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吉卜林最后一部印度题材小说《基姆》在过去几十年的文学批评领域中被视为殖民文学的典范文本，批评家较多关注其中帝国主义话语的撒播和建构。鉴于此，本文将关注点置于该小说的反讽式修辞方式，分别从文本本体、历史语境以及宗教哲学三个层面阐释吉卜林独特的印度书写，基于针对相关层面的参照研究揭示吉卜林有关东西方交融中普适性问题的考察，进而探讨该文本是否因作者的矛盾心理及反讽式书写而形成前后悖论之势。 关键词：《基姆》 吉卜林 反讽式 印度书写 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大多作为儿童文学传世，他虽无法为英国主流文学所接受，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除了短暂地被遗忘，他依旧为批评家们津津乐道，虽然褒贬不一，我们依旧可以称他为“说不尽的吉卜林”。吉卜林在其最成功的小说同时也是最后一部印度题材小说《基姆》中汇集了他一生对印度社会各层面的回顾与思考，这不仅仅体现在其生活经历之中，同时在文本的细枝末节处也可以看出吉卜林在面对这个为他带来了无数荣耀之地时所表现出的矛盾交缠和反讽式描写，而最后他依旧无法认定自身所预设的理想情境是否正确，这也正是吉卜林的有趣之处。 一、被“化约”的印度 印度是吉卜林文学灵感的采集地和其最终的文学皈依。吉卜林1865年出生于印度孟买，出生后直到六岁以前，他都生活在印度，这段时光也是吉卜林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从其晚年自传中依然洋溢的兴奋之情中可以感觉到吉卜林对印度的深情。而日后吉卜林会成为英国文学首位诺奖得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书写了他的印度。六岁之后吉卜林被送到英国接受西方教育，十七岁才重回印度，一呆就是七年，期间他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着对印度细致入微的观察，并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这段人生经历无疑为他日后在印度题材小说中生动、精确地描写印度的自然风光，各社会阶层、教派、种姓的生活场景和风俗习惯提供了可能。小说《基姆》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印度社会的全景图，虽然并非全然客观，但至少在当时英国社会这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有学者就认为：“《基姆》从统治者的角度描绘了印度，同时也没有忽略当地人的生活立场。它深深地植根于吉卜林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以及二十几岁时的经历。它描述了在大英帝国统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之前，处于鼎盛时期的印度。”①萨义德也曾指出：“吉卜林不仅写印度，而且还属于印度”。②此外他还说道：“我们固然可以把《基姆》当做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的一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囿于历史与政治环境的限制。然而，基于同一理由，我们也一定不要否定其中被吉卜林小心翼翼谈到的与当时现实的联系。”③且萨义德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缘由：“作者在写作时不只是从一位住在殖民地的白人统治者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种其经济、功能与历史已经获得自然的地位的巨大的殖民体系出发的。”④这个庞大的殖民体系除了指实际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指笼罩了印度长达两百年的一套由欧洲学者所构筑的殖民话语，这在作为殖民地的印度上空挥之不去的话语迷雾也在遥远的英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得到了潜移默化的伸张。萨义德在其批评中将其统归到名为“东方”的话语体系之中，在他看来，“东方乃作为一套价值体系而存在，这一价值体系并非与当代现实相连，而是与欧洲遥远的过去相连，后者与东方进行过接触，而且这一接触的价值已有定评。”⑤吉卜林与其说在此中扮演了一个参与话语建构的角色，毋宁说他本身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个表意符号。我们或许在《基姆》中看不到对于英印关系过多的政治方面的描述，但在其讲述的情节中仍可以看到其中影射的政治气氛和隐含的价值判断。 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正是处在这样一种若隐若现的政治气氛之中。1857年的印度反英暴动，这一被称为“英―印关系中唯一最重要、最著名的暴力事件”在小说中以不经意的方式穿插其中，当时军队实际上是由印度士兵与英国军官组成，两方的矛盾不仅只是上下级的矛盾，实际上更深层次的矛盾来自于帝国主义统治的屈辱以及宗教的冲突。《基姆》中的主人公基姆即为军人的遗孤，是英国军人欧哈拉与当地一个爱尔兰保姆的孩子，这与吉卜林在印度共济会中接触到许多军人遗孤的经历有关。吉卜林让基姆背负着这样一个身份诞生，或许是最佳选择，在基姆身上可以堆积足够多的素材，同时还可以将其放置在恰当的历史语境之中，甚至这一土生白人的身份还能为其之后参与到殖民活动之中埋下伏笔。有学者这样评价吉卜林的文学：“他的文本被打上一些无以名状、不被承认的期待、渴望和恐惧的记号，使得其作品充满了存在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政治。他的小说在抵制帝国的权威与渴望英帝国和印度成为只属于他的家园的渴望之间，达成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和解。”⑥《基姆》中的印度并未将这种不可化解的矛盾明晰化，但其中颇为不自然的和谐感还是不免触动读者敏感的批评神经。在强调殖民地是“白人的负担和责任”的吉卜林看来，真正来自印度自身的反抗力量是不存在的，吉卜林在小说中其实建构了一个结构稳定的异域空间，目的是为了获得反观英国“殖民成就”的窗口，博埃默曾说过：“英国的民族自我向来是以一个海外他者作为对立面才得以形成的。”⑦英国这一海外“他者”的存在就是英帝国民族自豪感的佐证。当时作为大英帝国臣民的英国人对于这样一个辖属地的认识通过吉卜林文本的修辞来实现，也正因此吉卜林成为极受欢迎的作家，这些吉卜林的小说关于印度的意象，成为其后描写印度的作家们取材的重要来源。这个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既是他曾生活其中的实境，同时又是蒙上了话语面具的虚境，在这一虚一实之间印度逐渐变得不可捉摸。我们很难为吉卜林的《基姆》定下一个调子，但有批评者指出：“吉卜林在印度发现了一个极易获利的工作，印度这片广阔的大陆受到英国人的特殊关注，这里有极丰富多样的资源以供文学创作，而且这片大陆并未成为当时流行文学的素材，也就是当时人们还未注意到印度这个海外‘他者’，而吉卜林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会，这一取之不竭的第一手材料对于一名年轻作家来说再好不过了，于是印度成为吉卜林为个人目的而强占的对象。当我们在吉卜林的作品中遇到‘印度’时，我们所遇到的文本中的灵感与印度无关。”{8} 这一批评态度不免过于激烈，吉卜林对印度的感情并非仅止步于对名誉的追求。穆尔-吉尔伯特曾总结过二战后对吉卜林的批评史，其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对吉卜林作品中对暴力问题的关注，他认为吉卜林对暴力和残酷的兴趣的样式是由于其所处的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语境造成的。{9}通观《基姆》，实际上最明显的暴力无外乎在喜马拉雅山附近基姆与俄国间谍遭遇后的那一场肉搏，这显示出吉卜林对此事的不安与焦虑，此外文本中对各种殖民行为的描写也尽其所能地一笔带过，使一切再自然不过，撇开身体暴力的表象，吉卜林在《基姆》中对整个印度施加的其实是一种“软暴力”，当基姆和喇嘛走上那条被老军人称为“印度的脊梁”的大道，建基在堤坝上的大道俨然展现了由英国殖民之后印度富足的景象，一切都能用赏心悦目来形容，甚至在说到刚被释放的囚犯时，他还不忘渲染其油光满面大腹便便，因为“政府喂养它的囚犯要胜过大多数安分守己的人”。{10}也许是对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再次发生的恐惧，加上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的战绩不佳。他还在大英帝国发展到顶峰的时刻即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寿辰的时候写出了一首《退场赞美诗》，以此警醒统治者，似乎也预示了日不落帝国近在咫尺的黄昏的来临。吉卜林如此苦心经营他的“印度”意象，他复杂而矛盾的动机是否得以实现？这或许和当时真实的印度一样，成为了一个谜。 二、被“窥视”的印度 《基姆》主要围绕基姆从十三四岁到十七岁的经历展开，是典型的流浪汉小说的变体。其中基姆和喇嘛共同寻找箭河与基姆参加英国殖民政府的间谍行动两条线索交替出现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体，基姆在印度拉合尔市遇见一位西藏德秀喇嘛并一起寻找喇嘛口中能够使灵魂超脱，摆脱轮回的箭河的经历，穿插其中的是基姆寻找父亲遗嘱中所说的红公牛并被送到印度的贵族学校圣查维尔接受英国式教育的经历。基姆的白人身份被发现后，白人们惊异于他能与印度文化如此契合，此后在英国情报机关的长官克赖顿上校和勒甘大人的授意下，基姆被召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情报机关一员参加被称为“大游戏”的情报战。基姆作为白人后裔，却在印度下层社会如鱼得水，与真正的印度土著居民不分彼此，却又表现出比当地人更有智慧的一面，他还有个很响亮的绰号“世界小朋友”（little friend of all the world），吉卜林试图将东西方文化的优点都体现在基姆这位年轻聪明的主人公身上，然而却总不忘提醒读者，基姆是英国人，小说开篇就借基姆把印度孩子踢下炮台来影射英国成为了印度的主人，孩子之间的戏语与吉卜林对殖民行为的严肃态度之间构成的矛盾修辞使小说开篇就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政治气氛。基姆骑在参参玛大炮（the gun Zam-Zammah）上朝着穆斯林的孩子喊：“穆斯林从参参玛上滚下去，早就全部滚下去了！”{11}除此之外，他对印度教的孩子喊：“印度人也从参参玛上滚下去。是穆斯林把他们推下去的。”{12}基姆在此不仅标榜着英国人成了旁遮普的主人，而且还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戏说着印度的宗教矛盾，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信徒之间的矛盾在这位旁观者看来只是孰胜孰败的简单的二元问题。基姆就算处在最底层，但毕竟是克里奥尔人（即土生的欧洲殖民者后裔）、是白种人、是英国人，此刻还是印度的主人。博物馆的那个高大的旁遮普看门人，即使基姆骑在炮台上朝他骂粗话，他对基姆也总是笑咧咧的，但喇嘛只是站在炮台前面，他却傲慢无礼地大声斥责。这些细节往往都是吉卜林的刻意安排，旁遮普人接受了一个白人少年，而对于从西藏来印度朝圣的喇嘛却如此无礼，这种不合常理的差异心理为情节的顺利发展预备了一个前提――整个印度似乎都在为基姆的“探险”准备着。 同样的细节安排还体现在小说开篇喇嘛参观拉合尔市博物馆的一段经历中，他遇到的是以吉卜林父亲为原型的博物馆馆长。馆长虽是白人，却和蔼可亲，耐心地倾听初来乍到的喇嘛对虔诚追求的讲述，同时这位馆长对佛教的研究让喇嘛也心生敬意。馆长对喇嘛所讲的佛陀世尊的故事似乎了如指掌，每次都以一句“书里是这样写的”作结，但很快我们可以发现当喇嘛询问馆长现实世界中箭河的位置时，馆长却一无所知。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萨义德的观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认识主要靠的是西方学者几个世纪以来对东方研究的知识积累，这些知识不论来源都局限在按西方的价值体系可以理解的层面，他们始终将自己置于知识的享有者的位置上，他们只是按惯例去观看“东方”这个研究客体。在二人的交流过程中吉卜林描写了一个细节，馆长在听喇嘛开始诉说佛陀的传说时保有一份好奇，他在揣测从喜马拉雅山另一面――英国人未曾踏足的地域――来此的高僧是否有大英帝国所未能“享有”的知识，结果却颇令这位馆长失望，他“神情黯然”地听完了喇嘛的讲述。这位馆长与基姆一样是印度的主人，但似乎又比基姆更具威严，由于他掌握了关于“印度”的知识，即使是基姆这个在当地人面前能够耀武扬威的孩子王，对于白胡子的洋大人也存有敬畏，这些知识作为克里奥尔人是并不具备的，他拥有的更多的是主观化的经验。因而对能与之交谈甚欢的喇嘛也心生崇敬。吉卜林用这种处理方式掩盖了其中英国人与印度土著居民的矛盾，甚至作为穆斯林的马哈布哈里和印度巴布都能齐心协力地为政府服务，目的是为了维护印度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的稳定。这样整部小说的发展就都在殖民者的掌握之中，包括基姆看似自由的游历。 与此同时，基姆作为整个故事的绝对中心，他掌控着整个故事的发展顺序，在十二岁之前只生活在拉合尔市的基姆，与喇嘛一起游遍了大半个印度。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走在或中心或边缘的印度，也正是在这种权力内外的游走中，他俯瞰整个印度。小说中基姆甘愿做喇嘛的弟子，除了被喇嘛虔诚的精神所打动，还因为他猎奇的心理，此外还因为他自己也有要寻找的东西――草原上的红公牛，牛作为印度的圣物，加上之后英国军队小牛团也以公牛作为标志物，军队与印度就这样以双重象征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吉卜林在此又一次以隐喻的方式将英国已经成为印度主人这一事实加以强调，而这个隐喻潜藏于整个文本线索之中。至于这头红公牛会带来什么，基姆并无所知，事实上这只是他出行的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既不期待喇嘛口中那条能摆脱轮回的河，也不期待世俗的成功，他只求随心所欲地生活，他期待能更多地去接触印度社会，因为他作为白种人的“优秀基因”使他能够自由摆布那些东方人，他了解这些东方人的心理，他可以随意地伪装成东方人的模样，操着方言与他们周旋，这无疑带来了无限的心理满足感，同时也成为基姆证明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语句，“以东方人的方式采取了行动”、“即使一个具有东方时间观念的东方人也能意识到”、“基姆一头扎进欢快的亚洲式混乱里”，{13}这些都来自大英帝国的殖民话语体系，这一“东方”话语建构的过程就是所谓的“他者化”的过程，也是“殖民化过程中根本的问题”。{14} 吉卜林很巧妙地用一种反面印证的方法证明了上述观点，在基姆眼中的印度似乎并非一个“他者”，相反基姆一旦失去了与印度社会的联系，便开始怀疑“谁是基姆”，他陷入了身份的迷惑之中，在白人的圈子中，基姆受到束缚感到不自在，作为白人后裔的基姆无法自由地与同胞们生活在一起，在圣查维尔学校放假期间，他变装成低种姓的印度孩子逃离学校又一次奔入印度社会的洪流之中。事实上，在印度社会中游弋的基姆经历的就是一个自我身份确立的过程，在面对殖民地人民时才能作为与其不同的“他者”而存在，而只有作为“他者”，才能够以一种俯临的姿态来窥视整个印度。此外，作为“大游戏”一份子的基姆，在正式加入“大游戏”第一次完成夺取沙俄间谍情报的任务之后，他怅然若失，甚至认为“那些脚上穿着用铁和死亡动物皮毛制成的鞋、用木板和水泥把自己与构成血肉之躯的泥土分隔开的种族，是无法理解大地何以能带来各种热病，也能把它们全带走的，除非他们去野外去露营”。{15}他想要再一次将自己确立为印度的一份子，但只属于印度的大自然。对于这样一个凌驾于整个印度之上的存在，与政府雇佣的那些印度人员不同，他处理事务的圆滑和理智是这些“东方人”所不具备的，但是印度巨大的引力似乎又让这位爱尔兰少年不能顺利地认定自己的身份，这样一种张力在张弛之间却以整个印度的妥协作结，其中的奥秘或许只有吉卜林才能明白。 三、“修道者”的印度 《基姆》中西藏喇嘛的存在使小说撇开政治现实而提升到宗教哲学的层面，有学者认为：“吉卜林让身负‘大游戏’重任的白人男孩基姆陪伴一位信奉佛法的喇嘛跋山涉水，寻找神奇的‘箭河’，颇有文化隐喻的味道。”{16}的确，吉卜林在《基姆》中别有深意地创造了喇嘛这个角色，使得文本中的文化及宗教色彩异常繁复而且令人捉摸不透。这与吉卜林的共济会会员身份不无关系。共济会（Freemason）并未规定参会人员的宗教信仰，这对吉卜林的宗教观无疑具有巨大影响，这使得他能够接受多种宗教信仰的共存，也使其作品具有泛神论的色彩。有学者曾这样说道：“喇嘛寻求失落的奥秘以及神秘箭河的主题与共济会寻求希兰失落的奥秘具有相似之处。”{17}这样的揣测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吉卜林一生都是共济会的忠实支持者。这位学者还说：“他将喇嘛对神圣箭河的精神追求与他弟子对自己身份的寻求结合起来，而基姆的寻求最后依靠的却是他父亲的一纸共济会证明。”{18}这其中微妙的关系正如小说希望处理的宗教层面问题一样复杂。不少学者认为吉卜林在这里欲依靠宗教来表达其融合东西方的理想，实际上融合东西宗教并非其理想，而是其已然存在的宗教观，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伊斯兰教的喜爱，在其晚年自传中出现的神不是上帝而是真主安拉。在《基姆》中混杂各种信仰的人物如马贩子马哈布・哈里、印度巴布、神秘的勒甘大人、库鲁老寡妇等等，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此刻成为了一个“宗教狂欢”的国度。正如国内一位学者所言：“他力图超越殖民框架，寻找人生最高真理，也就是我们东方人常说的‘出世’之道。遗憾的是，尽管吉卜林具有所有批评家们都承认的‘天赋’（God-given Genius），但由于这种‘天赋’的有限性和作为一位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感，吉卜林的努力不太成功。”{19}吉卜林的这种“出世”理想在小说结束时也以一种反讽的态度将自身解构了。 佛教在印度已失传多年，西藏喇嘛对于当时的印度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符号，对吉卜林来说当然也是如此，小说中的喇嘛意象是吉卜林对神秘东方的想象性投射，喇嘛普适性的宗教价值观已经超越了各种宗教之间的差别，“对修道的人来说，没有黑人白人之分，没有印度人和菩提耶尔人之分。我们都是寻求解脱的灵魂。不管你在洋人那边学到了什么智慧，在我们找到我的圣河时，你将――在我的身边――摆脱一切幻象。哎！我多么渴望找到圣河……我的灵魂高居肉体之上，等待着。”{20}这种超越了种族和阶级的愿景把小说从以克赖顿上校为代表的“大游戏”的殖民现实脱离出来，预想性地获得了印度与英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共时性统一。但正是因为殖民现实与喇嘛的求道存在层面上的差异性，喇嘛在此处的联结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小说的最后，喇嘛认为自己已经在箭河中洗清了一切罪孽，并一脸兴奋地向基姆讲述自己终于与大灵魂无限接近，脱离了肉体成为了一切，“我知道我的灵魂已经超越了时间、空间和事物的幻觉”，“因为我到达大灵魂，我就是一切了”。{21}但在此处隐藏了一个矛盾，即佛教中并无“灵魂”一说，大灵魂（the Great Soul）这一超验的永恒存在与佛教所谓的轮回转世是相违背的，在佛教中只有第八识（阿赖耶识）与灵魂的概念相似，而喇嘛所说的解脱事实上与真正佛教中的解脱并不一致，喇嘛的解脱只是摆脱了肉身的烦恼和今世的罪恶，并最终达到了与大灵魂这一能俯瞰万物存在的永恒存在统一的地步，这与佛教修道中所追求的涅■和空性以及佛教所强调的“无常”与“无我”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这与吉卜林对佛教的了解或者他的殖民主义情结有关，小说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性与其中的宗教复杂性缠绕在一起构成了文本的多维阐释空间。 小说中基姆并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在印度社会中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他曾自我解嘲道：“我是个什么？回教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还是佛教徒呢？这可是个难题。”{22}一位佛教虔信者的弟子却有着游离的宗教身份，这又是吉卜林惯用的矛盾修辞。基姆坚定地陪伴喇嘛寻找箭河，而最后喇嘛终于圆满地结束了他的寻找的时候，基姆表现的却并非如喇嘛一样虔诚的热情，相反他却为喇嘛还活在现世而“祈求万福”，同样地，喇嘛将帮助基姆作为修道积功德的必要条件。虽然基姆与喇嘛的朝圣之旅并未表现出功利主义的气息，但喇嘛在最后与马哈布哈里的交谈中这样说道：“他原来就是准备当抄写员的。我为他布施积了功德。好心必有好报。他帮助我寻找我的河，我也帮了他。法轮公道啊，北方的马贩子。让他去当教员吧。让他当个抄写员。有什么不好吗？他最终能获得解脱的。其他都不过是幻觉。”{23}喇嘛在求得解脱之后与马贩子聊起了基姆的解脱之道，而且是在基姆不在场的情况下，更具反讽意义的是，基姆的解脱之道却是为政府服务，其他一切都是幻觉。小说在最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基姆骑在参参玛大炮上俯瞰印度的未来，只有基姆融入白人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解救之途，与印度社会的水乳交融终究不是真实的。由此可以看出，吉卜林虽然对各种宗教并无相较高下的意图，但他最终还是不能摆脱当时帝国的语境将心中预想的普适性的宗教价值观贯彻到底，小说行文最后又不自觉地回到了之前的殖民主义话语之中。也许吉卜林写作时也在这两条线索之中自我斗争，我们不应该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综上所述，吉卜林正如他笔下的基姆一样，也处在一种矛盾的价值观与生存状态中。他用三十年的时间构思并完成了这个爱尔兰少年与西藏喇嘛的探险的故事，有论者总结道：“吉卜林从在印度的青年时期到晚年最后几年都在尝试建立一种关于生命的哲学，以及一些能够对付人类的逆境和生存中的不确定性的基本原则。”{24}吉卜林就像一位修道者，在作为宗教圣地的印度与作为殖民地的印度之间找寻着他洗清俗世烦恼的河，但就像喇嘛不能没有爱尔兰少年的帮助一样，吉卜林也不能丢弃作为帝国作家的身份和价值判断。因此在《基姆》这部书写印度的集大成之作中有许多反讽意味的描写，因此在《基姆》的最后，基姆经历了一系列的身份迷惑与寻找之后，下意识地将自己与印度社会之间分隔开来，虽然他依然要在印度进行着他的间谍工作，依然要与印度人生活在一处，但从其目的与结果来看，一切都如喇嘛的修道一样，喇嘛最后回归了俗世，他可能会守住脚边的箭河，或者继续陪伴着基姆，他依旧是德秀喇嘛，而基姆的修道则以爱尔兰少年开始，以爱尔兰人作结，一切都在喇嘛“功德圆满”的微笑之中回到了原点，吉卜林的印度书写却以如此反讽的方式走到了终点。 {1}{8}{17}{18}{24} Richard Jaffa. Man and Mason-Rudyard Kipling ， Authorhouse， 2011，p117，p118，p123，p121，p89。 {2}{3}{4} [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8页，第205页，第190页。 {5}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0页。 {6} Zohreh T. Sullivan. Narratives of Empire： The Fictions of Rudyard Kipling [M]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 {7}{14} [英]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第90页。 {9} [英]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10}{11}{12}{13}{15}{20}{21}{22}{23} [英]吉卜林：《基姆》，黄若容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第4页，第4页，第23―70页，第305页，第229页，第311页，第157页，第307页。 {16} 尹锡南：《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51页。 {19} 谢青：《吉卜林的“出世”幻想与西方的误读》，《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145―149页。 作 者：吴琼，硕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比较诗学。 编 辑：杜碧媛 E？鄄mail：[email protected]
摘 要：吉卜林最后一部印度题材小说《基姆》在过去几十年的文学批评领域中被视为殖民文学的典范文本，批评家较多关注其中帝国主义话语的撒播和建构。鉴于此，本文将关注点置于该小说的反讽式修辞方式，分别从文本本体、历史语境以及宗教哲学三个层面阐释吉卜林独特的印度书写，基于针对相关层面的参照研究揭示吉卜林有关东西方交融中普适性问题的考察，进而探讨该文本是否因作者的矛盾心理及反讽式书写而形成前后悖论之势。 关键词：《基姆》 吉卜林 反讽式 印度书写 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同时他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大多作为儿童文学传世，他虽无法为英国主流文学所接受，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除了短暂地被遗忘，他依旧为批评家们津津乐道，虽然褒贬不一，我们依旧可以称他为“说不尽的吉卜林”。吉卜林在其最成功的小说同时也是最后一部印度题材小说《基姆》中汇集了他一生对印度社会各层面的回顾与思考，这不仅仅体现在其生活经历之中，同时在文本的细枝末节处也可以看出吉卜林在面对这个为他带来了无数荣耀之地时所表现出的矛盾交缠和反讽式描写，而最后他依旧无法认定自身所预设的理想情境是否正确，这也正是吉卜林的有趣之处。 一、被“化约”的印度 印度是吉卜林文学灵感的采集地和其最终的文学皈依。吉卜林1865年出生于印度孟买，出生后直到六岁以前，他都生活在印度，这段时光也是吉卜林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从其晚年自传中依然洋溢的兴奋之情中可以感觉到吉卜林对印度的深情。而日后吉卜林会成为英国文学首位诺奖得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书写了他的印度。六岁之后吉卜林被送到英国接受西方教育，十七岁才重回印度，一呆就是七年，期间他以记者的身份继续着对印度细致入微的观察，并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这段人生经历无疑为他日后在印度题材小说中生动、精确地描写印度的自然风光，各社会阶层、教派、种姓的生活场景和风俗习惯提供了可能。小说《基姆》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印度社会的全景图，虽然并非全然客观，但至少在当时英国社会这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有学者就认为：“《基姆》从统治者的角度描绘了印度，同时也没有忽略当地人的生活立场。它深深地植根于吉卜林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以及二十几岁时的经历。它描述了在大英帝国统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之前，处于鼎盛时期的印度。”①萨义德也曾指出：“吉卜林不仅写印度，而且还属于印度”。②此外他还说道：“我们固然可以把《基姆》当做属于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的一部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囿于历史与政治环境的限制。然而，基于同一理由，我们也一定不要否定其中被吉卜林小心翼翼谈到的与当时现实的联系。”③且萨义德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缘由：“作者在写作时不只是从一位住在殖民地的白人统治者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种其经济、功能与历史已经获得自然的地位的巨大的殖民体系出发的。”④这个庞大的殖民体系除了指实际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指笼罩了印度长达两百年的一套由欧洲学者所构筑的殖民话语，这在作为殖民地的印度上空挥之不去的话语迷雾也在遥远的英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得到了潜移默化的伸张。萨义德在其批评中将其统归到名为“东方”的话语体系之中，在他看来，“东方乃作为一套价值体系而存在，这一价值体系并非与当代现实相连，而是与欧洲遥远的过去相连，后者与东方进行过接触，而且这一接触的价值已有定评。”⑤吉卜林与其说在此中扮演了一个参与话语建构的角色，毋宁说他本身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个表意符号。我们或许在《基姆》中看不到对于英印关系过多的政治方面的描述，但在其讲述的情节中仍可以看到其中影射的政治气氛和隐含的价值判断。 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正是处在这样一种若隐若现的政治气氛之中。1857年的印度反英暴动，这一被称为“英―印关系中唯一最重要、最著名的暴力事件”在小说中以不经意的方式穿插其中，当时军队实际上是由印度士兵与英国军官组成，两方的矛盾不仅只是上下级的矛盾，实际上更深层次的矛盾来自于帝国主义统治的屈辱以及宗教的冲突。《基姆》中的主人公基姆即为军人的遗孤，是英国军人欧哈拉与当地一个爱尔兰保姆的孩子，这与吉卜林在印度共济会中接触到许多军人遗孤的经历有关。吉卜林让基姆背负着这样一个身份诞生，或许是最佳选择，在基姆身上可以堆积足够多的素材，同时还可以将其放置在恰当的历史语境之中，甚至这一土生白人的身份还能为其之后参与到殖民活动之中埋下伏笔。有学者这样评价吉卜林的文学：“他的文本被打上一些无以名状、不被承认的期待、渴望和恐惧的记号，使得其作品充满了存在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政治。他的小说在抵制帝国的权威与渴望英帝国和印度成为只属于他的家园的渴望之间，达成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和解。”⑥《基姆》中的印度并未将这种不可化解的矛盾明晰化，但其中颇为不自然的和谐感还是不免触动读者敏感的批评神经。在强调殖民地是“白人的负担和责任”的吉卜林看来，真正来自印度自身的反抗力量是不存在的，吉卜林在小说中其实建构了一个结构稳定的异域空间，目的是为了获得反观英国“殖民成就”的窗口，博埃默曾说过：“英国的民族自我向来是以一个海外他者作为对立面才得以形成的。”⑦英国这一海外“他者”的存在就是英帝国民族自豪感的佐证。当时作为大英帝国臣民的英国人对于这样一个辖属地的认识通过吉卜林文本的修辞来实现，也正因此吉卜林成为极受欢迎的作家，这些吉卜林的小说关于印度的意象，成为其后描写印度的作家们取材的重要来源。这个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既是他曾生活其中的实境，同时又是蒙上了话语面具的虚境，在这一虚一实之间印度逐渐变得不可捉摸。我们很难为吉卜林的《基姆》定下一个调子，但有批评者指出：“吉卜林在印度发现了一个极易获利的工作，印度这片广阔的大陆受到英国人的特殊关注，这里有极丰富多样的资源以供文学创作，而且这片大陆并未成为当时流行文学的素材，也就是当时人们还未注意到印度这个海外‘他者’，而吉卜林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会，这一取之不竭的第一手材料对于一名年轻作家来说再好不过了，于是印度成为吉卜林为个人目的而强占的对象。当我们在吉卜林的作品中遇到‘印度’时，我们所遇到的文本中的灵感与印度无关。”{8} 这一批评态度不免过于激烈，吉卜林对印度的感情并非仅止步于对名誉的追求。穆尔-吉尔伯特曾总结过二战后对吉卜林的批评史，其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对吉卜林作品中对暴力问题的关注，他认为吉卜林对暴力和残酷的兴趣的样式是由于其所处的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语境造成的。{9}通观《基姆》，实际上最明显的暴力无外乎在喜马拉雅山附近基姆与俄国间谍遭遇后的那一场肉搏，这显示出吉卜林对此事的不安与焦虑，此外文本中对各种殖民行为的描写也尽其所能地一笔带过，使一切再自然不过，撇开身体暴力的表象，吉卜林在《基姆》中对整个印度施加的其实是一种“软暴力”，当基姆和喇嘛走上那条被老军人称为“印度的脊梁”的大道，建基在堤坝上的大道俨然展现了由英国殖民之后印度富足的景象，一切都能用赏心悦目来形容，甚至在说到刚被释放的囚犯时，他还不忘渲染其油光满面大腹便便，因为“政府喂养它的囚犯要胜过大多数安分守己的人”。{10}也许是对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再次发生的恐惧，加上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的战绩不佳。他还在大英帝国发展到顶峰的时刻即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寿辰的时候写出了一首《退场赞美诗》，以此警醒统治者，似乎也预示了日不落帝国近在咫尺的黄昏的来临。吉卜林如此苦心经营他的“印度”意象，他复杂而矛盾的动机是否得以实现？这或许和当时真实的印度一样，成为了一个谜。 二、被“窥视”的印度 《基姆》主要围绕基姆从十三四岁到十七岁的经历展开，是典型的流浪汉小说的变体。其中基姆和喇嘛共同寻找箭河与基姆参加英国殖民政府的间谍行动两条线索交替出现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体，基姆在印度拉合尔市遇见一位西藏德秀喇嘛并一起寻找喇嘛口中能够使灵魂超脱，摆脱轮回的箭河的经历，穿插其中的是基姆寻找父亲遗嘱中所说的红公牛并被送到印度的贵族学校圣查维尔接受英国式教育的经历。基姆的白人身份被发现后，白人们惊异于他能与印度文化如此契合，此后在英国情报机关的长官克赖顿上校和勒甘大人的授意下，基姆被召为英国政府在印度的情报机关一员参加被称为“大游戏”的情报战。基姆作为白人后裔，却在印度下层社会如鱼得水，与真正的印度土著居民不分彼此，却又表现出比当地人更有智慧的一面，他还有个很响亮的绰号“世界小朋友”（little friend of all the world），吉卜林试图将东西方文化的优点都体现在基姆这位年轻聪明的主人公身上，然而却总不忘提醒读者，基姆是英国人，小说开篇就借基姆把印度孩子踢下炮台来影射英国成为了印度的主人，孩子之间的戏语与吉卜林对殖民行为的严肃态度之间构成的矛盾修辞使小说开篇就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政治气氛。基姆骑在参参玛大炮（the gun Zam-Zammah）上朝着穆斯林的孩子喊：“穆斯林从参参玛上滚下去，早就全部滚下去了！”{11}除此之外，他对印度教的孩子喊：“印度人也从参参玛上滚下去。是穆斯林把他们推下去的。”{12}基姆在此不仅标榜着英国人成了旁遮普的主人，而且还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戏说着印度的宗教矛盾，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信徒之间的矛盾在这位旁观者看来只是孰胜孰败的简单的二元问题。基姆就算处在最底层，但毕竟是克里奥尔人（即土生的欧洲殖民者后裔）、是白种人、是英国人，此刻还是印度的主人。博物馆的那个高大的旁遮普看门人，即使基姆骑在炮台上朝他骂粗话，他对基姆也总是笑咧咧的，但喇嘛只是站在炮台前面，他却傲慢无礼地大声斥责。这些细节往往都是吉卜林的刻意安排，旁遮普人接受了一个白人少年，而对于从西藏来印度朝圣的喇嘛却如此无礼，这种不合常理的差异心理为情节的顺利发展预备了一个前提――整个印度似乎都在为基姆的“探险”准备着。 同样的细节安排还体现在小说开篇喇嘛参观拉合尔市博物馆的一段经历中，他遇到的是以吉卜林父亲为原型的博物馆馆长。馆长虽是白人，却和蔼可亲，耐心地倾听初来乍到的喇嘛对虔诚追求的讲述，同时这位馆长对佛教的研究让喇嘛也心生敬意。馆长对喇嘛所讲的佛陀世尊的故事似乎了如指掌，每次都以一句“书里是这样写的”作结，但很快我们可以发现当喇嘛询问馆长现实世界中箭河的位置时，馆长却一无所知。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萨义德的观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认识主要靠的是西方学者几个世纪以来对东方研究的知识积累，这些知识不论来源都局限在按西方的价值体系可以理解的层面，他们始终将自己置于知识的享有者的位置上，他们只是按惯例去观看“东方”这个研究客体。在二人的交流过程中吉卜林描写了一个细节，馆长在听喇嘛开始诉说佛陀的传说时保有一份好奇，他在揣测从喜马拉雅山另一面――英国人未曾踏足的地域――来此的高僧是否有大英帝国所未能“享有”的知识，结果却颇令这位馆长失望，他“神情黯然”地听完了喇嘛的讲述。这位馆长与基姆一样是印度的主人，但似乎又比基姆更具威严，由于他掌握了关于“印度”的知识，即使是基姆这个在当地人面前能够耀武扬威的孩子王，对于白胡子的洋大人也存有敬畏，这些知识作为克里奥尔人是并不具备的，他拥有的更多的是主观化的经验。因而对能与之交谈甚欢的喇嘛也心生崇敬。吉卜林用这种处理方式掩盖了其中英国人与印度土著居民的矛盾，甚至作为穆斯林的马哈布哈里和印度巴布都能齐心协力地为政府服务，目的是为了维护印度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的稳定。这样整部小说的发展就都在殖民者的掌握之中，包括基姆看似自由的游历。 与此同时，基姆作为整个故事的绝对中心，他掌控着整个故事的发展顺序，在十二岁之前只生活在拉合尔市的基姆，与喇嘛一起游遍了大半个印度。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走在或中心或边缘的印度，也正是在这种权力内外的游走中，他俯瞰整个印度。小说中基姆甘愿做喇嘛的弟子，除了被喇嘛虔诚的精神所打动，还因为他猎奇的心理，此外还因为他自己也有要寻找的东西――草原上的红公牛，牛作为印度的圣物，加上之后英国军队小牛团也以公牛作为标志物，军队与印度就这样以双重象征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吉卜林在此又一次以隐喻的方式将英国已经成为印度主人这一事实加以强调，而这个隐喻潜藏于整个文本线索之中。至于这头红公牛会带来什么，基姆并无所知，事实上这只是他出行的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他既不期待喇嘛口中那条能摆脱轮回的河，也不期待世俗的成功，他只求随心所欲地生活，他期待能更多地去接触印度社会，因为他作为白种人的“优秀基因”使他能够自由摆布那些东方人，他了解这些东方人的心理，他可以随意地伪装成东方人的模样，操着方言与他们周旋，这无疑带来了无限的心理满足感，同时也成为基姆证明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语句，“以东方人的方式采取了行动”、“即使一个具有东方时间观念的东方人也能意识到”、“基姆一头扎进欢快的亚洲式混乱里”，{13}这些都来自大英帝国的殖民话语体系，这一“东方”话语建构的过程就是所谓的“他者化”的过程，也是“殖民化过程中根本的问题”。{14} 吉卜林很巧妙地用一种反面印证的方法证明了上述观点，在基姆眼中的印度似乎并非一个“他者”，相反基姆一旦失去了与印度社会的联系，便开始怀疑“谁是基姆”，他陷入了身份的迷惑之中，在白人的圈子中，基姆受到束缚感到不自在，作为白人后裔的基姆无法自由地与同胞们生活在一起，在圣查维尔学校放假期间，他变装成低种姓的印度孩子逃离学校又一次奔入印度社会的洪流之中。事实上，在印度社会中游弋的基姆经历的就是一个自我身份确立的过程，在面对殖民地人民时才能作为与其不同的“他者”而存在，而只有作为“他者”，才能够以一种俯临的姿态来窥视整个印度。此外，作为“大游戏”一份子的基姆，在正式加入“大游戏”第一次完成夺取沙俄间谍情报的任务之后，他怅然若失，甚至认为“那些脚上穿着用铁和死亡动物皮毛制成的鞋、用木板和水泥把自己与构成血肉之躯的泥土分隔开的种族，是无法理解大地何以能带来各种热病，也能把它们全带走的，除非他们去野外去露营”。{15}他想要再一次将自己确立为印度的一份子，但只属于印度的大自然。对于这样一个凌驾于整个印度之上的存在，与政府雇佣的那些印度人员不同，他处理事务的圆滑和理智是这些“东方人”所不具备的，但是印度巨大的引力似乎又让这位爱尔兰少年不能顺利地认定自己的身份，这样一种张力在张弛之间却以整个印度的妥协作结，其中的奥秘或许只有吉卜林才能明白。 三、“修道者”的印度 《基姆》中西藏喇嘛的存在使小说撇开政治现实而提升到宗教哲学的层面，有学者认为：“吉卜林让身负‘大游戏’重任的白人男孩基姆陪伴一位信奉佛法的喇嘛跋山涉水，寻找神奇的‘箭河’，颇有文化隐喻的味道。”{16}的确，吉卜林在《基姆》中别有深意地创造了喇嘛这个角色，使得文本中的文化及宗教色彩异常繁复而且令人捉摸不透。这与吉卜林的共济会会员身份不无关系。共济会（Freemason）并未规定参会人员的宗教信仰，这对吉卜林的宗教观无疑具有巨大影响，这使得他能够接受多种宗教信仰的共存，也使其作品具有泛神论的色彩。有学者曾这样说道：“喇嘛寻求失落的奥秘以及神秘箭河的主题与共济会寻求希兰失落的奥秘具有相似之处。”{17}这样的揣测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吉卜林一生都是共济会的忠实支持者。这位学者还说：“他将喇嘛对神圣箭河的精神追求与他弟子对自己身份的寻求结合起来，而基姆的寻求最后依靠的却是他父亲的一纸共济会证明。”{18}这其中微妙的关系正如小说希望处理的宗教层面问题一样复杂。不少学者认为吉卜林在这里欲依靠宗教来表达其融合东西方的理想，实际上融合东西宗教并非其理想，而是其已然存在的宗教观，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伊斯兰教的喜爱，在其晚年自传中出现的神不是上帝而是真主安拉。在《基姆》中混杂各种信仰的人物如马贩子马哈布・哈里、印度巴布、神秘的勒甘大人、库鲁老寡妇等等，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此刻成为了一个“宗教狂欢”的国度。正如国内一位学者所言：“他力图超越殖民框架，寻找人生最高真理，也就是我们东方人常说的‘出世’之道。遗憾的是，尽管吉卜林具有所有批评家们都承认的‘天赋’（God-given Genius），但由于这种‘天赋’的有限性和作为一位白人殖民者的优越感，吉卜林的努力不太成功。”{19}吉卜林的这种“出世”理想在小说结束时也以一种反讽的态度将自身解构了。 佛教在印度已失传多年，西藏喇嘛对于当时的印度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符号，对吉卜林来说当然也是如此，小说中的喇嘛意象是吉卜林对神秘东方的想象性投射，喇嘛普适性的宗教价值观已经超越了各种宗教之间的差别，“对修道的人来说，没有黑人白人之分，没有印度人和菩提耶尔人之分。我们都是寻求解脱的灵魂。不管你在洋人那边学到了什么智慧，在我们找到我的圣河时，你将――在我的身边――摆脱一切幻象。哎！我多么渴望找到圣河……我的灵魂高居肉体之上，等待着。”{20}这种超越了种族和阶级的愿景把小说从以克赖顿上校为代表的“大游戏”的殖民现实脱离出来，预想性地获得了印度与英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共时性统一。但正是因为殖民现实与喇嘛的求道存在层面上的差异性，喇嘛在此处的联结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小说的最后，喇嘛认为自己已经在箭河中洗清了一切罪孽，并一脸兴奋地向基姆讲述自己终于与大灵魂无限接近，脱离了肉体成为了一切，“我知道我的灵魂已经超越了时间、空间和事物的幻觉”，“因为我到达大灵魂，我就是一切了”。{21}但在此处隐藏了一个矛盾，即佛教中并无“灵魂”一说，大灵魂（the Great Soul）这一超验的永恒存在与佛教所谓的轮回转世是相违背的，在佛教中只有第八识（阿赖耶识）与灵魂的概念相似，而喇嘛所说的解脱事实上与真正佛教中的解脱并不一致，喇嘛的解脱只是摆脱了肉身的烦恼和今世的罪恶，并最终达到了与大灵魂这一能俯瞰万物存在的永恒存在统一的地步，这与佛教修道中所追求的涅■和空性以及佛教所强调的“无常”与“无我”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这与吉卜林对佛教的了解或者他的殖民主义情结有关，小说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性与其中的宗教复杂性缠绕在一起构成了文本的多维阐释空间。 小说中基姆并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在印度社会中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他曾自我解嘲道：“我是个什么？回教徒，印度教徒，耆那教徒，还是佛教徒呢？这可是个难题。”{22}一位佛教虔信者的弟子却有着游离的宗教身份，这又是吉卜林惯用的矛盾修辞。基姆坚定地陪伴喇嘛寻找箭河，而最后喇嘛终于圆满地结束了他的寻找的时候，基姆表现的却并非如喇嘛一样虔诚的热情，相反他却为喇嘛还活在现世而“祈求万福”，同样地，喇嘛将帮助基姆作为修道积功德的必要条件。虽然基姆与喇嘛的朝圣之旅并未表现出功利主义的气息，但喇嘛在最后与马哈布哈里的交谈中这样说道：“他原来就是准备当抄写员的。我为他布施积了功德。好心必有好报。他帮助我寻找我的河，我也帮了他。法轮公道啊，北方的马贩子。让他去当教员吧。让他当个抄写员。有什么不好吗？他最终能获得解脱的。其他都不过是幻觉。”{23}喇嘛在求得解脱之后与马贩子聊起了基姆的解脱之道，而且是在基姆不在场的情况下，更具反讽意义的是，基姆的解脱之道却是为政府服务，其他一切都是幻觉。小说在最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基姆骑在参参玛大炮上俯瞰印度的未来，只有基姆融入白人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解救之途，与印度社会的水乳交融终究不是真实的。由此可以看出，吉卜林虽然对各种宗教并无相较高下的意图，但他最终还是不能摆脱当时帝国的语境将心中预想的普适性的宗教价值观贯彻到底，小说行文最后又不自觉地回到了之前的殖民主义话语之中。也许吉卜林写作时也在这两条线索之中自我斗争，我们不应该只见其一不见其二。 综上所述，吉卜林正如他笔下的基姆一样，也处在一种矛盾的价值观与生存状态中。他用三十年的时间构思并完成了这个爱尔兰少年与西藏喇嘛的探险的故事，有论者总结道：“吉卜林从在印度的青年时期到晚年最后几年都在尝试建立一种关于生命的哲学，以及一些能够对付人类的逆境和生存中的不确定性的基本原则。”{24}吉卜林就像一位修道者，在作为宗教圣地的印度与作为殖民地的印度之间找寻着他洗清俗世烦恼的河，但就像喇嘛不能没有爱尔兰少年的帮助一样，吉卜林也不能丢弃作为帝国作家的身份和价值判断。因此在《基姆》这部书写印度的集大成之作中有许多反讽意味的描写，因此在《基姆》的最后，基姆经历了一系列的身份迷惑与寻找之后，下意识地将自己与印度社会之间分隔开来，虽然他依然要在印度进行着他的间谍工作，依然要与印度人生活在一处，但从其目的与结果来看，一切都如喇嘛的修道一样，喇嘛最后回归了俗世，他可能会守住脚边的箭河，或者继续陪伴着基姆，他依旧是德秀喇嘛，而基姆的修道则以爱尔兰少年开始，以爱尔兰人作结，一切都在喇嘛“功德圆满”的微笑之中回到了原点，吉卜林的印度书写却以如此反讽的方式走到了终点。 {1}{8}{17}{18}{24} Richard Jaffa. Man and Mason-Rudyard Kipling ， Authorhouse， 2011，p117，p118，p123，p121，p89。 {2}{3}{4} [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8页，第205页，第190页。 {5}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0页。 {6} Zohreh T. Sullivan. Narratives of Empire： The Fictions of Rudyard Kipling [M]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 {7}{14} [英]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第90页。 {9} [英]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10}{11}{12}{13}{15}{20}{21}{22}{23} [英]吉卜林：《基姆》，黄若容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第4页，第4页，第23―70页，第305页，第229页，第311页，第157页，第307页。 {16} 尹锡南：《英国文学中的印度》，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51页。 {19} 谢青：《吉卜林的“出世”幻想与西方的误读》，《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145―149页。 作 者：吴琼，硕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比较诗学。 编 辑：杜碧媛 E？鄄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