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学东渐和启示
摘要：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经历了三个阶段,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 也冲击了封建的教育体制, 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拯救中华的时代巨流, 促进了国人的觉醒; 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促进了中国的改革运动、革命运动; 其最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启示。
关键词：西学东渐，社会影响，深刻启示
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使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西学东渐第三阶段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其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西学东渐的过程其实就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独立自强的现代社会的过程。西学东渐，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到较为主动的过程。
一、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１８４０—１８６０年的２０年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时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西方列强的势力开始侵入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较早地进入中国，传教士是此时西学东传的主要媒介，西方宗教学说也就成为此时西学东传的一个主要内容。据统计，《耶稣教略》、《圣书问题》、《圣经类书》、《圣会准绳》等宗教书籍的译介，约占此时引进西书的７５％。在通商口岸教堂林立，《新、旧约全书》更是被传教士广泛传播，随处可见。宗教是帝国主义征服“异教”中国的一种文化手段，是为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但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传入，对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对世俗君权的盲目崇拜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巩固渐 统治所极力宣扬的君权神授思想受到了冲击。一些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宣泄对封建统治秩序的不满，举起了反清的大旗。１８４３年洪秀全、冯云山借用基督教的名牌创立了拜上帝会，利用宗教的形式和力量发展势力，终于在１８５１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借用，既反映了西方宗教书籍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宗教认识的粗浅。
这一时期，国内出现了大批由中国人执笔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概况、资源等的边疆史地研究著作。如龚自珍著《蒙古国志》、林则徐编《四洲志》、魏源编《海国图志》、徐继畲作《瀛环志略》、梁廷楠编《海国四说》等。到１８６１年，已有２２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问世，并且这些著作还都征引过西书的资料或片断。如魏源编《海国图志》征引过《平安通书》、《地球图说》；徐继畲作《瀛环志略》也得益于传教士雅裨理等人提供的西书资料；梁廷楠撰写《海国四说》时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是裨治文的《美里哥合省国志略》等。这些著作虽也存在着一些不够准确之处，但已大体描绘出了世界地理历史的全貌，开阔了民众的眼界，使他们逐渐建立起一种崭新的世界概念。
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砭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都是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据统计，“１８２１—１８６１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不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很难实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太平天国运动又使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宫内部以奕訢为首的一批当时通晓“夷务”的开明之士乘机崛起，在他们的倡导下，展开了一场以巩固清王朝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美等国的数理化实用知识以及军工技术是此时西学传入的主流。由于当时中国现实的需要，西方数理化知识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传入了中国。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以期中国富强。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其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富强幻想彻底破灭，清政府政治的腐败也彻底暴露无遗，尔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力图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戊戌变法也短命夭亡。《辛丑条约》更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转折关头，广大爱国志士逐步看清了清政府统治的不可救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也未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如何彻底解救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学习、探求。
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的大量引进，是此时西学东渐的重要特点。为从西方找到立宪、共和的救国方案，无论是维新派的康、梁，还是革命派的孙中山等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都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国家与夫哲理之书满街“政治国家与夫哲理之书满街皆是”，“日日而言政治学，人人而言政治学”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据统计，１９０１—１９０４年各书社翻译出西方政治学说的专著共６６种，１９０１—１９０９年各期刊杂志发表译述文章共１２７篇。著名的如《国家学原理》、《民约论》、《社会平权论》、《政党论》、《自由原理》、《欧美日本政体通览》等；人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恩格斯，内容从《理想国》到《共产党宣言》，地域从欧美到日本，可谓囊括古今，包罗无遗。各种具体法规、法制、各国政治制度的专门著作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著作，将西方国观念、法制观念、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集中而具体地介绍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章太炎的反改良思想、陈天华的反帝思想、邹容的反封建思想、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等。这些思想的交相辉映促成了２０世纪初期一度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推动了辛亥革命的产生。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三阶段。以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反思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此时在国内出现了诸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郭沫若等一大批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名家，他们以报纸、杂志为主要阵地，通过小说杂文、评述等形式批判传统、对比中西文化优劣，使接受西学的社会阶层进一步扩大，如陈独秀创《新青年》对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介绍，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传播；胡适对实证主义的应用；鲁迅的白话小说对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批判；钱玄同倡导的文字改革等。
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文化成为此时西学传入的主流，进化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成为此时反传统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进化论被更为广泛的接受和应用，正如鲁迅所言，此
时“进化之语，几成常言”。陈独秀更认为，西方“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他先后译著、出版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书，宣传他的这一思想。进化论学说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哲学得以跳过机械唯物主义的阶段，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先导。
这一阶段，西学输入的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是这一时期也是整个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其中最系统最有分量的文章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李大钊将《新青年》第６卷第５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些报刊的介绍，中国人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学说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渐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二、西学东渐的社会影响
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首先，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拯救中华的时代巨流，促进了国人的觉醒。自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而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丧权辱国，“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举国上下莫不惊呼，“中国之将亡于旦夕”。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许多先进分子看得十分清楚，粱启超在一些论著中，就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现已移戈东方，磷其鹰目，诞其虎口，“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更是把西学作为救治中国的惟一良方，声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表现了矢志不移的信念。西学和爱国主义相结合就产生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中国不会亡，这是他们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得出的结论。
其次，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即“新学”的启蒙和建立。资本主义新文化传入中国，经过中国人的构筑，生发出中国的新学，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结构；对旧的思想文化而言，西学的确是一种“新质”。在近代８０年的历史发展中，“三纲五常”的孔学儒教逐步让位给维新、共和的新学，炼丹术和阴阳五行说也被声、光、电、化之说所取代。就是有着科学成分但基本上是以经验形态存在的中医中药学，也受到西医的挑战。在西学的启迪和催化下，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参合中西学，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即是与旧学相对立的新学。在这个过程中，西学本身也在中国经过鉴别，通过中国的内因而发挥作用。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各类自然科学，有的直接播入中国，有的取代中国旧学，有的和中国文化相交融，有的作为一种元素被吸收进中国文化的体系中，有的则只是中国先进人物的批驳对象，成为中国古代亡灵的牺牲品。其中皎皎者，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实现了西学和中国文化的结合，远胜于母本———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本国与西方的影响。的确，西学的传入推动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发展，但西学又只有经过中国人再创造，而且和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结合，才能扎根于中国土壤。
第三，西学东渐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创新。１９０１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支队伍的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到１９１１年，全国有小学８６３１８所，中学８３３所，大专学校１２２所。清末民初留学生达
７０００人之多。仅１９０１－１９２４年，以庚子赔款兴办的留美学生就达６８９人。由于派遣留学生和国内废科举、兴学堂，许多青年人沐浴欧风美雨，学习西学，中国近代社会
出现了日渐增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在西学的影响下，尚未受儒 家思想支配的中国士林发生了风气的变化。在“海西政治家言”的猛烈冲击下，诸如“ 重义理轻艺事”，“明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逐步解体，与之相联系的重农轻商等社会习俗也缩小和退出了原有阵地。知识分子中崇实致用、重科学技艺、求民主自由的风气则日渐加浓。第四，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经过鸦片战争，洋务派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他们把“自强”寄托在仿造洋船洋炮、创办军事工业上。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官办、民办资本主义企业，２０世纪初年至２０年代，中国民族工业进人了发展的快车道。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９年，新建成厂矿４７０个，投资近１亿元，加上原有的扩建，新增资本达１．３亿元以上，八年相当于过去全部投资总额。上述工厂企业既依靠西学西艺西技，同时也促进了西学西艺西技的传播，两者相互为用，互为前提。
最后，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的改革运动、革命运动。中国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固然是民族危机的推动下所发生的政治、思想运动，但这些运动又无不是以西学为精神武器。那些安坐旧营的士子之所以能转变成改革者、
革命者，都有赖于向西方学习，对西学进行一番加工和再创造，与中国文化相汇通，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列宁把孙中山称为“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并说他“从欧美吸取解放思想” 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在新文化运动深入中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十月革命、 “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开拓了阵地。西学东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可说是西学传入中国的最伟大成果。这种传播由于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的现象又屡屡出现，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应积极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宣传、普及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提高全民的科学技术文化素质，全面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深刻分析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给我们以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思考。这对今天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论西学东渐和启示
摘要：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经历了三个阶段,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学的引入既冲击了传统学术, 也冲击了封建的教育体制, 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拯救中华的时代巨流, 促进了国人的觉醒; 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促进了中国的改革运动、革命运动; 其最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启示。
关键词：西学东渐，社会影响，深刻启示
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使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西学东渐第三阶段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其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西学东渐的过程其实就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独立自强的现代社会的过程。西学东渐，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到较为主动的过程。
一、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为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１８４０—１８６０年的２０年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时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西方列强的势力开始侵入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人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较早地进入中国，传教士是此时西学东传的主要媒介，西方宗教学说也就成为此时西学东传的一个主要内容。据统计，《耶稣教略》、《圣书问题》、《圣经类书》、《圣会准绳》等宗教书籍的译介，约占此时引进西书的７５％。在通商口岸教堂林立，《新、旧约全书》更是被传教士广泛传播，随处可见。宗教是帝国主义征服“异教”中国的一种文化手段，是为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但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传入，对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对世俗君权的盲目崇拜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巩固渐 统治所极力宣扬的君权神授思想受到了冲击。一些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宣泄对封建统治秩序的不满，举起了反清的大旗。１８４３年洪秀全、冯云山借用基督教的名牌创立了拜上帝会，利用宗教的形式和力量发展势力，终于在１８５１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借用，既反映了西方宗教书籍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西方宗教认识的粗浅。
这一时期，国内出现了大批由中国人执笔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概况、资源等的边疆史地研究著作。如龚自珍著《蒙古国志》、林则徐编《四洲志》、魏源编《海国图志》、徐继畲作《瀛环志略》、梁廷楠编《海国四说》等。到１８６１年，已有２２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问世，并且这些著作还都征引过西书的资料或片断。如魏源编《海国图志》征引过《平安通书》、《地球图说》；徐继畲作《瀛环志略》也得益于传教士雅裨理等人提供的西书资料；梁廷楠撰写《海国四说》时最主要的参考资料是裨治文的《美里哥合省国志略》等。这些著作虽也存在着一些不够准确之处，但已大体描绘出了世界地理历史的全貌，开阔了民众的眼界，使他们逐渐建立起一种崭新的世界概念。
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砭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都是把炽烈的爱国热情倾注在冷静而现实的政治思考之中。他们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者，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
“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在广州设造船厂、兵工厂，并延聘法、美工程师。据统计，“１８２１—１８６１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枪炮”不过在实践上，除了林则徐购买洋炮以加固海防外，上述师夷长技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书面意向，其“制夷”的爱国目的很难实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太平天国运动又使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宫内部以奕訢为首的一批当时通晓“夷务”的开明之士乘机崛起，在他们的倡导下，展开了一场以巩固清王朝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使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美等国的数理化实用知识以及军工技术是此时西学传入的主流。由于当时中国现实的需要，西方数理化知识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传入了中国。但洋务派对西学的引进，主要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重在西方的技艺。从整体而言，他们学习西方确乎舍本求末。当然“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壬叔善兰、华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起了变化，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地轻蔑排斥”。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二阶段。它在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引进西学的大门，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热衷西学，以期中国富强。当时，清廷当局也被迫有限地开放禁区，改变政务，调整工商、教育。从西学的输入而言，这一阶段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已冲破了洋务派的单纯技术引进的界限。其一是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关注；其二是对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引进。这两者又是相互连结、相互促进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富强幻想彻底破灭，清政府政治的腐败也彻底暴露无遗，尔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力图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戊戌变法也短命夭亡。《辛丑条约》更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转折关头，广大爱国志士逐步看清了清政府统治的不可救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也未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如何彻底解救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学习、探求。
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的大量引进，是此时西学东渐的重要特点。为从西方找到立宪、共和的救国方案，无论是维新派的康、梁，还是革命派的孙中山等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都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国家与夫哲理之书满街“政治国家与夫哲理之书满街皆是”，“日日而言政治学，人人而言政治学”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据统计，１９０１—１９０４年各书社翻译出西方政治学说的专著共６６种，１９０１—１９０９年各期刊杂志发表译述文章共１２７篇。著名的如《国家学原理》、《民约论》、《社会平权论》、《政党论》、《自由原理》、《欧美日本政体通览》等；人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恩格斯，内容从《理想国》到《共产党宣言》，地域从欧美到日本，可谓囊括古今，包罗无遗。各种具体法规、法制、各国政治制度的专门著作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著作，将西方国观念、法制观念、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观念，集中而具体地介绍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章太炎的反改良思想、陈天华的反帝思想、邹容的反封建思想、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等。这些思想的交相辉映促成了２０世纪初期一度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推动了辛亥革命的产生。
从民初到“五四”时期，是西学东渐的第三阶段。以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反思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此时在国内出现了诸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郭沫若等一大批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名家，他们以报纸、杂志为主要阵地，通过小说杂文、评述等形式批判传统、对比中西文化优劣，使接受西学的社会阶层进一步扩大，如陈独秀创《新青年》对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介绍，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传播；胡适对实证主义的应用；鲁迅的白话小说对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批判；钱玄同倡导的文字改革等。
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文化成为此时西学传入的主流，进化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成为此时反传统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进化论被更为广泛的接受和应用，正如鲁迅所言，此
时“进化之语，几成常言”。陈独秀更认为，西方“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他先后译著、出版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书，宣传他的这一思想。进化论学说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哲学得以跳过机械唯物主义的阶段，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先导。
这一阶段，西学输入的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是这一时期也是整个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其中最系统最有分量的文章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李大钊将《新青年》第６卷第５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些报刊的介绍，中国人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学说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渐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二、西学东渐的社会影响
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首先，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拯救中华的时代巨流，促进了国人的觉醒。自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而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丧权辱国，“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举国上下莫不惊呼，“中国之将亡于旦夕”。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许多先进分子看得十分清楚，粱启超在一些论著中，就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现已移戈东方，磷其鹰目，诞其虎口，“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更是把西学作为救治中国的惟一良方，声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表现了矢志不移的信念。西学和爱国主义相结合就产生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中国不会亡，这是他们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得出的结论。
其次，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即“新学”的启蒙和建立。资本主义新文化传入中国，经过中国人的构筑，生发出中国的新学，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结构；对旧的思想文化而言，西学的确是一种“新质”。在近代８０年的历史发展中，“三纲五常”的孔学儒教逐步让位给维新、共和的新学，炼丹术和阴阳五行说也被声、光、电、化之说所取代。就是有着科学成分但基本上是以经验形态存在的中医中药学，也受到西医的挑战。在西学的启迪和催化下，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参合中西学，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即是与旧学相对立的新学。在这个过程中，西学本身也在中国经过鉴别，通过中国的内因而发挥作用。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各类自然科学，有的直接播入中国，有的取代中国旧学，有的和中国文化相交融，有的作为一种元素被吸收进中国文化的体系中，有的则只是中国先进人物的批驳对象，成为中国古代亡灵的牺牲品。其中皎皎者，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实现了西学和中国文化的结合，远胜于母本———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本国与西方的影响。的确，西学的传入推动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生、发展，但西学又只有经过中国人再创造，而且和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结合，才能扎根于中国土壤。
第三，西学东渐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开始向现代转型，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创新。１９０１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支队伍的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到１９１１年，全国有小学８６３１８所，中学８３３所，大专学校１２２所。清末民初留学生达
７０００人之多。仅１９０１－１９２４年，以庚子赔款兴办的留美学生就达６８９人。由于派遣留学生和国内废科举、兴学堂，许多青年人沐浴欧风美雨，学习西学，中国近代社会
出现了日渐增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在西学的影响下，尚未受儒 家思想支配的中国士林发生了风气的变化。在“海西政治家言”的猛烈冲击下，诸如“ 重义理轻艺事”，“明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逐步解体，与之相联系的重农轻商等社会习俗也缩小和退出了原有阵地。知识分子中崇实致用、重科学技艺、求民主自由的风气则日渐加浓。第四，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经过鸦片战争，洋务派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他们把“自强”寄托在仿造洋船洋炮、创办军事工业上。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官办、民办资本主义企业，２０世纪初年至２０年代，中国民族工业进人了发展的快车道。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９年，新建成厂矿４７０个，投资近１亿元，加上原有的扩建，新增资本达１．３亿元以上，八年相当于过去全部投资总额。上述工厂企业既依靠西学西艺西技，同时也促进了西学西艺西技的传播，两者相互为用，互为前提。
最后，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的改革运动、革命运动。中国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固然是民族危机的推动下所发生的政治、思想运动，但这些运动又无不是以西学为精神武器。那些安坐旧营的士子之所以能转变成改革者、
革命者，都有赖于向西方学习，对西学进行一番加工和再创造，与中国文化相汇通，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列宁把孙中山称为“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并说他“从欧美吸取解放思想” 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学，在新文化运动深入中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十月革命、 “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在中国开拓了阵地。西学东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可说是西学传入中国的最伟大成果。这种传播由于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的现象又屡屡出现，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应积极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宣传、普及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提高全民的科学技术文化素质，全面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深刻分析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给我们以历史的启迪和现实的思考。这对今天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