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
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任冠中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对西方文化、以及作为启蒙主义知识者的自身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全面的分析，而正是这种反复审视、探寻和追问使他逐渐超越了启蒙主义。【关键词】鲁迅；新文化运动；超越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鲁迅在这场运动中并不是像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时代的弄潮儿”；相反，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反思和质疑，对启蒙、对西方文化乃至对知识者自身也予以解剖，正是这种反复审视、探寻和追问使他逐渐超越了启蒙主义。
一
“启蒙强调了一种对社会、它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评反思。” 1
“启蒙是这样一个运动，其中对真理的追寻比它的获取更加重要：它的主要代表者将现实视为一种实验，试图培养一些供新事物出现的条件”，“他们认为暴政、愚昧和苦难都是自然而非神圣力量的产物；他们相信治疗人们的邪恶要从治疗的偏见开始” 2。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极其相似的。狄德罗宣称“只有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吊死最后一个贵族后，自由才有可能出现”3，鲁迅则在《灯下漫笔》中号召人们奋起“扫荡这些食人者”，“去创造中国历史上”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外的“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潘恩提出“从坟墓中进行统治的虚荣和自以为是乃一切暴政中最可笑最傲慢的一种。人对人没有所有权，一代人对下一代也没有所有权” 4，鲁迅则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中称封建伦理纲常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强烈呼吁要让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享受“正当的幸福”，并以先知先觉者的博大胸襟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话时，鲁迅却对它提出了如此犀利的质疑，这无疑是具有超前性的。
他对“社会平等”的分析也同样深刻。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社会平等”似乎是无可质疑的。但鲁迅却发现，当人们把社会平等理解为“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此其为理想诚美矣”，付诸实践，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之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 ，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 他那“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和态度，既非言不由衷，也非时过境迁”6，这样的质疑甚至已经具有某种预见性的特征。
三
鲁迅主张“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他的立足点在于，“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引入异质文化，作为新的参照系，以打破传统文化的神话，进而产生变革的要求；而另一方面，鲁迅同样清醒地意识到，“拿来”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同样是有缺陷、有“偏至”的。“这种以直觉知道一种更加深刻的、超越了所有偶然的社会——历史因素的现实的能力”7，促使鲁迅作出了发展中国文化的如下设计：“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去今复古，别立新宗”。
应当指出，这样的全面而毫无偏颇的文化设计仍然是理想状态的，它的现实实现，特别是个体现实选择有又必然是偏至的。鲁迅终身的文化活动总是偏向于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言他人所不能言，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偏至”，但这也正是他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二
鲁迅在20世纪三十年代谈到自己的文学活动时曾重申：“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5。
这表明他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或者说，鲁迅在本质上是作为思想家的存在，以启蒙为自己的“业”。但他早在20世纪初就对十多年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的“科学”、“民主”等命题提出过尖锐的质疑。即使当他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仍抱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复杂心态。正是这种对启蒙既肯定又怀疑的双重态度，使他与中国绝大多数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启蒙主义者区别开来。
他首先从科学的发展中发现了潜伏的危机。他尖锐地指出，在科学史上，曾有“以科学为宗教”、“别立理性之神祠”之说，这样将科学理性绝对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这就揭示了“科学”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从而对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命题采取了“既肯定，又怀疑”的立场与态度，既没有陷入科学理性的神话，也没有走向反智主义的极端。
鲁迅还对“民主”、“社会平等”等西方启蒙观念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毫无疑问，“民主”、“平等”都是具有历史必要性与进步性的。问题在于，当人们把“民主”归之为“众数”崇拜时，就必然陷入历史的循环：依然是“同是者是，独是者非”，只不过“古之临民者，一夫独好；由今之道，且顿变为千万无赖之尤”，即所谓“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专制、暴虐的本质始终不变。当很多人都还沉湎于西方的“民主”神
四
西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固然体现了中国读书人古已有之的积极入世精神，但这种“自我陶醉”也滋生了知识者的英雄化和自我神化。鲁迅在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时发现：由于“难到可怕的”汉字，“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使中国的普通百姓“连想都不敢想”，更不会“说”，不能“写”，只能“默默的生长，薰黄，枯死，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8。这种对语言的垄断权，更加强了中国知识者的自我神化地位。
有研究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文言转向白话的语言学革命”，又一次给了中国知识者“千载难逢的制造语言的机会”，从而“强化了他们通过语言来虚构和制造一个世界的信念”，进而形成了胡适所说的“爱说不爱听”的文化性格：自称“现代知识者”的启蒙主义者们“激烈地、热情的，然而也是强迫性地将自己对于世界的‘表述’加入或灌输到周围的他人之中” 9。
这正是鲁迅所警惕的，他对知识者的“想”与“说”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一再写下这样沉重的文字：“文学家有什么用？”“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这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在血的屠戮面前，他甚至如此自责：正因为自己“无用”，才为当局者所容；他说他“说”的话，“写”的书，都只如“一箭之飞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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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大 众 文 艺
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两次国共谈判
徐江涛1 戴建昌2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次国共谈判，即1945年8月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谈判，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事件。这两次谈判虽然都以破裂结束，但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随着国共斗争的深入，民主党派等中间力量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关键词】重庆谈判；北平谈判；民主党派；启示
【Abstract】 occurred in the 1940s the two kMT-CPC talks ,that is,in August 1945 in chongqing in 1949 to negotiate and the negotiations in Beijing,China in modern histor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historic event.Although the two negotiations are to the end of the rupture,but they a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hd,and so on democratic force in the middle of the attitude there has been a fundamental change.【Key word】chongqing negotiations；Beijing talks ； Democratics ； Inspiration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解决，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两次国共谈判即是这种斗争的表现。本文试图对这两次谈判发生的背景、原因及民主派的转变这几个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
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意、日彻底失败，英、法大为削弱，而太平洋两岸的美、苏却上升为超级大国。战前的多极格局转变为战后的两极对峙。围绕欧洲和亚洲的重建，美苏两国进行激烈的争斗，展开了一场从抢占势力范围到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在战略重点所在地欧洲，首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营垒的对立使美苏间的角逐比一般的争霸复杂、激烈得多。
中国是两霸争夺的重点。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正着手收复失地，准备重建家园。美苏冷战使中国的光明前途面临新的危机。苏联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设法平衡美国在华的影响。美国的计划是变中国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与美国的政治交易和同年8月14日同国民党签订的所谓《中苏同盟友好条约》，苏联以许诺支持蒋介石为“代价”，换取了四十年前丢失给日本的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1]对于中国的政局，苏联担心一场内战和共产党的过分胜利会使蒋介石投入美国的怀抱，希望国共妥协，使自己对两党都有影响力，抵消至少降低美国在华的影响。一方面它支持以国民党为主组织联合政府，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8月下旬斯大林还致电中共中央，要中共交出军队并参加蒋介石的政府，并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2]（p286）另一方面又给共产党有限的支持。这既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影响，又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有求于莫斯科。
二战后，美国成为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了遏制苏联向太平洋扩张，美国打算使中国“成为抗衡苏联的力量和向美国资本开放的市场”。它认为，“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或一个虚弱的中国会招致俄国的渗透，都不能达此目的。”[1]美国既担心国民党政府由于腐败无能而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所击败，又怕苏联插手中国，支持中共。为此，美国一面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扶植蒋介石政府；一面又促使国民党政府实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同溅不起一丝水花……
知识者的语言非但不能摧毁“铁屋子”，而且徒然“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却既不能指明改变现实现状的现实道路，又不能给予改变现状的真实力量，而把被启蒙者逼入“梦醒了依然无路可走”的困境，而且因为弄敏了他们的神经，使之承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启蒙主义知识者的“说”与“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他们企望靠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
鲁迅对知识者自身的种种质疑和诘难，彻底打破了知识者的自我神话，而他自己也因此实现了对启蒙主义某种程度上的超
时利用美国和苏联的影响,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限制以扼杀中共的发展，并加紧拉拢苏联，使之政策国民党政府。[3]（p599）
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了战后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是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异常的尖锐。1945年的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胜利，迫切要求国内和平，普遍反对再发生内战；国际上，英、美、苏三国当时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同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尚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发动内战尚不可能。蒋介石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8月23 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蒋介石是这样打算的：如果毛泽东不来，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就可以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则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谴将，部署内战。
经过8年抗战的锻炼，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党员人数达120万以上，并且已是一个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成熟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人口，12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取得了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影响。为了促成战后的 国内和平，同时也为了在国共问题上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方面是顺应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从捍卫人民的利益出发，尽一切可能制止内战，努力寻求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和谈不成，也要以真和谈来揭露蒋介石派假和平的阴谋，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共的和平诚意，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争取那些对蒋 介石抱有幻想的中间力量。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经过43天的谈判，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进下，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结束国民党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等要求，但是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府。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和平力量的一个胜利。《会谈纪越。注释：
1.2.3.4.6.7 [美]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颜杲译，第8、179、24、25、180、8、13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 .《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8.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韩毓海：《审美人生——超越启蒙主义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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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任冠中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对西方文化、以及作为启蒙主义知识者的自身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全面的分析，而正是这种反复审视、探寻和追问使他逐渐超越了启蒙主义。【关键词】鲁迅；新文化运动；超越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鲁迅在这场运动中并不是像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时代的弄潮儿”；相反，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反思和质疑，对启蒙、对西方文化乃至对知识者自身也予以解剖，正是这种反复审视、探寻和追问使他逐渐超越了启蒙主义。
一
“启蒙强调了一种对社会、它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评反思。” 1
“启蒙是这样一个运动，其中对真理的追寻比它的获取更加重要：它的主要代表者将现实视为一种实验，试图培养一些供新事物出现的条件”，“他们认为暴政、愚昧和苦难都是自然而非神圣力量的产物；他们相信治疗人们的邪恶要从治疗的偏见开始” 2。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极其相似的。狄德罗宣称“只有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吊死最后一个贵族后，自由才有可能出现”3，鲁迅则在《灯下漫笔》中号召人们奋起“扫荡这些食人者”，“去创造中国历史上”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外的“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潘恩提出“从坟墓中进行统治的虚荣和自以为是乃一切暴政中最可笑最傲慢的一种。人对人没有所有权，一代人对下一代也没有所有权” 4，鲁迅则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中称封建伦理纲常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强烈呼吁要让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享受“正当的幸福”，并以先知先觉者的博大胸襟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话时，鲁迅却对它提出了如此犀利的质疑，这无疑是具有超前性的。
他对“社会平等”的分析也同样深刻。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社会平等”似乎是无可质疑的。但鲁迅却发现，当人们把社会平等理解为“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此其为理想诚美矣”，付诸实践，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之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 ，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 他那“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和态度，既非言不由衷，也非时过境迁”6，这样的质疑甚至已经具有某种预见性的特征。
三
鲁迅主张“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他的立足点在于，“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引入异质文化，作为新的参照系，以打破传统文化的神话，进而产生变革的要求；而另一方面，鲁迅同样清醒地意识到，“拿来”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同样是有缺陷、有“偏至”的。“这种以直觉知道一种更加深刻的、超越了所有偶然的社会——历史因素的现实的能力”7，促使鲁迅作出了发展中国文化的如下设计：“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去今复古，别立新宗”。
应当指出，这样的全面而毫无偏颇的文化设计仍然是理想状态的，它的现实实现，特别是个体现实选择有又必然是偏至的。鲁迅终身的文化活动总是偏向于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言他人所不能言，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偏至”，但这也正是他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二
鲁迅在20世纪三十年代谈到自己的文学活动时曾重申：“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5。
这表明他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或者说，鲁迅在本质上是作为思想家的存在，以启蒙为自己的“业”。但他早在20世纪初就对十多年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的“科学”、“民主”等命题提出过尖锐的质疑。即使当他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仍抱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复杂心态。正是这种对启蒙既肯定又怀疑的双重态度，使他与中国绝大多数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启蒙主义者区别开来。
他首先从科学的发展中发现了潜伏的危机。他尖锐地指出，在科学史上，曾有“以科学为宗教”、“别立理性之神祠”之说，这样将科学理性绝对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这就揭示了“科学”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从而对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命题采取了“既肯定，又怀疑”的立场与态度，既没有陷入科学理性的神话，也没有走向反智主义的极端。
鲁迅还对“民主”、“社会平等”等西方启蒙观念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毫无疑问，“民主”、“平等”都是具有历史必要性与进步性的。问题在于，当人们把“民主”归之为“众数”崇拜时，就必然陷入历史的循环：依然是“同是者是，独是者非”，只不过“古之临民者，一夫独好；由今之道，且顿变为千万无赖之尤”，即所谓“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专制、暴虐的本质始终不变。当很多人都还沉湎于西方的“民主”神
四
西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固然体现了中国读书人古已有之的积极入世精神，但这种“自我陶醉”也滋生了知识者的英雄化和自我神化。鲁迅在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时发现：由于“难到可怕的”汉字，“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使中国的普通百姓“连想都不敢想”，更不会“说”，不能“写”，只能“默默的生长，薰黄，枯死，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8。这种对语言的垄断权，更加强了中国知识者的自我神化地位。
有研究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文言转向白话的语言学革命”，又一次给了中国知识者“千载难逢的制造语言的机会”，从而“强化了他们通过语言来虚构和制造一个世界的信念”，进而形成了胡适所说的“爱说不爱听”的文化性格：自称“现代知识者”的启蒙主义者们“激烈地、热情的，然而也是强迫性地将自己对于世界的‘表述’加入或灌输到周围的他人之中” 9。
这正是鲁迅所警惕的，他对知识者的“想”与“说”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一再写下这样沉重的文字：“文学家有什么用？”“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这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在血的屠戮面前，他甚至如此自责：正因为自己“无用”，才为当局者所容；他说他“说”的话，“写”的书，都只如“一箭之飞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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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大 众 文 艺
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两次国共谈判
徐江涛1 戴建昌2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次国共谈判，即1945年8月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谈判，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事件。这两次谈判虽然都以破裂结束，但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随着国共斗争的深入，民主党派等中间力量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关键词】重庆谈判；北平谈判；民主党派；启示
【Abstract】 occurred in the 1940s the two kMT-CPC talks ,that is,in August 1945 in chongqing in 1949 to negotiate and the negotiations in Beijing,China in modern histor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historic event.Although the two negotiations are to the end of the rupture,but they a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hd,and so on democratic force in the middle of the attitude there has been a fundamental change.【Key word】chongqing negotiations；Beijing talks ； Democratics ； Inspiration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解决，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两次国共谈判即是这种斗争的表现。本文试图对这两次谈判发生的背景、原因及民主派的转变这几个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一
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意、日彻底失败，英、法大为削弱，而太平洋两岸的美、苏却上升为超级大国。战前的多极格局转变为战后的两极对峙。围绕欧洲和亚洲的重建，美苏两国进行激烈的争斗，展开了一场从抢占势力范围到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在战略重点所在地欧洲，首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营垒的对立使美苏间的角逐比一般的争霸复杂、激烈得多。
中国是两霸争夺的重点。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正着手收复失地，准备重建家园。美苏冷战使中国的光明前途面临新的危机。苏联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设法平衡美国在华的影响。美国的计划是变中国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与美国的政治交易和同年8月14日同国民党签订的所谓《中苏同盟友好条约》，苏联以许诺支持蒋介石为“代价”，换取了四十年前丢失给日本的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全部特权。[1]对于中国的政局，苏联担心一场内战和共产党的过分胜利会使蒋介石投入美国的怀抱，希望国共妥协，使自己对两党都有影响力，抵消至少降低美国在华的影响。一方面它支持以国民党为主组织联合政府，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8月下旬斯大林还致电中共中央，要中共交出军队并参加蒋介石的政府，并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2]（p286）另一方面又给共产党有限的支持。这既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影响，又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有求于莫斯科。
二战后，美国成为经济、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了遏制苏联向太平洋扩张，美国打算使中国“成为抗衡苏联的力量和向美国资本开放的市场”。它认为，“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或一个虚弱的中国会招致俄国的渗透，都不能达此目的。”[1]美国既担心国民党政府由于腐败无能而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所击败，又怕苏联插手中国，支持中共。为此，美国一面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扶植蒋介石政府；一面又促使国民党政府实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同溅不起一丝水花……
知识者的语言非但不能摧毁“铁屋子”，而且徒然“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却既不能指明改变现实现状的现实道路，又不能给予改变现状的真实力量，而把被启蒙者逼入“梦醒了依然无路可走”的困境，而且因为弄敏了他们的神经，使之承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启蒙主义知识者的“说”与“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他们企望靠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
鲁迅对知识者自身的种种质疑和诘难，彻底打破了知识者的自我神话，而他自己也因此实现了对启蒙主义某种程度上的超
时利用美国和苏联的影响,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限制以扼杀中共的发展，并加紧拉拢苏联，使之政策国民党政府。[3]（p599）
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了战后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是和平与内战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异常的尖锐。1945年的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胜利，迫切要求国内和平，普遍反对再发生内战；国际上，英、美、苏三国当时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同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尚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发动内战尚不可能。蒋介石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8月23 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蒋介石是这样打算的：如果毛泽东不来，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就可以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则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谴将，部署内战。
经过8年抗战的锻炼，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党员人数达120万以上，并且已是一个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成熟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人口，12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崛起，取得了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影响。为了促成战后的 国内和平，同时也为了在国共问题上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方面是顺应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从捍卫人民的利益出发，尽一切可能制止内战，努力寻求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和谈不成，也要以真和谈来揭露蒋介石派假和平的阴谋，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共的和平诚意，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争取那些对蒋 介石抱有幻想的中间力量。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经过43天的谈判，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进下，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结束国民党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等要求，但是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府。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和平力量的一个胜利。《会谈纪越。注释：
1.2.3.4.6.7 [美]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颜杲译，第8、179、24、25、180、8、13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 .《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8.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韩毓海：《审美人生——超越启蒙主义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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