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新篇》研究述评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2005级研 赵玉青
概要：《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向天王洪秀全陈述的一项治国主张，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是聚讼纷纭。笔者认为它的出台除个人的特殊经历外，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其内容主要涉及较广、论述较细、思想超前，可堪称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而较有系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因其先进的思想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也不是农民战争的产物，再加上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和紧张的战争环境等因素，最终导致其无法付诸于实践。 关键词：太平天国 《资政新篇》 洪仁玕 研究述评
洪仁玕（1822-1864），号益谦，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农民家庭出身，自幼攻读经史，五试秀才不第，是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与洪秀全共谋革命。金田起义时，他来不及参加，以后几度打算投入革命斗争，均因道路阻隔未能如愿，直到1859年，才到达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成为太平天国后期革命领导人之一。为筹建太平天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向天王洪秀全陈述了他的治国主张，即著名的《资政新篇》，全面提出了他的革新思想。《资政新篇》分为“用人”和“设法”两大方面，而设法方面又分为三点：“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其中“法法类”内容最多，具体提出了关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措施和建议，体现出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是《资政新篇》的核心。总而言之，它反映和代表了洪仁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等方面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之一。
对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的评价，长期以来论者见仁见智，成为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建国以来，对《资政新篇》的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至今。据初步统计，公开发表的论文共达110多篇。内容涉及了《资政新篇》的各个方面。建国初期不少论者把其当为太平天国的异端，把其作者看作是农民阶级的异己。[1]只有个别学者比较客观、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了《资政新篇》。[2]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年代起，对《资政新篇》产生的历史条件，历史地位的研究有所进展，尤其开始对其内容特别是经济、文化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近20年来，学者们尤为关注《资政新篇》并对其研究掀起了高潮。可谓硕果累累，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本文拟就建国后学术界对《资政新篇》研究的成果中，论述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综述。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对《资政新篇》产生的历史条件研究
对于《资政新篇》的出现是否具有必然性，学者们的看法是不尽一致的。众多学者认为，和洪仁玕在香港的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为《资政新篇》出台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3]而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内地没有其产生的可靠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主要是在香港酝酿成熟的。[4]更有甚者认为完全是洪仁玕个人实践的产物，不是太平天国集体智慧的结晶。[5]
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离开近代世界民主与科学时代潮流,无视洪仁玕近代理念之符合历史趋势的有失公允的论断。确实，他居住香港受西方文化影响，是其提出《资政新篇》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也是具有深刻社会经济根源的。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地方，地主阶级被专政了，大部分的土地从封建剥削者的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关系而获得解放，这就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本已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而太平天国革命又解除了种种封建束缚，特别是在攻下苏、浙地区后，执行了奖励工商业、大力扶植生产的政策，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十分活跃，农产品、丝织业大量增产，商业贸易繁荣，买卖兴盛。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自然经济的日趋解体，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出现已成为必然。《资政新篇》的提出，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一定的客观经济基础，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王翔、苑书义最具代表性。[6]此外还有学者则认为，在朝内和军中已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7]而且和洪仁玕的社会地位有关。[8]同样，王翔也认为，《资政新篇》有实行的可能条件，比如劳动力市场就存在而且都是现成的拥有高超技术的熟练工人，大量货币财富流向工商业也为其准备了垫付资本。[9]甚至有学者预言，太平天国取胜后，如果实行的话是可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10]
二、关于《资政新篇》内容的研究
史学界对此讨论较早，研究最多也最深。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方面，主要集中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法制思想方面。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目的是为了克服当时较为严重的分散主义，以巩固洪氏集团。可以说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君主制的局限。但这一措施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的。对于维护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团结是有积极意义的。韩学儒、孙占元也同意这一观点。[11]“特别是想借助于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新闻制作媒体来速递信息以防朋党之弊，实为可贵的设想。”[12]靳进发等还认为有监督政府权力，重视舆论的作用，虽距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差很远，[13] 但从这些主张中“很可以寻到不少后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雏形。”[14]
近20年来对法制思想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有十多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对法制思想的评价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持肯定意见。认为该措施尽管其内容并不系统完善，也不切合农民革命实际，但比起早期地主阶级改良主义者来说仍然有其超前的进步意义；比晚清奉谕研究欧美法律的修律大臣沈家本更早半个世纪，[15]其法制观具有承先启后，弃故纳新的积极作用。[16]于秀清认为“已经接触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法制理论中关于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问题。” [17]韩学儒也认为在当时对调整内部矛盾有积极意义。[18] 周执前却认为其体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带有明显的法治主义倾向。[19]邵 玲指出其既强调了度势行法，依法治国，同时又强调了教法兼行，先德后刑，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中西合璧的法制思想。[20]穆艳杰认为其提出的“以法治国”这个思想可与九十年代的康梁等改良派的思想并驾齐驱。[21]其二，持否定意见。田留轩等认为夹杂着许多迷信色彩，用之取代旧制度是不可能的。[22]侯强也认为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上的全面照搬，立法上的被动进行以及立法内容的超前等。[23] 对此，笔者同意前一观点。
经济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资政新篇》的核心思想，对其性质及其所起的作用方面，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认为是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为太平天国政权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24]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着催生的作用，[25]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其内蕴含有强烈的效率意识从而会产生一个效率社会。[26]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还有学者对其某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述，比如在专利制度方面肯定了其进步意义。[27]
文化方面，周妤认为其过分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8]但有学者从文化学的新视角分析了《资政新篇》，认为它突破了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了为近代经济政治服务的文化思想。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倡导，对人们心理和社会风气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29]王辉认为洪仁玕是比较系统批判中国旧的传统观念的第一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倡导，对人们心理和社会风气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30] 甚至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的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向导,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为此，笔者同意后一观点。
另外还有学者从外交[31]，现代城市思想[32]等方面加以探讨其进步意义。
三、关于对《资政新篇》地位和作用评价的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资政新篇》评价是褒贬不一，有论者认为因为它没有如《天朝田亩制度》
般提到土地、圣库等公有问题而贬低它的历史意义,如关威认为《资政新篇》的提出是洪仁玕受天王知遇之恩，并为了向众人表现自己的见识和才能而提出的,它其实只反映了洪仁玕本人求学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其他领袖的思想，也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阶级的思想，所以不能把它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33]有论者虽然肯定了它的内容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是进步的，但也认为它没能付诸于实践产生实际的效果。[34]有论者竟评价说《资政新篇》只是洪仁玕“以广圣闻”的奏章，是完全没有实行的条件和可能的空谈，它不过是洪秀全为一时需要而产生的一纸空文。[35]
确实，《资政新篇》虽经洪秀全批准颁行，但因当时缺少和平安定的环境而未曾实施，然而它所产生的效果，笔者认为是不能以“是否在当时实行”为标准来立论的。考察中国近代史，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的要求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晶。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中，《资政新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36]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超越了地主阶级思想家和农民阶级的狭隘范畴，提供了比前人更多的东西，[37]不仅如此，《资政新篇》还有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使人们养成了议政的风气，还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从它的思想里可以寻到不少后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的雏形。[38]《资政新篇》提出的“以法治国”思想和九十年代的康梁等改良派的思想“并驾齐驱”，[39]实际上《资政新篇》在当时已为洋务运动起到了创榛辟荞的作用，而且《资政新篇》的提出给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一块新的界碑，这就是它已经明显地展示出这场战争已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其已经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方向。最为现实的是《资政新篇》对太平天国内政的理顺和重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0]所以沈谓滨先生称“《资政新篇》是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最杰出作品”。
因其在观念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开放性，基本上摆脱了我国封建时代唯我独尊的心理羁绊，对后人继续探索救国之路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所以笔者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政治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可以说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其提出的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来代替君主专制之路,这不仅比魏源、林则徐要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比他以后的洋务派和维新派要高。“不局于体用之争,坚持世道必进，革故鼎新”, [41]这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思想。
四、对《资政新篇》没有实行的原因的分析
对《资政新篇》的研究，多数学者都会涉及其没有实行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史学界普遍认为，是以李秀成为代表的农民将领们因阅历与文化水平的局限，无法理解洪仁玕的政治抱负，不能有效配合他的改革措施所致。王明前认为它破坏了天国中枢本来的运行正常，效果良好的权力结构。而且认为其理论的空洞，不切实际，在具体实践上，根本无法实施。
[42]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排斥作用，列强的武力干涉[43]，其个人问题
[44]等也产生了影响。
笔者认为，要弄清《资政新篇》难以实施的原因，就要从考察当时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民阶级是否可以承担变革生产关系的任务来分析。一般学者认为是战争环境造成的，没有和平建设的条件。但这不是唯一的条件，即使太平天国取得了胜利，但要真正实现所确定的目标，也是很困难的。还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等。”但这些不足作为农民阶级领袖是不可能克服的，正是因为《资政新篇》没有付诸实践的基本前提，近代化的改革便不可能顺利起步。” [45]主要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落后性，[46]不能改变生产关系，而且其思维结构也难以接纳这种质变性的社会改革。
[47]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市民阶级尚未成长起来，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48]再加上天国政权腐败失去了有力的领导[49]；洪秀全也没有实行其的决心[50]、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51]等等因素。当然使其根本无法实行。
总之，《资政新篇》无法实行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原
因应该是《资政新篇》中的这些思想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不是农民战争的产物，也没有反映广大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而且当时也没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加之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和内部严重的宗派斗争，导致了其无法付诸于实现。因而只能是时代潮流附加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农民运动身上不协调的附属品。
回顾20世纪后50年的《资政新篇》研究，前段30年令人难以满意；后段20年成果累累，在《资政新篇》的研究历史上，堪称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展阅成果，目前论者对其虽基本肯定，但还有不足之处。比如对其政治意义估计不足；对其经济方面的措施分析不深入如此等等，有待于同仁们继续努力。
今后对《资政新篇》的研究，仍可从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着力。在广度方面，凡未涉及的研究课题，都可努力进行开拓；深度方面，凡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仍可重新审视，发掘新资料，从新的视角、新的认识着力研究，把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期望在21世纪取得更丰硕、水平更高的新成果，为《资政新篇》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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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同[14]
[39] 黄征：《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读洪仁玕资政新篇》，《群众》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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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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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陈九如：《洪仁玕经济思想浅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科版）》 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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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同[24]
《资政新篇》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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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仁玕（1822-1864），号益谦，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农民家庭出身，自幼攻读经史，五试秀才不第，是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与洪秀全共谋革命。金田起义时，他来不及参加，以后几度打算投入革命斗争，均因道路阻隔未能如愿，直到1859年，才到达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成为太平天国后期革命领导人之一。为筹建太平天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向天王洪秀全陈述了他的治国主张，即著名的《资政新篇》，全面提出了他的革新思想。《资政新篇》分为“用人”和“设法”两大方面，而设法方面又分为三点：“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其中“法法类”内容最多，具体提出了关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革措施和建议，体现出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是《资政新篇》的核心。总而言之，它反映和代表了洪仁玕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等方面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之一。
对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的评价，长期以来论者见仁见智，成为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建国以来，对《资政新篇》的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至今。据初步统计，公开发表的论文共达110多篇。内容涉及了《资政新篇》的各个方面。建国初期不少论者把其当为太平天国的异端，把其作者看作是农民阶级的异己。[1]只有个别学者比较客观、全面地分析和评价了《资政新篇》。[2]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年代起，对《资政新篇》产生的历史条件，历史地位的研究有所进展，尤其开始对其内容特别是经济、文化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近20年来，学者们尤为关注《资政新篇》并对其研究掀起了高潮。可谓硕果累累，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本文拟就建国后学术界对《资政新篇》研究的成果中，论述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综述。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对《资政新篇》产生的历史条件研究
对于《资政新篇》的出现是否具有必然性，学者们的看法是不尽一致的。众多学者认为，和洪仁玕在香港的特殊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为《资政新篇》出台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3]而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内地没有其产生的可靠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主要是在香港酝酿成熟的。[4]更有甚者认为完全是洪仁玕个人实践的产物，不是太平天国集体智慧的结晶。[5]
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离开近代世界民主与科学时代潮流,无视洪仁玕近代理念之符合历史趋势的有失公允的论断。确实，他居住香港受西方文化影响，是其提出《资政新篇》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也是具有深刻社会经济根源的。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地方，地主阶级被专政了，大部分的土地从封建剥削者的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土地关系而获得解放，这就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本已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而太平天国革命又解除了种种封建束缚，特别是在攻下苏、浙地区后，执行了奖励工商业、大力扶植生产的政策，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十分活跃，农产品、丝织业大量增产，商业贸易繁荣，买卖兴盛。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自然经济的日趋解体，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出现已成为必然。《资政新篇》的提出，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一定的客观经济基础，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王翔、苑书义最具代表性。[6]此外还有学者则认为，在朝内和军中已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7]而且和洪仁玕的社会地位有关。[8]同样，王翔也认为，《资政新篇》有实行的可能条件，比如劳动力市场就存在而且都是现成的拥有高超技术的熟练工人，大量货币财富流向工商业也为其准备了垫付资本。[9]甚至有学者预言，太平天国取胜后，如果实行的话是可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10]
二、关于《资政新篇》内容的研究
史学界对此讨论较早，研究最多也最深。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方面，主要集中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法制思想方面。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目的是为了克服当时较为严重的分散主义，以巩固洪氏集团。可以说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君主制的局限。但这一措施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的。对于维护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团结是有积极意义的。韩学儒、孙占元也同意这一观点。[11]“特别是想借助于近代化的交通工具和新闻制作媒体来速递信息以防朋党之弊，实为可贵的设想。”[12]靳进发等还认为有监督政府权力，重视舆论的作用，虽距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差很远，[13] 但从这些主张中“很可以寻到不少后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雏形。”[14]
近20年来对法制思想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有十多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对法制思想的评价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持肯定意见。认为该措施尽管其内容并不系统完善，也不切合农民革命实际，但比起早期地主阶级改良主义者来说仍然有其超前的进步意义；比晚清奉谕研究欧美法律的修律大臣沈家本更早半个世纪，[15]其法制观具有承先启后，弃故纳新的积极作用。[16]于秀清认为“已经接触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法制理论中关于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问题。” [17]韩学儒也认为在当时对调整内部矛盾有积极意义。[18] 周执前却认为其体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带有明显的法治主义倾向。[19]邵 玲指出其既强调了度势行法，依法治国，同时又强调了教法兼行，先德后刑，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中西合璧的法制思想。[20]穆艳杰认为其提出的“以法治国”这个思想可与九十年代的康梁等改良派的思想并驾齐驱。[21]其二，持否定意见。田留轩等认为夹杂着许多迷信色彩，用之取代旧制度是不可能的。[22]侯强也认为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上的全面照搬，立法上的被动进行以及立法内容的超前等。[23] 对此，笔者同意前一观点。
经济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资政新篇》的核心思想，对其性质及其所起的作用方面，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认为是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为太平天国政权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24]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着催生的作用，[25]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其内蕴含有强烈的效率意识从而会产生一个效率社会。[26]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还有学者对其某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述，比如在专利制度方面肯定了其进步意义。[27]
文化方面，周妤认为其过分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8]但有学者从文化学的新视角分析了《资政新篇》，认为它突破了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了为近代经济政治服务的文化思想。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倡导，对人们心理和社会风气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29]王辉认为洪仁玕是比较系统批判中国旧的传统观念的第一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倡导，对人们心理和社会风气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30] 甚至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的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向导,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为此，笔者同意后一观点。
另外还有学者从外交[31]，现代城市思想[32]等方面加以探讨其进步意义。
三、关于对《资政新篇》地位和作用评价的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资政新篇》评价是褒贬不一，有论者认为因为它没有如《天朝田亩制度》
般提到土地、圣库等公有问题而贬低它的历史意义,如关威认为《资政新篇》的提出是洪仁玕受天王知遇之恩，并为了向众人表现自己的见识和才能而提出的,它其实只反映了洪仁玕本人求学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其他领袖的思想，也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阶级的思想，所以不能把它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33]有论者虽然肯定了它的内容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是进步的，但也认为它没能付诸于实践产生实际的效果。[34]有论者竟评价说《资政新篇》只是洪仁玕“以广圣闻”的奏章，是完全没有实行的条件和可能的空谈，它不过是洪秀全为一时需要而产生的一纸空文。[35]
确实，《资政新篇》虽经洪秀全批准颁行，但因当时缺少和平安定的环境而未曾实施，然而它所产生的效果，笔者认为是不能以“是否在当时实行”为标准来立论的。考察中国近代史，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的要求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晶。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中，《资政新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36]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超越了地主阶级思想家和农民阶级的狭隘范畴，提供了比前人更多的东西，[37]不仅如此，《资政新篇》还有利于民主思想的传播，使人们养成了议政的风气，还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从它的思想里可以寻到不少后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的雏形。[38]《资政新篇》提出的“以法治国”思想和九十年代的康梁等改良派的思想“并驾齐驱”，[39]实际上《资政新篇》在当时已为洋务运动起到了创榛辟荞的作用，而且《资政新篇》的提出给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一块新的界碑，这就是它已经明显地展示出这场战争已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其已经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方向。最为现实的是《资政新篇》对太平天国内政的理顺和重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0]所以沈谓滨先生称“《资政新篇》是19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最杰出作品”。
因其在观念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开放性，基本上摆脱了我国封建时代唯我独尊的心理羁绊，对后人继续探索救国之路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所以笔者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政治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可以说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其提出的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来代替君主专制之路,这不仅比魏源、林则徐要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比他以后的洋务派和维新派要高。“不局于体用之争,坚持世道必进，革故鼎新”, [41]这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思想。
四、对《资政新篇》没有实行的原因的分析
对《资政新篇》的研究，多数学者都会涉及其没有实行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史学界普遍认为，是以李秀成为代表的农民将领们因阅历与文化水平的局限，无法理解洪仁玕的政治抱负，不能有效配合他的改革措施所致。王明前认为它破坏了天国中枢本来的运行正常，效果良好的权力结构。而且认为其理论的空洞，不切实际，在具体实践上，根本无法实施。
[42]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排斥作用，列强的武力干涉[43]，其个人问题
[44]等也产生了影响。
笔者认为，要弄清《资政新篇》难以实施的原因，就要从考察当时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民阶级是否可以承担变革生产关系的任务来分析。一般学者认为是战争环境造成的，没有和平建设的条件。但这不是唯一的条件，即使太平天国取得了胜利，但要真正实现所确定的目标，也是很困难的。还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等。”但这些不足作为农民阶级领袖是不可能克服的，正是因为《资政新篇》没有付诸实践的基本前提，近代化的改革便不可能顺利起步。” [45]主要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落后性，[46]不能改变生产关系，而且其思维结构也难以接纳这种质变性的社会改革。
[47]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市民阶级尚未成长起来，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48]再加上天国政权腐败失去了有力的领导[49]；洪秀全也没有实行其的决心[50]、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51]等等因素。当然使其根本无法实行。
总之，《资政新篇》无法实行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原
因应该是《资政新篇》中的这些思想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不是农民战争的产物，也没有反映广大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而且当时也没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加之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和内部严重的宗派斗争，导致了其无法付诸于实现。因而只能是时代潮流附加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农民运动身上不协调的附属品。
回顾20世纪后50年的《资政新篇》研究，前段30年令人难以满意；后段20年成果累累，在《资政新篇》的研究历史上，堪称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展阅成果，目前论者对其虽基本肯定，但还有不足之处。比如对其政治意义估计不足；对其经济方面的措施分析不深入如此等等，有待于同仁们继续努力。
今后对《资政新篇》的研究，仍可从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着力。在广度方面，凡未涉及的研究课题，都可努力进行开拓；深度方面，凡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仍可重新审视，发掘新资料，从新的视角、新的认识着力研究，把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期望在21世纪取得更丰硕、水平更高的新成果，为《资政新篇》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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