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为西魏的改革倾注了全部心血，宇文泰对苏绰也深为赏识和信任，君臣相得、相知、相互信任到这种程度，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当时，南方有梁朝，天下三分，成鼎足之势。三方之中，西魏的势力最为弱小。但十几年之后，西魏却转弱为强，胜过了东魏。后来，宇文泰的儿子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还为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西魏能日益强大起来，是因为宇文泰在关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
宇文泰是一个汉化较深的鲜卑人。他执掌西魏政权后，锐意改革，欲走富民强国之路。他颁布二十四条，后来增加到三十六条，称为“中兴永式”（式就是法）。它的主要内容是：严禁贪污，裁减官员，设立正长（正指闾正、族正，长指保长。保、闾、族是地方基层组织的名称），实行屯田，规定计账法（租赋的预计数）和户籍法等。这些改革政策的施行，使西魏的封建秩序得到稳定，国家的财税收入有了保障，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此基础上，宇文泰于公元541年又颁布“先修心、敦教化、尽地利、攫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的六条诏书，要求州县守宰作为施政守则。为使百官熟悉它的内容，宇文泰还专门设立学校，挑选官吏在夜间到校学习，规定不通晓这个诏书的人不许当官。
“六条诏书”的提出，使西魏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尤其在汉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攫贤良”一条，认为门第高不一定能保证有才德，把才德提到了第一位。这是打破门阀传统的一种新精神，意在打破过去只讲门第资荫的做法，强调在任用官吏、选举人才上注重德贤才良，因而是一种卓越的人才观。又如“先修心”一条，把官吏的心术端正与否作为从政的重要前提，因而十分强调官吏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再如“尽地利”一条，把人民生计的好坏看做是治乱兴衰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政府要鼓励农民耕垦，发展农副业生产。
“六条诏书”不仅成了西魏施政的纲领，公元557年北周取代西魏后，也始终把“六条诏书”当作施政的纲领，其重要意义于此可见。它的颁布施行，使西魏的改革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宇文泰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得到了北镇军人和鲜卑贵族的支持，同时，也和他不断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加，并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而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当时担任宇文泰大行台左丞并“参典机密”的苏绰，则是西魏改革的谋主。
苏绰（公元498—546年），字令绰，西魏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他出生关中大族，累世为官。他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公元534年，由于他的堂兄、汾州刺史苏让的推荐，他被宇文泰任命为行台郎中。苏绰任行台郎中一年多，其才能却未得到宇文泰的赏识。然而“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台中咸称其能”（《北史》及《周书》）。宇文泰和行台尚书周惠达议事，周惠达回答不出，便请求出外找人商议一下。他每次都是找到苏绰，然后再进去讲给宇文泰听。宇文泰很满意，问：“是谁帮你想的对策呀？”周惠达便说是苏绰。并说：“这个人有王佐之才。”宇文泰点头说：“我也久闻其名”，不久便提拔苏绰为著作郎。
但苏绰真正为宇文泰所赏识，是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三四月间两人一次深谈之后。这一天，宇文泰与公卿大臣们去昆明池观鱼，来到长安城西汉朝仓池故址，宇文泰回过头来问随从大臣，竟没有人知道有关仓池的情况。有人说：“苏绰博学多才，请问问他。”宇文泰就召见苏绰，苏绰一一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宇文泰十分高兴，就从开天辟地问起，直到各个朝代兴盛衰亡的历史，苏绰都对答如流。宇文泰被他的谈话吸引住了，于是打消出游的计划，留下苏绰过夜并继续谈下去。苏绰向宇文泰说了治乱兴亡和治国安邦的经验和方法，详细阐述了作为帝王的诀窍，同时讲述了申不害、韩非学说的大意。宇文泰先是躺着听苏绰谈论，听着听着，他躺不住了，整整衣服端坐而听，后来又不知不觉移坐靠拢苏绰。两人一直谈到天亮，兴犹未尽。第二天上朝， 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当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宇文泰“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人之道”。博学多才的苏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又“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同上），为西魏的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宇文泰的秘书，苏绰在文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他除了制定“文案程式”，颁布施行外，又“所行公文，为之条式”，使人耳目一新。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尤其是南朝的骈文，无非是留连良辰美景，描述风花雪月。这种文风也逐渐传至北方。宇文泰相当讨厌这种文风，“欲革其弊”。苏绰便仿《尚书》作《大诰》，宇文泰即令文章必须依此为准则。所以说，苏绰对西魏的文体和文风，也同样起了革弊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苏绰为西魏的改革倾注了全部心血，宇文泰对苏绰也深为赏识和信任，对他“推心委任，而无间言焉。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知而已”。君臣相得、相知、相互信任到这种程度，在历史上实属少见。公元545年，四十八岁的苏绰被宇文泰重用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并命苏绰依《周礼》改革西魏官制。但因他“积思劳倦，遂成气疾”，第二年，年仅四十九岁的苏绰便逝世了。改官制的任务由卢辩继承其事（《周书·卢辩传》）。
苏绰虽然深得宇文泰的赏识和重用，后来又居高官，位同三公，但他的生活极其俭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他死后，宇文泰深切悼念，问朝廷大臣怎么纪念最好。有个官员说，俭约最可表彰苏绰的美德。宇文泰接受了这个意见，用一辆布车把苏绰的灵柩载回本乡安葬。他亲自送出郊外，并在灵车后举杯祭奠：“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吾去，奈何！”因悲痛恸哭，手中的杯子掉落于地，宇文泰都未发觉。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7年第四期）
稿件来源：《秘书政治》
苏绰为西魏的改革倾注了全部心血，宇文泰对苏绰也深为赏识和信任，君臣相得、相知、相互信任到这种程度，在历史上实属少见。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当时，南方有梁朝，天下三分，成鼎足之势。三方之中，西魏的势力最为弱小。但十几年之后，西魏却转弱为强，胜过了东魏。后来，宇文泰的儿子不仅统一了北方，而且还为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西魏能日益强大起来，是因为宇文泰在关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
宇文泰是一个汉化较深的鲜卑人。他执掌西魏政权后，锐意改革，欲走富民强国之路。他颁布二十四条，后来增加到三十六条，称为“中兴永式”（式就是法）。它的主要内容是：严禁贪污，裁减官员，设立正长（正指闾正、族正，长指保长。保、闾、族是地方基层组织的名称），实行屯田，规定计账法（租赋的预计数）和户籍法等。这些改革政策的施行，使西魏的封建秩序得到稳定，国家的财税收入有了保障，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此基础上，宇文泰于公元541年又颁布“先修心、敦教化、尽地利、攫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的六条诏书，要求州县守宰作为施政守则。为使百官熟悉它的内容，宇文泰还专门设立学校，挑选官吏在夜间到校学习，规定不通晓这个诏书的人不许当官。
“六条诏书”的提出，使西魏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尤其在汉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攫贤良”一条，认为门第高不一定能保证有才德，把才德提到了第一位。这是打破门阀传统的一种新精神，意在打破过去只讲门第资荫的做法，强调在任用官吏、选举人才上注重德贤才良，因而是一种卓越的人才观。又如“先修心”一条，把官吏的心术端正与否作为从政的重要前提，因而十分强调官吏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再如“尽地利”一条，把人民生计的好坏看做是治乱兴衰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政府要鼓励农民耕垦，发展农副业生产。
“六条诏书”不仅成了西魏施政的纲领，公元557年北周取代西魏后，也始终把“六条诏书”当作施政的纲领，其重要意义于此可见。它的颁布施行，使西魏的改革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宇文泰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得到了北镇军人和鲜卑贵族的支持，同时，也和他不断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加，并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而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当时担任宇文泰大行台左丞并“参典机密”的苏绰，则是西魏改革的谋主。
苏绰（公元498—546年），字令绰，西魏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他出生关中大族，累世为官。他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公元534年，由于他的堂兄、汾州刺史苏让的推荐，他被宇文泰任命为行台郎中。苏绰任行台郎中一年多，其才能却未得到宇文泰的赏识。然而“诸曹疑事，皆询于绰而后定，台中咸称其能”（《北史》及《周书》）。宇文泰和行台尚书周惠达议事，周惠达回答不出，便请求出外找人商议一下。他每次都是找到苏绰，然后再进去讲给宇文泰听。宇文泰很满意，问：“是谁帮你想的对策呀？”周惠达便说是苏绰。并说：“这个人有王佐之才。”宇文泰点头说：“我也久闻其名”，不久便提拔苏绰为著作郎。
但苏绰真正为宇文泰所赏识，是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三四月间两人一次深谈之后。这一天，宇文泰与公卿大臣们去昆明池观鱼，来到长安城西汉朝仓池故址，宇文泰回过头来问随从大臣，竟没有人知道有关仓池的情况。有人说：“苏绰博学多才，请问问他。”宇文泰就召见苏绰，苏绰一一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宇文泰十分高兴，就从开天辟地问起，直到各个朝代兴盛衰亡的历史，苏绰都对答如流。宇文泰被他的谈话吸引住了，于是打消出游的计划，留下苏绰过夜并继续谈下去。苏绰向宇文泰说了治乱兴亡和治国安邦的经验和方法，详细阐述了作为帝王的诀窍，同时讲述了申不害、韩非学说的大意。宇文泰先是躺着听苏绰谈论，听着听着，他躺不住了，整整衣服端坐而听，后来又不知不觉移坐靠拢苏绰。两人一直谈到天亮，兴犹未尽。第二天上朝， 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当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宇文泰“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人之道”。博学多才的苏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又“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同上），为西魏的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宇文泰的秘书，苏绰在文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他除了制定“文案程式”，颁布施行外，又“所行公文，为之条式”，使人耳目一新。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尤其是南朝的骈文，无非是留连良辰美景，描述风花雪月。这种文风也逐渐传至北方。宇文泰相当讨厌这种文风，“欲革其弊”。苏绰便仿《尚书》作《大诰》，宇文泰即令文章必须依此为准则。所以说，苏绰对西魏的文体和文风，也同样起了革弊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苏绰为西魏的改革倾注了全部心血，宇文泰对苏绰也深为赏识和信任，对他“推心委任，而无间言焉。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若须有处分，则随事施行。及还，启知而已”。君臣相得、相知、相互信任到这种程度，在历史上实属少见。公元545年，四十八岁的苏绰被宇文泰重用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并命苏绰依《周礼》改革西魏官制。但因他“积思劳倦，遂成气疾”，第二年，年仅四十九岁的苏绰便逝世了。改官制的任务由卢辩继承其事（《周书·卢辩传》）。
苏绰虽然深得宇文泰的赏识和重用，后来又居高官，位同三公，但他的生活极其俭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他死后，宇文泰深切悼念，问朝廷大臣怎么纪念最好。有个官员说，俭约最可表彰苏绰的美德。宇文泰接受了这个意见，用一辆布车把苏绰的灵柩载回本乡安葬。他亲自送出郊外，并在灵车后举杯祭奠：“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吾去，奈何！”因悲痛恸哭，手中的杯子掉落于地，宇文泰都未发觉。
（摘自《公务员文萃》2017年第四期）
稿件来源：《秘书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