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历史上的白江口之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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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白江口之战及其影响
摘要：白江口之战，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公元663年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发生的一次水战。最终以日本的全军覆没告终。中日白江口之战爆发，是为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战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战略态势，更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秩序得以建立，日本也认识到与唐的差距。唐日之间关系逐步走出战后初期的低谷，从而形成了中日交流史上第一次高潮。
关键词：白江口之战；东亚；中日关系。
引言
公元663年，唐朝在多次外交干涉无效情况下，出动十余万陆海军渡海攻灭百济，以武力阻止百济联合高丽对唐朝藩属新罗的进攻。随后，为保持对百济故地的控制而与支持百济复国运动的倭国军队在白江(今朝鲜半岛西南部锦江)发生了大规模海战，倭军，唐军在韩国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战斗，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再现了当时的战争场面。战争对当时的东北亚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战后唐日关系也超越了之前的水平。本文将对历史上的白江口之战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白江口之战
公元前1世纪起，朝鲜半岛上陆续兴起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呈三国鼎立之势，史称“朝鲜三国”。三国自建立以来相互攻伐，混战不断。新罗最初与高句丽结盟以对付百济和倭国(即今天的日本)。 然而到了7世纪中期，新罗已经全面倒向唐朝，百济则北连高句丽、南结日本，两大阵营的决战一触即发。
1. 战前的半岛局势
公元643年，新罗传书唐朝廷，说百济联合高句丽攻打新罗，请求援助。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亲率10万大军进击，但没能攻下高句丽。此战事旷日持久，耗费巨大。最终却未能取胜。时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7月，唐太宗病故。唐朝只得从高句丽撤兵。百济见唐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过如此，因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岁告急。于是唐高宗决意出兵，显庆五年(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13万出兵百济。同年7月，唐新联军灭掉百济。但由于百济之地盛传“大唐与新罗约誓，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然后以国付新罗”的流言，遗民纷纷起来反抗，很快形成了以鬼室福信为中心的复国力量。“南方诸城，一时总叛，并属福信。”九月，鬼室福信遣使向传统盟友日本求援，并请求将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迎回国内。面对百济复国军的求救，日本统治者决定出兵援助。661年正月。倭国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鬼室福信等前来将他们迎入周留城，拥立王子扶余丰即王位。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 入殓这时的战争形势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向有利于倭军和百济军的方向转化了。
不料，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百济的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唐军与水师统帅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
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2. 白江口激战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
①军不期而遇。
《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倭军一千多艘战船布阵后。首先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倭军处于劣势。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倭军的指挥员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意思是说我们勇敢冲锋，唐军就会撤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刘仁轨见到这种状况，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数倍于自己的倭军围在阵中。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一个时辰。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九月十九日，参战部队全部撤回本国。
白江口之战的影响
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唐灭百济，创造了条件。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曾被高句丽夺去的土地。而在朝鲜半岛，与唐友好的新罗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对于日本来说，此战损失惨重，百济的陆上部队被迫放弃攻势，协同水军残部狼狈撤回本国，复兴百济的计划彻底破灭。不仅如此，日本也由此陷入了唐罗联军即将袭来的恐慌之中,“从天智朝到天武朝绝不是战后时期，而是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战争状态”，“战争状态”也成为影响当时日本国内形势以及对唐外交的决定性因素。从此,倭国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
对外战争的失败，也使日本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与唐的差距，转而内敛。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新唐书》中记载“百济镇将刘仁愿遣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等送大山下境步连石积等于筑紫都督府，乙巳，司马法聪等罢归，以小山下伊吉连博德、小乙下笠臣诸石为送使”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遣唐使交流活动。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为日本建设“律令制”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日本终于迎来了“唐风文化时代”。
结语 ① 据《旧唐书》记载，“仁轨遇扶余丰之众于自江之口”(《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百济》)，一个“遇”字可见此战应不在刘仁轨等人原先的计划之内，且文中并未提及此为日本的水军，而是记做“扶余丰之众”，误以为是百济的军队。
白江之战是7世纪东北亚各国力量碰撞与重组的结果，它并不是一场偶然的战争，相反它有着清晰的发展轨迹。同时，以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得以建成，以唐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也逐步定格。而唐日关系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下滑，恰恰相反，战后，唐日关系经过短暂的蛰伏，随之迅速发展。白村江战役后的古代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东亚强国。可以说，白江之战是中日关系的分水岭，战后两国问的频繁交往共同构成了中日交流史上第一次高潮。
参考文献
[1] 旧唐书 / (后晋) 刘昫等撰；新唐书 / (宋) 欧阳修, (宋)宋祁撰 《旧唐书: 新唐书》 北京 : 中华书局, 1997
[2] (晋) 陈寿撰；(南朝宋) 裴松之注 《三国志》 台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10
[3] (唐) 魏徵等撰 《隋书》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4] 马云超 《白江口之战与战后的唐日关系》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 第2期
[5] 贾莉 《从“白村江海战”和“甲午战争”看中日不同的对外政策》 《黑河学刊》2011年 第10期
[6] 王德恒 《改变东北亚丝路格局的白江口之战》 《知识就是力量》2011年 第9期
[7] 华建强 《浅析白江之战在7世纪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沧桑》2011年 第4期
题目： 历史上的白江口之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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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白江口之战及其影响
摘要：白江口之战，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公元663年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发生的一次水战。最终以日本的全军覆没告终。中日白江口之战爆发，是为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战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战略态势，更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秩序得以建立，日本也认识到与唐的差距。唐日之间关系逐步走出战后初期的低谷，从而形成了中日交流史上第一次高潮。
关键词：白江口之战；东亚；中日关系。
引言
公元663年，唐朝在多次外交干涉无效情况下，出动十余万陆海军渡海攻灭百济，以武力阻止百济联合高丽对唐朝藩属新罗的进攻。随后，为保持对百济故地的控制而与支持百济复国运动的倭国军队在白江(今朝鲜半岛西南部锦江)发生了大规模海战，倭军，唐军在韩国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战斗，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再现了当时的战争场面。战争对当时的东北亚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战后唐日关系也超越了之前的水平。本文将对历史上的白江口之战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白江口之战
公元前1世纪起，朝鲜半岛上陆续兴起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呈三国鼎立之势，史称“朝鲜三国”。三国自建立以来相互攻伐，混战不断。新罗最初与高句丽结盟以对付百济和倭国(即今天的日本)。 然而到了7世纪中期，新罗已经全面倒向唐朝，百济则北连高句丽、南结日本，两大阵营的决战一触即发。
1. 战前的半岛局势
公元643年，新罗传书唐朝廷，说百济联合高句丽攻打新罗，请求援助。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亲率10万大军进击，但没能攻下高句丽。此战事旷日持久，耗费巨大。最终却未能取胜。时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7月，唐太宗病故。唐朝只得从高句丽撤兵。百济见唐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过如此，因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岁告急。于是唐高宗决意出兵，显庆五年(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13万出兵百济。同年7月，唐新联军灭掉百济。但由于百济之地盛传“大唐与新罗约誓，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然后以国付新罗”的流言，遗民纷纷起来反抗，很快形成了以鬼室福信为中心的复国力量。“南方诸城，一时总叛，并属福信。”九月，鬼室福信遣使向传统盟友日本求援，并请求将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迎回国内。面对百济复国军的求救，日本统治者决定出兵援助。661年正月。倭国以倭王亲征的形式，向百济发兵数万，鬼室福信等前来将他们迎入周留城，拥立王子扶余丰即王位。决心参战的倭王政府，遂命令百济战场的倭军立刻投入战斗。 入殓这时的战争形势微妙，朝鲜半岛形成南北两个战场。在北方战场，高句丽与唐军基本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而在南方战场由于倭军的介入，战争形势已经向有利于倭军和百济军的方向转化了。
不料，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百济的栋梁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不容于百济王扶余丰，以谋反之罪被杀．百济国人心思动,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七千唐军与水师统帅刘仁轨会师后，分兵两路进攻，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
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2. 白江口激战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
①军不期而遇。
《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倭军一千多艘战船布阵后。首先冲向唐军水阵。由于唐军船高舰坚利于防守，倭军船小不利于攻坚，倭军处于劣势。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倭军的指挥员互相计议说:“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意思是说我们勇敢冲锋，唐军就会撤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遂各领一队战船，争先恐后毫无次序地冲向早已列成阵势的唐海军。刘仁轨见到这种状况，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数倍于自己的倭军围在阵中。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倭军指挥朴市田来津虽然“仰天而誓，切齿而衅”，奋勇击杀，直至战死，但亦无力挽回战局。不过一个时辰。倭军战败，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百济王先在岸上守卫，见倭军失利，乘乱军之际，遂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唐海军白江口大捷的消息传到周留城，九月七日．守城的百济王子余忠、胜忠等率守军投降。倭国陆军忙自周留城及其他地区撤离．九月十九日，参战部队全部撤回本国。
白江口之战的影响
唐倭海军白江口之战。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使倭国受到严重打击。唐灭百济，创造了条件。五年之后灭亡高句丽。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曾被高句丽夺去的土地。而在朝鲜半岛，与唐友好的新罗逐渐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对于日本来说，此战损失惨重，百济的陆上部队被迫放弃攻势，协同水军残部狼狈撤回本国，复兴百济的计划彻底破灭。不仅如此，日本也由此陷入了唐罗联军即将袭来的恐慌之中,“从天智朝到天武朝绝不是战后时期，而是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战争状态”，“战争状态”也成为影响当时日本国内形势以及对唐外交的决定性因素。从此,倭国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
对外战争的失败，也使日本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与唐的差距，转而内敛。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新唐书》中记载“百济镇将刘仁愿遣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等送大山下境步连石积等于筑紫都督府，乙巳，司马法聪等罢归，以小山下伊吉连博德、小乙下笠臣诸石为送使”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遣唐使交流活动。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为日本建设“律令制”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日本终于迎来了“唐风文化时代”。
结语 ① 据《旧唐书》记载，“仁轨遇扶余丰之众于自江之口”(《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百济》)，一个“遇”字可见此战应不在刘仁轨等人原先的计划之内，且文中并未提及此为日本的水军，而是记做“扶余丰之众”，误以为是百济的军队。
白江之战是7世纪东北亚各国力量碰撞与重组的结果，它并不是一场偶然的战争，相反它有着清晰的发展轨迹。同时，以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得以建成，以唐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也逐步定格。而唐日关系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下滑，恰恰相反，战后，唐日关系经过短暂的蛰伏，随之迅速发展。白村江战役后的古代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东亚强国。可以说，白江之战是中日关系的分水岭，战后两国问的频繁交往共同构成了中日交流史上第一次高潮。
参考文献
[1] 旧唐书 / (后晋) 刘昫等撰；新唐书 / (宋) 欧阳修, (宋)宋祁撰 《旧唐书: 新唐书》 北京 : 中华书局, 1997
[2] (晋) 陈寿撰；(南朝宋) 裴松之注 《三国志》 台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10
[3] (唐) 魏徵等撰 《隋书》 北京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4] 马云超 《白江口之战与战后的唐日关系》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 第2期
[5] 贾莉 《从“白村江海战”和“甲午战争”看中日不同的对外政策》 《黑河学刊》2011年 第10期
[6] 王德恒 《改变东北亚丝路格局的白江口之战》 《知识就是力量》2011年 第9期
[7] 华建强 《浅析白江之战在7世纪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沧桑》2011年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