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朝宋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晋末曾出任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入宋后，因刘裕采取压抑士族政策，降爵为康乐侯，出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元嘉十年（433）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 、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其中有不少自然清新的佳句，如写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写秋色“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谢灵运的诗歌虽不乏名句，但通篇好的很少。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谢灵运还有赋1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比较有名，景物刻画颇具匠心，但成就远不及诗歌。谢灵运早年信奉佛道，曾注释过《金刚般若经》，润饰过《大般涅盘经》，有《辩宗论》为其阐释顿悟的哲学名篇。谢灵运还于元嘉间奉诏撰《晋书》，《隋书·经籍志》著录36卷，已佚。
谢灵运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他开始，山水诗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
魏晋以来，崇尚清谈。东晋偏安江左，清谈之风变本加厉。这种风气侵袭到文学创作的领域里，造成了玄言诗的盛行。这些诗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既谈不上言志缘情，也谈不上风华辞采。但是玄言诗和山水诗又并非截然的对立面，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山水有“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的一面，山水之中包孕着玄趣。因此玄言家大多喜好山水，借山水言玄。例如玄言诗的主要作家孙绰的《兰亭》诗，就有相当生动的景物描写。到东晋后期，模山范水的作品渐渐增多，诗风开始转变。《宋书·谢灵运传论》把山水诗的倡导之功归于殷仲文和谢混：“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但从这两位作者现存的作品来看，玄言成分依然相当浓厚，描写技巧也不够成熟。真正大量写作山水诗而且在艺术上卓有成就的作家是谢灵运。
在政治上不能得志，谢灵运寄情于山水，加之他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登临寓目，每每发为诗篇。由于写作的对象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少有的，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技巧,要成功地把奇秀的江南山水反映在诗篇里,作家必须自铸新辞，精心刻镂。谢灵运的山水诗所以超越前人，原因就在于体现了这一方面的新的创造。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诗品》中）两位和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使用的同一比喻，说明了谢诗的特点，即鲜丽清新。这一特点体现于对山水形象捕捉的准确。“春晚绿野秀”（《入彭蠡湖口》）、“青翠杳深沉”（《晚出西射堂》），同样是绿色，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前者为暮春,后者为深秋。“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写落日时的短暂景象，就把读者带到了雨后山林这一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准确地捕捉形象，诗人确乎是“经营惨淡，钩深索隐”（沈德潜《古诗源》），调动了多方面的艺术技巧。例如他的名句“白云抱幽石，绿□媚清涟”（《过始宁墅》），既以拟人的手法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又利用浅深、明暗的对比显示了大自然丰富的色彩。“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以有声烘托无声，由动而见静，细致地写出了深山夜色。
谢灵运在写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情。《登池上楼》之所以受到历代读者的赞赏，不仅是因为“池塘生春草”这一猝然偶得的名句，而且是由于通篇的情景交融，不同的景物只是诗人情绪变化的背景。《过白岸亭》“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强难名，渔钓易为曲”等句,把老庄哲学化入山水景色之中,由景涉理，进而引起荣悴穷通的感慨。《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由“天路”登群峰之首，若入云烟，自然地引起思古幽情，又一转而为忧生的嗟叹，以景启情，浑无痕迹。
谢灵运诗中时时可以见到佳句，但通篇完整的作品不很多。他登山临水“寓目辄书”（《诗品》），自然难于有那么许多精致工巧的名句，因而常常借助于汉赋铺陈排比的手法，填塞一些典故完篇。而致力于追求新奇，也易流于艰涩险怪。同时，谢灵运本人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消极影响。他兼通玄佛，有的诗篇固然能够做到寓理于情，寓情于景，但也有不少作品的结尾，理往往游离于情景之外，类似说教，沉闷乏味。
谢灵运诗篇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其中虽有一些对时政的不满，但多是个人的怨望。不过，也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面貌。更为重要的是，谢灵运以其文学创作活动促使了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他那刻意追新的艺术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唐代的李、杜、王、孟、韦、柳诸大家，都曾从谢诗中吸取过营养。钟嵘在《诗品》中说他“颇以繁富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这样的意见虽然不免溢美，但大体上还是中肯的。
中国南朝宋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晋末曾出任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入宋后，因刘裕采取压抑士族政策，降爵为康乐侯，出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元嘉十年（433）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 、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其中有不少自然清新的佳句，如写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写秋色“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谢灵运的诗歌虽不乏名句，但通篇好的很少。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谢灵运还有赋1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比较有名，景物刻画颇具匠心，但成就远不及诗歌。谢灵运早年信奉佛道，曾注释过《金刚般若经》，润饰过《大般涅盘经》，有《辩宗论》为其阐释顿悟的哲学名篇。谢灵运还于元嘉间奉诏撰《晋书》，《隋书·经籍志》著录36卷，已佚。
谢灵运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他开始，山水诗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
魏晋以来，崇尚清谈。东晋偏安江左，清谈之风变本加厉。这种风气侵袭到文学创作的领域里，造成了玄言诗的盛行。这些诗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既谈不上言志缘情，也谈不上风华辞采。但是玄言诗和山水诗又并非截然的对立面，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山水有“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的一面，山水之中包孕着玄趣。因此玄言家大多喜好山水，借山水言玄。例如玄言诗的主要作家孙绰的《兰亭》诗，就有相当生动的景物描写。到东晋后期，模山范水的作品渐渐增多，诗风开始转变。《宋书·谢灵运传论》把山水诗的倡导之功归于殷仲文和谢混：“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但从这两位作者现存的作品来看，玄言成分依然相当浓厚，描写技巧也不够成熟。真正大量写作山水诗而且在艺术上卓有成就的作家是谢灵运。
在政治上不能得志，谢灵运寄情于山水，加之他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登临寓目，每每发为诗篇。由于写作的对象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少有的，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技巧,要成功地把奇秀的江南山水反映在诗篇里,作家必须自铸新辞，精心刻镂。谢灵运的山水诗所以超越前人，原因就在于体现了这一方面的新的创造。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诗品》中）两位和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使用的同一比喻，说明了谢诗的特点，即鲜丽清新。这一特点体现于对山水形象捕捉的准确。“春晚绿野秀”（《入彭蠡湖口》）、“青翠杳深沉”（《晚出西射堂》），同样是绿色，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前者为暮春,后者为深秋。“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写落日时的短暂景象，就把读者带到了雨后山林这一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准确地捕捉形象，诗人确乎是“经营惨淡，钩深索隐”（沈德潜《古诗源》），调动了多方面的艺术技巧。例如他的名句“白云抱幽石，绿□媚清涟”（《过始宁墅》），既以拟人的手法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又利用浅深、明暗的对比显示了大自然丰富的色彩。“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以有声烘托无声，由动而见静，细致地写出了深山夜色。
谢灵运在写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情。《登池上楼》之所以受到历代读者的赞赏，不仅是因为“池塘生春草”这一猝然偶得的名句，而且是由于通篇的情景交融，不同的景物只是诗人情绪变化的背景。《过白岸亭》“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强难名，渔钓易为曲”等句,把老庄哲学化入山水景色之中,由景涉理，进而引起荣悴穷通的感慨。《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由“天路”登群峰之首，若入云烟，自然地引起思古幽情，又一转而为忧生的嗟叹，以景启情，浑无痕迹。
谢灵运诗中时时可以见到佳句，但通篇完整的作品不很多。他登山临水“寓目辄书”（《诗品》），自然难于有那么许多精致工巧的名句，因而常常借助于汉赋铺陈排比的手法，填塞一些典故完篇。而致力于追求新奇，也易流于艰涩险怪。同时，谢灵运本人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消极影响。他兼通玄佛，有的诗篇固然能够做到寓理于情，寓情于景，但也有不少作品的结尾，理往往游离于情景之外，类似说教，沉闷乏味。
谢灵运诗篇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其中虽有一些对时政的不满，但多是个人的怨望。不过，也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面貌。更为重要的是，谢灵运以其文学创作活动促使了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他那刻意追新的艺术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唐代的李、杜、王、孟、韦、柳诸大家，都曾从谢诗中吸取过营养。钟嵘在《诗品》中说他“颇以繁富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这样的意见虽然不免溢美，但大体上还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