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官员得到的一流观点越多,他们就越有机会做出明智的决策。” 华盛顿马萨诸塞大街,是世界著名的“政策大街”。美国诸多知名智库云集于此。此街1775号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大本营。12月11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这里发表演讲,谈建交30年来的中美关系。3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就业问题政策演讲的地方也是这里。主持奥巴马演讲会和戴秉国演讲会的都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 12月,桑顿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就布鲁金斯学会如何研究中国政治与经济、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及如何看待中国同行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布鲁金斯这样研究中国 2009年10月下旬,在奥巴马总统出访亚洲四国前不久,布鲁金斯与中方联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一场名为“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的高层论坛。 这次论坛的中方合作方是“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与桑顿是好朋友。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接见美方代表时,坐在第一位的美国嘉宾是前副总统戈尔,第二位就是桑顿。 据桑顿透露,这次论坛的结果是,布鲁金斯以书面报告和面对面会晤两种方式,向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提交了专门的政策建议。“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北京峰会上,两国元首宣布的合作协议的有关内容吸收了这次论坛提交的政策建议。” 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美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决策都有该智库的身影。比如,二战后著名的“马歇尔计划”、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等。不过,这家百年老店的中国研究中心――“中国中心”直到2006年才开张。当然,这并不等于这么多年布鲁金斯没有研究中国。相反,成立中国中心是为了更雄心勃勃的研究目标。 据桑顿透露,当年布鲁金斯的管理层、学者与他本人一起规划了“中国中心”。该中心的首要目标是,在未来10年里把布鲁金斯打造成中美两国领导人心目中的首选智库。当美中两国领导人就美中关系中任何严肃的议题而需要寻找老道的、独立的、有远见卓识的想法时,要让他们首先想到布鲁金斯。把桑顿的话说白了就是,未来中美两国领导人要寻找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答案,让他们首先找布鲁金斯。 桑顿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把最重要的资源――学者智慧――集中在对两国最重要的议题上。“对于布鲁金斯来说,最近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让我们确认,布鲁金斯的研究重点是对路的,布鲁金斯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将对决策者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对于布鲁金斯未来就中美关系的研究议题,桑顿说,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美联合声明已清楚说明,当前对于两国政府最关心的议题,也是布鲁金斯最关心的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态势。 桑顿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即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两国都要承担某种特别的责任,以确保由当前危机演变而来的新经济秩序比旧秩序更强有力、更具有可持续性。两国元首都认识到,要实现上述目标,势必要以各自方式取得两国经济更大程度的平衡。 桑顿说,我们还需要大胆思考的一个领域就是,两国如何能在一些相互关联的议题(环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上一起共事。“正如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所表明的,只有当美国和中国一起行动、一起领导的时候,才有可能达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桑顿说,他的同事和他都认为,他们需要在最具挑战性的议题,包括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局势、不扩散和反恐等问题上,集中资源。美国是上述议题中的中心角色。对于这些最棘手问题的解决,随着中国成为与其影响力和责任相称的全球性大国,中国的观点和积极介入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成为国际社会所探寻的目标。 在中国成功关键在于建立信任 这几年,国外智库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但它们中的一些是在中国“偷偷摸摸”搞研究。不过,布鲁金斯这几年在中国的努力可圈可点。布鲁金斯是如何做到的? 桑顿认为,关键在于建立信任。“我在中国的经验是,信任与信誉只能通过时间来赢取,只能通过原则与行动一致来赢取。你的行动与你向合作伙伴的承诺要一致。”这也是该会过去多年来与中国建立强劲关系的方法。 布鲁金斯与清华大学合建的研究中心是典型。 桑顿回忆说,2003年他开始在清华教书,但他与清华的关系可追溯到中国前总理朱�基。朱�基当时是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创办院长。“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幸在某些议题上(向朱�基)提供咨询意见。我在布鲁金斯的很多同事与清华也都有类似联系。经过多年的相处,我们与清华的关系就有了很强的信任度。双方有着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基础。因此,当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中心建立时,进程相当顺利。” 对于布鲁金斯在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桑顿说,要让布鲁金斯成为“不仅仅对美国政府,也对中国领导人”政策思想建议的首选资源。“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将会成为真正的与众不同的智库。我要再强调的是,要花时间去建立信任关系。这是关键。” 在谈及具体做法时,桑顿说,在中国,布鲁金斯吸引一些人才,就像我们在美国做的那样。布鲁金斯要吸引那种具有杰出的原创研究能力、把官员与专家请到一起的讨论重要议题的组织能力,以及与政府重要官员维持专业关系网络的能力。时间会证明布鲁金斯的价值。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克服人们对布鲁金斯是‘老外’智库的认知。”桑顿说。不过,关键还是通过布鲁金斯工作的质量与效果来证明,布鲁金斯是根在美国、志在全球的智库,而且,“布鲁金斯及其学者最卓越的品质在于,他们是独立的。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方面的领导人、决策者等对布鲁金斯基于独立原则的研究品质会有更好的理解、更好的赞赏”。 未来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 桑顿认为,对于中美关系未来面临的最大机会和最大挑战都在经济领域。他说,当双方都已经完全意识到,有必要促使两国经济更加平衡、更加具有可持续性时,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必要的,但结构调整并不是轻易能做到的,也不是没有阵痛的。 “美国人以挥霍的方式生活了几十年。现在,他们明白以后不能再这样了。”桑顿说。但是,假如美国消费者在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失衡,那么,美国就需要寻找替代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很可能意味着,美国会寻求更多出口导向的经济。 不过,桑顿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结构调整都需要时间。中国也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从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向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变。当然,中国在结构调整中的阵痛也少不了。“通过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交谈,我知道,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结构调整的紧迫和困难。” 此外,桑顿说,中美两国各自采取的行动(或不行动)都会给对方和全球带来影响。因此,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相互协调,将影响双方经济的再平衡,而双方相互协调的质量将决定新经济秩序到来是顺利的,还是有更多的震荡。“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在重大事项上进行有效合作,我相信,两国的信任与伙伴关系将会提高到一个新层次。这也可能对其他领域带来有益的影响”。桑顿还特意在最后加了一句:“机会难得!” 中国拥有一批世界级思想家 对于中国智库的水平,桑顿的评价积极和中肯。“中国智库在洞察自己国家时拥有先天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绝对不可能挑战的。”桑顿说,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其重要性可载入史册。中国的未来将会对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影响。从美国开始,到整个世界,现在都需要更好地、务实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教育认知的过程中,中国智库将扮演独特的作用。
桑顿说,布鲁金斯的座右铭是“品质、独立、影响力”。任何严肃的智库均不会对这三大核心价值存有争议。桑顿特别提到,林毅夫在世界银行任职。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首次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席经济学家。这清楚表明中国学者的素质。以桑顿个人的经验看,他说:“中国已经拥有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 基于此,布鲁金斯发起了一个“中国思想家翻译系列”项目。第一次用英语把中国最好的思想作品在有影响的美国人当中广泛传播。此系列翻译的第一集是俞可平教授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收集了俞教授有关政治体制和政治治理方面的文章。俞教授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据桑顿透露,布鲁金斯正在编辑的第二集将是清华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作品。 桑顿认为,以世界的标准来看,中国智库的历史还很短,其独立性和影响力都还有要改进的空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多数智库是政府所属机构,资金也来自政府。当然,美国也有政府出资的研究机构,而且做得很出色。 然而,如果有“非政府智库和完全独立智库的参与,那么,所说的‘思想市场’势必更加丰富多彩”。由于对好的思想观点多样性的需求一直存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智库在中国会自然发展起来,桑顿说。 桑顿认为,对政策建议的思考越独立,这对决策者来说就越有价值。好的决策者总是寻求新鲜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接受这种观点,只是说,他们在做决策时会有更多的选择。 桑顿说,基础研究或单纯的研究作为大学里的研究方向,这是合适的。但是,智库与大学不同之处在于,智库的目的就是应用研究那些能够对政府和社会带来直接影响的领域。他相信,要实现这种影响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出那些对政府官员们觉得有用的研究分析和政策建议。如果实现这一步,那么,他们后续还有更多需求。“高级官员得到的一流观点越多,他们就越有机会做出明智的决策。” 独立性与旋转门 桑顿表示,布鲁金斯是一家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其独立性表现在,学者独立选择自己研究的课题,学者独立做出自己的研究结论。作为布鲁金斯董事会主席,“我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这种独立性”。 但在独立性之外,布鲁金斯还有一个优先考虑的核心价值理念――影响力,即智库对决策者的影响力。据桑顿透露,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历届政府都保持着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管道,以沟通对时局的看法。“我们出版研究成果,并直接向高级官员提供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还运用我们的能力,组织与世界各地官员与专家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会议,就关键政策展开深入的、丰富的讨论。”桑顿说,布鲁金斯学会里的很多研究人员本身都曾在前朝政府中供职,而且未来还可能在政府中扮演角色。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华盛顿“旋转门”。 杰弗里・贝德大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06年夏天,记者在布鲁金斯拜会贝德大使时,他刚刚出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此前,贝德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如今,贝德又从布鲁金斯加盟美国政府,出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 接替贝德担任布鲁金斯中国中心主任的是李侃如。此君也是前朝官员,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白宫任职。这两位都是美国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现任会长塔尔博特既是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专家之一。 桑顿说,包括贝德大使在内,目前至少有30位布鲁金斯学者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要职。“这种政府与私营部门(包括诸如布鲁金斯这样的研究机构)之间稳定性的人才交流,是美国制度的核心力量。美国制度能够增强思想观点的多样性,还能够把新思想纳入政策考虑。你现在能够确信,布鲁金斯的学者与奥巴马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接触。”
“高级官员得到的一流观点越多,他们就越有机会做出明智的决策。” 华盛顿马萨诸塞大街,是世界著名的“政策大街”。美国诸多知名智库云集于此。此街1775号就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大本营。12月11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这里发表演讲,谈建交30年来的中美关系。3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就业问题政策演讲的地方也是这里。主持奥巴马演讲会和戴秉国演讲会的都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 12月,桑顿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就布鲁金斯学会如何研究中国政治与经济、如何判断中美关系走向及如何看待中国同行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布鲁金斯这样研究中国 2009年10月下旬,在奥巴马总统出访亚洲四国前不久,布鲁金斯与中方联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一场名为“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的高层论坛。 这次论坛的中方合作方是“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与桑顿是好朋友。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接见美方代表时,坐在第一位的美国嘉宾是前副总统戈尔,第二位就是桑顿。 据桑顿透露,这次论坛的结果是,布鲁金斯以书面报告和面对面会晤两种方式,向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提交了专门的政策建议。“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北京峰会上,两国元首宣布的合作协议的有关内容吸收了这次论坛提交的政策建议。” 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美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决策都有该智库的身影。比如,二战后著名的“马歇尔计划”、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等。不过,这家百年老店的中国研究中心――“中国中心”直到2006年才开张。当然,这并不等于这么多年布鲁金斯没有研究中国。相反,成立中国中心是为了更雄心勃勃的研究目标。 据桑顿透露,当年布鲁金斯的管理层、学者与他本人一起规划了“中国中心”。该中心的首要目标是,在未来10年里把布鲁金斯打造成中美两国领导人心目中的首选智库。当美中两国领导人就美中关系中任何严肃的议题而需要寻找老道的、独立的、有远见卓识的想法时,要让他们首先想到布鲁金斯。把桑顿的话说白了就是,未来中美两国领导人要寻找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答案,让他们首先找布鲁金斯。 桑顿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把最重要的资源――学者智慧――集中在对两国最重要的议题上。“对于布鲁金斯来说,最近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让我们确认,布鲁金斯的研究重点是对路的,布鲁金斯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将对决策者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对于布鲁金斯未来就中美关系的研究议题,桑顿说,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美联合声明已清楚说明,当前对于两国政府最关心的议题,也是布鲁金斯最关心的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态势。 桑顿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即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两国都要承担某种特别的责任,以确保由当前危机演变而来的新经济秩序比旧秩序更强有力、更具有可持续性。两国元首都认识到,要实现上述目标,势必要以各自方式取得两国经济更大程度的平衡。 桑顿说,我们还需要大胆思考的一个领域就是,两国如何能在一些相互关联的议题(环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上一起共事。“正如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所表明的,只有当美国和中国一起行动、一起领导的时候,才有可能达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框架”。 桑顿说,他的同事和他都认为,他们需要在最具挑战性的议题,包括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局势、不扩散和反恐等问题上,集中资源。美国是上述议题中的中心角色。对于这些最棘手问题的解决,随着中国成为与其影响力和责任相称的全球性大国,中国的观点和积极介入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成为国际社会所探寻的目标。 在中国成功关键在于建立信任 这几年,国外智库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但它们中的一些是在中国“偷偷摸摸”搞研究。不过,布鲁金斯这几年在中国的努力可圈可点。布鲁金斯是如何做到的? 桑顿认为,关键在于建立信任。“我在中国的经验是,信任与信誉只能通过时间来赢取,只能通过原则与行动一致来赢取。你的行动与你向合作伙伴的承诺要一致。”这也是该会过去多年来与中国建立强劲关系的方法。 布鲁金斯与清华大学合建的研究中心是典型。 桑顿回忆说,2003年他开始在清华教书,但他与清华的关系可追溯到中国前总理朱�基。朱�基当时是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创办院长。“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幸在某些议题上(向朱�基)提供咨询意见。我在布鲁金斯的很多同事与清华也都有类似联系。经过多年的相处,我们与清华的关系就有了很强的信任度。双方有着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基础。因此,当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中心建立时,进程相当顺利。” 对于布鲁金斯在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桑顿说,要让布鲁金斯成为“不仅仅对美国政府,也对中国领导人”政策思想建议的首选资源。“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将会成为真正的与众不同的智库。我要再强调的是,要花时间去建立信任关系。这是关键。” 在谈及具体做法时,桑顿说,在中国,布鲁金斯吸引一些人才,就像我们在美国做的那样。布鲁金斯要吸引那种具有杰出的原创研究能力、把官员与专家请到一起的讨论重要议题的组织能力,以及与政府重要官员维持专业关系网络的能力。时间会证明布鲁金斯的价值。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克服人们对布鲁金斯是‘老外’智库的认知。”桑顿说。不过,关键还是通过布鲁金斯工作的质量与效果来证明,布鲁金斯是根在美国、志在全球的智库,而且,“布鲁金斯及其学者最卓越的品质在于,他们是独立的。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方面的领导人、决策者等对布鲁金斯基于独立原则的研究品质会有更好的理解、更好的赞赏”。 未来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 桑顿认为,对于中美关系未来面临的最大机会和最大挑战都在经济领域。他说,当双方都已经完全意识到,有必要促使两国经济更加平衡、更加具有可持续性时,随之而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必要的,但结构调整并不是轻易能做到的,也不是没有阵痛的。 “美国人以挥霍的方式生活了几十年。现在,他们明白以后不能再这样了。”桑顿说。但是,假如美国消费者在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失衡,那么,美国就需要寻找替代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很可能意味着,美国会寻求更多出口导向的经济。 不过,桑顿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结构调整都需要时间。中国也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从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向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变。当然,中国在结构调整中的阵痛也少不了。“通过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交谈,我知道,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结构调整的紧迫和困难。” 此外,桑顿说,中美两国各自采取的行动(或不行动)都会给对方和全球带来影响。因此,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相互协调,将影响双方经济的再平衡,而双方相互协调的质量将决定新经济秩序到来是顺利的,还是有更多的震荡。“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在重大事项上进行有效合作,我相信,两国的信任与伙伴关系将会提高到一个新层次。这也可能对其他领域带来有益的影响”。桑顿还特意在最后加了一句:“机会难得!” 中国拥有一批世界级思想家 对于中国智库的水平,桑顿的评价积极和中肯。“中国智库在洞察自己国家时拥有先天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绝对不可能挑战的。”桑顿说,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其重要性可载入史册。中国的未来将会对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影响。从美国开始,到整个世界,现在都需要更好地、务实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教育认知的过程中,中国智库将扮演独特的作用。
桑顿说,布鲁金斯的座右铭是“品质、独立、影响力”。任何严肃的智库均不会对这三大核心价值存有争议。桑顿特别提到,林毅夫在世界银行任职。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首次被世界银行任命为首席经济学家。这清楚表明中国学者的素质。以桑顿个人的经验看,他说:“中国已经拥有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 基于此,布鲁金斯发起了一个“中国思想家翻译系列”项目。第一次用英语把中国最好的思想作品在有影响的美国人当中广泛传播。此系列翻译的第一集是俞可平教授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收集了俞教授有关政治体制和政治治理方面的文章。俞教授现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据桑顿透露,布鲁金斯正在编辑的第二集将是清华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作品。 桑顿认为,以世界的标准来看,中国智库的历史还很短,其独立性和影响力都还有要改进的空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多数智库是政府所属机构,资金也来自政府。当然,美国也有政府出资的研究机构,而且做得很出色。 然而,如果有“非政府智库和完全独立智库的参与,那么,所说的‘思想市场’势必更加丰富多彩”。由于对好的思想观点多样性的需求一直存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智库在中国会自然发展起来,桑顿说。 桑顿认为,对政策建议的思考越独立,这对决策者来说就越有价值。好的决策者总是寻求新鲜的观点,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接受这种观点,只是说,他们在做决策时会有更多的选择。 桑顿说,基础研究或单纯的研究作为大学里的研究方向,这是合适的。但是,智库与大学不同之处在于,智库的目的就是应用研究那些能够对政府和社会带来直接影响的领域。他相信,要实现这种影响力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出那些对政府官员们觉得有用的研究分析和政策建议。如果实现这一步,那么,他们后续还有更多需求。“高级官员得到的一流观点越多,他们就越有机会做出明智的决策。” 独立性与旋转门 桑顿表示,布鲁金斯是一家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其独立性表现在,学者独立选择自己研究的课题,学者独立做出自己的研究结论。作为布鲁金斯董事会主席,“我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这种独立性”。 但在独立性之外,布鲁金斯还有一个优先考虑的核心价值理念――影响力,即智库对决策者的影响力。据桑顿透露,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历届政府都保持着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管道,以沟通对时局的看法。“我们出版研究成果,并直接向高级官员提供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还运用我们的能力,组织与世界各地官员与专家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会议,就关键政策展开深入的、丰富的讨论。”桑顿说,布鲁金斯学会里的很多研究人员本身都曾在前朝政府中供职,而且未来还可能在政府中扮演角色。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华盛顿“旋转门”。 杰弗里・贝德大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06年夏天,记者在布鲁金斯拜会贝德大使时,他刚刚出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此前,贝德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如今,贝德又从布鲁金斯加盟美国政府,出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 接替贝德担任布鲁金斯中国中心主任的是李侃如。此君也是前朝官员,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白宫任职。这两位都是美国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现任会长塔尔博特既是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专家之一。 桑顿说,包括贝德大使在内,目前至少有30位布鲁金斯学者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要职。“这种政府与私营部门(包括诸如布鲁金斯这样的研究机构)之间稳定性的人才交流,是美国制度的核心力量。美国制度能够增强思想观点的多样性,还能够把新思想纳入政策考虑。你现在能够确信,布鲁金斯的学者与奥巴马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