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了婚姻家庭，古今观念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在现代，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更多受到法律的约束，而在古代，受风俗习惯的影响更大。有这么四句老话，曾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的婚姻家庭观，有的至今仍在发酵。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舜帝“不告而娶”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至今仍被常提起的一句话。 “孝”，是长期控制中国古人思维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古代帝王奉行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孝”原本是因调整家庭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以“孝”治家概念的政治升华。“孝”字从“老”从“子”，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将“孝”字归于“老部”，称“孝，善事父母者。” 到底如何才算“孝”？《诗经・小雅》中的《蓼莪》一诗，对此有情真意切的表达：“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口语化说就是，老爸你生了我，老娘你哺育了我，你们培养我长大成人，待我要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时，却遇到不测…… 可能有人会认为，对待父母的最高境界是“孝顺”，实则不然，不让他们断香火，结婚生子，让家庭后继有人是第一标准，所以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孟子说的，见于《孟子・离娄上》。这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整个意思是，不孝有三种情况，其中没有生育后代是最大的不孝。当年舜娶妻而并没告诉父母，是因为担心不娶妻会没有后代。为了传宗接代，在明理的人看来，也和事前告诉父母是一样的。 孟子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非常的意思的信息，传说中“五帝”之一的舜，对待婚姻的态度不输今人，竟然是“隐婚”，当初结婚时父母都不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舜帝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理论的率先实践者！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实际上是反对丁克家庭和不婚主义者。这一点，对于古代人类繁衍和家庭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大家并不能一味地批评之！至于后成为“妻妾成群”、“重男轻女”的说辞，那是被男人和公婆理解歪了。 “从一而终”――为贞洁，“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从一而终”，这句话已被现代人抛弃了，成了古人的事。 不少读者可能会认为，“从一而终”是宋朝程朱理学的观点，以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为代表，提倡封建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小，失身事大”，这被理解为儒家“禁欲”思想。 “从一而终”的本质是对贞洁的要求，乃是中国传统的婚姻思想之一，在先秦时已出现，并非程朱新说。西汉戴圣《礼记・郊特牲》中谈到男女的婚姻时称，“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用今天的话来说，只要和男人喝过交杯酒，一辈子就不能变心，因此丈夫就算死了，也不再改嫁。从《礼记》所述来看，这本是娘家人对出嫁女儿婚姻的忠告，是岳父岳母代表女儿给新女婿的一种承诺：女婿，你尽管放心，我女儿会与你白头偕老，共度一生。 这一愿望完全是善良的，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的要求。它并非秦汉时道德风尚，而是先秦人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大成之作《周易》一书便强调了女人贞洁的重要性，第三十二“恒”卦第五爻即称，“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随后出现的《象传》发挥道：“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 这就是“从一而终”一词的最早出处，其中的“贞”字，与“孝”一样重要，与下文要说的“礼”，可谓维系古代中国婚姻家庭的“三驾马车”。 先秦人对“贞”的要求，其实比程朱理学更高。秦李斯所撰《会稽刻石》便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而朱熹对“贞”字尤其敏感，其在《易经问卜》中就“恒”卦第五爻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妻子行为端正，即所胃“贞”，可让丈夫免灾避凶，认定“从一而终”是妻子的“美德”，属“妇道”。 朱熹的观点完全是对女性单方面的要求，这不公平。而在先秦时，对男性也有要求，规定“不再娶”。《春秋公羊传》中“庄公・十九年”中便有这样的说法：“诸侯壹聘九女，诸侯不再娶。”当时诸侯婚姻流行媵妾制，一下子可以娶9个女子，婚后即使妻子死了，将来也不再娶老婆的――执行如何无从考证。 不只如此，有妇之夫如果与别人老婆发生奸情，将是重罪，用《会稽刻石》中的话来说，叫“夫为寄猸，杀之无罪”。意思是，如果像借给别家传种公猪那样到别人家乱搞，杀之无罪。 至于后来统治者以道德之名义，为寡妇竖“贞洁牌坊”，则完全有悖先秦人的愿望，成了古代无形的“家暴”。 “寡妇门前是非多”――失偶女性“招单身人上门求子” 白头偕老，从一而终，只是古人的是一种愿望，在婚姻期间，一方亡故或离异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寡妇也是人，性欲是客观存在的，发生婚外性行为或遭性侵，并非不可能，于是有了“寡妇门前是否非多”这句话。 实际上，古代有关丧偶女性婚外性行为并不新鲜。如在1980年代从湖北江陵张家山编号M247汉墓中出土的简牍《奏谳书》里，便记载了当时一位杜滹女子在丈夫棺材旁边与人发生性关系的案例。但此女的行为被认定“奸丧旁者，当不孝”，以“不孝罪”论处，而非“失节”、“不忠”等有伤风化的罪名。 实际上，古人在不让家庭解体前提下，如何让寡妇能明言正顺地满足性需要，有许多风俗学上的设计。据民国《民间习惯大全・再醮及孀妇招夫之习惯》，即便在民间时期，如果寡妇不改嫁，不少地方是允许寡妇“养汉子”的。 过去陕西沔县（今汉中市勉县），如果丈夫死了，可以招一异姓男子上门，此男子民间称之为“上门汉”。现在的骂人话“养汉子”，应该由此而来。 这种招夫风俗，既让寡妇可公开与男性生活在一起，又保全了原有的家庭，可谓一举两得。有的地称之为找“上门郎”，直接一点叫称“招夫”或“坐堂招夫”。此类风俗在江西、安徽、湖北、浙江、福建等多地流行，非一地特例。 过去福建建阳一带招“上门郎”风俗更是大胆：“孀妇无子，招单身人上门求子，名叫‘上门郎’。”让未育寡妇公开养汉子，这实则就是古代民间经常发生的“借种”风俗。不只丈夫亡故可以“招夫”，即使丈夫不死，如果他丧失劳动能力，无法养活自己和妻儿，妻子可以“招夫养夫”，公开“养汉子”。 招夫在古代社会底层很流行，而要想从根本上避免“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尴尬，允许寡妇再嫁是正道。上面说先秦时仕滹女子与人通奸案中，法官当时即表明了态度：“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这说明，先秦时再嫁便很正常。 有的朝代甚至鼓励女性再嫁，否定从一而终。如在唐代，仅皇室再嫁公主便超过30人，而其中有的一嫁再嫁。这与朝廷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唐太宗李世民曾颁布《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要求“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而唐太宗本人便纳弟媳妇齐王妃是杨氏，还生了曹王李明。 “男女授受不亲”――“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 上面所述，都是通过对婚姻内关系的约束和调整，而维持家庭稳定的。在此之外，古人还考虑“婚外性”对家庭的冲击，于是提出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 “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它要求男女间不要有肌肤之亲，以限制男女私下交往。此语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出一处，见于《孟子・离娄上》，也是孟子说的。 当时山东人淳于髡问孟子：男女之间不能亲手交接东西，这是礼制规定？孟子说，这当然是礼制。原文是这样：“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 可能有不少人会认为，孟子所言太迂腐太封建，实际上在讲究秩序、强调礼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相当有见地的。这对规范男女的行为，防范乱伦和社会性混乱，有显而易见的作用，中国两三千年间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一夜情”、“婚外性”一类性开放风潮，与孟子所提倡的口号不无关系，从而保护了古人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男女授受不亲”的本质是成年男女交往规则，这种规则被称为“礼”。现在男人在女性面前的不文明举动仍被称为“无礼”，便是此遗俗。 但是，再合理的口号被歪曲、利用，就会变味，“男女授受不亲”亦然。在隋唐以后，特别是宋明时期，男女交往不可越雷池一步，“授受不亲”被错误执行到顶点。 《明史・列女传》中，以两大卷篇幅记述明朝的“烈女”事迹。其中两位胡姓寡妇：诸成胡氏，年仅17岁死了丈夫，她要殉死，嘱家人在她死后装殓时不得让男人挨近尸体；而另一位是会稽胡氏，27岁时丈夫去世，守望寡24年。当时生病，家人要给他请医生，他对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最后眼睁睁病死。如此“男女授受不亲”，简直荒唐至极！ （摘自《读天下》）
说到了婚姻家庭，古今观念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在现代，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更多受到法律的约束，而在古代，受风俗习惯的影响更大。有这么四句老话，曾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的婚姻家庭观，有的至今仍在发酵。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舜帝“不告而娶”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至今仍被常提起的一句话。 “孝”，是长期控制中国古人思维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古代帝王奉行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孝”原本是因调整家庭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以“孝”治家概念的政治升华。“孝”字从“老”从“子”，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将“孝”字归于“老部”，称“孝，善事父母者。” 到底如何才算“孝”？《诗经・小雅》中的《蓼莪》一诗，对此有情真意切的表达：“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吴天罔极！”口语化说就是，老爸你生了我，老娘你哺育了我，你们培养我长大成人，待我要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时，却遇到不测…… 可能有人会认为，对待父母的最高境界是“孝顺”，实则不然，不让他们断香火，结婚生子，让家庭后继有人是第一标准，所以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孟子说的，见于《孟子・离娄上》。这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整个意思是，不孝有三种情况，其中没有生育后代是最大的不孝。当年舜娶妻而并没告诉父母，是因为担心不娶妻会没有后代。为了传宗接代，在明理的人看来，也和事前告诉父母是一样的。 孟子这句话透露出了一个非常的意思的信息，传说中“五帝”之一的舜，对待婚姻的态度不输今人，竟然是“隐婚”，当初结婚时父母都不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舜帝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理论的率先实践者！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实际上是反对丁克家庭和不婚主义者。这一点，对于古代人类繁衍和家庭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大家并不能一味地批评之！至于后成为“妻妾成群”、“重男轻女”的说辞，那是被男人和公婆理解歪了。 “从一而终”――为贞洁，“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从一而终”，这句话已被现代人抛弃了，成了古人的事。 不少读者可能会认为，“从一而终”是宋朝程朱理学的观点，以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为代表，提倡封建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小，失身事大”，这被理解为儒家“禁欲”思想。 “从一而终”的本质是对贞洁的要求，乃是中国传统的婚姻思想之一，在先秦时已出现，并非程朱新说。西汉戴圣《礼记・郊特牲》中谈到男女的婚姻时称，“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用今天的话来说，只要和男人喝过交杯酒，一辈子就不能变心，因此丈夫就算死了，也不再改嫁。从《礼记》所述来看，这本是娘家人对出嫁女儿婚姻的忠告，是岳父岳母代表女儿给新女婿的一种承诺：女婿，你尽管放心，我女儿会与你白头偕老，共度一生。 这一愿望完全是善良的，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婚姻和家庭的要求。它并非秦汉时道德风尚，而是先秦人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大成之作《周易》一书便强调了女人贞洁的重要性，第三十二“恒”卦第五爻即称，“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随后出现的《象传》发挥道：“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 这就是“从一而终”一词的最早出处，其中的“贞”字，与“孝”一样重要，与下文要说的“礼”，可谓维系古代中国婚姻家庭的“三驾马车”。 先秦人对“贞”的要求，其实比程朱理学更高。秦李斯所撰《会稽刻石》便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而朱熹对“贞”字尤其敏感，其在《易经问卜》中就“恒”卦第五爻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妻子行为端正，即所胃“贞”，可让丈夫免灾避凶，认定“从一而终”是妻子的“美德”，属“妇道”。 朱熹的观点完全是对女性单方面的要求，这不公平。而在先秦时，对男性也有要求，规定“不再娶”。《春秋公羊传》中“庄公・十九年”中便有这样的说法：“诸侯壹聘九女，诸侯不再娶。”当时诸侯婚姻流行媵妾制，一下子可以娶9个女子，婚后即使妻子死了，将来也不再娶老婆的――执行如何无从考证。 不只如此，有妇之夫如果与别人老婆发生奸情，将是重罪，用《会稽刻石》中的话来说，叫“夫为寄猸，杀之无罪”。意思是，如果像借给别家传种公猪那样到别人家乱搞，杀之无罪。 至于后来统治者以道德之名义，为寡妇竖“贞洁牌坊”，则完全有悖先秦人的愿望，成了古代无形的“家暴”。 “寡妇门前是非多”――失偶女性“招单身人上门求子” 白头偕老，从一而终，只是古人的是一种愿望，在婚姻期间，一方亡故或离异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寡妇也是人，性欲是客观存在的，发生婚外性行为或遭性侵，并非不可能，于是有了“寡妇门前是否非多”这句话。 实际上，古代有关丧偶女性婚外性行为并不新鲜。如在1980年代从湖北江陵张家山编号M247汉墓中出土的简牍《奏谳书》里，便记载了当时一位杜滹女子在丈夫棺材旁边与人发生性关系的案例。但此女的行为被认定“奸丧旁者，当不孝”，以“不孝罪”论处，而非“失节”、“不忠”等有伤风化的罪名。 实际上，古人在不让家庭解体前提下，如何让寡妇能明言正顺地满足性需要，有许多风俗学上的设计。据民国《民间习惯大全・再醮及孀妇招夫之习惯》，即便在民间时期，如果寡妇不改嫁，不少地方是允许寡妇“养汉子”的。 过去陕西沔县（今汉中市勉县），如果丈夫死了，可以招一异姓男子上门，此男子民间称之为“上门汉”。现在的骂人话“养汉子”，应该由此而来。 这种招夫风俗，既让寡妇可公开与男性生活在一起，又保全了原有的家庭，可谓一举两得。有的地称之为找“上门郎”，直接一点叫称“招夫”或“坐堂招夫”。此类风俗在江西、安徽、湖北、浙江、福建等多地流行，非一地特例。 过去福建建阳一带招“上门郎”风俗更是大胆：“孀妇无子，招单身人上门求子，名叫‘上门郎’。”让未育寡妇公开养汉子，这实则就是古代民间经常发生的“借种”风俗。不只丈夫亡故可以“招夫”，即使丈夫不死，如果他丧失劳动能力，无法养活自己和妻儿，妻子可以“招夫养夫”，公开“养汉子”。 招夫在古代社会底层很流行，而要想从根本上避免“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尴尬，允许寡妇再嫁是正道。上面说先秦时仕滹女子与人通奸案中，法官当时即表明了态度：“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这说明，先秦时再嫁便很正常。 有的朝代甚至鼓励女性再嫁，否定从一而终。如在唐代，仅皇室再嫁公主便超过30人，而其中有的一嫁再嫁。这与朝廷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唐太宗李世民曾颁布《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要求“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而唐太宗本人便纳弟媳妇齐王妃是杨氏，还生了曹王李明。 “男女授受不亲”――“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 上面所述，都是通过对婚姻内关系的约束和调整，而维持家庭稳定的。在此之外，古人还考虑“婚外性”对家庭的冲击，于是提出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 “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也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它要求男女间不要有肌肤之亲，以限制男女私下交往。此语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出一处，见于《孟子・离娄上》，也是孟子说的。 当时山东人淳于髡问孟子：男女之间不能亲手交接东西，这是礼制规定？孟子说，这当然是礼制。原文是这样：“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 可能有不少人会认为，孟子所言太迂腐太封建，实际上在讲究秩序、强调礼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相当有见地的。这对规范男女的行为，防范乱伦和社会性混乱，有显而易见的作用，中国两三千年间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一夜情”、“婚外性”一类性开放风潮，与孟子所提倡的口号不无关系，从而保护了古人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男女授受不亲”的本质是成年男女交往规则，这种规则被称为“礼”。现在男人在女性面前的不文明举动仍被称为“无礼”，便是此遗俗。 但是，再合理的口号被歪曲、利用，就会变味，“男女授受不亲”亦然。在隋唐以后，特别是宋明时期，男女交往不可越雷池一步，“授受不亲”被错误执行到顶点。 《明史・列女传》中，以两大卷篇幅记述明朝的“烈女”事迹。其中两位胡姓寡妇：诸成胡氏，年仅17岁死了丈夫，她要殉死，嘱家人在她死后装殓时不得让男人挨近尸体；而另一位是会稽胡氏，27岁时丈夫去世，守望寡24年。当时生病，家人要给他请医生，他对父亲说了这么一句话：“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最后眼睁睁病死。如此“男女授受不亲”，简直荒唐至极！ （摘自《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