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仲维光
原标题：《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
四．卡尔·波普与德国
卡尔·波普和弗洛依德、维特根斯坦都属于维也纳犹太市民阶层。他们的思想改变了这一世纪欧洲的精神世界，并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影响。但是，波普在德国的影响却从开始就遇到了明显的拒绝和犹豫。他的第一本书《研究的逻辑》（英文《科学研究的逻辑》）出版于1934年，但是直到1959年英文译本出版之后七年，1966年才再次在德国印刷。他的主要的成名著作，两卷本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在伦敦1945年以英文出版，1957/58年才第一次出版了德文本。
波普在德国出名很晚，但是却是非常根本性的成名。六十年代他在德国引发了关于社会学方法和思想的争论，1969年之后，他的批判理性主义更是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瘟疫的解毒剂而独立于世界。
1.波普和阿多诺在图宾根会议上的争论：
1961年10月，卡尔·波普在德国社会学协会在图宾根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的报告，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报告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深远作用。围绕这个报告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首领人物阿多诺的补充报告，开始了一场所谓实证主义的争论。尽管严重地存在如波普所指出的对他著作的误解，他在精神和政治方面还是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在这场争论中误解的核心问题存在于，人们没有很好地了解一个重要的事实，波普的思想包括着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波普是现代实证主义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对现代实证主义提出批评早在六十年代托马斯·库恩和其他人开始之前很久。但是他的批评依据的是严密的分析，而不是言过其实的夸夸其谈，这种倾向充斥支配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那场争论。
1961年10月在图宾根举行会议上，卡尔·波普和特奥多尔·阿多诺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演讲者。由这两位演讲者所产生的争论使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的方法的研究带上了本质性的特征。这两位作者阐明了对那些特殊问题如何从总体上把握的基本观点。这些问题和看法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我们进行讨论的出发点。
波普原则上拒绝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区别。一门科学总是建立在假说之上。它必须通过自身的过程实验和证明。通过控制得到的证明永远是暂时的。因此波普不去谈证实，而谈论证伪的试图。在一种新的情况下新的控制方法可以证伪以前占支配地位的科学理论。因此科学理论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不是教条。只要它仍然没有被证伪，那个理论在科学上就仍然是适当的。虽然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谈论真理。对人文科学来说，在这种程度上它也是真正的科学。这种判据也和在自然科学范围中一样有效。
阿多诺和波普的论述相对立。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人，他同时又是从事科学的主体。这由波普和那些在德语世界受马赫在法语世界受贝齐拉德（G.Bachelard）的影响的认识论者看来，他们所代表的方法要求以科学处理问题的无条件的前提是，主体从以开始就要被括起来，要完全排除他自身的作用。严格地坚持这一原则，出于严格的方法论基础自由的作用和创造性的考虑将成为不可能的。总是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的行为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那些一次性地出现的结果必须由科学的领域中完全排除在外。谁如果在知识的内部活动，他就会几乎不可能抗拒这种试图，拥护一种保守的思想，致力于把社会生活作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来理解。当研究者抵抗一种试图或者他们通过广泛的，一个历史和文化人类学的框架的多重性反驳这种考虑的研究，那么他必须拒绝这个可能，能够科学地理解人的生活。
按照阿多诺的观点，主体的关于自身的自我反思将恰恰能在辩证的方法中完成。在这同一个行动中包括主体、客体和它们的关系，并因此以一种适当的形式得到人类现实的知识。
波普和阿多诺的争论再次引发了六十年代德国所独特存在的社会学思想的一场大争论。
2.六十年代的社会学思想争论：
研究六十年代的十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的知识分子和实践兴趣的转化，一门本来没有那么年青的年青科学─社会学回到了人们公开的视野中来。
无疑在五十年代是哲学决定了欧洲大陆的精神思想气氛。虽然首先几乎只有在冷漠的基本的本体论面前的变形的社会问题和以前伪装研究社会问题的存在主义。后来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才产生某种影响。尤其是在德国，这种理论在被严肃的接受以前遭受到所有其它各个哲学学派的激烈批评。在五十年代末期尤其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强烈的吸引力，影响一切，而实证主义却遇到了巨大的抵抗。它以对社会和政治经济范畴的强调明显地对加速兴趣的衍变，通过社会学问题的提出成为支配性理论做出贡献。在此马克思主义在处理社会学理论时模糊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界限。哲学在这种程度上是社会学式的，社会学又是哲学式的。哈伯马斯的这种倾向在以下命题主张中纲领性地表达了出来：认识论在今天仅仅是作为社会批评才是可能的。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建立，由哈伯马斯所进一步发展的的所谓的社会的“批判理论”的哲学遗产主要显示了他们对於作为整体社会的反思，以及对社会进程的本质和现象和分立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思考。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共同发动的话，结合实际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社会理论至少是持续地启发刺激和促进了那时世界范围的学生反对运动。另一方面通过学生运动的骚乱又带来了很多题材作为社会问题的基础，在这一方面社会学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阐述的问题，社会学强烈地出现在公众的意识之中。如同帕森斯（TalcottParsons）所描述的，它们是“知识分子的狂飙中心”。社会学家经常是反叛的学生们的发言人。象不久前哲学所要求实现的那样，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由社会学做出许诺能够创造性和决定性地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社会学在那时成为一种时髦的学科和语言。因此同时也象达伦多夫在他的考察中所说的，它们也濒临一种被作为贬义的骂人话的语言。
作为被扣上实证主义帽子的现代经验主义在哲学的土地仍然被拒绝，在那期间的社会学领域总体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因此在辩证法和经验主义之间仍然没有出现的哲学上的争论那时作为所谓“在德国社会学上的实证主义的争论”而出现了。对於所谓“实证主义”一方来说要进一步大范围的引入经验的社会研究。但是，它被那种整体的社会分析视之为只是一种自然科学倾向的社会工程。而它的对方再次以一种危险的非理性特征与之相对抗。这是那时德国社会学的特征，它明显地在阿多诺和汉斯·阿尔伯特的文章中表现了出来。
关于理论和经验的关系的问题点燃了新的争论，这一争论围绕着是价值中立还是一个批评的并且受约束负有义务的社会科学，这一问题自从马克斯·韦柏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是令人注意的问题。这一争论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所有其它的争论之中。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那一时期再次提出了要求科学家积极投入或者科学政治化，社会科学家比别的学科的科学家更多地感到了这种必须表态的压力。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学家，在科普兰（AbrahamKaplan）和帕森斯的工作中明显地反应了出来。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社会学中第一眼看来还不是那么明显，长时间以来在美国的社会学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使它始终处于一个已经存在的框架中。美国的社会学家在德国的争论中感到的毋宁说是一种厌恶，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一般来说是“典型的德国问题”，至少是过时的现象。在努力使社会学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被经验检验的经验科学中，在美国社会学家那里如同欧洲的经验社会研究一样，社会学范畴的制定是重要的。此外是大量广泛的微观社会学的案例研究，对此人们同时努力改善定量方法的研究。那种在德国所出现的围绕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的所谓实证主义争论在美国是没有的。这种独特的社会学争论在德国出现过三次。
然而在美国这一争论的反映的是在社会学和文化哲学的交界领域。它并不那么尖锐，并且经常是伴随其它的问题而来。经验社会科学家在这些争论中反对的是那种笼统的总体的解释和来源于文化批评的乌托邦式的投影。在这里他们一方面是致力于揭开社会哲学家和社会学作者的意识形态的面纱，另一方面则是对意识形态的自我怀疑。因此那些“文化研究者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在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3.对这场争论的最后评价：
事隔三十年，阿多诺和波普都已经去世，这场争论也已经基本上盖棺定论。
《法兰克福汇报》在卡尔·波普去世后头版刊登的纪念评述文章中说，
“当德国人对他们不名誉的传统充满期待的等候之时，波普的毫无尊敬地对德国传统的批评对德国人来说只有微弱的吸引力。在联邦德国的早期人们由于贫困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要求很少。社会是被迫‘开放’的，它诞生的创伤仍然还没有痊愈，以致人们不能同意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波普的哲学在开始时毫无光彩。波普哲学的时代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那时，几乎和联邦德国同龄的一代认为对已经赢得的安全进行激烈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再次发现资本主义是一个制度，并且又一次陷于无限的自我实现的幻梦中。那些贪得无餍的理论也是如此。尽管有很多一样的宣言，投入学生运动的再次是那些先知类型的预言家。而波普把他们作为开放社会的敌人要解除他们的魔力，不管他们的名字是黑格尔还是卢卡奇，阿多诺还是马克思。那时形成了一个‘批判理性主义’学派，他们看到了左派的极权主义的特征和那些复发的原始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波普则认为民主社会要一步一步地改良。那时的争论是一个不名誉的例子，以一种无限的敏锐最终进行的却是一场毫无结果的争论。”
他的学生拉尔夫·达伦多夫在《时代周刊》上撰文说，“有些人作为一种对策试图把他说成是‘实证主义者’，但这不仅是一种误导，而且是黑格尔主义的模仿者的一种幼稚的自卫手段。作为所谓‘实证主义争论’1961年波普和阿多诺在图宾根相遇，但是这一直接的争论却是平淡无力的。他们的神话仍然依旧存在，批判理性主义和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斗争在每一个范围内都继续存在下去。”
《时代周刊》的另一篇纪念文章称波普为当代“自由主义的首领”。“批判理性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主要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波普对于德国自由主义的传播扮演了一个教父的角色。批判理性主义的首领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神学家奥古斯丁相比。他要求把要实现的思想的真理和实际理性的统治分离开来。象基督一样，虽然他知道在这种尘世的生活中他不可能达到神的天国，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努力。在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公民虽然除了得到更好地证明的假说外，不可能得到其它的东西，但是还是不断地向真理努力。”
南德意志报的纪念文章称波普为“一位执著的启蒙者，当我们的世界一再增强生产的神话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他相信科学的解放作用仍然没有失去。”波普认为“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思想传统是一种错误的结构，是一种对社会最终结果的本体的没有历史性的理解。”波普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依靠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从亚当·斯密经过李嘉图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波普进一步展开了二十世纪的思想传统的丰富多彩性。”
4.对德国政治现实的影响：
六十年代以后卡尔·波普不仅逐渐在德国思想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由于德国的一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他的推崇，他对德国政治现实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施密特对波普的推崇对于德国社会对波普的接受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在波普活着的时候，施密特曾经亲自去拜访他，在波普去世后施密特以“教导人们责任的教师”为题撰写文章悼念这位哲学家。在文章中他说，1979年11月在《时代报》上有一整版过于波普的自传的评论。那时的联邦总理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许勒（ManfredSch乴er），向他的朋友克劳斯·伯林和他推荐阅读每一篇讨论的文章。施密特说，“事实上波普在那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成为我的指路人了。”
“我在直觉上所厌恶的一切政治上的乌托邦和幻想，包括各种变相的马克思主义和那种建立在耶稣在山上对门徒教训的安全基础上的外交政治上的乌托邦，这对苏联帝国主义来说仅仅是一种绥靖。我感谢他给予我的直觉一种理性的论述。
对于我来说相当运气的是，我很早就熟悉了波普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与此同样的是他的社会渐变工程原则，即是逐步具体地完成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代替那种推翻整个制度的辉煌试图。”
在谈到毛泽东1975年在和他的谈话中曾经批评指责他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时，他说，“我感到他把我归入了最高尚的一类人中，当然包括波普在内。”
施密特说，他虽然不能评断卡尔·波普的总的哲学著作，即波普的《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认识论，身─心问题，物理和音乐的工作和整体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构造。但是，
“我确实了解的是波普的政治哲学，他坚持不断地和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其他那些对于一个理想的（或者完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统治进行了争论，并拒绝各种政治上设定的福祉和有效性。
他教导我们，如果在这里据说是所谓人民统治的话，那么民主不是最好的统治形式，因为到今天为止，它只是一种不能用暴力推翻，民众中的多数的统治。
尤其是在当代，那些用‘人民统治’这个词称谓那些复杂的大国是一个轻率的误导，因为是政治家、政党、宪法法院、媒体和和利益集团在治理国家。对于民主波普决定性的判据是，人们不需要流血就可以罢免政府。（这里不需要惊奇的是，波普认为应该用多数选择法代替比例制选择法，因为后者将造成政府频繁更换的困难。）
反驳和推测一起构成波普的基本原则。我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真理。波普认为，植物和动物的有机进化也遵循这一实验和纠错原则，因为突变是由剔除所制约的。我们的理论知识也是如此，我们所作的一切，包括政治也是如此。如果一定会有校正的话，政治的步伐越小，则损失就会越小。”
施密特认为，和其他哲学家相比，波普最大的特点是：
“波普的所有的哲学都不是只存在于象牙塔中的。他通过电视利用广泛的对暴力和灾难的描述向人们提出纠正造成损害的原因的建议。他反对有某些知识分子和绿党方面所造成的恐惧运动和原则上对技术的敌视。在德国统一之后他觉察到了德国邻国日益增长的不安，并促请我们德国人警惕内部的危险。
‘比起为了实现一个抽象的理想，我更愿意从事排除具体弊病的工作。’这是波普的许多政治核心思想表述之一。在他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同样有一个结束句，‘我们必须学习尽可能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学习寻找和认识错误。’历史既没有表明目的也没有意义，‘……而是我们能决定这两方面。’
卡尔·波普没有写作伦理学的著作，但是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如果二百年前伊马努埃尔·康德不曾做出道义上的责任（绝对命令）的陈述，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波普就会作出。他是一个个人负责的教师。
波普具有综观深奥的能力并同时极其适当。在我们时代有一些哲学家，他们使受过一般教育的人理解不了他们的语言。波普和他们不一样，他具有使用简单的语言使表达明确易懂的能力。我喜爱这位朋友的所有这一切。”
对于波普对于德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法兰克福汇报》的头版评述中说，
“波普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反对过去的国家哲学，反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家。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具有可以和他们相比的作用的哲学家。他没有寻求这种荣誉，但是赫尔穆特·施密特把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他做总理之前和之时他明确地参照了波普所推荐的‘逐渐完成的社会工程’，即逐步实现改革。”
“确实波普的政治学说给人一个没有体系，不完整的印象。它只有一种被人攻击为磨洋工式的改革，而没有进一步的“远大”目标。因此它为那种意识形态的重返提供了一种契机。现在德国的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旧日意识形态的负担完全分离的纲领导致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政治裸体文化。那时施密特发现了这位英国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不想掩盖弱点，至少要弄清楚它。在1973-1985年的定位的框架中，这位科学理论家成为放弃乌托邦、绝定性地转成逐步的现实的改革的保证人。从那一时刻，波普和康德和马克思一样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并驾的三个星体。
波普的影响由此更加进一步，他在德国的西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给盎格鲁撒克逊的实用主义配备了哲学的尊严，并且由极权主义的经验中引导出了日常政治生活的教训。在东方集团崩溃之后他的乐观主义得到了证实。但是问题却没有减少，唯有民主能解决它们，波普做过令人信服的论述的信仰仍然保持。其它的令人信服的信仰相反会进一步减少。观察发现，大部分灾难产生于我们的急于改善我们同时代人的命运的急躁情绪。”
“这位科学哲学家在德国成为政治上的引导人物，并且谱写了德国历史的一个旋律。”
关于波普对政治家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德国的《世界报》在悼念波普的文章中说“如果思想家能够与政治家有所接近，如果政治家能够相信思想家，那么他们就能相得益彰。政治家和他的知识分子顾问，在具体的事情上永远保持接触，那么就如同历史中的情况一样，双方都永远会获得积极的价值，甚至巨大的影响和名声会伴随而来。
一个德国以前的总理，一个以前英国的首相，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一个是保守党，他们今天居然都在引证同一个出身于奥地利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如果不是如此，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就会陷于混乱。这位德国的总理以引述他的论述证明自己更倾向于批评的理性主义，并向这个博学多才的哲学家为此保证。那位英国的首相以同样的方式完全单独地表示了自己个人对他的思想兴趣。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和他的几句话使很多人听到它而保持理智，而不是感到云山雾罩。赫尔穆特·施密特，玛格丽特·撒切尔，卡尔·波普，这是一个极其富有成果的模式，他们的接触引起人们的注视。”
（关于卡尔·波普对德国知识分子的批评读者可以参阅《鹅湖》杂志，1990年，9月号，第183期）
五．结语
哲学家要想发挥影响作用，就应该尽可能地持久地努力。
波普是一个有着不同寻常影响经历的哲学家，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中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突然落到他的头上的。。或许他不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可以说他是本世纪最有成果和最好地被证明的哲学家。
波普从认识论中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必须谦虚慎重，所有的知识都只是一种推测知识。他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负责任的谈论和写作是使人能够明白你的意见，并且有方法能够证明你讲的是对还是错。马虎草率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术语对他来说是不能原谅的，它违背了学者的责任和义务。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他把哈伯马斯的用语翻译成朴素易懂的语言。他经常谴责那些行会式的傲慢晦涩的语言。因为受过教育不是美誉，不应该带来傲慢。
波普一生中讨论的是最基本、朴实的问题，使用的是简单清楚的语言概念。他讲话容易理解，从不滥造概念，猎取效应，哗众取宠。他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我们必须谦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猜测。”在有知识的状态，人们各自不同，但是就无知来说，波普指出，所有人却都是一样的。
卡尔·波普作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个伟大的形象还会继续活下去。这个脸上带有狡佶微笑，苗条秀气，两眼炯炯有神的人，将和伊马努埃尔·康德联系在一起，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世界。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六日，德国埃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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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Popper,Ausgangspunkte.MeineintellektuelleEntwicklung,Hamburg，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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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客观知识》、《推测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989。
《科学发现的逻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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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ARLPOPPER,DIEZEIT,1994,9,23.
11.SirKarlPopper,THETIMES,1994,9,19.
12.OffeneGesellschaft-offenesUniversum,FranzKreuzerimGespr刢hmitKarlR.Popper.AusAnlaádes80.Geburtstagesdesgro醗n”sterreichischenPhilosophen.Wien,1982.
13.仲维光（扬人），“卡尔·波普和启蒙思想”，台北《鹅湖》，第183期，19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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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仲维光
原标题：《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
四．卡尔·波普与德国
卡尔·波普和弗洛依德、维特根斯坦都属于维也纳犹太市民阶层。他们的思想改变了这一世纪欧洲的精神世界，并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影响。但是，波普在德国的影响却从开始就遇到了明显的拒绝和犹豫。他的第一本书《研究的逻辑》（英文《科学研究的逻辑》）出版于1934年，但是直到1959年英文译本出版之后七年，1966年才再次在德国印刷。他的主要的成名著作，两卷本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在伦敦1945年以英文出版，1957/58年才第一次出版了德文本。
波普在德国出名很晚，但是却是非常根本性的成名。六十年代他在德国引发了关于社会学方法和思想的争论，1969年之后，他的批判理性主义更是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瘟疫的解毒剂而独立于世界。
1.波普和阿多诺在图宾根会议上的争论：
1961年10月，卡尔·波普在德国社会学协会在图宾根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的报告，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报告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深远作用。围绕这个报告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首领人物阿多诺的补充报告，开始了一场所谓实证主义的争论。尽管严重地存在如波普所指出的对他著作的误解，他在精神和政治方面还是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在这场争论中误解的核心问题存在于，人们没有很好地了解一个重要的事实，波普的思想包括着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波普是现代实证主义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对现代实证主义提出批评早在六十年代托马斯·库恩和其他人开始之前很久。但是他的批评依据的是严密的分析，而不是言过其实的夸夸其谈，这种倾向充斥支配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那场争论。
1961年10月在图宾根举行会议上，卡尔·波普和特奥多尔·阿多诺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演讲者。由这两位演讲者所产生的争论使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的方法的研究带上了本质性的特征。这两位作者阐明了对那些特殊问题如何从总体上把握的基本观点。这些问题和看法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我们进行讨论的出发点。
波普原则上拒绝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区别。一门科学总是建立在假说之上。它必须通过自身的过程实验和证明。通过控制得到的证明永远是暂时的。因此波普不去谈证实，而谈论证伪的试图。在一种新的情况下新的控制方法可以证伪以前占支配地位的科学理论。因此科学理论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不是教条。只要它仍然没有被证伪，那个理论在科学上就仍然是适当的。虽然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谈论真理。对人文科学来说，在这种程度上它也是真正的科学。这种判据也和在自然科学范围中一样有效。
阿多诺和波普的论述相对立。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人，他同时又是从事科学的主体。这由波普和那些在德语世界受马赫在法语世界受贝齐拉德（G.Bachelard）的影响的认识论者看来，他们所代表的方法要求以科学处理问题的无条件的前提是，主体从以开始就要被括起来，要完全排除他自身的作用。严格地坚持这一原则，出于严格的方法论基础自由的作用和创造性的考虑将成为不可能的。总是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的行为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那些一次性地出现的结果必须由科学的领域中完全排除在外。谁如果在知识的内部活动，他就会几乎不可能抗拒这种试图，拥护一种保守的思想，致力于把社会生活作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来理解。当研究者抵抗一种试图或者他们通过广泛的，一个历史和文化人类学的框架的多重性反驳这种考虑的研究，那么他必须拒绝这个可能，能够科学地理解人的生活。
按照阿多诺的观点，主体的关于自身的自我反思将恰恰能在辩证的方法中完成。在这同一个行动中包括主体、客体和它们的关系，并因此以一种适当的形式得到人类现实的知识。
波普和阿多诺的争论再次引发了六十年代德国所独特存在的社会学思想的一场大争论。
2.六十年代的社会学思想争论：
研究六十年代的十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的知识分子和实践兴趣的转化，一门本来没有那么年青的年青科学─社会学回到了人们公开的视野中来。
无疑在五十年代是哲学决定了欧洲大陆的精神思想气氛。虽然首先几乎只有在冷漠的基本的本体论面前的变形的社会问题和以前伪装研究社会问题的存在主义。后来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才产生某种影响。尤其是在德国，这种理论在被严肃的接受以前遭受到所有其它各个哲学学派的激烈批评。在五十年代末期尤其是新黑格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强烈的吸引力，影响一切，而实证主义却遇到了巨大的抵抗。它以对社会和政治经济范畴的强调明显地对加速兴趣的衍变，通过社会学问题的提出成为支配性理论做出贡献。在此马克思主义在处理社会学理论时模糊了哲学和社会学的界限。哲学在这种程度上是社会学式的，社会学又是哲学式的。哈伯马斯的这种倾向在以下命题主张中纲领性地表达了出来：认识论在今天仅仅是作为社会批评才是可能的。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建立，由哈伯马斯所进一步发展的的所谓的社会的“批判理论”的哲学遗产主要显示了他们对於作为整体社会的反思，以及对社会进程的本质和现象和分立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思考。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共同发动的话，结合实际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社会理论至少是持续地启发刺激和促进了那时世界范围的学生反对运动。另一方面通过学生运动的骚乱又带来了很多题材作为社会问题的基础，在这一方面社会学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阐述的问题，社会学强烈地出现在公众的意识之中。如同帕森斯（TalcottParsons）所描述的，它们是“知识分子的狂飙中心”。社会学家经常是反叛的学生们的发言人。象不久前哲学所要求实现的那样，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由社会学做出许诺能够创造性和决定性地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社会学在那时成为一种时髦的学科和语言。因此同时也象达伦多夫在他的考察中所说的，它们也濒临一种被作为贬义的骂人话的语言。
作为被扣上实证主义帽子的现代经验主义在哲学的土地仍然被拒绝，在那期间的社会学领域总体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因此在辩证法和经验主义之间仍然没有出现的哲学上的争论那时作为所谓“在德国社会学上的实证主义的争论”而出现了。对於所谓“实证主义”一方来说要进一步大范围的引入经验的社会研究。但是，它被那种整体的社会分析视之为只是一种自然科学倾向的社会工程。而它的对方再次以一种危险的非理性特征与之相对抗。这是那时德国社会学的特征，它明显地在阿多诺和汉斯·阿尔伯特的文章中表现了出来。
关于理论和经验的关系的问题点燃了新的争论，这一争论围绕着是价值中立还是一个批评的并且受约束负有义务的社会科学，这一问题自从马克斯·韦柏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是令人注意的问题。这一争论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所有其它的争论之中。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那一时期再次提出了要求科学家积极投入或者科学政治化，社会科学家比别的学科的科学家更多地感到了这种必须表态的压力。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学家，在科普兰（AbrahamKaplan）和帕森斯的工作中明显地反应了出来。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社会学中第一眼看来还不是那么明显，长时间以来在美国的社会学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使它始终处于一个已经存在的框架中。美国的社会学家在德国的争论中感到的毋宁说是一种厌恶，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一般来说是“典型的德国问题”，至少是过时的现象。在努力使社会学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被经验检验的经验科学中，在美国社会学家那里如同欧洲的经验社会研究一样，社会学范畴的制定是重要的。此外是大量广泛的微观社会学的案例研究，对此人们同时努力改善定量方法的研究。那种在德国所出现的围绕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的所谓实证主义争论在美国是没有的。这种独特的社会学争论在德国出现过三次。
然而在美国这一争论的反映的是在社会学和文化哲学的交界领域。它并不那么尖锐，并且经常是伴随其它的问题而来。经验社会科学家在这些争论中反对的是那种笼统的总体的解释和来源于文化批评的乌托邦式的投影。在这里他们一方面是致力于揭开社会哲学家和社会学作者的意识形态的面纱，另一方面则是对意识形态的自我怀疑。因此那些“文化研究者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在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3.对这场争论的最后评价：
事隔三十年，阿多诺和波普都已经去世，这场争论也已经基本上盖棺定论。
《法兰克福汇报》在卡尔·波普去世后头版刊登的纪念评述文章中说，
“当德国人对他们不名誉的传统充满期待的等候之时，波普的毫无尊敬地对德国传统的批评对德国人来说只有微弱的吸引力。在联邦德国的早期人们由于贫困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要求很少。社会是被迫‘开放’的，它诞生的创伤仍然还没有痊愈，以致人们不能同意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波普的哲学在开始时毫无光彩。波普哲学的时代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那时，几乎和联邦德国同龄的一代认为对已经赢得的安全进行激烈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再次发现资本主义是一个制度，并且又一次陷于无限的自我实现的幻梦中。那些贪得无餍的理论也是如此。尽管有很多一样的宣言，投入学生运动的再次是那些先知类型的预言家。而波普把他们作为开放社会的敌人要解除他们的魔力，不管他们的名字是黑格尔还是卢卡奇，阿多诺还是马克思。那时形成了一个‘批判理性主义’学派，他们看到了左派的极权主义的特征和那些复发的原始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波普则认为民主社会要一步一步地改良。那时的争论是一个不名誉的例子，以一种无限的敏锐最终进行的却是一场毫无结果的争论。”
他的学生拉尔夫·达伦多夫在《时代周刊》上撰文说，“有些人作为一种对策试图把他说成是‘实证主义者’，但这不仅是一种误导，而且是黑格尔主义的模仿者的一种幼稚的自卫手段。作为所谓‘实证主义争论’1961年波普和阿多诺在图宾根相遇，但是这一直接的争论却是平淡无力的。他们的神话仍然依旧存在，批判理性主义和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斗争在每一个范围内都继续存在下去。”
《时代周刊》的另一篇纪念文章称波普为当代“自由主义的首领”。“批判理性主义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主要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波普对于德国自由主义的传播扮演了一个教父的角色。批判理性主义的首领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神学家奥古斯丁相比。他要求把要实现的思想的真理和实际理性的统治分离开来。象基督一样，虽然他知道在这种尘世的生活中他不可能达到神的天国，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努力。在开放社会中的政治家，科学家和公民虽然除了得到更好地证明的假说外，不可能得到其它的东西，但是还是不断地向真理努力。”
南德意志报的纪念文章称波普为“一位执著的启蒙者，当我们的世界一再增强生产的神话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他相信科学的解放作用仍然没有失去。”波普认为“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思想传统是一种错误的结构，是一种对社会最终结果的本体的没有历史性的理解。”波普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依靠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从亚当·斯密经过李嘉图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波普进一步展开了二十世纪的思想传统的丰富多彩性。”
4.对德国政治现实的影响：
六十年代以后卡尔·波普不仅逐渐在德国思想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由于德国的一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对他的推崇，他对德国政治现实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施密特对波普的推崇对于德国社会对波普的接受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在波普活着的时候，施密特曾经亲自去拜访他，在波普去世后施密特以“教导人们责任的教师”为题撰写文章悼念这位哲学家。在文章中他说，1979年11月在《时代报》上有一整版过于波普的自传的评论。那时的联邦总理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许勒（ManfredSch乴er），向他的朋友克劳斯·伯林和他推荐阅读每一篇讨论的文章。施密特说，“事实上波普在那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成为我的指路人了。”
“我在直觉上所厌恶的一切政治上的乌托邦和幻想，包括各种变相的马克思主义和那种建立在耶稣在山上对门徒教训的安全基础上的外交政治上的乌托邦，这对苏联帝国主义来说仅仅是一种绥靖。我感谢他给予我的直觉一种理性的论述。
对于我来说相当运气的是，我很早就熟悉了波普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与此同样的是他的社会渐变工程原则，即是逐步具体地完成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代替那种推翻整个制度的辉煌试图。”
在谈到毛泽东1975年在和他的谈话中曾经批评指责他是一个康德主义者时，他说，“我感到他把我归入了最高尚的一类人中，当然包括波普在内。”
施密特说，他虽然不能评断卡尔·波普的总的哲学著作，即波普的《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认识论，身─心问题，物理和音乐的工作和整体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构造。但是，
“我确实了解的是波普的政治哲学，他坚持不断地和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其他那些对于一个理想的（或者完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统治进行了争论，并拒绝各种政治上设定的福祉和有效性。
他教导我们，如果在这里据说是所谓人民统治的话，那么民主不是最好的统治形式，因为到今天为止，它只是一种不能用暴力推翻，民众中的多数的统治。
尤其是在当代，那些用‘人民统治’这个词称谓那些复杂的大国是一个轻率的误导，因为是政治家、政党、宪法法院、媒体和和利益集团在治理国家。对于民主波普决定性的判据是，人们不需要流血就可以罢免政府。（这里不需要惊奇的是，波普认为应该用多数选择法代替比例制选择法，因为后者将造成政府频繁更换的困难。）
反驳和推测一起构成波普的基本原则。我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真理。波普认为，植物和动物的有机进化也遵循这一实验和纠错原则，因为突变是由剔除所制约的。我们的理论知识也是如此，我们所作的一切，包括政治也是如此。如果一定会有校正的话，政治的步伐越小，则损失就会越小。”
施密特认为，和其他哲学家相比，波普最大的特点是：
“波普的所有的哲学都不是只存在于象牙塔中的。他通过电视利用广泛的对暴力和灾难的描述向人们提出纠正造成损害的原因的建议。他反对有某些知识分子和绿党方面所造成的恐惧运动和原则上对技术的敌视。在德国统一之后他觉察到了德国邻国日益增长的不安，并促请我们德国人警惕内部的危险。
‘比起为了实现一个抽象的理想，我更愿意从事排除具体弊病的工作。’这是波普的许多政治核心思想表述之一。在他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同样有一个结束句，‘我们必须学习尽可能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学习寻找和认识错误。’历史既没有表明目的也没有意义，‘……而是我们能决定这两方面。’
卡尔·波普没有写作伦理学的著作，但是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如果二百年前伊马努埃尔·康德不曾做出道义上的责任（绝对命令）的陈述，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波普就会作出。他是一个个人负责的教师。
波普具有综观深奥的能力并同时极其适当。在我们时代有一些哲学家，他们使受过一般教育的人理解不了他们的语言。波普和他们不一样，他具有使用简单的语言使表达明确易懂的能力。我喜爱这位朋友的所有这一切。”
对于波普对于德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法兰克福汇报》的头版评述中说，
“波普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反对过去的国家哲学，反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家。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具有可以和他们相比的作用的哲学家。他没有寻求这种荣誉，但是赫尔穆特·施密特把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他做总理之前和之时他明确地参照了波普所推荐的‘逐渐完成的社会工程’，即逐步实现改革。”
“确实波普的政治学说给人一个没有体系，不完整的印象。它只有一种被人攻击为磨洋工式的改革，而没有进一步的“远大”目标。因此它为那种意识形态的重返提供了一种契机。现在德国的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旧日意识形态的负担完全分离的纲领导致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政治裸体文化。那时施密特发现了这位英国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不想掩盖弱点，至少要弄清楚它。在1973-1985年的定位的框架中，这位科学理论家成为放弃乌托邦、绝定性地转成逐步的现实的改革的保证人。从那一时刻，波普和康德和马克思一样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并驾的三个星体。
波普的影响由此更加进一步，他在德国的西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给盎格鲁撒克逊的实用主义配备了哲学的尊严，并且由极权主义的经验中引导出了日常政治生活的教训。在东方集团崩溃之后他的乐观主义得到了证实。但是问题却没有减少，唯有民主能解决它们，波普做过令人信服的论述的信仰仍然保持。其它的令人信服的信仰相反会进一步减少。观察发现，大部分灾难产生于我们的急于改善我们同时代人的命运的急躁情绪。”
“这位科学哲学家在德国成为政治上的引导人物，并且谱写了德国历史的一个旋律。”
关于波普对政治家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德国的《世界报》在悼念波普的文章中说“如果思想家能够与政治家有所接近，如果政治家能够相信思想家，那么他们就能相得益彰。政治家和他的知识分子顾问，在具体的事情上永远保持接触，那么就如同历史中的情况一样，双方都永远会获得积极的价值，甚至巨大的影响和名声会伴随而来。
一个德国以前的总理，一个以前英国的首相，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一个是保守党，他们今天居然都在引证同一个出身于奥地利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如果不是如此，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人就会陷于混乱。这位德国的总理以引述他的论述证明自己更倾向于批评的理性主义，并向这个博学多才的哲学家为此保证。那位英国的首相以同样的方式完全单独地表示了自己个人对他的思想兴趣。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和他的几句话使很多人听到它而保持理智，而不是感到云山雾罩。赫尔穆特·施密特，玛格丽特·撒切尔，卡尔·波普，这是一个极其富有成果的模式，他们的接触引起人们的注视。”
（关于卡尔·波普对德国知识分子的批评读者可以参阅《鹅湖》杂志，1990年，9月号，第183期）
五．结语
哲学家要想发挥影响作用，就应该尽可能地持久地努力。
波普是一个有着不同寻常影响经历的哲学家，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中所获得的荣誉并不是突然落到他的头上的。。或许他不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但是可以说他是本世纪最有成果和最好地被证明的哲学家。
波普从认识论中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必须谦虚慎重，所有的知识都只是一种推测知识。他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负责任的谈论和写作是使人能够明白你的意见，并且有方法能够证明你讲的是对还是错。马虎草率的思想，难以理解的术语对他来说是不能原谅的，它违背了学者的责任和义务。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他把哈伯马斯的用语翻译成朴素易懂的语言。他经常谴责那些行会式的傲慢晦涩的语言。因为受过教育不是美誉，不应该带来傲慢。
波普一生中讨论的是最基本、朴实的问题，使用的是简单清楚的语言概念。他讲话容易理解，从不滥造概念，猎取效应，哗众取宠。他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我们必须谦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猜测。”在有知识的状态，人们各自不同，但是就无知来说，波普指出，所有人却都是一样的。
卡尔·波普作为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个伟大的形象还会继续活下去。这个脸上带有狡佶微笑，苗条秀气，两眼炯炯有神的人，将和伊马努埃尔·康德联系在一起，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世界。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六日，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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