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０卷第７期２００９年７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ｆｅ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Ｓｃｉ）Ｖｏｌ．３０Ｎｏ．７
Ｊｕｌ．２００９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从《城南旧事》管窥林海音的文化乡愁
郝
（大庆石油学院
摘
超，苏燕
１６３３１８）
人文科学学院，大庆黑龙江
要：乡愁文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台湾作家林海音把这种文学样式与自身的生活经历相结合，通过
《城南旧事》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文化乡愁，在乡愁的绵延中渗透出对传统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民俗民风的崇尚与依恋，对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旧秩序表现出无限的缅怀，体现出她对大陆母体文化强烈的认归。
关键词：乡愁；母体文化；旧秩序；认归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０９）０７－００７０－０３
为中心，强调家、族、宗国，人际关系更为注重人伦亲情，更富有人情味。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至今，广士众民能够结集为一个华夏民族，其中最为重要的父母子一点就是亲缘血脉的相互关联。自古以来，女长幼相依，兄弟姐妹平等相随，同宗同族相亲相爱。黄庭坚一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的诗句，既言人情味之浓，又道亲情味之久。林灯”
语堂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所信奉的“五大人伦”，其中有“四伦”是与家庭有关的。偏重人伦，讲究以家庭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和谐，形成了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也总是因此而洋“亲”“仁”、的情感基础与传统认溢着伦理的诗情。
同渗透进文学作品之中。因此，中国文人在写到父母、亲友、朋辈、师长之时，至诚至爱，特别动情。
林海音本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归心态，着眼于血缘亲情的维系单位———家庭，以家庭为创作的永恒场景，主题围绕家庭的变换更迭展开，家庭是展示人物命运的一方舞台，也是折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城南旧事》中的五个独立成章的故事的一面镜子。
就是几个家庭悲欢离合的写照。疯子秀贞领着刚刚找回的亲生骨肉寻找未婚夫去了，然而团聚的泪水尚未风干，母女却又在飘摇的风雨之中化做了凋零支撑的落叶。小偷叔叔以卑贱的方式支撑着家庭，着弟弟憧憬的成才之路，即便是落入了法网，心灵
一、人伦相亲的追寻
旧日随风而去，故土难离。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演愈烈的乡愁，本质上是一种以孤独心态为内在特征的特殊情感体验。乡愁引发的是一种亲近的社会群体意识，是人在孤独时渴望寻找的一种依靠。这种亲和，一方面来源于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源于与“家”相关的往日群体生活的体验，并随着旧情台湾作为一个漂泊的岛的重温给人以莫大的满足。
屿游离于大陆母体，由一种强烈的“根意识”滋养出来的乡愁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乡愁。它由母体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表现为文化的失落和本身疏离母体文化的愁绪。这种文化乡愁的产生，从文化乡愁就带有较强的文化追寻的意义和色彩。
的具体内涵来看，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特有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的依恋和以再现。林海音作为台湾乡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特有的女性情怀演绎着中国的人文传统精神，这种传统精神的精义是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
沿着记忆的古道探寻，干渴的游子在北京城南清澈、醇美的活水滋开掘出了一口深井，以其甘冽、润了千百万颠沛流离的心。林海音在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苦苦的追寻着令她魂牵梦绕的故乡。尘封的记忆里，老北京琐碎的《城南旧事》勾起了作家那段贯注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的悠悠乡愁……
有人说，西欧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奉行个人主义，靠契约来维持疏离的人际关系。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应是以群体为本位，以“家”－７０－
里依然荡漾着一丝欣慰。兰姨娘大胆的从一个郁闷的寄居地跳出来，为的是追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宋妈却为了生计永远地离开了亲生骨肉。每段故事的结局，主人公都一一离去，最后“爸
爸的花落了”［１］
。生活本身自有一抹血痕，一眶泪水，林海音从１２岁丧父的遭遇中亲身体验到了。当这种经历与文化乡愁结合在一起时，便形成了感情急剧升腾的大潮。
读《城南旧事》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到人间美好情感的各种形态特征，也能品尝到因思乡而酿成的情感落差和痛苦。也正是无数个家庭分崩离析的残酷现实强化了人们对家庭温馨的向往，思亲情怀也随之愈燃愈烈。
这种精神吁求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的产物，也绵延着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深沉回响。它集中体现着林海音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人伦和谐的强烈的追求与认归。
二、传统秩序的崇尚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娜拉作为一种崭新的女性形象唤醒了中国千千万万沉睡的知识女性。然而面对离乱的世态，
许多试图冲出幽闭的家居生活的新女性却又在好奇与恐惧之间难以果断地做出“出走”还是“归去”的抉择。作为“五·四”精神耳濡目染之下的知识女性，林海音也在胸中激荡着时代的涛声。她以凄婉落寞的笔触倾诉旧式家庭当中妇女的苦楚，表达自己苍凉悲悯的同情。《城南旧事》里成人眼中那个不可接近的、疯疯癫癫的、不知害臊的秀贞，在英子澄澈透明的心灵里却是一位虽然被未婚夫抛弃，被社会剥夺了作母亲的权利，却仍然追怀着爱情，思念着女儿的慈母。她用单纯的童心视角冷眼看人生，热笔写世相，并以此来承担伦理价值的评判功能。这里有对人性问题的思考，有着林海音对秀贞无尽的同情与叹息。秀贞以其女性的执着追寻着，抗争着，或许她成功了，因为她寻到了６年前被家人抱走遗弃的女儿小桂子；或许她失败了，因为她们母女最终仍然难以逃脱被黑夜吞噬的厄运。林海音同情秀贞的苦难，然而为什么还要为她设置一个如此令人悲戚的结局呢？作者决非仅仅是力图渲染小说《城南旧事》灰暗的气息，更重要的是，作者林海音思想意识中深植了一种缅怀传统秩序的情结。
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１２岁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父亲病逝后，她跟随母亲照顾弟妹，在北京过着艰辛的岁月，她说：从１２岁丧父那天开始，我童稚的心灵就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人生的无常，现实生活的残酷，我必须要在寡母和年幼弟妹中间，面对现实的人生、宿命的
可怕力量。”［２］１８岁，林海音嫁到生活殷实的作家夏
承楹家中，婚姻生活十分幸福美满。对已故父亲的无限思念与缅怀，对动荡无序的现实生活的拒斥，对婚姻生活的满足，对神秘莫测的前程的恐惧，诱
发出林海音对恬静安详的传统秩序的无限缅怀。
在中国的传统秩序之中，自古有女子“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准则。在旧式大家庭之中，女子始终处于一种从属、依附于男子的地位。林海音在这种观念之中成长起来，童年浸润在父亲的慈爱之中，婚后在丈夫的港湾里找回了当年只有在父亲的羽翼下才能体会到的安全感。因而她的这种对父权夫权的依恋依附更多的是浸润着一种亲情的温馨。“五·四”大潮中，如果女性的个性解放只是把自己送向失去肯定与否定的根据的虚空，陷自己于无所依恃的浮游之中，那么，林海音甘愿皈依坚如磐石的集体记忆，甘愿寻归传统的三从四德，哪怕是必须屈从于父权制社会的传统秩序也不为过。
诚然，林海音对传统秩序中的一夫多妻制也持反对态度，她厌弃旧式男性的专横暴戾和腐朽堕落。她在《城南旧事》中写到父亲与兰姨娘的关系时，有意地传达出了自己的这种情感倾向。兰姨娘是父亲朋友的姨太太，她被逐出家门后，寄宿于英子的家中。英子同情她的遭遇，
也很喜欢兰姨娘本人，但是当父亲也表示出对兰姨娘的好感时，英子却不愿意让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子成为父亲的姨太太。
英子的母亲，作为一家的女主人，虽然也为丈夫的移情别恋而感到失落，然而，作为一位深受传统教育的女性，却不愿意正面站出来反对。英子虽然对父亲的这种行为表示出不满，但是，兰姨娘离开她家后，她依然一如既往地依恋自己的父亲，对父亲的感情没有因为曾经出现的小插曲而增添丝毫的杂色。夫权父权在林海音的心中永远是崇高的，不愿意为了取消压抑而将两性关系引向对抗。宋妈的丈夫可谓是腐朽堕落的———
他可以为了赌钱而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可以为了赌钱而一次次地欺骗妻子，一次次地利用她的善良。然而，儿女死了，财散了，林海音却仍要为宋妈安排一个和丈夫回乡延续香火的结局。小说中的宋妈哭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怨言，这是对传统夫权制的一种无言的捍卫。
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生活境遇塑造了中国女性特有的气质———在历史制约下的积重难反的女性气质。对于中国女性来说，
坚守自我也就意味着承袭源远流长的依附意识，这是传统秩序羁绊的结果。林海音反对一夫多妻制，要求两性情感上的平等，但她却又无意彻底反抗男权，她不主张采用积极的行动来换取女性的解放，她默许甚至维护男性主导地位的延续。在《城南旧事》里，林海音以童年英子的视角来委婉地诉说着新式家庭幸福的根源，
－７１－
“
即像英子一家一样，有知书达理的女主人，并以其所受的全部教育去履行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职责。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濡染，家庭教育和社会规范的共同辖制，使得作家将此视为人之常情的选择。实质上，这种意识积淀着习焉不察的旧观念和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因此，
林海音的这种创作倾向不仅仅是角色认同和心理症候，它更凝聚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以乡愁为载体，以亲情为脉络，依托的不只是可供依靠的男性坚实的臂膀，还包括以男权为核心的、崇尚人伦和谐的这种固有秩序的文化传统。
三、民俗民风的眷恋
民俗民风是母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要受到乡愁文学创作者的关注。台湾乡愁文学在追踪传统的思想道德精义的同时，也追忆着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文化。
林海音作为台湾乡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无疑会带有浓重的地方风情。北京是林海音的第二故乡，她在这里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冬夏，对此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她说：“不能忘记北平，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生了根一样。”［３］
北京的人文风习潜移默化地渗入林海
音的精神血脉，深植下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她在老北京城南挖掘出了一口深井，以其甘冽醇美的活水滋润了漂泊者的心灵。北京城南的老旧生活琐事、民风民俗、人文景观由她娓娓道来。在英子的童年里，佛照楼的八珍梅，胡同里剃头条子手里的“唤头”
翁嗡的响声，打糖锣的酸枣面儿、印花人儿，北平的洋车、虎坊桥、古诗词、民谣……这些都深深融入她的血脉之中，滋养了她传统文化雅致的个人趣味。
《城南旧事》之淡雅质朴由此而来。三十年后，漂泊异地的林海音，想要让实际的童年过去，让心灵的童年永存，以创作凝固记忆，《城南旧事》淡淡的哀愁由此而生。
林海音在质朴平淡中寓有深刻崎崛，在追怀和倾慕中流泻出悠深的文化况味，也夹杂着对传统文化不胜今昔的喟叹和惆怅。
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是她葱郁的乡愁的寄托。“京片子”的话更是她文化乡愁延绵的索道。她一步一步地逼近中华文化的腹地和源头，领略着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的芬芳。我们似乎听到了英子纯正的京腔京韵；听到了宋妈嘴里哼出的一串串民谣———“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着个哥哥，哥哥出来买菜，里头坐着个奶奶，奶奶出来
－７２－
烧香，里头坐着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都来到，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
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髻……”
［４］
；还有告别学堂时吟唱的民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交，之
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５］
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作家林海音的生命体验之锄开掘的文化深蕴，一己悲欢和广袤时空的交融使冰冷的文化触染上生命体温，使由民俗民风引发的文化乡愁与作家生命存在息息相关。
以《城南旧事》管窥林海音的文化乡愁，一方面折射出笼罩着凄风苦雨的氤氲的思乡怀亲的情结，另一方面则升腾起一种强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归。
然而，尽管林海音的这种文化乡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表现出了深沉执着的追求，我们还是应当注意到林海音对男权核心地位的肯定，对旧秩序的维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有抱残守缺的倾向。她的这种文化乡愁的失落和愁思渗透了对历史遗迹的眷恋，对落日余晖的难以割舍的情怀，值得我们读罢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林海音的文化乡愁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经历时代变迁和社会动荡而不改其色，始终表现为对母体文化的认归。作为大陆移居台湾的作家，林海音对母体文化的认归与台湾游离于大陆母体的历史命运相结合，必定会产生一种带有历史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化乡愁，对亲友的怀念，对故乡的依恋，奠定了期盼海峡两岸统一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林海音吟唱着她最为欣赏的一首中国民谣向我们走来，讲述老
北京城南“陈谷子，烂芝麻”［６］的琐事，怀揣的永远是
那份融不开、
冲不淡的文化乡愁。———————————————————
参考文献：
〔1〕〔2〕〔4〕〔5〕〔6〕林海音．林海音文集·城南旧事
[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128，76，98，103，32．
〔3〕林海音．林海音文集·英子的乡恋[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56．
（责任编辑
张海鹏）
第３０卷第７期２００９年７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ｆｅ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Ｓｃｉ）Ｖｏｌ．３０Ｎｏ．７
Ｊｕｌ．２００９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从《城南旧事》管窥林海音的文化乡愁
郝
（大庆石油学院
摘
超，苏燕
１６３３１８）
人文科学学院，大庆黑龙江
要：乡愁文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台湾作家林海音把这种文学样式与自身的生活经历相结合，通过
《城南旧事》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文化乡愁，在乡愁的绵延中渗透出对传统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民俗民风的崇尚与依恋，对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旧秩序表现出无限的缅怀，体现出她对大陆母体文化强烈的认归。
关键词：乡愁；母体文化；旧秩序；认归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０９）０７－００７０－０３
为中心，强调家、族、宗国，人际关系更为注重人伦亲情，更富有人情味。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至今，广士众民能够结集为一个华夏民族，其中最为重要的父母子一点就是亲缘血脉的相互关联。自古以来，女长幼相依，兄弟姐妹平等相随，同宗同族相亲相爱。黄庭坚一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的诗句，既言人情味之浓，又道亲情味之久。林灯”
语堂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所信奉的“五大人伦”，其中有“四伦”是与家庭有关的。偏重人伦，讲究以家庭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和谐，形成了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也总是因此而洋“亲”“仁”、的情感基础与传统认溢着伦理的诗情。
同渗透进文学作品之中。因此，中国文人在写到父母、亲友、朋辈、师长之时，至诚至爱，特别动情。
林海音本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归心态，着眼于血缘亲情的维系单位———家庭，以家庭为创作的永恒场景，主题围绕家庭的变换更迭展开，家庭是展示人物命运的一方舞台，也是折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城南旧事》中的五个独立成章的故事的一面镜子。
就是几个家庭悲欢离合的写照。疯子秀贞领着刚刚找回的亲生骨肉寻找未婚夫去了，然而团聚的泪水尚未风干，母女却又在飘摇的风雨之中化做了凋零支撑的落叶。小偷叔叔以卑贱的方式支撑着家庭，着弟弟憧憬的成才之路，即便是落入了法网，心灵
一、人伦相亲的追寻
旧日随风而去，故土难离。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演愈烈的乡愁，本质上是一种以孤独心态为内在特征的特殊情感体验。乡愁引发的是一种亲近的社会群体意识，是人在孤独时渴望寻找的一种依靠。这种亲和，一方面来源于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源于与“家”相关的往日群体生活的体验，并随着旧情台湾作为一个漂泊的岛的重温给人以莫大的满足。
屿游离于大陆母体，由一种强烈的“根意识”滋养出来的乡愁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乡愁。它由母体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表现为文化的失落和本身疏离母体文化的愁绪。这种文化乡愁的产生，从文化乡愁就带有较强的文化追寻的意义和色彩。
的具体内涵来看，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特有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的依恋和以再现。林海音作为台湾乡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特有的女性情怀演绎着中国的人文传统精神，这种传统精神的精义是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
沿着记忆的古道探寻，干渴的游子在北京城南清澈、醇美的活水滋开掘出了一口深井，以其甘冽、润了千百万颠沛流离的心。林海音在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苦苦的追寻着令她魂牵梦绕的故乡。尘封的记忆里，老北京琐碎的《城南旧事》勾起了作家那段贯注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的悠悠乡愁……
有人说，西欧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奉行个人主义，靠契约来维持疏离的人际关系。倘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应是以群体为本位，以“家”－７０－
里依然荡漾着一丝欣慰。兰姨娘大胆的从一个郁闷的寄居地跳出来，为的是追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宋妈却为了生计永远地离开了亲生骨肉。每段故事的结局，主人公都一一离去，最后“爸
爸的花落了”［１］
。生活本身自有一抹血痕，一眶泪水，林海音从１２岁丧父的遭遇中亲身体验到了。当这种经历与文化乡愁结合在一起时，便形成了感情急剧升腾的大潮。
读《城南旧事》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到人间美好情感的各种形态特征，也能品尝到因思乡而酿成的情感落差和痛苦。也正是无数个家庭分崩离析的残酷现实强化了人们对家庭温馨的向往，思亲情怀也随之愈燃愈烈。
这种精神吁求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的产物，也绵延着几千年传统思想的深沉回响。它集中体现着林海音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人伦和谐的强烈的追求与认归。
二、传统秩序的崇尚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娜拉作为一种崭新的女性形象唤醒了中国千千万万沉睡的知识女性。然而面对离乱的世态，
许多试图冲出幽闭的家居生活的新女性却又在好奇与恐惧之间难以果断地做出“出走”还是“归去”的抉择。作为“五·四”精神耳濡目染之下的知识女性，林海音也在胸中激荡着时代的涛声。她以凄婉落寞的笔触倾诉旧式家庭当中妇女的苦楚，表达自己苍凉悲悯的同情。《城南旧事》里成人眼中那个不可接近的、疯疯癫癫的、不知害臊的秀贞，在英子澄澈透明的心灵里却是一位虽然被未婚夫抛弃，被社会剥夺了作母亲的权利，却仍然追怀着爱情，思念着女儿的慈母。她用单纯的童心视角冷眼看人生，热笔写世相，并以此来承担伦理价值的评判功能。这里有对人性问题的思考，有着林海音对秀贞无尽的同情与叹息。秀贞以其女性的执着追寻着，抗争着，或许她成功了，因为她寻到了６年前被家人抱走遗弃的女儿小桂子；或许她失败了，因为她们母女最终仍然难以逃脱被黑夜吞噬的厄运。林海音同情秀贞的苦难，然而为什么还要为她设置一个如此令人悲戚的结局呢？作者决非仅仅是力图渲染小说《城南旧事》灰暗的气息，更重要的是，作者林海音思想意识中深植了一种缅怀传统秩序的情结。
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１２岁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父亲病逝后，她跟随母亲照顾弟妹，在北京过着艰辛的岁月，她说：从１２岁丧父那天开始，我童稚的心灵就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人生的无常，现实生活的残酷，我必须要在寡母和年幼弟妹中间，面对现实的人生、宿命的
可怕力量。”［２］１８岁，林海音嫁到生活殷实的作家夏
承楹家中，婚姻生活十分幸福美满。对已故父亲的无限思念与缅怀，对动荡无序的现实生活的拒斥，对婚姻生活的满足，对神秘莫测的前程的恐惧，诱
发出林海音对恬静安详的传统秩序的无限缅怀。
在中国的传统秩序之中，自古有女子“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准则。在旧式大家庭之中，女子始终处于一种从属、依附于男子的地位。林海音在这种观念之中成长起来，童年浸润在父亲的慈爱之中，婚后在丈夫的港湾里找回了当年只有在父亲的羽翼下才能体会到的安全感。因而她的这种对父权夫权的依恋依附更多的是浸润着一种亲情的温馨。“五·四”大潮中，如果女性的个性解放只是把自己送向失去肯定与否定的根据的虚空，陷自己于无所依恃的浮游之中，那么，林海音甘愿皈依坚如磐石的集体记忆，甘愿寻归传统的三从四德，哪怕是必须屈从于父权制社会的传统秩序也不为过。
诚然，林海音对传统秩序中的一夫多妻制也持反对态度，她厌弃旧式男性的专横暴戾和腐朽堕落。她在《城南旧事》中写到父亲与兰姨娘的关系时，有意地传达出了自己的这种情感倾向。兰姨娘是父亲朋友的姨太太，她被逐出家门后，寄宿于英子的家中。英子同情她的遭遇，
也很喜欢兰姨娘本人，但是当父亲也表示出对兰姨娘的好感时，英子却不愿意让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子成为父亲的姨太太。
英子的母亲，作为一家的女主人，虽然也为丈夫的移情别恋而感到失落，然而，作为一位深受传统教育的女性，却不愿意正面站出来反对。英子虽然对父亲的这种行为表示出不满，但是，兰姨娘离开她家后，她依然一如既往地依恋自己的父亲，对父亲的感情没有因为曾经出现的小插曲而增添丝毫的杂色。夫权父权在林海音的心中永远是崇高的，不愿意为了取消压抑而将两性关系引向对抗。宋妈的丈夫可谓是腐朽堕落的———
他可以为了赌钱而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可以为了赌钱而一次次地欺骗妻子，一次次地利用她的善良。然而，儿女死了，财散了，林海音却仍要为宋妈安排一个和丈夫回乡延续香火的结局。小说中的宋妈哭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怨言，这是对传统夫权制的一种无言的捍卫。
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生活境遇塑造了中国女性特有的气质———在历史制约下的积重难反的女性气质。对于中国女性来说，
坚守自我也就意味着承袭源远流长的依附意识，这是传统秩序羁绊的结果。林海音反对一夫多妻制，要求两性情感上的平等，但她却又无意彻底反抗男权，她不主张采用积极的行动来换取女性的解放，她默许甚至维护男性主导地位的延续。在《城南旧事》里，林海音以童年英子的视角来委婉地诉说着新式家庭幸福的根源，
－７１－
“
即像英子一家一样，有知书达理的女主人，并以其所受的全部教育去履行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职责。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濡染，家庭教育和社会规范的共同辖制，使得作家将此视为人之常情的选择。实质上，这种意识积淀着习焉不察的旧观念和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因此，
林海音的这种创作倾向不仅仅是角色认同和心理症候，它更凝聚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以乡愁为载体，以亲情为脉络，依托的不只是可供依靠的男性坚实的臂膀，还包括以男权为核心的、崇尚人伦和谐的这种固有秩序的文化传统。
三、民俗民风的眷恋
民俗民风是母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要受到乡愁文学创作者的关注。台湾乡愁文学在追踪传统的思想道德精义的同时，也追忆着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文化。
林海音作为台湾乡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无疑会带有浓重的地方风情。北京是林海音的第二故乡，她在这里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冬夏，对此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她说：“不能忘记北平，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生了根一样。”［３］
北京的人文风习潜移默化地渗入林海
音的精神血脉，深植下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她在老北京城南挖掘出了一口深井，以其甘冽醇美的活水滋润了漂泊者的心灵。北京城南的老旧生活琐事、民风民俗、人文景观由她娓娓道来。在英子的童年里，佛照楼的八珍梅，胡同里剃头条子手里的“唤头”
翁嗡的响声，打糖锣的酸枣面儿、印花人儿，北平的洋车、虎坊桥、古诗词、民谣……这些都深深融入她的血脉之中，滋养了她传统文化雅致的个人趣味。
《城南旧事》之淡雅质朴由此而来。三十年后，漂泊异地的林海音，想要让实际的童年过去，让心灵的童年永存，以创作凝固记忆，《城南旧事》淡淡的哀愁由此而生。
林海音在质朴平淡中寓有深刻崎崛，在追怀和倾慕中流泻出悠深的文化况味，也夹杂着对传统文化不胜今昔的喟叹和惆怅。
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是她葱郁的乡愁的寄托。“京片子”的话更是她文化乡愁延绵的索道。她一步一步地逼近中华文化的腹地和源头，领略着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的芬芳。我们似乎听到了英子纯正的京腔京韵；听到了宋妈嘴里哼出的一串串民谣———“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着个哥哥，哥哥出来买菜，里头坐着个奶奶，奶奶出来
－７２－
烧香，里头坐着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都来到，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
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髻……”
［４］
；还有告别学堂时吟唱的民谣———“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交，之
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５］
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作家林海音的生命体验之锄开掘的文化深蕴，一己悲欢和广袤时空的交融使冰冷的文化触染上生命体温，使由民俗民风引发的文化乡愁与作家生命存在息息相关。
以《城南旧事》管窥林海音的文化乡愁，一方面折射出笼罩着凄风苦雨的氤氲的思乡怀亲的情结，另一方面则升腾起一种强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归。
然而，尽管林海音的这种文化乡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表现出了深沉执着的追求，我们还是应当注意到林海音对男权核心地位的肯定，对旧秩序的维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有抱残守缺的倾向。她的这种文化乡愁的失落和愁思渗透了对历史遗迹的眷恋，对落日余晖的难以割舍的情怀，值得我们读罢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林海音的文化乡愁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经历时代变迁和社会动荡而不改其色，始终表现为对母体文化的认归。作为大陆移居台湾的作家，林海音对母体文化的认归与台湾游离于大陆母体的历史命运相结合，必定会产生一种带有历史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化乡愁，对亲友的怀念，对故乡的依恋，奠定了期盼海峡两岸统一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一瓢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林海音吟唱着她最为欣赏的一首中国民谣向我们走来，讲述老
北京城南“陈谷子，烂芝麻”［６］的琐事，怀揣的永远是
那份融不开、
冲不淡的文化乡愁。———————————————————
参考文献：
〔1〕〔2〕〔4〕〔5〕〔6〕林海音．林海音文集·城南旧事
[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128，76，98，103，32．
〔3〕林海音．林海音文集·英子的乡恋[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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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