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莴藤
际体系所淘汰。在这个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中，朝鲜完全独立无疑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正义选择。
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受日本支持的进步改革和争取独立的力量推翻了守旧的保皇党，中国随即出兵镇压。正如上述，中国曾企图吞并朝鲜，仅仅在日本的反对之下才不得不作罢。但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却一直不肯放弃对朝鲜所谓“宗主权”，不甘心承认朝鲜的独立地位。这无疑和要争取完全独立自主的朝鲜人民的意志相违背。
相反，日本则支持朝鲜独立。因此，对追求独立的朝鲜人民来说，日本反而是正义的一方，中国反而是非正义的一方。至于日本以后吞并朝鲜，这显然违背了日本政治家最初的承诺。这恰恰与朝鲜的“民族英雄“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有关，因为伊藤博文正是最主要的反对日本吞并朝鲜的政治家。
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论在甲午战争前在中国并没有成为重要的思潮。但这不代表民族矛盾在甲午战争中不占有重要地位。
清朝的复杂的民族成份和文化体系令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本质上说，中国和欧洲三国一样是一个“民族监狱”式的传统帝国。尤为不幸的是，其主体民族汉族还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反清复明”这个朴素的口号一直在民间有深厚的力量。
满族，特别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深知自己是对主体汉族进行压迫统治的少数民族，因此并不信任汉族官员，尽管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表现了忠诚的一面。对满族核心统治者而言，如何在中国保持其统治地位才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当然，这并不能苛求他们，现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摆在第一位的也是政权的稳定，国家完整也是放在第二位的。在当时，汉族官员在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已经成为尾大不掉的势力。汉人，尤其是掌握实权的淮军，在战争中实力受损对于清廷来说反而是维持统治的好事。有人认为，慈禧太后是甲午战争中的受益者，此点并非没有道理。
于是，在甲午战争中，清朝并没有充分动员。甲午战争中基本上仅仅有汉人的淮军和日本作战，满人统治者并不用满洲的军队（或蒙古军队）加以援手，即便是日本攻到满族的龙兴之地也是如此。满族统治者更无法发动全民抗战，因为他们深知这样的唯一后果就是满人政权的覆沒。在如此的结构之下，“宁赠友邦，莫送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必然的选择。
甲午战争的后果，几乎完全由汉人所承担。所割让的台湾和澎湖，汉人已经成为人口的多数。而赔偿的军费更是几乎由人口主体的汉人所负担。甲午战争后，汉人的民族主义思潮就几乎立即出现了。
甲午战争有多重意义
很多人认为，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这显然是过分简单化的论断。事实上，甲午战争有着多重的意义。
从传统秩序观来看，甲午战争充分体现了“华夷秩序观”的两项核心内容。首先，它是东亚中心争夺战，而中日两国对朝鲜的争夺以确定东亚中心的地位，已经断续地延续了一千多年。其次，它也是“华”对“夷”的战争。日本把中国视为“华夷变态”的国家，认为自己才是“华”的正宗，对清作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一部分（尽管和日本作战的主要是汉人）。不但在日本看来是正义的口号，在当时不少中国人看来也是如此。比如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当地百姓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在近代的政治伦理框架之下，中日朝鲜之战也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是大国之间势力范围之争。这在近代惯于实行丛林法则的西方大国来说司空见惯，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常态。在西方国家看来，中日两国之战，难言任何一方正义与否。
第二是支持还是阻碍朝鲜走向完全的独立，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马关条约》第一条就规定朝鲜独立。在这方面，从朝鲜的角度看来，中国处于非正义的一方，而日本处于正义的一方。当然要强调的是，日本虽然打出了朝鲜独立的口号，但从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其支持朝鲜独立仅仅是要控制朝鲜的第一步。朝鲜独立的美好愿望仅仅十年之后就破灭了。
甲午战争最初的战场在朝鲜。朝鲜政坛一直有亲中和亲日之争。在甲午战争之前，亲中派控制了政府。而朝鲜爆发了反对政府的东学党起义，而亲中政府要求中国派军入朝协助镇压。中国不知会日本就派兵朝鲜，违反了1885年的《天津条约》。于是日本也派兵往朝鲜。日本随后推翻了闵妃而扶植了大院君的傀儡政权。这无疑是对朝鲜内政的干预。但类似的干预内政中国在以往十来年也做得不少，1882年中国推翻大院君扶植闵妃，1884年中国出兵镇压开化党政变都是实例。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并没有和朝鲜军队作战，也没有朝鲜人民“反侵略”，这当然和朝鲜的傀儡政府有关。但另一方面，日本作战的首要目标是把中国势力赶出朝鲜，而让朝鲜完全独立。这对朝鲜并不是一件坏事。日本也没有能继续控制朝鲜，因为仅仅在战争结束后一年，亲俄势力就控制了朝鲜。如果不是日俄战争中俄罗斯战败，朝鲜继续保持独立地位是可以期待的。
在战争的后一阶段，日本攻入了中国。在东北，这更加像是乘胜追击，歼灭对方军事反扑的举动。这在当时各国交战中是一个常态。如果一国退回己方边境，要另一国再静待你补充军源和物资再战，这只是传说中的妇人之仁。对当时日本这样的国家，自然不能以如此高道德标准要求之。
要说对中国的侵略，唯有日本最后对澎湖和台湾的进攻算是。因为那两地不在交战区，也是日本处心积虑要夺取的地方。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损失惨重，但有趣的是，日本击败清朝并不在当时事后引发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按照现在的思维，战败后不出现反日思潮简直不科学。但事实上，汉人却出现了向日本学习的亲日思潮。无论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以日本为中心展开反清运动。革命党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里不评价这个口号是否正确，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口号成功地团结了众多的反清者，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国真正出现反日情绪的开始，还是在民国建立即主体民族重新掌握了政权之后的“二十一条”事件，再后的五四运动才有真正有反日的浪潮。
黎莴藤
际体系所淘汰。在这个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中，朝鲜完全独立无疑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正义选择。
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受日本支持的进步改革和争取独立的力量推翻了守旧的保皇党，中国随即出兵镇压。正如上述，中国曾企图吞并朝鲜，仅仅在日本的反对之下才不得不作罢。但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却一直不肯放弃对朝鲜所谓“宗主权”，不甘心承认朝鲜的独立地位。这无疑和要争取完全独立自主的朝鲜人民的意志相违背。
相反，日本则支持朝鲜独立。因此，对追求独立的朝鲜人民来说，日本反而是正义的一方，中国反而是非正义的一方。至于日本以后吞并朝鲜，这显然违背了日本政治家最初的承诺。这恰恰与朝鲜的“民族英雄“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有关，因为伊藤博文正是最主要的反对日本吞并朝鲜的政治家。
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论在甲午战争前在中国并没有成为重要的思潮。但这不代表民族矛盾在甲午战争中不占有重要地位。
清朝的复杂的民族成份和文化体系令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本质上说，中国和欧洲三国一样是一个“民族监狱”式的传统帝国。尤为不幸的是，其主体民族汉族还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反清复明”这个朴素的口号一直在民间有深厚的力量。
满族，特别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深知自己是对主体汉族进行压迫统治的少数民族，因此并不信任汉族官员，尽管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表现了忠诚的一面。对满族核心统治者而言，如何在中国保持其统治地位才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当然，这并不能苛求他们，现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摆在第一位的也是政权的稳定，国家完整也是放在第二位的。在当时，汉族官员在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已经成为尾大不掉的势力。汉人，尤其是掌握实权的淮军，在战争中实力受损对于清廷来说反而是维持统治的好事。有人认为，慈禧太后是甲午战争中的受益者，此点并非没有道理。
于是，在甲午战争中，清朝并没有充分动员。甲午战争中基本上仅仅有汉人的淮军和日本作战，满人统治者并不用满洲的军队（或蒙古军队）加以援手，即便是日本攻到满族的龙兴之地也是如此。满族统治者更无法发动全民抗战，因为他们深知这样的唯一后果就是满人政权的覆沒。在如此的结构之下，“宁赠友邦，莫送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必然的选择。
甲午战争的后果，几乎完全由汉人所承担。所割让的台湾和澎湖，汉人已经成为人口的多数。而赔偿的军费更是几乎由人口主体的汉人所负担。甲午战争后，汉人的民族主义思潮就几乎立即出现了。
甲午战争有多重意义
很多人认为，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这显然是过分简单化的论断。事实上，甲午战争有着多重的意义。
从传统秩序观来看，甲午战争充分体现了“华夷秩序观”的两项核心内容。首先，它是东亚中心争夺战，而中日两国对朝鲜的争夺以确定东亚中心的地位，已经断续地延续了一千多年。其次，它也是“华”对“夷”的战争。日本把中国视为“华夷变态”的国家，认为自己才是“华”的正宗，对清作战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一部分（尽管和日本作战的主要是汉人）。不但在日本看来是正义的口号，在当时不少中国人看来也是如此。比如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当地百姓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在近代的政治伦理框架之下，中日朝鲜之战也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是大国之间势力范围之争。这在近代惯于实行丛林法则的西方大国来说司空见惯，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常态。在西方国家看来，中日两国之战，难言任何一方正义与否。
第二是支持还是阻碍朝鲜走向完全的独立，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马关条约》第一条就规定朝鲜独立。在这方面，从朝鲜的角度看来，中国处于非正义的一方，而日本处于正义的一方。当然要强调的是，日本虽然打出了朝鲜独立的口号，但从以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其支持朝鲜独立仅仅是要控制朝鲜的第一步。朝鲜独立的美好愿望仅仅十年之后就破灭了。
甲午战争最初的战场在朝鲜。朝鲜政坛一直有亲中和亲日之争。在甲午战争之前，亲中派控制了政府。而朝鲜爆发了反对政府的东学党起义，而亲中政府要求中国派军入朝协助镇压。中国不知会日本就派兵朝鲜，违反了1885年的《天津条约》。于是日本也派兵往朝鲜。日本随后推翻了闵妃而扶植了大院君的傀儡政权。这无疑是对朝鲜内政的干预。但类似的干预内政中国在以往十来年也做得不少，1882年中国推翻大院君扶植闵妃，1884年中国出兵镇压开化党政变都是实例。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并没有和朝鲜军队作战，也没有朝鲜人民“反侵略”，这当然和朝鲜的傀儡政府有关。但另一方面，日本作战的首要目标是把中国势力赶出朝鲜，而让朝鲜完全独立。这对朝鲜并不是一件坏事。日本也没有能继续控制朝鲜，因为仅仅在战争结束后一年，亲俄势力就控制了朝鲜。如果不是日俄战争中俄罗斯战败，朝鲜继续保持独立地位是可以期待的。
在战争的后一阶段，日本攻入了中国。在东北，这更加像是乘胜追击，歼灭对方军事反扑的举动。这在当时各国交战中是一个常态。如果一国退回己方边境，要另一国再静待你补充军源和物资再战，这只是传说中的妇人之仁。对当时日本这样的国家，自然不能以如此高道德标准要求之。
要说对中国的侵略，唯有日本最后对澎湖和台湾的进攻算是。因为那两地不在交战区，也是日本处心积虑要夺取的地方。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损失惨重，但有趣的是，日本击败清朝并不在当时事后引发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按照现在的思维，战败后不出现反日思潮简直不科学。但事实上，汉人却出现了向日本学习的亲日思潮。无论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以日本为中心展开反清运动。革命党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里不评价这个口号是否正确，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口号成功地团结了众多的反清者，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国真正出现反日情绪的开始，还是在民国建立即主体民族重新掌握了政权之后的“二十一条”事件，再后的五四运动才有真正有反日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