚好走过了30年的路程，孔子说“三十而立”，对个人成长来说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不见得如此。因为，“而立”的标准对个人来说，不仅包括经济自立的能力，还包括大体成熟和比较稳定的世界观或文化价值观；对一个国家来说则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发达状况，而且还要包括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育程度。中国在30年前仅靠一个党的基本路线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一个经济管理体制的转型（从单一计划调节逐渐转向市场调节）就使全社会从前受到压制的发展能量得到释放，从而只用20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用了200多年时间才完成的经济发展过程，创造了20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长神话。这的确让每个中华民族儿女感到自豪和骄傲。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用短短的30年时间在经济发展上用速成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赶超战略，却不可能在文化价值观上用爆发观念革命的方式去实现大跃进式的提升（而且，即使从经济体制说，改革的途程也仍然十分漫长）。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看，经济成长和发展常常可以以十年为单位进行阶段性划分，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阶段性进步却常常以百年甚至千年为基本衡量单位。为什么这种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会普通化规律化？我猜想，其间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周期差距极大；二是经济进步只要生产要素条件满足就可以通过生产扩张或技术改进来实现，而文化价值观的提升则不单单取决于推动进步的力量水平而且还受制于其提升时阻碍力量的强弱。这其间的道理人们只要稍加思索就会豁然明白：农民种地，春天只要把种子播下在正常情况下经过几个月的劳动就有秋天的收获，工人只要运用手工或开动机器就能生产出特定的产品，且其生产周期还大大短于农业。而精神产品即那些能对一定历史时期思想供求曲线产生波动效应的惊世之作常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出不来一件。其中既有文人才力不逮的主观原因，也有思想限制的客观因素在起作用。想想看：30年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创造了超英赶美的惊人纪录，但在3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过光耀古今的好文章好著作吗？我们搜肠刮肚地回忆，翻箱倒柜地检索，结果总是让人失望。看来，写出能百世流芳的好文章比古人攀登蜀道还难。 中国的好文章主要涌现于四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春秋战国之交、唐朝、宋朝和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这四个历史时期可以称之为“文章天才成群结队而来”的时期（稍有差别的是：唐宋有好文章无百花齐放的思想，先秦和“五四”既有好思想又有好文章）。其中，唐朝和宋朝之所以涌现了大量天才是因为中兴之主带来的中兴之治，经济繁荣和宽松的政治氛围孕育了文化繁荣；春秋战国之交和“五四”前后之所以出现了大批文化天才则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处于转型期，其时虽未有中兴之主却也极少政治及文化管制，使得大量杰出文人能够自由自在肆无忌惮地进行思考和写作，是思想大解放催生出了成群结队的天才人物。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既不能出现成群的天才人物也不会产生传世的好文章：一是一定历史时期文人中趋炎附势和因循僵化现象普遍化；二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思想管制措施过于严厉。那么，前面说到的中国近30年内没有好文章其产生原因到底是这里设定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呢？这也许需要进行缜密踏实的国情调研和科学严格的计量检验之后才能得出大体符合实际的结论。现在应注意的问题是：30年前，我们靠邓小平提倡的解放思想催生了一整套改革开放路线，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强盛和繁荣，而今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解放思想这个老话题，显然，本轮思想解放的目标肯定就是在创造持续的经济繁荣过程中如何解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文明与政治社会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协调问题。显而易见，一个经济大国如果不解决政治文明社会文明落后于经济文明、文化价值观的提升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发展增速的问题就不能成功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在经济建设的宏观管理实践中，中国多年来一直存在一管一紧就死，一放一松就乱的现象。现在，总书记提倡解放思想并假定全国有责任心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很当真地搞起解放来了，在思想理论上会不会出现影响政治社会安定的混乱局面？这肯定是许多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虽然总书记号召大家解放思想，但在哪些方面解放？“解放”的可承受底线在哪里？这两个关系到那些想表现一下“解放”的理论工作者个人安危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总书记并没有说。1978年解放思想时，由于当年左倾势力大大，待解放的思想太多，因而曾一度出现“思想无禁区，解放无限制”的说法。经过这3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业已体会到：所谓“思想无禁区”是永恒真理，因为你可以坐在10平方米陋室中整天想宇宙黑洞，可以在囊中羞涩时幻想黄金万两，可以给中国的政经体制设计出千奇百怪的运行模式，这都没关系，“思想”嘛，你随便思自由想就是了。但如果你把你的思想变成精神产品并向社会传播，那么，所谓“解放无限制”就是不可能的了，那就要强调“宣传有纪律了”。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他老人家就谆谆强调说“我们是动机效果统一论者”，亦即：尽管你的动机正大纯正，但要威胁到当下社会的政治安全那也照样会受到惩处。所以，对每个参与解放思想的理论工作者来说，你自由到什么程度你解放到什么程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看你个人的修为造化了！让你“解放”你不解放，那是朽木不可雕也；给你阳光你就灿烂以至于解放过头并招致祸事，那也算迂腐得可爱；如果硬要我们的领导人将“解放”什么“解放”到什么程度统统都告诉你时你才投身解放，显然，即使这种不可能事件发生了，这种情形下的“解放”也会变得索然无味。按照“脑筋急转弯”提供的思维诀窍，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三种可供选择的思想解放问题应对模式：第一种，对于全社会切齿的时弊问题一定要条分缕析，说深说透，重炮猛轰，批倒批臭；第二种，对那些不能不说但稍有得罪管制部门嫌疑的问题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促其改革助其改良，以“小骂大帮忙”的态度应对之；第三种，对那些政治敏感度极高有产生社会不安定效果之虞的话题一定要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打死也不说”的信念指导下立场坚定，紧锁双唇。这是思想解放参与者的主观立场；而当局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不管是谁不管谁说什么，只要人家讲真话，讲实话，就应当持宽容和鼓励的态度。 解放思想的立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毫无疑问的。与我提到的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文化繁荣相比较，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既有唐宋时期经济繁荣的客观条件，也有与春秋战国之交和“五四”前后的两次制度转型相类似的社会背景支撑，在两种最重要的历史机遇都具备了的21世纪的今天，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次新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思想文化繁荣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