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河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参会。
原标题：“民告官”异地审判在哪审？原告挑
两年前，对于“民告官”案件，河南在全国采用“异地管辖异地审判”的做法，实施两年来，效果如何？
去年河南发生的“掏鸟案”曾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司法机关如何看待“掏了十几只鸟获刑10年半”的判决？
对于上述问题，新京报专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谈“民告官”
把案件管辖地选择权交给原告
新京报：“民告官”异地管辖具体怎么运作？某起案件由哪个法院负责审理，最终由谁决定？
张立勇：我们采取“转圈推磨”的方法，确定管辖法院，原则上，县市区行政机关作被告的案件，由相邻或相近的县市区法院管辖。比如郑州市的案件由新乡法院管辖，新乡市的案件由洛阳法院管辖，洛阳市的案件由郑州法院管辖。同时，我们赋予当事人拥有案件管辖的选择权，当事人可以直接到异地法院起诉，也可以在当地法院起诉。
新京报：也就是说，某位百姓想起诉政府机关，可以自己选择到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张立勇：是的，不是针对个案，也不是法院指定的，把管辖的选择权交给原告。
新京报：有没有对案件性质作出限制？比如，只有某几类“民告官”案件，可以异地管辖异地审判？
张立勇：试行阶段主要是三类案件，2014年5月，我们出台了《关于行政案件异地管辖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三类案件适用异地审判：基层法院管辖的以县级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案件、中级法院管辖的以省辖市政府为被告的案件、环境保护行政案件。
2015年4月又出台了《补充规定》，扩大了异地管辖的案件范围：除少量的省直行政机关和省辖市市直行政机关作被告的案件之外，基层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全部异地管辖。
新京报：百姓、法官的反映怎么样？
张立勇：实行异地管辖，老百姓对行政诉讼中的担心大幅减少，即使败诉也很少再埋怨“官官相护”，不再上诉和信访。全省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由原来的46.7%提高到76.6%。法官也欢迎，不用考虑其他案外因素，能依法审理，公正断案。
新京报：政府机关配合吗？会不会有的政府有抵触心理？
张立勇：实行异地管辖后，行政机关败诉率明显上升，倒逼行政机关重视应诉工作，不少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去年出庭应诉率是17.3%。我们已经与河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联合下发文件，就行政首长出庭做出硬性规定，下一步，我们要促进更多的、级别更高的行政机关领导出庭应诉。
谈“掏鸟”案
他掏的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新京报：去年，河南新乡市中院判处的“掏鸟”案，引发了广泛关注，有人认为量刑过重，你认为刑罚合适吗？
张立勇：这起案件的证据充分。2014年，河南在校大学生闫啸天和朋友在辉县市捕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16只，并售卖，2015年5月，辉县市法院一审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闫啸天有期徒刑十年半，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闫啸天明知燕隼是国家保护动物，也知道自己的猎捕行为是违法的，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科十只以上，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院一审、二审认定被告人闫啸天犯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准确。
新京报：可不少网友当时说，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不应该因为掏了十几只鸟就受到如此重罚。
张立勇：保护濒危物种、修复业已破坏的生态环境，恐怕更加困难。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把保护环境定为基本国策，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法律手段在生态保护领域必须不断强化。如果我们的法律对捕猎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网开一面，后果将是更多的珍禽猛禽被贩卖、猎杀。
新京报：当时各界对法院一片质疑声，压力大吗？
张立勇：去年12月，媒体刊登《掏鸟16只，获刑10年半》的报道，使这起案件成为群众热议的话题。新闻发布后，多数网民认为，掏个鸟窝就被判刑十年半，量刑太重，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声讨和质疑法院判决。
之后，随着媒体对主审法官、闫啸天父亲及律师、法学专家的采访，以及闫啸天长期通过QQ、贴吧等网络渠道贩卖猎隼等珍稀鸟类的信息被披露，网友们才知道详情，转而痛斥偷猎的行为。舆论又发生了反转。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舆论反转？对司法机关有影响吗？
张立勇：“掏鸟案”其实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已经收到了非常好的法制教育效果。
新京报：这样的舆论反转暴露出什么问题？
张立勇：曾有网友评论“掏几只鸟就判十年刑，做人不如做鸟”，这反映出很多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缺位和法律意识的淡薄。被告人掏的不是普通的鸟，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属于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从法律上讲，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涉及国家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保护物种的多样性。这次判决，也警示了潜在的盗猎者，增强了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谈“执行难”
网络司法拍卖扼制暗箱操作
新京报：“执行难”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去年底，河南媒体就披露了“老汉13年胜诉13次建不起房”的基层执行难案例，对破解“执行难”上有什么考虑？
张立勇：媒体报道的这起“老汉13年胜诉13次建不起房”案例，已经圆满解决了。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我们最近要求各个中院和各级法院，必须由常务副院长分管执行工作，凡是没有配备执行局长的，必须选优秀的执行局局长，这是一个措施。
我们还准备开展两项措施，一是把基层的执行局都改成执行分局，由中院的执行局统一领导。还有，实行异地管辖，我们正在几个中院做试点，加大执行力度。
新京报：也就是说，就像“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一样，执行环节也要跨地域？
张立勇：是的，各基层法院的执行分局都将统一调配，实行异地执行，防止干预。
我们要在两至三年内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其实，司法拍卖是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司法腐败的易发多发领域，所以，我们还要做好网络司法拍卖。
新京报：网络司法拍卖是把涉诉资产都拿到网上拍卖吗？
张立勇：是的。近年来，法院查处民事执行阶段违法违纪案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资产处置特别是司法拍卖环节。有的将待处置涉诉资产低估贱卖，有的将拍卖公告刊登在不起眼的位置故意造成拍品流拍，通过暗箱操作低价贱卖；还有的地方出现串标、围标、人为控场等现象，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目前在河南的法院，网络拍卖是常态，不实行网络拍卖是例外。
新京报：效果明显吗？
张立勇：这项工作是去年推进的，到2015年年底，全省各级法院网络拍卖上传拍品9708件，总评估价170.3亿元，到期拍品6854件，成交2306件，成交金额25.35亿元。与2014年相比：上传拍品数增长280%、总评估价提高300%、到期拍品数提高273%、成交拍品数上升102%。
网络司法拍卖突破了地域限制，参与拍卖的人数增多；网上参与竞拍的人相互不认识，可以从技术上减少串标、围标等干扰司法拍卖的行为；拍卖信息一律通过网络发布，所有竞买人不直接与经办人员联系，排除了人为干预、信息获取渠道不一致等问题，挤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
民告官百姓胜诉率27.8%
对于行政诉讼案件，也就是俗称的“民告官”案件，河南省从2014年在全国率先推行“异地管辖制度”。
张立勇介绍，司法实践中，“民告官”案件存在立案难、胜诉难、执行难等问题，原告胜诉率只有10%左右，司法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在很多人眼里，法院是政府的法院，所以有了冤屈就找“县长”不找“院长”。老百姓不愿告、不敢告，觉得告了也白告。法官受到当地干扰，不敢审、不好审，审了也执行不了。
河南省规定，“民告官”案件由异地法院立案审理。去年，河南“民告官”案件22642件，比上一年的15746件增长了43.8%；老百姓胜诉率27.8%，较之原来的10.2%，提高17.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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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河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参会。
原标题：“民告官”异地审判在哪审？原告挑
两年前，对于“民告官”案件，河南在全国采用“异地管辖异地审判”的做法，实施两年来，效果如何？
去年河南发生的“掏鸟案”曾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司法机关如何看待“掏了十几只鸟获刑10年半”的判决？
对于上述问题，新京报专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谈“民告官”
把案件管辖地选择权交给原告
新京报：“民告官”异地管辖具体怎么运作？某起案件由哪个法院负责审理，最终由谁决定？
张立勇：我们采取“转圈推磨”的方法，确定管辖法院，原则上，县市区行政机关作被告的案件，由相邻或相近的县市区法院管辖。比如郑州市的案件由新乡法院管辖，新乡市的案件由洛阳法院管辖，洛阳市的案件由郑州法院管辖。同时，我们赋予当事人拥有案件管辖的选择权，当事人可以直接到异地法院起诉，也可以在当地法院起诉。
新京报：也就是说，某位百姓想起诉政府机关，可以自己选择到哪个法院提起诉讼？
张立勇：是的，不是针对个案，也不是法院指定的，把管辖的选择权交给原告。
新京报：有没有对案件性质作出限制？比如，只有某几类“民告官”案件，可以异地管辖异地审判？
张立勇：试行阶段主要是三类案件，2014年5月，我们出台了《关于行政案件异地管辖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三类案件适用异地审判：基层法院管辖的以县级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案件、中级法院管辖的以省辖市政府为被告的案件、环境保护行政案件。
2015年4月又出台了《补充规定》，扩大了异地管辖的案件范围：除少量的省直行政机关和省辖市市直行政机关作被告的案件之外，基层法院管辖的行政案件全部异地管辖。
新京报：百姓、法官的反映怎么样？
张立勇：实行异地管辖，老百姓对行政诉讼中的担心大幅减少，即使败诉也很少再埋怨“官官相护”，不再上诉和信访。全省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由原来的46.7%提高到76.6%。法官也欢迎，不用考虑其他案外因素，能依法审理，公正断案。
新京报：政府机关配合吗？会不会有的政府有抵触心理？
张立勇：实行异地管辖后，行政机关败诉率明显上升，倒逼行政机关重视应诉工作，不少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去年出庭应诉率是17.3%。我们已经与河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联合下发文件，就行政首长出庭做出硬性规定，下一步，我们要促进更多的、级别更高的行政机关领导出庭应诉。
谈“掏鸟”案
他掏的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新京报：去年，河南新乡市中院判处的“掏鸟”案，引发了广泛关注，有人认为量刑过重，你认为刑罚合适吗？
张立勇：这起案件的证据充分。2014年，河南在校大学生闫啸天和朋友在辉县市捕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16只，并售卖，2015年5月，辉县市法院一审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闫啸天有期徒刑十年半，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闫啸天明知燕隼是国家保护动物，也知道自己的猎捕行为是违法的，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科十只以上，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院一审、二审认定被告人闫啸天犯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准确。
新京报：可不少网友当时说，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不应该因为掏了十几只鸟就受到如此重罚。
张立勇：保护濒危物种、修复业已破坏的生态环境，恐怕更加困难。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把保护环境定为基本国策，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法律手段在生态保护领域必须不断强化。如果我们的法律对捕猎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网开一面，后果将是更多的珍禽猛禽被贩卖、猎杀。
新京报：当时各界对法院一片质疑声，压力大吗？
张立勇：去年12月，媒体刊登《掏鸟16只，获刑10年半》的报道，使这起案件成为群众热议的话题。新闻发布后，多数网民认为，掏个鸟窝就被判刑十年半，量刑太重，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声讨和质疑法院判决。
之后，随着媒体对主审法官、闫啸天父亲及律师、法学专家的采访，以及闫啸天长期通过QQ、贴吧等网络渠道贩卖猎隼等珍稀鸟类的信息被披露，网友们才知道详情，转而痛斥偷猎的行为。舆论又发生了反转。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舆论反转？对司法机关有影响吗？
张立勇：“掏鸟案”其实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已经收到了非常好的法制教育效果。
新京报：这样的舆论反转暴露出什么问题？
张立勇：曾有网友评论“掏几只鸟就判十年刑，做人不如做鸟”，这反映出很多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缺位和法律意识的淡薄。被告人掏的不是普通的鸟，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属于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从法律上讲，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涉及国家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保护物种的多样性。这次判决，也警示了潜在的盗猎者，增强了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谈“执行难”
网络司法拍卖扼制暗箱操作
新京报：“执行难”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去年底，河南媒体就披露了“老汉13年胜诉13次建不起房”的基层执行难案例，对破解“执行难”上有什么考虑？
张立勇：媒体报道的这起“老汉13年胜诉13次建不起房”案例，已经圆满解决了。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我们最近要求各个中院和各级法院，必须由常务副院长分管执行工作，凡是没有配备执行局长的，必须选优秀的执行局局长，这是一个措施。
我们还准备开展两项措施，一是把基层的执行局都改成执行分局，由中院的执行局统一领导。还有，实行异地管辖，我们正在几个中院做试点，加大执行力度。
新京报：也就是说，就像“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一样，执行环节也要跨地域？
张立勇：是的，各基层法院的执行分局都将统一调配，实行异地执行，防止干预。
我们要在两至三年内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其实，司法拍卖是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司法腐败的易发多发领域，所以，我们还要做好网络司法拍卖。
新京报：网络司法拍卖是把涉诉资产都拿到网上拍卖吗？
张立勇：是的。近年来，法院查处民事执行阶段违法违纪案件中，绝大部分发生在资产处置特别是司法拍卖环节。有的将待处置涉诉资产低估贱卖，有的将拍卖公告刊登在不起眼的位置故意造成拍品流拍，通过暗箱操作低价贱卖；还有的地方出现串标、围标、人为控场等现象，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目前在河南的法院，网络拍卖是常态，不实行网络拍卖是例外。
新京报：效果明显吗？
张立勇：这项工作是去年推进的，到2015年年底，全省各级法院网络拍卖上传拍品9708件，总评估价170.3亿元，到期拍品6854件，成交2306件，成交金额25.35亿元。与2014年相比：上传拍品数增长280%、总评估价提高300%、到期拍品数提高273%、成交拍品数上升102%。
网络司法拍卖突破了地域限制，参与拍卖的人数增多；网上参与竞拍的人相互不认识，可以从技术上减少串标、围标等干扰司法拍卖的行为；拍卖信息一律通过网络发布，所有竞买人不直接与经办人员联系，排除了人为干预、信息获取渠道不一致等问题，挤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
民告官百姓胜诉率27.8%
对于行政诉讼案件，也就是俗称的“民告官”案件，河南省从2014年在全国率先推行“异地管辖制度”。
张立勇介绍，司法实践中，“民告官”案件存在立案难、胜诉难、执行难等问题，原告胜诉率只有10%左右，司法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在很多人眼里，法院是政府的法院，所以有了冤屈就找“县长”不找“院长”。老百姓不愿告、不敢告，觉得告了也白告。法官受到当地干扰，不敢审、不好审，审了也执行不了。
河南省规定，“民告官”案件由异地法院立案审理。去年，河南“民告官”案件22642件，比上一年的15746件增长了43.8%；老百姓胜诉率27.8%，较之原来的10.2%，提高17.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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