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６年１月第３９卷／第１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ＢＥ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ｙ
Ｊａｎ．２０１６
Ｖｏｌ．３９Ｎｏ．１
【本刊特稿】
从晋察冀看中共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壮大的缘由
居之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典范，在敌后八年艰苦战争中，我党我军在这里坚持抗战，保护人民，组织群众，认真实行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认真实施惠及百姓的财经政策，发展生改善民生，从而壮大了革命力量，取得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产，
关键词：晋察冀；八路军；敌后；抗战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 －５５８７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０５－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６３．ｃｎｋｉ．ｈｅｂｎｕ．ｓｓｅ．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１ｊｊｐ
在抗战初期是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
在华北敌后与关内日只有３个师４．５万人的队伍，——华北方面军苦战八年，人数最多的部队—军最强、
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有１００余万野战军、２００余万民兵的劲旅；还拥有黄河以北近７省（晋、察、冀、鲁、豫、热、绥）及东北广大乡村９近５．７万平方公里、包括新四军的解放区面积１亿人口的巩固解放区（
。为什么中共八路军在抗战中能获得如此与人口）
大的成功，能够在敌后发展壮大？这是一般未到过华北和根据地考察与亲历目睹者所百思不解的疑、问。于是有人便臆造出八路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等的妄言。在此，本人以近１０年对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上万卷档案史料的研究对这一疑问加以回答。
多、创造经验之丰富，均堪称敌后抗战典范。所以，深入剖析与阐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创建与发即可明了中共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壮展的成功经验，大的缘由。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成功的缘由
晋察冀军区创建了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１．
“，子弟兵”八年中坚持抗战，保护人民，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得以在敌后坚持与发展的有力支柱。遵照党中１９３７年９月中共八路军出师华北后，央毛主席制定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多打小胜仗，积小胜为大胜”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的作战方针，在敌侧后打了系列漂亮的运动战：平型雁门关大捷、夜袭敌阳明堡机场……等。不关战斗、
也极大提高了共产党、仅有力支援了友军忻口会战，
八路军的威望。特别在娘子关、太原失守，国民党军大部撤至黄河以南或晋南、晋西南一隅后，中共八路军却向敌后大举挺进，实行战略展开，提出“创建华、“！使抗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战以来饱受日寇铁蹄蹂躏的华北民众看到中共八路因此对军才是华北抗战的顶梁柱和民众的守护神，其热烈拥护与信赖。当１０月末聂荣臻奉命留守五开始创建华北敌台，１１月初宣布成立晋察冀军区，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时，所到之处，民众踊跃参军参
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典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直接培育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先导”和“模范实验
［（１］Ｐ２２８～２２９）
。在它创建与发展的每个重要时刻，区”
党中央毛主席都不失时机地对其军事斗争、政权建财政、经济、金融建设发出系列指示。并被中共设、
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赞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
［（）１］Ｐ１９９
。本人认为，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其战
略位置之险要、斗争之残酷、牵制与消灭日伪军之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１
，作者简介：居之芬（女，上海人，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史研究。１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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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数月内军区兵力就由最初的不足３０００人扩展到
数万人，一年后扩展为近１０万人的抗日力量。
［２］还帮地方组建了万余人的区县游击队和数十万不脱产的民兵自卫武装，
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三位一体”的人民抗日武装体系。
八年中，这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坚持抗战、消灭敌人，保卫人民、保卫边区，立下了赫赫战功。举例如下：
１９３８年２～７月，
配合正面战场徐州、武汉会战，晋察冀军区三次向敌运输大动脉———平绥、平汉、
津浦路北段与正太路东段出击，一度攻入北平、保定、易县、新乐、定县等城镇，毙伤日伪军２ ５００余人、俘虏及促使伪军起义反正４
１００余人，破坏铁路７０余里、
铁甲列车１列、火车机车数辆等［２］（Ｐ３０～３２）
；加上７～９月组织冀东１０万人大起义，
使华北日军受到极大震动，
不得不抽调５万余兵力，当年９月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的同时、“北围五台”。八路军的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友军徐州、武汉会战。１９３９年日军主力回师华北后，
对冀中平原连续发动了五次大围攻、对晋察冀核心区进行了三期“治安肃正”讨伐战。晋察冀军区部队在１２０师主力支援下，又打了系列漂亮的歼灭战———曹家庄、大曹庄、齐会、上下细腰涧、大龙华、陈庄、雁宿崖、黄土岭等激战，
毙敌“扫荡”总指挥———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以下４
５００余人［
２］（Ｐ８７，９３，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９，１２２）
。受到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军委的通电嘉奖。
１９４０年８～１２月，
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打破敌在华北围困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晋察冀部队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参战部队４６个团，另有数十万至上百万群众与民兵协助部队破路、炸桥、拔除敌伪据点。边区部队与晋绥、晋冀鲁豫部队一起，共与敌作战１ ８００余次，毙伤日伪军２．５万余人，俘日军２８１人、伪军１．８万余人，破坏铁路００余里、公路３
０００余里，桥梁、车站、隧道２６０余处，拔除敌大小据点２ ９００余个［３］（Ｐ５０５
），使正太铁路瘫痪一月之久。给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再次受到国民政府军委通电嘉奖。
在艰苦的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日军为了南下发动太平洋作战，急于消灭华北八路军，将隐蔽的逐步“蚕食”
与公开的残酷“扫荡”结合，在华北实行了血腥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不到两年，日军就对边区实施４～７万人的大“扫荡”五六次之多：日军还对边区实行了毁灭其生存条件的“三光政策”
。因最初对日军的“蚕食”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有效的对策，边区根据地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为了保卫边区、保卫人民，边区子弟兵进行了英勇、可歌可泣的反“扫荡”作战，两年内共与敌作战７ ９００余次、毙伤俘日伪军６．８万余人，
我军也伤亡损失３万余人［２］（附件四）
，干
部、群众被杀、被抓十余万人。
为彻底粉碎敌“蚕食”进攻、根本扭转“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１９４２年９月边区党政军高干会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反“蚕食”方针；结合党中央有关“精兵简政”、“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将主力部队的１／３～１／２充实基层、分散深入敌后，协助地方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利用敌之“蚕食”前紧后松、后方有广大的防卫空隙，派出数十支一元化武装工作队挺进敌后之敌后，
恢复重建敌后党政军群各系统组织。到１９４３年末，北岳区共恢复和扩大巩固区村庄２
６００多个，基本恢复了１９４１年前的局面［
２］（Ｐ４７７
）。冀中区利用青纱帐和四通八达的地道，开展“青纱帐战役”与地道战，恢复重建公开与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到１９４３年底已恢复游击根据地５４块，村庄３
５００多个，占冀中面积的４／５［２］（Ｐ
４４５，４５１）。当年９～１２月，北岳区军民粉碎了敌４万余人对边区的最后也是最血腥的“毁灭扫荡”，北岳区军民３个月共作战５ ６００余次，毙伤俘日伪军１．１万多人，缴获山炮１门，轻重机枪１７挺，步马枪８００余支；击落敌机１架、毁敌坦克３辆、火车１８列、
汽车２４４辆；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２０７座［２］（Ｐ
４４２
），恢复开辟村庄１
０７４个。此后敌再也没能力组织这样的大扫荡，边区开始转入战略反攻。
１９４４年遵照党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开始对敌局部反攻，到年底北岳区部队作战１ ３８４次，歼敌７ ２６７人，缴获步马枪２ ４９９支、迫击炮３门、轻重机枪３７挺，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３３３座，为向察北、平绥路两侧发展奠定了基础。冀中军民作战１ ８４５次，毙伤日伪２１ ３４３人，攻克袭入城市２５座３８次，攻克逼退敌伪点碉８１５座，解放村镇３
８９２个，面积与人口均恢复到１９４１年前的鼎盛时期；
［２］（Ｐ５０３
）同时与平西、平北、冀热边部队配合，对北平、天津形成了包围态势。
１９４５年上半年，
晋察冀军区部队举行了猛烈的春夏季攻势作战，１～７月，席卷了雁北、察南、热河、辽西，直逼平、津、张市郊，作战２ ７００多次，歼灭日伪军２．８万余人，拔除据点碉堡７９０多处，收复县城１５座，解放人口５００多万，扩大解放区面积１３．５万
２９
余平方公里，并夺取了进军东北的前进阵地［
４］（Ｐ５３５
）。当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１０日八路军朱总司令发布对日总攻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率先与苏蒙联军会师，到１１月底，晋察冀部队共歼灭日伪军约７万多人，解放了察哈尔、热河两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辽宁、山西、绥远省各一部，收复了张家口、宣化、集宁、丰镇、绥中、山海关等７０多座城市，形成了以张家口市为中心囊括晋、察、冀、绥、热、辽诸省的广大区域，全区野战军发展到２１．５万余人，地方军扩充到１０．４万余人，民兵扩大到９０
余万人，［２］（Ｐ５６５～５６６）
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
利，并为挺进东北，收复东北失地做出了重要贡献。２．模范地创建“
三三制”、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有力保障
为坚持持久抗战，
持续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就需要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来稳定社会秩序，团结组织广大民众，进行财政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以为部队扩编与作战随时提供充足可靠的兵源、给养与后勤保障。
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是经过三次深刻改造，才建立健全起来的。第一次是根据地创建初期，建立各级“军政民代表大会”一类的“代议制”民主政权。遵照中共北方局指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０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开。代表由晋东北、
冀西、冀中各地各部队、群众团体和各地厅政府选派；出席会议代表１４８人，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代表、有各抗日的正规军（包括八路军和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和群众武装游击队、义勇军代表、有代表１２０万群众的１２４个群众团体代表、有晋察冀边区３９个县的政府代表、还有蒙、
回、满、藏等少数民族代表及五台山的和尚喇嘛等宗教界代表等。会议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聂荣臻、宋劭文、胡仁奎、张苏、刘奠基、吕正操、孙志远、娄凝先、李杰庸等９人，还审议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群众运动及妇女问题等诀议案，
确定了边区政府的各项施政方针。１月１５日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
会后经阎锡山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
正式批准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并任命宋劭文为主任委员兼财政处长、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兼民政处长、张苏任委员兼实业处长、刘奠基任委员兼教育处长、娄凝先任委员兼秘书长，聂荣臻、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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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操、孙志远、李杰庸为委员。边区政府正式定名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适时巩固和扩大了边区各党派、阶层、各民族、
宗教的抗日统一战线，也使全边区的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统一，社会秩序得到稳定，边区主力军和人民武装从此有了可靠的政权支撑。
边区政府成立后，首先统一县政权，由边委会统一委任县长，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决定边区政权工作和抗战救国的重大事项，这样，边区政府很快就在各县建立起权威。１９３８年初，边区政府颁行《区村镇公所组织法》
，规定区公所在民选实行前，区长由边区政府委任，区助理员由区长遴选、县长委任。区公所的分工，原则上与县政府相同。
与此同时，边区各地初步展开民选村长活动。这一活动，配合着各区、村的反贪污、清算村账斗争，撤换假借抗日之名贪污挥霍群众捐税、鱼肉乡民的旧村长，选举新村长，在边区各地初步形成了民主之风。
此时，边区各级政权还未实行普选，但也尽可能体现了民主，表现在边区各级政权中都建立了最初的民意机关—
——边区行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行政会议和村民大会。这些民意机关都带有军政民联席会议的性质，主要由军队、政府领导人、各群众团体代表和各界人士组成。因非民众直接普选，故称之为“代议制机关”。边区各级政权直接通过行政会议形式、
间接通过各群众团体系统，动员、实行自己的各项政策，完成各项工作；又通过这一系统反映、吸收各界民众的批评和建议，以达到民众参政议政目的。
因尚未真正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因此在９３８年秋敌“
扫荡”边区时，暴露出存在的严重缺点，
特别是区村政权非常脆弱，大部分村政权在敌“扫荡”中塌台了。这表明必须彻底改造政权机构，使之适应新的对敌斗争的需要。
第二次是１９３９年初～１９４０年春，边区对区村政权进行彻底改造。１９３９年初，根据中共北方分局指示，
边区重点对基层政权进行改造。村政权是边区政权的基石，村政权不彻底改造，边区就不可能巩固，一切好的政策和制度就不能贯彻到底。边区在９３９年旧历年前后和１９４０年春天，
进行了两次广泛深入的村选运动，
造成了空前的民主和参政热潮。各县参选人数平均占全体公民的８０％以上。边区政府规定，村公所之上设村民代表会，由村公民１５人中选举代表一人组织之；村民代表会于村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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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期间为村政权最高权力机关，村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兼任村长、副村长。广大群众用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村长和村民代表会，大批抗日积极分子涌入村政权。在这次村选中，鉴于旧的闾邻制有碍发扬民主，因而废除了闾邻制。规定：废除旧闾实行新闾，划分全村为若干新“闾”只作村下之一级行政组织，每“闾”内公民代表互选一人为闾主任代表，辅佐村公所执行村政。经过这两次村选，边区各地村政权得到了根本改造，因而巩固了边区政权的基础，把广大基层群众真正动员组织到抗战中来。
区政权是县与村的中间环节，特别在战争环境里更有特殊重要的作用。１９３９年９月，边区政府着手对区政权进行改造，
规定“区政会议由区民代表组织之”，“区民代表以村为单位、由村民大会直接选举之”
。并规定，区政会议有权审议区公所的各项工作，
有权决定区政方针和各种实施计划，只要这些决议不违背上级政府法令，区公所必须执行。这样，区政会议实质已变为区民代表会、具有权力机关的性质了。边区政府还实行了小区制：把原来一个县的至５个区，划为６到１０个区，每区辖村３０个以下，辖境不超过３０公里。并适当扩大区公所编制，实行区助理员分民、财、教、实各设一人。这样，小区的机构能与战争环境相适应，
在民众动员上非常灵活，区公所对于村公所的领导上坚强起来，工作效能
大大提高。
［５］边区区村政权的彻底改造，摧毁了边区旧的封建政治制度，不仅为全边区１９４０年夏秋开展民主大选、彻底改造边区及县政权打下了基础，也使区村政权能更紧密地团结各阶层人民，适应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残酷环境的需要。
第三次是１９４０年夏秋至１９４３年春，全边区进行民主大选举运动，重点对边区、县级政权进行彻底改造；并对各级政权的人员分配进行统一战线的“三三制”调整。１９３９年冬国民党在六中全会上确定“军事限共为主”的反共方针，同时宣布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召开国民大会，进行实施宪政的宣传。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武力打退其“摩擦”进攻的同时，接过实施“民主宪政”的大旗，率先在条件成熟的晋察冀根据地实施普遍的民主大选举，为全国树立榜样；以力促国民党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党中央毛主席又明确提出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
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６］（Ｐ６９９）人员分配上实行
“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ｌ／３，
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１／３，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１／３。
”［６］（Ｐ７００～７０１）
根据中央指示，１９４０年７～１０月间，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最先实行了民主大选的实践。
当年４～６月，边区政府根据中共北方分局指示起草并修改颁布了了《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暂行选举条例》三个重要选举文件，由上而下成立了各级选举委员会，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
形成了群众参政参选的热潮。７月１５～月底，
完成区代表会和区长的民主选举。区选是这次民主选举的基础。边区政府总结、推广了灵寿、井陉两县的区选经验。各地在区选中，呈现热烈的竞选场面。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区代表会的代表以村为单位选举，２００个公民以下的村选区代表１人，２００公民以上的村，每增加３００人，增选区代表１人。边区各地的区代表候选人，有的是公民组合联名提的、有的是个人毛遂自荐的、更多的是机关或党派推举的。他们在竞选会上公布竞选纲领，
发表演说；或由团体组织宣传队到街头进行竞选宣传演出，有的则进行个别的鼓动工作。同时，选民对候选人可以公开进行批评或赞扬，民主生活大为活跃。到７月底，
边区各地均选出了区代表会和区长，圆满地完成了区选任务。
８月，完成县选与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时值“百团大战”开始前后，虽然边区各地的战斗和抗战勤务都相当紧张，然而参选的选民数量却超过了区选，除参加抗战勤务和个别特殊情况外，几乎全体选民都参加了县选。县议会的选举以区为单位进行，２万公民以下的县，选举县议员２０名，２万公民以上的县，每增加２ ５００人，增选县议员１名。国民大会代表规定每县推选１人，边区各职业团体也规定了代表名额。在县选高潮中，中共北方分局和边区国民党部同时公布了《施政纲领》和《竞选纲领》。中共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的公布，充分体现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统一战线的精髓，解决了边区各阶级阶层人士亟待回答的执政各项政策，受到边区各阶级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很快成为全边区各阶层人民自愿共同遵守的执政纲领和宪法，
保证了这次县选运动的顺利完成。９～１０月，选举边区参议员。从９月开始，以县为单位，３万人以下的县，选举参议员２人；３万人以上的县，每增加３万人，增选参议员１人；沦陷区的
４
县、市，不能进行选举者，由边委会聘请参议员；边区各职业团体、少数民族、正规部队，均以单位选举参议员。到９月底和１０月初，边区各地都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和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此后因百团大战最后阶段、残酷的反“扫荡”战争开始，使边区参议会未能及时召开，但此次全边区民主大选举运动已基本结束。
边区民主大选取得了伟大成就：
这次选举在边区造成了空前的民主热潮。在党的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下，边区９７个县１ ５００万人民都行动起来，
区、县和边区三级选举，一次比一次参选的人数多，平均参选人数占选民总数的８１．９％。据统计，晋察冀区参加区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０％以上；参加县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８６．３％；参加边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１．１％。中心区的阜平、
平山县，参选选民，占选民总数的９８％，有的区村达到１００％。就是在游击区的县份，进行秘密选举，参选的人数一般也达７０％以上。可见人民群众发动的规模之大。
妇女参选参政在这次民主选举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此次选举，据２６个县的区、县选举统计，妇女参选人数占女选民的８３．６％。在边区各级政权机构中，有大批妇女当选，女议员在边区全部议员中占２０％，有女县长１人、女县议会负责人６人、女议员１４０人，女区代表６３５人、女区长７人、女区代表会主席１９人。
此次边区民主大选，不论在各级选举机构中，还是在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人员分配上，都贯彻了“三三制”政策。除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外，还注意吸收抗日的国民党员、
地主士绅、上层知识分子、各族各界包括和尚、喇嘛、阿訇等宗教界代表参加。据晋察冀区不完全统计：
在５个专区１９个县、９２４名县议员中，共产党员占５５．３％，进步分子占２６．１％，中间分子占
８．５％。其中完县、建屏、唐县、定襄、曲阳等县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比例的要求。４个专区１３个县、４ ７４９名区代表中，共产党员占４７．８４％，进步分子占４０．８９％，中间分子占１１．２７％。定北、
完县、建屏等县基本达到了“三三制”要求。［５］（Ｐ７５２～７５７）
此后
两年边区又对县区村政权的人员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
使三三制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不仅保证了党对政权的领导，基本群众优势更加巩固，党外人士的比重，特别是中间分子的比重也显著增大。边区各抗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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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阶层实际地感受到，抗日民主政权他们也是有份的，许多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地主士绅转变了态度，一些搬到敌占区的地主士绅主动地回到了边区。因此，
从政治上团结了边区一切抗日阶层，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为全国树立了民主团结的榜样。
为最终健全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准备反攻的需要，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５日在中共北方分局领导下，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平隆重召开。会议选举了边区参议会议长、副议长、驻会参议员办事处成员和新一届行政委员会及司法机关领导成员，通过了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及实施重点，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法令，取得了重大成就：
首先健全了边区一级“三三制”政权领导机构，完善了边区民主政治的完整体系。此次到会的２８８名参议员，由于日寇的分割、封锁，冀东、冀中等残酷地区的代表较少（冀中代表４０人，冀东、平北各４人）。但从北岳区到会的２４０名代表来看，党外人士００余人，占近５０％（
游击区代表尚未到齐），比９４０年选出的非党代表人数增加２倍多，比例增加近３０％。代表中，共产党代表占１４．２％、国民党代表占３．８％、政府代表占１３．５％、军界代表６．６％、民运代表１２．８％、商界和宗教界代表各占１．４％、少数民族代表占３．１％、妇女代表占５．６％、地主士绅代表占１７．４％、学者名流代表占１８．８％。显而易见，党政军界代表比１９３８年１月召开的军政民代表大会时大为减少，
而代表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地主士绅代表、对抗战建设卓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名流代表大大增加，两项占了代表总数的３６．１％。按党的“三三制”政策的要求，这届参议会代表的质量和广泛性大有提高。特别是边参会选出的驻会参议员办事处（边区参议会常设机构）委员成仿吾、于力、杨耕田、阎力宣、郭飞天等７人中，共产党员２人，不足１／３，国民党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２／３以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聂荣臻、宋劭文、吕正操、张苏、王承周、刘奠基、胡仁奎、刘皑风、王九茎等９人中，共产党员３人、国民党员２人、无党派人士４人，还有３名抗战前的著名教育家、铁路工程师、实业家。无论是民意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充分实现了党的“三三制”建政原则。因此受到与会各界代表的热烈拥护。
大会制定通过了边区迎接反攻的大政方针，与会代表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了中共北方分局关于《请确定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及实施重点》
８９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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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案。从此，试行两年、受到边区各阶层人民拥护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正式成为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成为边区各族各界人民共同遵守的纲领和“
宪法”。会议还确定了边区政府今后的施政重点是：巩固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发展扩大边区统一战线；加强领导游击区人民的对敌斗争，变游击区为根据地；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积极积蓄反攻力量。为边区各级政府迅速改进工作，打开局面，大步前进，指
明了方向［
７］
。经过以上三次改造，使边区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臻于完善；使边区各级政权在艰苦的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真正成为在党领导下，能够团结、动员、组织边区５％以上各阶层人民对敌展开政治、
经济、军事、与文化全面斗争并赢得胜利的中枢机关，成为支撑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胜利的可靠保障。
３、
边区政府模范执行统一战线的财税政策，大力发展农工生产和合作贸易，改善了民生、保障了军需，是边区抗战得以坚持并取得胜利的缘由之三
为了克服敌“
封锁”、“扫荡”和“三光”政策给边区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共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指示，紧密团结依靠根据地人民，制定、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克服财经困难、活跃边区经济的政策，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在最艰苦的时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为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１
）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１９４１年３月，
边区政府修正颁行了边区《减租减息条例》
。既强调地主必须实行“二五减租”，一分行息，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３７５‰，耕地副产物一律归承租人所有；
又强调减租减息后贫农佃户必须依约缴租缴息，土地副产物不能超过耕地正产物的１／１０。还规定租佃双方有契约和土地买卖自由，但地主要收回土地时，必须自耕３年才许
另租他人。［８］（Ｐ５０５
）这一条例的实行，进一步调解了边
区租佃债息关系，
既保障了贫雇农的土地使用权，又保障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所有权，受到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促进了他们的团结，调动了他们坚持抗战和从事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２
）实行统一累进税，奠定稳固的财政基础实行有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的统一累进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１９４０年８月，中共北方分局在边区民主大选中制定颁布的《晋察冀边区目前
施政纲领》提出“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
累进税”，以粮、秣、钱三种形式缴纳。［９］（Ｐ３６２
）同年１１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颁布了《施行细则》，并从１９４１年春起在边区北岳、冀中和平西区普遍施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在敌后根据地最早实施统一累进税的地区，为中共在其他根据地推行财政税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统一累进税将１９４０年以前边区征收的田赋、公粮、营业税、烟酒税、牌照税、印花税等６种税收，统一为财产税和收入税，以钱、粮、秣三种形式统一交纳，
由边区政府一次征收。特别是统累税征收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由边区政府直接领导的、各级征收委员会和人民代表机构相结合的民主调查、评审和计算制度—
——规定每年统累税征收前，都要在各户自己申报的基础上，由各级征收委员会成员结合村干部深入各户进行调查评算；
以“富力”作为计算财产和收入的统一单位；
以土地４标准亩计１富力、财产４００元计１富力、农业收入１０市斗计１富力、
其他收入６０元计１富力，将各户的财产和收入调查核实，统一折算成富力；扣除每户该免税的部分，除以每户的总人口，
得出每户的“人均富力”；再套统累税累进的１６个等级，将各户应纳税富力，按纳税等级折算成纳税总分，便是各户应纳税的依据；这个结果还要经县、
村两级人民代表机构征询群众意见进行民主评审才能最后确定下来，克服了以往征税中凭少数人主观估计摊派的不合理现象，是边区财税制的一次根本改革。
统累税为边区各阶层人民都规定了免税点，扣除免税点以外部分的财产和收入才计算纳税，这就保证了边区各阶层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统累税免征了边区２０％最贫苦的工人、农民、雇工和公务人员的税收，
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纳税的最初几个等级累进也很缓（１６个等级中前５等累进率为
０．０５分，６至１６等级累进率为０．１分［１
０］（Ｐ３６４
）），使刚
够上纳税条件的广大贫农和中农的负担不至过重；又根据边区实行减租减息后，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规定收入凡在免税点以上者不论自耕农和佃农均应纳税，使边区税收负担面由以往３０％至５０％扩大到８０％；
还规定了纳税的最高限额。这就适当减轻了地主、富农等富裕阶层的纳税负担，
保障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统累税还采取奖励发展工商业和农牧副业等生产事业的政策。规定免征私人工商业资产税，免征家庭副业、私人畜养业和合股集资的合作事业的资产税与所得税；农民兴
９
修水利免征资产税，新开荒地不征税，旱地变水田、
改良土壤、精耕细作增产不增税等。［１１］
这就大大激
发了边区广大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投入，提高农业产量的积极性，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边区私人工商业、家庭副业以及合股集资的合作事业的发展；并刺激地主、富农把多余资金转移到发展工商业和家庭副业上来，有力地活跃了边区经济。
统一累进税的实施受到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因此尽管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是边区对敌斗争环境最残酷的两年，特别是１９４２年，全边区人口和面积均较１９４１年大幅度减少（北岳区１９个县比９４１年人口减少１６．２８％，富力减少１９％以上）
，而统累税征收入库率仍达９５．２９％，
创造了边区征税史上最好水平［１２］
。以后几年，随着边区形势的好转
统累税征收和入库率逐年有所提高。这就为边区渡过难关，坚持发展生产和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稳固的财政基础。
（３
）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由于日军残酷的“蚕食”“扫荡”，晋察冀边区的人口和面积大为减少。１９４１年底，北岳、平西、冀中３个基本区的人口已减至８００余万人，其中巩固区人口减少了一半，只有近５００万。当时边区的主力部队和脱产的党政民干部两项加起来，约占根据地总人口的５％。边区人民１９４１
年税收负担平均较１９４０年增长５０％以上［１
３］
。如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就会出现根据地民力衰竭的现象，影响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军政军民团结，影响根据地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长期坚持和发展。
因此，根据党中央指示，在中共北方分局的领导下，边区从１９４２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部队“精兵”主要依据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７日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本着精简压缩主力军，加强扩大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的原则进行。这次“精兵”，主力军精简了５ ０００余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力量总数的１４．３％上升到２０％，总兵力精简了８．３％。党政民脱产干部精简了２４％，
减少了
０００余人。［２］（
Ｐ３００
）
但精简后边区脱产人员的总数仍超过根据地总人口３％的比例。
于是，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结合整风运动，对各级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和改组。本着精简上层，充实基层，加强一元化领导，加强一线，特别是游击
·１１·
区、边缘区基层政权的独立作战能力进行精简、调整。边区政府的脱产人员，由１９４２年的２
０００余人减至５００余人，精简了７５％。
［１４］
充实了区、县两级政权，
克服“头重脚轻”的现象。边区农、工、妇、青以及“文救”、“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改组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这样，边区党政民机关脱产人员总数比１９４２年减少了一半。部队则改大团为小团，编制缩小。１９４３年８月和１９４４年３月，又奉党中央令，先后从边区分两批共１２个团兵力，加上抗大第二分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陆军中学等人员共计１．６万余人，调往晋绥和陕甘宁边区执行任务。结果，边区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０％，
全边区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甚至少于边区总人口３％的目标。
［２］（Ｐ４１９，４２３）
经过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边区人民统累税负担，１９４３年比１９４２年平均下降３２％，１９４４年５月边区政府又下令减轻人民负担５．５％，
同年秋，边区政府再令减轻人民负担０—２０％［１
３
］
。这样，两年中边区人民负担就平均减少了５０％，
这就使边区在最艰苦时期能够稳定地渡过难关，
达到休养民力，改善民生，激发根据地人民开展大生产和对敌斗争积极性的重要目的。
（４
）整顿发展合作事业增强对敌经济斗争实力晋察冀边区经过几年实行减租减息为主的土地政策后，
小农经济上升为占绝对优势的经济。然而独立分散的小农经济是异常脆弱的，
经不住敌祸、天灾的摧残和袭击。为了打破敌“蚕食”、“扫荡”、“三光”政策给边区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把分散的小农经济有效地组织起来，依靠集体互助的力量战胜困难，发展边区贸易和生产，增强对敌开展经济战的实力。
边区的合作事业在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曾得到迅猛的发展。仅北岳区到１９４０年底已有各类合作社 １２０个，社员４９８
０００余人，股金１００余万元。冀中区到１９４２年“五一大扫荡”前合作社已发展到４３７个，社员２０５万余人，股金７０２万余元。
但边区主要是北岳区的合作社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某些合作社在经营的业务和办社方向上，严重脱离群众需要、脱离发展生产需要，走上单纯盈利的邪路；一些合作社缺乏民主办社制度，出现社员无权过问社务，
干部贪污腐化、滥行开支、帐目不清和亏累不堪……，引起社员不满；且北岳区合作社多是各群众团体按系统组建的，限制了合作事业的进一步扩大等。
１４１４０８
·１２·
鉴于上述情况，边区政府于１９４２年对合作社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整顿工作。这次整社运动，因冀中区在“五一大扫荡”后合作社大部被敌破坏，所以主要在北岳区进行。这次整社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
）通过清理帐目，反贪斗争，总结检讨工作，广大干部改进了经营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增强了民众对合作社的信赖。
２
）经过整顿和民主改选，涌现出一批全心全意为社员服务的模范合作干部和模范合作社。３
）经过整顿，边区合作社种类增多，业务活跃，社员人数与股金大幅度增长。仅大生产中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１０余种之多。就地取材的家庭副业、
手工业合作社更如百花斗艳，品类达几十种、上百种。在业务活跃的同时，入社人数和股金也大幅增长。１９４３年，刚经过整顿的北岳区合作社数量有所减少，但股金却增加到２７５万余元，较１９４２年增加１７５％；１９４４年大生产运动开始后，边区合作事业又有大的发展，到１９４５年上半年，全边区合作社发展到７ ４１０个，社员１１２．８万余人，股金１３ ８２６万余元，较１９４２年以前社员人数与股金分别增长了２
～１６倍之多！［１５
］
４
）经过整顿，边区合作社在与敌争夺游击区、敌占区粮食、
市场和物资的斗争中，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堡垒”；并在１９４４年大生产运动中，进一步发挥了有效组织全区劳力，
提高劳动效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推动各项生产大发展的主力军的作用。
（５
）边区生产的发展和救灾斗争由于边区采取了上述有效措施，并把广大的小农经济组织成互助合作的伟大力量，
就使边区军民在严重的敌祸、天灾面前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更紧密地团结战斗，
实行了有效的生产自救，使工农业等各项建设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仍能持久健康地发展。
边区的救灾斗争 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３年，边区的敌祸、天灾是异常严重的。日军的“蚕食”、“扫荡”、“三光”
政策，不仅使边区富庶的平原根据地一度几乎丧失，巩固区大为缩小，大部变成了游击区，土地和人口锐减，而且使边区巩固区内的生产条件遭到极大破坏。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３年日军对北岳区的两次秋季大“扫荡”，即屠杀边区军民１．１万余人，抓走劳工２万余人，烧毁民房近３０万间，庄稼５万余亩，抢走粮食数十万石，棉花１．２万余斤，牲畜家畜２０余万头，
毁坏农具数１０万件，使军民罹病者１０万余众。
［１６］
１９４２年秋到１９４３年夏，
边区唯一的巩固区北岳区又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灾情波及到３０余县，灾民达１８万人。其中灾情最严重的恰是冀西３、４、５专区
的阜平、
曲阳、易县、完县和唐县等核心区域，重灾难民有七八万人。［１７］
一些群众真是到了没有饭吃、没
有衣穿，以树皮、草根充饥，以至要外出逃荒的严重境况。
为了克服敌祸、天灾给边区人民造成的极大苦难，使边区人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起码条件，边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首先集中组织人民开展了救灾斗争。１９４３年初，分局和边区政府要求灾区各村党支部成为领导群众生产救灾的核心堡垒，区、村干部要从切实解决群众的经济生活入手转变工作作风。并在边区部队机关中开展“
节约一两米”运动，在全边区群众中开展“一口饭一把糠一把菜”的互助募捐运动。对于无食又无劳力的重灾群众，
边区政府发放了６０余万元救济款、４ ０００大石救济粮，进行紧急赈济。同时，拨出３００万元专款给群众修建被烧房屋，几十万元给群众添置衣被，３００万元购置药品为群
众防病治病，［１８］解决了群众基本衣食和重建家园的
问题。边区政府又拨出２１０万元贷款扶植重灾的第３、４、５专区各县发展家庭副业和运销业，以开展生产自救。这些地区各县在１９４２年冬至１９４３年春以村党支部为核心、
村副业运销合作社为骨干，组织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到１９４３年上半年，这３个专区的１２个县即组织了４万名灾民参加纺纱织布的副业生产，近２万名灾民从事运销贸易，同时还开展了打柴、割荆条、编织、开矿、毛织、烧柏油等多种家庭副业。这些副业和运销业的开展，不仅解决了灾民的衣食问题，
还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准备了必要的资金。由于采取了上述由政府救济和发动群众互助募捐相结合的多渠道急赈措施，特别由于灾区副业和运销业的开展，使广大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情绪普遍稳定下来，阻止了外出逃荒现象的发生。一些敌占区、游击区灾民也纷纷进入边区参加工副业生产自救。
边区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救灾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热情，也增强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在群众中的威望；从而使边区工农业等各项生产建设在艰苦斗争时期仍持续发展。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全边区以“消灭熟荒，防止新荒，开展小型水利”为重点，修旧渠、开新渠１ ０５６道，凿井１ ３０９眼，可浇地１９２ ３９７亩；修滩、护滩得良田４１
４９５亩。［１８］
实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
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亩产可提高１０—１５％。还推广了温汤浸种、压绿肥等先进的农业技术。１９４３年全边区开展了农业生产竞赛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１９４１年边区统一累进税第一次征收，虽遭敌“铁壁合围扫荡”的破坏和摧残，仍完成计划的７０％以上，实收粮食比１９４０年增加１８．５％。１９４２
年统累税征收，公粮完成计划的９５．２４％，创造了边区公粮征收史上的最好水平。１９４３年统累税征收时又遭敌秋季“毁灭扫荡”的破坏，但边区军民结合，仍抢回粮食总量的８４．３％，保证了边区民用和军需粮食的自给。
边区民用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边区政府民用工矿局１９４０年９月建立后，３年中共建３个煤矿和皮毛、
皮件、造纸、农具、瓷器、炼油、纺织等７个直属工厂。在自制各种军工、民用机械和农具，从植物油中提炼汽油、
煤油、润滑油，以白草、麦秸、稻杆造纸，自制电池、铅印油墨、肥皂、火碱、玻璃器具，以及枣制酒精、植物酸柔革、皮毛染色、纺毛染毛织毛等多项技术革新和创造中作出了很大成绩，并为边区家庭副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培训了大批技术人材和
骨干。
［１９］（Ｐ１３４～１３６）北岳区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在１９４０年以前是很不发达的。１９４１年以后，由于合作社的发展和整顿，
采取了奖励发展家庭副业、手工业的多项措施，使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迅猛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４２年底１９４３年初，北岳区有各类公营、私营造纸厂数十家，月产纸可达数百万张；各种公私营油坊近２００家；
熬盐制硝业有了发展；纺纱织布的妇女有近４万人，还在猛烈扩展中。［１９］（Ｐ２８４～２９５）
其他生
产各业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发展。边区工农业等各项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军民必需品的急缺，
有力地回击了敌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繁荣了经济，保障了供给。
（６
）边区对敌粮食、市场、货币斗争的全面胜利随着边区在政治、军事战线对敌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逐步恢复、扩大，在经济战线的对敌斗争—
——对敌进行粮食、市场和货币的争夺战中，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对敌粮食争夺战的胜利边区与敌争夺粮食的斗争，主要打了三个硬仗：一是１９４０年秋～１９４１年春、１９４１年秋至１９４２年春的大规模粮食平粜斗争；二是１９４２年秋后全边区党政军民齐动员抢收抢征抢运统累税公粮的斗争；三是１９４３年敌对边区“毁灭大扫荡”中，边区军民与敌争夺秋粮的斗争。
·１３·
１９４０年秋，
边区政府为阻止敌对边区粮食的掠夺和套购，应付可能遇到的敌祸、天灾，号召全边区人民集股购粮，组织了政民合办的粮食平粜局。共募集民股２４７．８万余元、政府银行期票３４３．５万余元，合计资本５９１．３万余元，购到粮食６０ １０１大石（每斗２７斤），相当于这年全边区征收公粮总数的２／３。由于边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粮食，
不仅使１９４１年全年度边区军需民用粮有了可靠保证，还平抑了边区全年的粮价物价，也保证了边区粮食不流向敌区，维护了边币的独立稳定地位。１９４１年秋，边区政府又以这５００余万元的资本再次购到粮食３０
１８６大石，解决了１９４２年全年度边区军需民用粮，克服了因１９４１年秋敌对边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所造成的严重粮荒，再次防止了粮食向敌区的流动。
［２０］１９４２年秋，敌要在华北掠夺２
０００万石粮食。中共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先发制人”，于９月间召开了全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确定以抢收抢征抢运公粮为边区１０～１１月党政军民一切工作的中心
任务。会后，成立了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征收委员会”
，把党政军民各方力量协调、组织起来，向巩固区和游击区广大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深入宣传与动员工作，号召人民踊跃交粮支援抗战。特别是随着边区敌后武工队深入游击区、
敌占区取得对敌斗争的节节胜利，在游击区迅速恢复和重建了１ ０００余个村庄的抗日政权，
使游击区广大群众倍受鼓舞，增强了他们对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也大大震慑了游击区、敌占区的伪军和伪政权，使他们不敢在边区全民秋征斗争中作梗，反而带头交粮，给自己留
条后路。
［２０］
游击区广大民众掀起了踊跃交粮运粮的热潮。由于边区各级征收委员会对粮食的运输、接收、
储藏、坚壁以及武装护送等各环节，事前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使这次大规模征粮运粮任务提前胜利完成。６个专区征粮入库率平均完成计划的９５．２％，４、５专区甚至完成了计划的１００％和
１０７％！［１２］
创造了边区公粮征运史上最高纪录。边区政府及时掌握了数十万石粮食，为克服１９４３年边区严重的旱灾，保障军需民食，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敌在华北抢掠２ ０００万石粮食的计划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１９４３年秋收在望，
尤其是唐河、沙河、滹沱河两岸的稻米长势很好。恰在此时，日军于１０月向边区中心区发动了长达３个月之久的空前残酷的“毁灭扫荡”，并把主要兵力部署在唐河、沙河和滹沱河主
·１４·
要产粮区，准备武装抢粮。边区党政军民各级干部立即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深入每户群众中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组织提前抢收，各户分散坚壁，
做好锄奸保密等项工作。部队与民兵结合武装保卫秋收，敌人来抢就以地雷和快枪迎击。由于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民兵地雷战充分显示威力，
使边区８０％以上粮食被抢收坚壁起来。
［２０］再次粉碎了敌人抢粮计划，取得了粮食争夺战的重大胜利。
对敌市场争夺战的胜利与敌争夺市场的斗争，实质是物资争夺战。１９４３年初边区政府决定，改变边区对外贸易单纯防御为主动进攻的方针，变严禁粮食、棉花等必需品出口为主动、大批量地组织专卖出口，以改变边区进出口贸易逆差的被动局面。集中力量打通了边区东、
西两线的销路。从边区西线晋东北、雁北大量吸收粮食运到冀西向平汉路沿线敌占区、
游击区专卖出口，换取必需品；再由东线冀西大量吸收敌占区棉花、
土布、盐等物资运到晋东北、雁北向晋西北、绥远和察南等地出口。使东西两线货物在经过边区交流过程中，组织加工制造和运销，以扩大边区贸易和市场，促进边区生产发展，扩大边币市场，
提高边币币值。与敌争夺市场和物资的关键，是掌握和夺取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市场。为此，中共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决定，将争夺游击区、敌占区市场和物资的斗争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游击区、敌占区恢复、重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融为一体。并成立了党委领导下的边区、专署和县三级“经济委员会”，把军政民各系统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协调、统一起来，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指导和实力。
经过一年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仅西线北岳区专区半年时间，
即从晋西北、绥远等地吸收粮食
８３７石，全部运往冀西向敌占区专卖出口；又从东线冀西等地吸收土布３０
５２２匹，全部销往绥远、晋西北等敌占区和友区，扩大了出口贸易，增加了收入，
扩大了边币市场，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２１］与敌
争夺游击区市场的斗争也取得重大进展。仅东线北岳区４专区，到１９４３年底已在游击区建立了７８支
缉私小组，占全专区缉私小组的４６％，
［１９］（Ｐ６４１
）在游击区建立起对敌反封锁的第二、三道缉私线，全年查获非法走私资敌物资３６３ ７２４元。有力地封锁了敌伪市场，
保护了边区市场及其向敌占区、游击区进行的必需品专卖出口贸易。该专区还从敌人手里夺回游击区市场１５个，全部流通边币，占该区游击市场总数的４０％；在敌尚控制的２１个市场中，
他们已能暗中控制和实行严密封锁的有５个，占２４％；
可以暗中部分流通边币的１４个，占近７０％。
［２２］
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与敌进行货币斗争是与市场、物资争夺战紧密结合进行的。１９４１年边区政府决定，边币脱离法币，建立起独立、单一的本位币制，使边币免受法币贬值的影响，完全建立在边区自身经济发展和边区银行金库中所存有价物的基础上。因此，边币的价值随着边区财政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及对敌粮食、市场和物资争夺战的胜利而逐步提高，最终取得了对伪钞的压倒优势。１９４５年上半年，
边币不仅牢牢占领了巩固区的全部市场，迫使伪钞在这些地区以３．５∶１，４∶１，甚至４．８∶１的比值迅速贬值；还基本占领了北岳区游击区的全部市场，边币可以在这些地区畅行无阻。在冀中平原，边币也可以在大部地区流通，并迫使伪钞在这些地区对边币的比值由以往的１∶２．７贬值为１∶１持
平。
［２３］
至此，边区已取得了对敌粮食、市场、货币斗争的全面胜利。
三、由于实行了民主、改善了民生，使边
区广大民众真正动员组织起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１、
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到１９４４年末、１９４５年初，全边区已组织到各类“救国会”的民众超过３００余万人，其中北岳区约５０～１６０万人，冀中区约近２００万人；全边区民众总动员组织率达应动员人口（指１６岁以上、５５岁以下能战斗能生产的人口）的７５％；
核心区阜平等地参加各类救国会的民众占应组织民众的９０％［２
４］
；就是说２／３以上的青壮年男女都动员组织起来了。
２、
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到１９４５年大反攻时，边区主力军已发展到１．５万人，地方军扩展到１０．４万人，两项总和３２万人；不脱产的基干民兵扩大到９０余万人，人民自卫武装３００余万人，真正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与人民自卫武装、民兵“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
系；［２］（Ｐ５６５～５６６）脱产的武装力量占华北八路军总数
１％，
不脱产的民兵则占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总数的３．５％，人数是最多的。在民众充分动员与组织起来的基础上，边区创造了一整套适用于人民战争的兵员补充、后勤供给、抗战勤务与伤员救助体系。边区在人民热烈拥护的基础上实施了义务兵役制，实行以来成绩卓著，年年入伍兵完成计划、预备兵超过
计划［３］（Ｐ４１３～４１４）
。军区的后勤供给，由边区政府统筹
２５１２３３
统支，在粮秣供应上，创造了“藏粮于民”和军用粮票制度。把征来的公粮，由各村各乡坚壁起来，村村是粮站，户户是粮仓，部队不论走到哪里，只要找到粮秣员就可以凭粮票得到所需粮食；
被服供应也同样。人民视军队为“子弟兵”，是根据地和民众赖以生存的“保护神”，所以不惜以生命来保证这军粮与被服的安全。在抗战勤务上边区军队不派差、勤务一律通过政府安排。实行义务战勤制：人均月服抗战勤务一般不超过５天（战争时例外），以不影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政府还广设交通站加强管理，购置一批驮骡、
大车，以调剂繁忙点站，受到人民拥护。民众志愿服抗战勤务的热情，体现了对子弟兵的热爱与真诚。在伤病员医疗安置上，除军区医院外，距敌较远的村庄就是伤病员的临时医院，
有高度觉悟的人民就是最好的护士和卫兵。人民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照顾这些为他们流血受伤的英勇战士，不但为他们烧水做饭，
进过简单训练还可以为他们包扎换药，不用担心被敌人发现遭受危险［
３］（Ｐ４１４～４１６）
。３、
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由于形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边区游击战争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水上雁翎队等均发轫于边区且创造了奇迹。
冀中千里平原，无坚可守，利于敌机械化部队作战，不利于我游击战争的开展。１９３８年秋冀中军区第一次发动百万民众进行改造平原地形的伟大工程，
数月内硬是把数百至上千年建造的冀中最坚固的２４座县城的城墙拆毁，还挖了数万里的道沟———将冀中所有的公路、农村所有的土路均挖成宽五尺、深三四尺只能走大车不能走汽车的道沟，挖出的土还垒在两边筑成墙，利于我军隐蔽，这是民众为子弟兵创造的平原上的“人山人海”。１９４２年敌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后，冀中主力暂时撤往路西山区，冀中平原大部变为游击区、敌占区。为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冀中区党委领导下，冀中千百万人民再次进行了改造平原地形的伟大工程。从１９４２年下半年起到１９４４年，他们将以往被动的地下藏身洞，挖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绵延数万里长的地道。这时的冀中地道已发展成攻有“天地人三通”———即房顶搭天桥相通、地面院院相通、地下村村户户相通，
沿村、街道、院内纵横各三层的立体火力交叉网；守有防毒、防水、防钻、防挖、防火攻五防设备，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能攻能守的真正的地下
·１５·
“万里长城”。１９４４年曾亲身参加与目睹了冀中九分区皮里村地道战的美军观察组杜伦上尉连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伟大！地道了不起！共产党、八
路军一定能胜利！
”［２５］（Ｐ１５９～１６２）
１９４２年后，
随着民兵武装的迅速扩大与群众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为了解决民兵缺少枪支弹药的难题，在中共晋察冀分局指示下，边区民兵开始大量制造和运用各式地雷，开展了令敌胆战的地雷爆炸运动。仅北岳区就培训了４００名民兵爆破手，有６个制弹所，月产地雷壳２ ５００个、炸药５～６００斤。各地民兵还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研制出石雷、磁雷、木雷、砖雷等；并创造出“迎头爆炸”、“妙逼爆炸”、“纵深爆炸”、“真假地雷法”、“仙人脱衣法”、“路标刺激法”
……等战法，大量杀伤敌人，涌现了许多爆炸英雄和经典战例，如李勇、李混子等爆炸英雄团队。在１９４３年秋冬反敌“毁灭扫荡”中，北岳区民兵参战 １９２次、爆炸地雷４ ４００余个、毙伤敌伪军５
６００余人，占歼敌总数一半以上。［２］（Ｐ４４２～４４３）
敌军哀叹：“凡是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地雷战效力很大，
…遇到爆炸时多数要折骨，…大半要炸死，
使我将兵精神上受威胁。”［２］（Ｐ４３９
）其他还有保定地区白洋淀水上“雁翎队”、保定车站的“铁道游击队”及晋察冀各区千百万民众参加的“交通破袭战”等，都是闻名全国、令敌战栗的人民战争奇观。
以上事实说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所以能在敌后坚持并获得成功，发展壮大不是“游而不击，保存实力”；而是靠边区八路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地消灭敌人、保护人民，和党政民干部不怕艰苦、深入细致、
创造性的工作换来的；是因为他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仍坚持认真地实行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认真地减轻人民负担、
组织发展生产和贸易，真正改善了人民生活，将边区９５％以上的各阶层人民真正动员团结起来，形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中共八路军成功的根本缘由；也是中共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壮大的缘由。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言：“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第一次得到了民主的权力，生活上又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抗战的积极性大大高涨起来，这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他们所以能够在战争史上创造出种种奇迹，历史学家应该从这里来寻找
答案。
”［３］（Ｐ４６６
）２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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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志伟］
２０１６年１月第３９卷／第１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ＢＥ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ｙ
Ｊａｎ．２０１６
Ｖｏｌ．３９Ｎｏ．１
【本刊特稿】
从晋察冀看中共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壮大的缘由
居之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典范，在敌后八年艰苦战争中，我党我军在这里坚持抗战，保护人民，组织群众，认真实行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认真实施惠及百姓的财经政策，发展生改善民生，从而壮大了革命力量，取得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产，
关键词：晋察冀；八路军；敌后；抗战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 －５５８７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０５－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６３．ｃｎｋｉ．ｈｅｂｎｕ．ｓｓｅ．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１ｊｊｐ
在抗战初期是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
在华北敌后与关内日只有３个师４．５万人的队伍，——华北方面军苦战八年，人数最多的部队—军最强、
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有１００余万野战军、２００余万民兵的劲旅；还拥有黄河以北近７省（晋、察、冀、鲁、豫、热、绥）及东北广大乡村９近５．７万平方公里、包括新四军的解放区面积１亿人口的巩固解放区（
。为什么中共八路军在抗战中能获得如此与人口）
大的成功，能够在敌后发展壮大？这是一般未到过华北和根据地考察与亲历目睹者所百思不解的疑、问。于是有人便臆造出八路军在敌后“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等的妄言。在此，本人以近１０年对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上万卷档案史料的研究对这一疑问加以回答。
多、创造经验之丰富，均堪称敌后抗战典范。所以，深入剖析与阐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创建与发即可明了中共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壮展的成功经验，大的缘由。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成功的缘由
晋察冀军区创建了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１．
“，子弟兵”八年中坚持抗战，保护人民，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得以在敌后坚持与发展的有力支柱。遵照党中１９３７年９月中共八路军出师华北后，央毛主席制定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有、“多打小胜仗，积小胜为大胜”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的作战方针，在敌侧后打了系列漂亮的运动战：平型雁门关大捷、夜袭敌阳明堡机场……等。不关战斗、
也极大提高了共产党、仅有力支援了友军忻口会战，
八路军的威望。特别在娘子关、太原失守，国民党军大部撤至黄河以南或晋南、晋西南一隅后，中共八路军却向敌后大举挺进，实行战略展开，提出“创建华、“！使抗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战以来饱受日寇铁蹄蹂躏的华北民众看到中共八路因此对军才是华北抗战的顶梁柱和民众的守护神，其热烈拥护与信赖。当１０月末聂荣臻奉命留守五开始创建华北敌台，１１月初宣布成立晋察冀军区，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时，所到之处，民众踊跃参军参
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典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直接培育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先导”和“模范实验
［（１］Ｐ２２８～２２９）
。在它创建与发展的每个重要时刻，区”
党中央毛主席都不失时机地对其军事斗争、政权建财政、经济、金融建设发出系列指示。并被中共设、
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赞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
［（）１］Ｐ１９９
。本人认为，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其战
略位置之险要、斗争之残酷、牵制与消灭日伪军之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１１
，作者简介：居之芬（女，上海人，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史研究。１９４６－）
·６·
战，数月内军区兵力就由最初的不足３０００人扩展到
数万人，一年后扩展为近１０万人的抗日力量。
［２］还帮地方组建了万余人的区县游击队和数十万不脱产的民兵自卫武装，
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三位一体”的人民抗日武装体系。
八年中，这支边区人民的“子弟兵”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坚持抗战、消灭敌人，保卫人民、保卫边区，立下了赫赫战功。举例如下：
１９３８年２～７月，
配合正面战场徐州、武汉会战，晋察冀军区三次向敌运输大动脉———平绥、平汉、
津浦路北段与正太路东段出击，一度攻入北平、保定、易县、新乐、定县等城镇，毙伤日伪军２ ５００余人、俘虏及促使伪军起义反正４
１００余人，破坏铁路７０余里、
铁甲列车１列、火车机车数辆等［２］（Ｐ３０～３２）
；加上７～９月组织冀东１０万人大起义，
使华北日军受到极大震动，
不得不抽调５万余兵力，当年９月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的同时、“北围五台”。八路军的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友军徐州、武汉会战。１９３９年日军主力回师华北后，
对冀中平原连续发动了五次大围攻、对晋察冀核心区进行了三期“治安肃正”讨伐战。晋察冀军区部队在１２０师主力支援下，又打了系列漂亮的歼灭战———曹家庄、大曹庄、齐会、上下细腰涧、大龙华、陈庄、雁宿崖、黄土岭等激战，
毙敌“扫荡”总指挥———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以下４
５００余人［
２］（Ｐ８７，９３，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９，１２２）
。受到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军委的通电嘉奖。
１９４０年８～１２月，
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打破敌在华北围困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晋察冀部队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参战部队４６个团，另有数十万至上百万群众与民兵协助部队破路、炸桥、拔除敌伪据点。边区部队与晋绥、晋冀鲁豫部队一起，共与敌作战１ ８００余次，毙伤日伪军２．５万余人，俘日军２８１人、伪军１．８万余人，破坏铁路００余里、公路３
０００余里，桥梁、车站、隧道２６０余处，拔除敌大小据点２ ９００余个［３］（Ｐ５０５
），使正太铁路瘫痪一月之久。给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再次受到国民政府军委通电嘉奖。
在艰苦的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日军为了南下发动太平洋作战，急于消灭华北八路军，将隐蔽的逐步“蚕食”
与公开的残酷“扫荡”结合，在华北实行了血腥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不到两年，日军就对边区实施４～７万人的大“扫荡”五六次之多：日军还对边区实行了毁灭其生存条件的“三光政策”
。因最初对日军的“蚕食”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有效的对策，边区根据地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为了保卫边区、保卫人民，边区子弟兵进行了英勇、可歌可泣的反“扫荡”作战，两年内共与敌作战７ ９００余次、毙伤俘日伪军６．８万余人，
我军也伤亡损失３万余人［２］（附件四）
，干
部、群众被杀、被抓十余万人。
为彻底粉碎敌“蚕食”进攻、根本扭转“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１９４２年９月边区党政军高干会提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反“蚕食”方针；结合党中央有关“精兵简政”、“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指示，将主力部队的１／３～１／２充实基层、分散深入敌后，协助地方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利用敌之“蚕食”前紧后松、后方有广大的防卫空隙，派出数十支一元化武装工作队挺进敌后之敌后，
恢复重建敌后党政军群各系统组织。到１９４３年末，北岳区共恢复和扩大巩固区村庄２
６００多个，基本恢复了１９４１年前的局面［
２］（Ｐ４７７
）。冀中区利用青纱帐和四通八达的地道，开展“青纱帐战役”与地道战，恢复重建公开与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到１９４３年底已恢复游击根据地５４块，村庄３
５００多个，占冀中面积的４／５［２］（Ｐ
４４５，４５１）。当年９～１２月，北岳区军民粉碎了敌４万余人对边区的最后也是最血腥的“毁灭扫荡”，北岳区军民３个月共作战５ ６００余次，毙伤俘日伪军１．１万多人，缴获山炮１门，轻重机枪１７挺，步马枪８００余支；击落敌机１架、毁敌坦克３辆、火车１８列、
汽车２４４辆；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２０７座［２］（Ｐ
４４２
），恢复开辟村庄１
０７４个。此后敌再也没能力组织这样的大扫荡，边区开始转入战略反攻。
１９４４年遵照党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开始对敌局部反攻，到年底北岳区部队作战１ ３８４次，歼敌７ ２６７人，缴获步马枪２ ４９９支、迫击炮３门、轻重机枪３７挺，攻克逼退敌据点碉堡３３３座，为向察北、平绥路两侧发展奠定了基础。冀中军民作战１ ８４５次，毙伤日伪２１ ３４３人，攻克袭入城市２５座３８次，攻克逼退敌伪点碉８１５座，解放村镇３
８９２个，面积与人口均恢复到１９４１年前的鼎盛时期；
［２］（Ｐ５０３
）同时与平西、平北、冀热边部队配合，对北平、天津形成了包围态势。
１９４５年上半年，
晋察冀军区部队举行了猛烈的春夏季攻势作战，１～７月，席卷了雁北、察南、热河、辽西，直逼平、津、张市郊，作战２ ７００多次，歼灭日伪军２．８万余人，拔除据点碉堡７９０多处，收复县城１５座，解放人口５００多万，扩大解放区面积１３．５万
２９
余平方公里，并夺取了进军东北的前进阵地［
４］（Ｐ５３５
）。当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１０日八路军朱总司令发布对日总攻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率先与苏蒙联军会师，到１１月底，晋察冀部队共歼灭日伪军约７万多人，解放了察哈尔、热河两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辽宁、山西、绥远省各一部，收复了张家口、宣化、集宁、丰镇、绥中、山海关等７０多座城市，形成了以张家口市为中心囊括晋、察、冀、绥、热、辽诸省的广大区域，全区野战军发展到２１．５万余人，地方军扩充到１０．４万余人，民兵扩大到９０
余万人，［２］（Ｐ５６５～５６６）
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
利，并为挺进东北，收复东北失地做出了重要贡献。２．模范地创建“
三三制”、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有力保障
为坚持持久抗战，
持续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就需要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来稳定社会秩序，团结组织广大民众，进行财政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以为部队扩编与作战随时提供充足可靠的兵源、给养与后勤保障。
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是经过三次深刻改造，才建立健全起来的。第一次是根据地创建初期，建立各级“军政民代表大会”一类的“代议制”民主政权。遵照中共北方局指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０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开。代表由晋东北、
冀西、冀中各地各部队、群众团体和各地厅政府选派；出席会议代表１４８人，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代表、有各抗日的正规军（包括八路军和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和群众武装游击队、义勇军代表、有代表１２０万群众的１２４个群众团体代表、有晋察冀边区３９个县的政府代表、还有蒙、
回、满、藏等少数民族代表及五台山的和尚喇嘛等宗教界代表等。会议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委员聂荣臻、宋劭文、胡仁奎、张苏、刘奠基、吕正操、孙志远、娄凝先、李杰庸等９人，还审议通过了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群众运动及妇女问题等诀议案，
确定了边区政府的各项施政方针。１月１５日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
会后经阎锡山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
正式批准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并任命宋劭文为主任委员兼财政处长、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兼民政处长、张苏任委员兼实业处长、刘奠基任委员兼教育处长、娄凝先任委员兼秘书长，聂荣臻、吕
·７·
正操、孙志远、李杰庸为委员。边区政府正式定名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适时巩固和扩大了边区各党派、阶层、各民族、
宗教的抗日统一战线，也使全边区的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统一，社会秩序得到稳定，边区主力军和人民武装从此有了可靠的政权支撑。
边区政府成立后，首先统一县政权，由边委会统一委任县长，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决定边区政权工作和抗战救国的重大事项，这样，边区政府很快就在各县建立起权威。１９３８年初，边区政府颁行《区村镇公所组织法》
，规定区公所在民选实行前，区长由边区政府委任，区助理员由区长遴选、县长委任。区公所的分工，原则上与县政府相同。
与此同时，边区各地初步展开民选村长活动。这一活动，配合着各区、村的反贪污、清算村账斗争，撤换假借抗日之名贪污挥霍群众捐税、鱼肉乡民的旧村长，选举新村长，在边区各地初步形成了民主之风。
此时，边区各级政权还未实行普选，但也尽可能体现了民主，表现在边区各级政权中都建立了最初的民意机关—
——边区行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行政会议和村民大会。这些民意机关都带有军政民联席会议的性质，主要由军队、政府领导人、各群众团体代表和各界人士组成。因非民众直接普选，故称之为“代议制机关”。边区各级政权直接通过行政会议形式、
间接通过各群众团体系统，动员、实行自己的各项政策，完成各项工作；又通过这一系统反映、吸收各界民众的批评和建议，以达到民众参政议政目的。
因尚未真正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因此在９３８年秋敌“
扫荡”边区时，暴露出存在的严重缺点，
特别是区村政权非常脆弱，大部分村政权在敌“扫荡”中塌台了。这表明必须彻底改造政权机构，使之适应新的对敌斗争的需要。
第二次是１９３９年初～１９４０年春，边区对区村政权进行彻底改造。１９３９年初，根据中共北方分局指示，
边区重点对基层政权进行改造。村政权是边区政权的基石，村政权不彻底改造，边区就不可能巩固，一切好的政策和制度就不能贯彻到底。边区在９３９年旧历年前后和１９４０年春天，
进行了两次广泛深入的村选运动，
造成了空前的民主和参政热潮。各县参选人数平均占全体公民的８０％以上。边区政府规定，村公所之上设村民代表会，由村公民１５人中选举代表一人组织之；村民代表会于村民大会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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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期间为村政权最高权力机关，村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兼任村长、副村长。广大群众用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村长和村民代表会，大批抗日积极分子涌入村政权。在这次村选中，鉴于旧的闾邻制有碍发扬民主，因而废除了闾邻制。规定：废除旧闾实行新闾，划分全村为若干新“闾”只作村下之一级行政组织，每“闾”内公民代表互选一人为闾主任代表，辅佐村公所执行村政。经过这两次村选，边区各地村政权得到了根本改造，因而巩固了边区政权的基础，把广大基层群众真正动员组织到抗战中来。
区政权是县与村的中间环节，特别在战争环境里更有特殊重要的作用。１９３９年９月，边区政府着手对区政权进行改造，
规定“区政会议由区民代表组织之”，“区民代表以村为单位、由村民大会直接选举之”
。并规定，区政会议有权审议区公所的各项工作，
有权决定区政方针和各种实施计划，只要这些决议不违背上级政府法令，区公所必须执行。这样，区政会议实质已变为区民代表会、具有权力机关的性质了。边区政府还实行了小区制：把原来一个县的至５个区，划为６到１０个区，每区辖村３０个以下，辖境不超过３０公里。并适当扩大区公所编制，实行区助理员分民、财、教、实各设一人。这样，小区的机构能与战争环境相适应，
在民众动员上非常灵活，区公所对于村公所的领导上坚强起来，工作效能
大大提高。
［５］边区区村政权的彻底改造，摧毁了边区旧的封建政治制度，不仅为全边区１９４０年夏秋开展民主大选、彻底改造边区及县政权打下了基础，也使区村政权能更紧密地团结各阶层人民，适应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残酷环境的需要。
第三次是１９４０年夏秋至１９４３年春，全边区进行民主大选举运动，重点对边区、县级政权进行彻底改造；并对各级政权的人员分配进行统一战线的“三三制”调整。１９３９年冬国民党在六中全会上确定“军事限共为主”的反共方针，同时宣布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召开国民大会，进行实施宪政的宣传。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武力打退其“摩擦”进攻的同时，接过实施“民主宪政”的大旗，率先在条件成熟的晋察冀根据地实施普遍的民主大选举，为全国树立榜样；以力促国民党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党中央毛主席又明确提出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
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６］（Ｐ６９９）人员分配上实行
“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ｌ／３，
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１／３，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１／３。
”［６］（Ｐ７００～７０１）
根据中央指示，１９４０年７～１０月间，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最先实行了民主大选的实践。
当年４～６月，边区政府根据中共北方分局指示起草并修改颁布了了《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暂行选举条例》三个重要选举文件，由上而下成立了各级选举委员会，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
形成了群众参政参选的热潮。７月１５～月底，
完成区代表会和区长的民主选举。区选是这次民主选举的基础。边区政府总结、推广了灵寿、井陉两县的区选经验。各地在区选中，呈现热烈的竞选场面。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区代表会的代表以村为单位选举，２００个公民以下的村选区代表１人，２００公民以上的村，每增加３００人，增选区代表１人。边区各地的区代表候选人，有的是公民组合联名提的、有的是个人毛遂自荐的、更多的是机关或党派推举的。他们在竞选会上公布竞选纲领，
发表演说；或由团体组织宣传队到街头进行竞选宣传演出，有的则进行个别的鼓动工作。同时，选民对候选人可以公开进行批评或赞扬，民主生活大为活跃。到７月底，
边区各地均选出了区代表会和区长，圆满地完成了区选任务。
８月，完成县选与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时值“百团大战”开始前后，虽然边区各地的战斗和抗战勤务都相当紧张，然而参选的选民数量却超过了区选，除参加抗战勤务和个别特殊情况外，几乎全体选民都参加了县选。县议会的选举以区为单位进行，２万公民以下的县，选举县议员２０名，２万公民以上的县，每增加２ ５００人，增选县议员１名。国民大会代表规定每县推选１人，边区各职业团体也规定了代表名额。在县选高潮中，中共北方分局和边区国民党部同时公布了《施政纲领》和《竞选纲领》。中共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的公布，充分体现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统一战线的精髓，解决了边区各阶级阶层人士亟待回答的执政各项政策，受到边区各阶级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很快成为全边区各阶层人民自愿共同遵守的执政纲领和宪法，
保证了这次县选运动的顺利完成。９～１０月，选举边区参议员。从９月开始，以县为单位，３万人以下的县，选举参议员２人；３万人以上的县，每增加３万人，增选参议员１人；沦陷区的
４
县、市，不能进行选举者，由边委会聘请参议员；边区各职业团体、少数民族、正规部队，均以单位选举参议员。到９月底和１０月初，边区各地都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和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此后因百团大战最后阶段、残酷的反“扫荡”战争开始，使边区参议会未能及时召开，但此次全边区民主大选举运动已基本结束。
边区民主大选取得了伟大成就：
这次选举在边区造成了空前的民主热潮。在党的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下，边区９７个县１ ５００万人民都行动起来，
区、县和边区三级选举，一次比一次参选的人数多，平均参选人数占选民总数的８１．９％。据统计，晋察冀区参加区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０％以上；参加县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８６．３％；参加边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１．１％。中心区的阜平、
平山县，参选选民，占选民总数的９８％，有的区村达到１００％。就是在游击区的县份，进行秘密选举，参选的人数一般也达７０％以上。可见人民群众发动的规模之大。
妇女参选参政在这次民主选举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此次选举，据２６个县的区、县选举统计，妇女参选人数占女选民的８３．６％。在边区各级政权机构中，有大批妇女当选，女议员在边区全部议员中占２０％，有女县长１人、女县议会负责人６人、女议员１４０人，女区代表６３５人、女区长７人、女区代表会主席１９人。
此次边区民主大选，不论在各级选举机构中，还是在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人员分配上，都贯彻了“三三制”政策。除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外，还注意吸收抗日的国民党员、
地主士绅、上层知识分子、各族各界包括和尚、喇嘛、阿訇等宗教界代表参加。据晋察冀区不完全统计：
在５个专区１９个县、９２４名县议员中，共产党员占５５．３％，进步分子占２６．１％，中间分子占
８．５％。其中完县、建屏、唐县、定襄、曲阳等县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比例的要求。４个专区１３个县、４ ７４９名区代表中，共产党员占４７．８４％，进步分子占４０．８９％，中间分子占１１．２７％。定北、
完县、建屏等县基本达到了“三三制”要求。［５］（Ｐ７５２～７５７）
此后
两年边区又对县区村政权的人员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
使三三制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不仅保证了党对政权的领导，基本群众优势更加巩固，党外人士的比重，特别是中间分子的比重也显著增大。边区各抗日阶
·９·
级、阶层实际地感受到，抗日民主政权他们也是有份的，许多原来持反对态度的地主士绅转变了态度，一些搬到敌占区的地主士绅主动地回到了边区。因此，
从政治上团结了边区一切抗日阶层，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为全国树立了民主团结的榜样。
为最终健全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准备反攻的需要，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５日在中共北方分局领导下，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平隆重召开。会议选举了边区参议会议长、副议长、驻会参议员办事处成员和新一届行政委员会及司法机关领导成员，通过了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及实施重点，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法令，取得了重大成就：
首先健全了边区一级“三三制”政权领导机构，完善了边区民主政治的完整体系。此次到会的２８８名参议员，由于日寇的分割、封锁，冀东、冀中等残酷地区的代表较少（冀中代表４０人，冀东、平北各４人）。但从北岳区到会的２４０名代表来看，党外人士００余人，占近５０％（
游击区代表尚未到齐），比９４０年选出的非党代表人数增加２倍多，比例增加近３０％。代表中，共产党代表占１４．２％、国民党代表占３．８％、政府代表占１３．５％、军界代表６．６％、民运代表１２．８％、商界和宗教界代表各占１．４％、少数民族代表占３．１％、妇女代表占５．６％、地主士绅代表占１７．４％、学者名流代表占１８．８％。显而易见，党政军界代表比１９３８年１月召开的军政民代表大会时大为减少，
而代表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地主士绅代表、对抗战建设卓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名流代表大大增加，两项占了代表总数的３６．１％。按党的“三三制”政策的要求，这届参议会代表的质量和广泛性大有提高。特别是边参会选出的驻会参议员办事处（边区参议会常设机构）委员成仿吾、于力、杨耕田、阎力宣、郭飞天等７人中，共产党员２人，不足１／３，国民党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２／３以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聂荣臻、宋劭文、吕正操、张苏、王承周、刘奠基、胡仁奎、刘皑风、王九茎等９人中，共产党员３人、国民党员２人、无党派人士４人，还有３名抗战前的著名教育家、铁路工程师、实业家。无论是民意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充分实现了党的“三三制”建政原则。因此受到与会各界代表的热烈拥护。
大会制定通过了边区迎接反攻的大政方针，与会代表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了中共北方分局关于《请确定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及实施重点》
８９１１１
·１０·
的提案。从此，试行两年、受到边区各阶层人民拥护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正式成为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成为边区各族各界人民共同遵守的纲领和“
宪法”。会议还确定了边区政府今后的施政重点是：巩固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发展扩大边区统一战线；加强领导游击区人民的对敌斗争，变游击区为根据地；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密切军政军民关系，积极积蓄反攻力量。为边区各级政府迅速改进工作，打开局面，大步前进，指
明了方向［
７］
。经过以上三次改造，使边区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臻于完善；使边区各级政权在艰苦的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真正成为在党领导下，能够团结、动员、组织边区５％以上各阶层人民对敌展开政治、
经济、军事、与文化全面斗争并赢得胜利的中枢机关，成为支撑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能够坚持并取得胜利的可靠保障。
３、
边区政府模范执行统一战线的财税政策，大力发展农工生产和合作贸易，改善了民生、保障了军需，是边区抗战得以坚持并取得胜利的缘由之三
为了克服敌“
封锁”、“扫荡”和“三光”政策给边区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中共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指示，紧密团结依靠根据地人民，制定、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克服财经困难、活跃边区经济的政策，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在最艰苦的时期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为边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１
）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１９４１年３月，
边区政府修正颁行了边区《减租减息条例》
。既强调地主必须实行“二五减租”，一分行息，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３７５‰，耕地副产物一律归承租人所有；
又强调减租减息后贫农佃户必须依约缴租缴息，土地副产物不能超过耕地正产物的１／１０。还规定租佃双方有契约和土地买卖自由，但地主要收回土地时，必须自耕３年才许
另租他人。［８］（Ｐ５０５
）这一条例的实行，进一步调解了边
区租佃债息关系，
既保障了贫雇农的土地使用权，又保障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所有权，受到了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促进了他们的团结，调动了他们坚持抗战和从事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２
）实行统一累进税，奠定稳固的财政基础实行有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的统一累进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１９４０年８月，中共北方分局在边区民主大选中制定颁布的《晋察冀边区目前
施政纲领》提出“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
累进税”，以粮、秣、钱三种形式缴纳。［９］（Ｐ３６２
）同年１１
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颁布了《施行细则》，并从１９４１年春起在边区北岳、冀中和平西区普遍施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在敌后根据地最早实施统一累进税的地区，为中共在其他根据地推行财政税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统一累进税将１９４０年以前边区征收的田赋、公粮、营业税、烟酒税、牌照税、印花税等６种税收，统一为财产税和收入税，以钱、粮、秣三种形式统一交纳，
由边区政府一次征收。特别是统累税征收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由边区政府直接领导的、各级征收委员会和人民代表机构相结合的民主调查、评审和计算制度—
——规定每年统累税征收前，都要在各户自己申报的基础上，由各级征收委员会成员结合村干部深入各户进行调查评算；
以“富力”作为计算财产和收入的统一单位；
以土地４标准亩计１富力、财产４００元计１富力、农业收入１０市斗计１富力、
其他收入６０元计１富力，将各户的财产和收入调查核实，统一折算成富力；扣除每户该免税的部分，除以每户的总人口，
得出每户的“人均富力”；再套统累税累进的１６个等级，将各户应纳税富力，按纳税等级折算成纳税总分，便是各户应纳税的依据；这个结果还要经县、
村两级人民代表机构征询群众意见进行民主评审才能最后确定下来，克服了以往征税中凭少数人主观估计摊派的不合理现象，是边区财税制的一次根本改革。
统累税为边区各阶层人民都规定了免税点，扣除免税点以外部分的财产和收入才计算纳税，这就保证了边区各阶层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统累税免征了边区２０％最贫苦的工人、农民、雇工和公务人员的税收，
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纳税的最初几个等级累进也很缓（１６个等级中前５等累进率为
０．０５分，６至１６等级累进率为０．１分［１
０］（Ｐ３６４
）），使刚
够上纳税条件的广大贫农和中农的负担不至过重；又根据边区实行减租减息后，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
规定收入凡在免税点以上者不论自耕农和佃农均应纳税，使边区税收负担面由以往３０％至５０％扩大到８０％；
还规定了纳税的最高限额。这就适当减轻了地主、富农等富裕阶层的纳税负担，
保障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统累税还采取奖励发展工商业和农牧副业等生产事业的政策。规定免征私人工商业资产税，免征家庭副业、私人畜养业和合股集资的合作事业的资产税与所得税；农民兴
９
修水利免征资产税，新开荒地不征税，旱地变水田、
改良土壤、精耕细作增产不增税等。［１１］
这就大大激
发了边区广大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投入，提高农业产量的积极性，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边区私人工商业、家庭副业以及合股集资的合作事业的发展；并刺激地主、富农把多余资金转移到发展工商业和家庭副业上来，有力地活跃了边区经济。
统一累进税的实施受到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因此尽管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是边区对敌斗争环境最残酷的两年，特别是１９４２年，全边区人口和面积均较１９４１年大幅度减少（北岳区１９个县比９４１年人口减少１６．２８％，富力减少１９％以上）
，而统累税征收入库率仍达９５．２９％，
创造了边区征税史上最好水平［１２］
。以后几年，随着边区形势的好转
统累税征收和入库率逐年有所提高。这就为边区渡过难关，坚持发展生产和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稳固的财政基础。
（３
）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由于日军残酷的“蚕食”“扫荡”，晋察冀边区的人口和面积大为减少。１９４１年底，北岳、平西、冀中３个基本区的人口已减至８００余万人，其中巩固区人口减少了一半，只有近５００万。当时边区的主力部队和脱产的党政民干部两项加起来，约占根据地总人口的５％。边区人民１９４１
年税收负担平均较１９４０年增长５０％以上［１
３］
。如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就会出现根据地民力衰竭的现象，影响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和军政军民团结，影响根据地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长期坚持和发展。
因此，根据党中央指示，在中共北方分局的领导下，边区从１９４２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部队“精兵”主要依据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７日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本着精简压缩主力军，加强扩大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的原则进行。这次“精兵”，主力军精简了５ ０００余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力量总数的１４．３％上升到２０％，总兵力精简了８．３％。党政民脱产干部精简了２４％，
减少了
０００余人。［２］（
Ｐ３００
）
但精简后边区脱产人员的总数仍超过根据地总人口３％的比例。
于是，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结合整风运动，对各级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和改组。本着精简上层，充实基层，加强一元化领导，加强一线，特别是游击
·１１·
区、边缘区基层政权的独立作战能力进行精简、调整。边区政府的脱产人员，由１９４２年的２
０００余人减至５００余人，精简了７５％。
［１４］
充实了区、县两级政权，
克服“头重脚轻”的现象。边区农、工、妇、青以及“文救”、“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改组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这样，边区党政民机关脱产人员总数比１９４２年减少了一半。部队则改大团为小团，编制缩小。１９４３年８月和１９４４年３月，又奉党中央令，先后从边区分两批共１２个团兵力，加上抗大第二分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陆军中学等人员共计１．６万余人，调往晋绥和陕甘宁边区执行任务。结果，边区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０％，
全边区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甚至少于边区总人口３％的目标。
［２］（Ｐ４１９，４２３）
经过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边区人民统累税负担，１９４３年比１９４２年平均下降３２％，１９４４年５月边区政府又下令减轻人民负担５．５％，
同年秋，边区政府再令减轻人民负担０—２０％［１
３
］
。这样，两年中边区人民负担就平均减少了５０％，
这就使边区在最艰苦时期能够稳定地渡过难关，
达到休养民力，改善民生，激发根据地人民开展大生产和对敌斗争积极性的重要目的。
（４
）整顿发展合作事业增强对敌经济斗争实力晋察冀边区经过几年实行减租减息为主的土地政策后，
小农经济上升为占绝对优势的经济。然而独立分散的小农经济是异常脆弱的，
经不住敌祸、天灾的摧残和袭击。为了打破敌“蚕食”、“扫荡”、“三光”政策给边区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把分散的小农经济有效地组织起来，依靠集体互助的力量战胜困难，发展边区贸易和生产，增强对敌开展经济战的实力。
边区的合作事业在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曾得到迅猛的发展。仅北岳区到１９４０年底已有各类合作社 １２０个，社员４９８
０００余人，股金１００余万元。冀中区到１９４２年“五一大扫荡”前合作社已发展到４３７个，社员２０５万余人，股金７０２万余元。
但边区主要是北岳区的合作社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某些合作社在经营的业务和办社方向上，严重脱离群众需要、脱离发展生产需要，走上单纯盈利的邪路；一些合作社缺乏民主办社制度，出现社员无权过问社务，
干部贪污腐化、滥行开支、帐目不清和亏累不堪……，引起社员不满；且北岳区合作社多是各群众团体按系统组建的，限制了合作事业的进一步扩大等。
１４１４０８
·１２·
鉴于上述情况，边区政府于１９４２年对合作社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整顿工作。这次整社运动，因冀中区在“五一大扫荡”后合作社大部被敌破坏，所以主要在北岳区进行。这次整社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
）通过清理帐目，反贪斗争，总结检讨工作，广大干部改进了经营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增强了民众对合作社的信赖。
２
）经过整顿和民主改选，涌现出一批全心全意为社员服务的模范合作干部和模范合作社。３
）经过整顿，边区合作社种类增多，业务活跃，社员人数与股金大幅度增长。仅大生产中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１０余种之多。就地取材的家庭副业、
手工业合作社更如百花斗艳，品类达几十种、上百种。在业务活跃的同时，入社人数和股金也大幅增长。１９４３年，刚经过整顿的北岳区合作社数量有所减少，但股金却增加到２７５万余元，较１９４２年增加１７５％；１９４４年大生产运动开始后，边区合作事业又有大的发展，到１９４５年上半年，全边区合作社发展到７ ４１０个，社员１１２．８万余人，股金１３ ８２６万余元，较１９４２年以前社员人数与股金分别增长了２
～１６倍之多！［１５
］
４
）经过整顿，边区合作社在与敌争夺游击区、敌占区粮食、
市场和物资的斗争中，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堡垒”；并在１９４４年大生产运动中，进一步发挥了有效组织全区劳力，
提高劳动效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推动各项生产大发展的主力军的作用。
（５
）边区生产的发展和救灾斗争由于边区采取了上述有效措施，并把广大的小农经济组织成互助合作的伟大力量，
就使边区军民在严重的敌祸、天灾面前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更紧密地团结战斗，
实行了有效的生产自救，使工农业等各项建设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仍能持久健康地发展。
边区的救灾斗争 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３年，边区的敌祸、天灾是异常严重的。日军的“蚕食”、“扫荡”、“三光”
政策，不仅使边区富庶的平原根据地一度几乎丧失，巩固区大为缩小，大部变成了游击区，土地和人口锐减，而且使边区巩固区内的生产条件遭到极大破坏。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３年日军对北岳区的两次秋季大“扫荡”，即屠杀边区军民１．１万余人，抓走劳工２万余人，烧毁民房近３０万间，庄稼５万余亩，抢走粮食数十万石，棉花１．２万余斤，牲畜家畜２０余万头，
毁坏农具数１０万件，使军民罹病者１０万余众。
［１６］
１９４２年秋到１９４３年夏，
边区唯一的巩固区北岳区又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灾情波及到３０余县，灾民达１８万人。其中灾情最严重的恰是冀西３、４、５专区
的阜平、
曲阳、易县、完县和唐县等核心区域，重灾难民有七八万人。［１７］
一些群众真是到了没有饭吃、没
有衣穿，以树皮、草根充饥，以至要外出逃荒的严重境况。
为了克服敌祸、天灾给边区人民造成的极大苦难，使边区人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起码条件，边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首先集中组织人民开展了救灾斗争。１９４３年初，分局和边区政府要求灾区各村党支部成为领导群众生产救灾的核心堡垒，区、村干部要从切实解决群众的经济生活入手转变工作作风。并在边区部队机关中开展“
节约一两米”运动，在全边区群众中开展“一口饭一把糠一把菜”的互助募捐运动。对于无食又无劳力的重灾群众，
边区政府发放了６０余万元救济款、４ ０００大石救济粮，进行紧急赈济。同时，拨出３００万元专款给群众修建被烧房屋，几十万元给群众添置衣被，３００万元购置药品为群
众防病治病，［１８］解决了群众基本衣食和重建家园的
问题。边区政府又拨出２１０万元贷款扶植重灾的第３、４、５专区各县发展家庭副业和运销业，以开展生产自救。这些地区各县在１９４２年冬至１９４３年春以村党支部为核心、
村副业运销合作社为骨干，组织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到１９４３年上半年，这３个专区的１２个县即组织了４万名灾民参加纺纱织布的副业生产，近２万名灾民从事运销贸易，同时还开展了打柴、割荆条、编织、开矿、毛织、烧柏油等多种家庭副业。这些副业和运销业的开展，不仅解决了灾民的衣食问题，
还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准备了必要的资金。由于采取了上述由政府救济和发动群众互助募捐相结合的多渠道急赈措施，特别由于灾区副业和运销业的开展，使广大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情绪普遍稳定下来，阻止了外出逃荒现象的发生。一些敌占区、游击区灾民也纷纷进入边区参加工副业生产自救。
边区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救灾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热情，也增强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在群众中的威望；从而使边区工农业等各项生产建设在艰苦斗争时期仍持续发展。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全边区以“消灭熟荒，防止新荒，开展小型水利”为重点，修旧渠、开新渠１ ０５６道，凿井１ ３０９眼，可浇地１９２ ３９７亩；修滩、护滩得良田４１
４９５亩。［１８］
实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
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亩产可提高１０—１５％。还推广了温汤浸种、压绿肥等先进的农业技术。１９４３年全边区开展了农业生产竞赛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１９４１年边区统一累进税第一次征收，虽遭敌“铁壁合围扫荡”的破坏和摧残，仍完成计划的７０％以上，实收粮食比１９４０年增加１８．５％。１９４２
年统累税征收，公粮完成计划的９５．２４％，创造了边区公粮征收史上的最好水平。１９４３年统累税征收时又遭敌秋季“毁灭扫荡”的破坏，但边区军民结合，仍抢回粮食总量的８４．３％，保证了边区民用和军需粮食的自给。
边区民用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边区政府民用工矿局１９４０年９月建立后，３年中共建３个煤矿和皮毛、
皮件、造纸、农具、瓷器、炼油、纺织等７个直属工厂。在自制各种军工、民用机械和农具，从植物油中提炼汽油、
煤油、润滑油，以白草、麦秸、稻杆造纸，自制电池、铅印油墨、肥皂、火碱、玻璃器具，以及枣制酒精、植物酸柔革、皮毛染色、纺毛染毛织毛等多项技术革新和创造中作出了很大成绩，并为边区家庭副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培训了大批技术人材和
骨干。
［１９］（Ｐ１３４～１３６）北岳区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在１９４０年以前是很不发达的。１９４１年以后，由于合作社的发展和整顿，
采取了奖励发展家庭副业、手工业的多项措施，使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迅猛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４２年底１９４３年初，北岳区有各类公营、私营造纸厂数十家，月产纸可达数百万张；各种公私营油坊近２００家；
熬盐制硝业有了发展；纺纱织布的妇女有近４万人，还在猛烈扩展中。［１９］（Ｐ２８４～２９５）
其他生
产各业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发展。边区工农业等各项生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军民必需品的急缺，
有力地回击了敌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繁荣了经济，保障了供给。
（６
）边区对敌粮食、市场、货币斗争的全面胜利随着边区在政治、军事战线对敌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逐步恢复、扩大，在经济战线的对敌斗争—
——对敌进行粮食、市场和货币的争夺战中，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对敌粮食争夺战的胜利边区与敌争夺粮食的斗争，主要打了三个硬仗：一是１９４０年秋～１９４１年春、１９４１年秋至１９４２年春的大规模粮食平粜斗争；二是１９４２年秋后全边区党政军民齐动员抢收抢征抢运统累税公粮的斗争；三是１９４３年敌对边区“毁灭大扫荡”中，边区军民与敌争夺秋粮的斗争。
·１３·
１９４０年秋，
边区政府为阻止敌对边区粮食的掠夺和套购，应付可能遇到的敌祸、天灾，号召全边区人民集股购粮，组织了政民合办的粮食平粜局。共募集民股２４７．８万余元、政府银行期票３４３．５万余元，合计资本５９１．３万余元，购到粮食６０ １０１大石（每斗２７斤），相当于这年全边区征收公粮总数的２／３。由于边区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粮食，
不仅使１９４１年全年度边区军需民用粮有了可靠保证，还平抑了边区全年的粮价物价，也保证了边区粮食不流向敌区，维护了边币的独立稳定地位。１９４１年秋，边区政府又以这５００余万元的资本再次购到粮食３０
１８６大石，解决了１９４２年全年度边区军需民用粮，克服了因１９４１年秋敌对边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所造成的严重粮荒，再次防止了粮食向敌区的流动。
［２０］１９４２年秋，敌要在华北掠夺２
０００万石粮食。中共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先发制人”，于９月间召开了全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确定以抢收抢征抢运公粮为边区１０～１１月党政军民一切工作的中心
任务。会后，成立了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征收委员会”
，把党政军民各方力量协调、组织起来，向巩固区和游击区广大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深入宣传与动员工作，号召人民踊跃交粮支援抗战。特别是随着边区敌后武工队深入游击区、
敌占区取得对敌斗争的节节胜利，在游击区迅速恢复和重建了１ ０００余个村庄的抗日政权，
使游击区广大群众倍受鼓舞，增强了他们对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也大大震慑了游击区、敌占区的伪军和伪政权，使他们不敢在边区全民秋征斗争中作梗，反而带头交粮，给自己留
条后路。
［２０］
游击区广大民众掀起了踊跃交粮运粮的热潮。由于边区各级征收委员会对粮食的运输、接收、
储藏、坚壁以及武装护送等各环节，事前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使这次大规模征粮运粮任务提前胜利完成。６个专区征粮入库率平均完成计划的９５．２％，４、５专区甚至完成了计划的１００％和
１０７％！［１２］
创造了边区公粮征运史上最高纪录。边区政府及时掌握了数十万石粮食，为克服１９４３年边区严重的旱灾，保障军需民食，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敌在华北抢掠２ ０００万石粮食的计划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１９４３年秋收在望，
尤其是唐河、沙河、滹沱河两岸的稻米长势很好。恰在此时，日军于１０月向边区中心区发动了长达３个月之久的空前残酷的“毁灭扫荡”，并把主要兵力部署在唐河、沙河和滹沱河主
·１４·
要产粮区，准备武装抢粮。边区党政军民各级干部立即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深入每户群众中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组织提前抢收，各户分散坚壁，
做好锄奸保密等项工作。部队与民兵结合武装保卫秋收，敌人来抢就以地雷和快枪迎击。由于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民兵地雷战充分显示威力，
使边区８０％以上粮食被抢收坚壁起来。
［２０］再次粉碎了敌人抢粮计划，取得了粮食争夺战的重大胜利。
对敌市场争夺战的胜利与敌争夺市场的斗争，实质是物资争夺战。１９４３年初边区政府决定，改变边区对外贸易单纯防御为主动进攻的方针，变严禁粮食、棉花等必需品出口为主动、大批量地组织专卖出口，以改变边区进出口贸易逆差的被动局面。集中力量打通了边区东、
西两线的销路。从边区西线晋东北、雁北大量吸收粮食运到冀西向平汉路沿线敌占区、
游击区专卖出口，换取必需品；再由东线冀西大量吸收敌占区棉花、
土布、盐等物资运到晋东北、雁北向晋西北、绥远和察南等地出口。使东西两线货物在经过边区交流过程中，组织加工制造和运销，以扩大边区贸易和市场，促进边区生产发展，扩大边币市场，
提高边币币值。与敌争夺市场和物资的关键，是掌握和夺取游击区和敌占区的市场。为此，中共北方分局和边区政府决定，将争夺游击区、敌占区市场和物资的斗争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游击区、敌占区恢复、重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融为一体。并成立了党委领导下的边区、专署和县三级“经济委员会”，把军政民各系统对敌经济斗争的力量协调、统一起来，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指导和实力。
经过一年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仅西线北岳区专区半年时间，
即从晋西北、绥远等地吸收粮食
８３７石，全部运往冀西向敌占区专卖出口；又从东线冀西等地吸收土布３０
５２２匹，全部销往绥远、晋西北等敌占区和友区，扩大了出口贸易，增加了收入，
扩大了边币市场，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２１］与敌
争夺游击区市场的斗争也取得重大进展。仅东线北岳区４专区，到１９４３年底已在游击区建立了７８支
缉私小组，占全专区缉私小组的４６％，
［１９］（Ｐ６４１
）在游击区建立起对敌反封锁的第二、三道缉私线，全年查获非法走私资敌物资３６３ ７２４元。有力地封锁了敌伪市场，
保护了边区市场及其向敌占区、游击区进行的必需品专卖出口贸易。该专区还从敌人手里夺回游击区市场１５个，全部流通边币，占该区游击市场总数的４０％；在敌尚控制的２１个市场中，
他们已能暗中控制和实行严密封锁的有５个，占２４％；
可以暗中部分流通边币的１４个，占近７０％。
［２２］
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与敌进行货币斗争是与市场、物资争夺战紧密结合进行的。１９４１年边区政府决定，边币脱离法币，建立起独立、单一的本位币制，使边币免受法币贬值的影响，完全建立在边区自身经济发展和边区银行金库中所存有价物的基础上。因此，边币的价值随着边区财政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及对敌粮食、市场和物资争夺战的胜利而逐步提高，最终取得了对伪钞的压倒优势。１９４５年上半年，
边币不仅牢牢占领了巩固区的全部市场，迫使伪钞在这些地区以３．５∶１，４∶１，甚至４．８∶１的比值迅速贬值；还基本占领了北岳区游击区的全部市场，边币可以在这些地区畅行无阻。在冀中平原，边币也可以在大部地区流通，并迫使伪钞在这些地区对边币的比值由以往的１∶２．７贬值为１∶１持
平。
［２３］
至此，边区已取得了对敌粮食、市场、货币斗争的全面胜利。
三、由于实行了民主、改善了民生，使边
区广大民众真正动员组织起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１、
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到１９４４年末、１９４５年初，全边区已组织到各类“救国会”的民众超过３００余万人，其中北岳区约５０～１６０万人，冀中区约近２００万人；全边区民众总动员组织率达应动员人口（指１６岁以上、５５岁以下能战斗能生产的人口）的７５％；
核心区阜平等地参加各类救国会的民众占应组织民众的９０％［２
４］
；就是说２／３以上的青壮年男女都动员组织起来了。
２、
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到１９４５年大反攻时，边区主力军已发展到１．５万人，地方军扩展到１０．４万人，两项总和３２万人；不脱产的基干民兵扩大到９０余万人，人民自卫武装３００余万人，真正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与人民自卫武装、民兵“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
系；［２］（Ｐ５６５～５６６）脱产的武装力量占华北八路军总数
１％，
不脱产的民兵则占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总数的３．５％，人数是最多的。在民众充分动员与组织起来的基础上，边区创造了一整套适用于人民战争的兵员补充、后勤供给、抗战勤务与伤员救助体系。边区在人民热烈拥护的基础上实施了义务兵役制，实行以来成绩卓著，年年入伍兵完成计划、预备兵超过
计划［３］（Ｐ４１３～４１４）
。军区的后勤供给，由边区政府统筹
２５１２３３
统支，在粮秣供应上，创造了“藏粮于民”和军用粮票制度。把征来的公粮，由各村各乡坚壁起来，村村是粮站，户户是粮仓，部队不论走到哪里，只要找到粮秣员就可以凭粮票得到所需粮食；
被服供应也同样。人民视军队为“子弟兵”，是根据地和民众赖以生存的“保护神”，所以不惜以生命来保证这军粮与被服的安全。在抗战勤务上边区军队不派差、勤务一律通过政府安排。实行义务战勤制：人均月服抗战勤务一般不超过５天（战争时例外），以不影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政府还广设交通站加强管理，购置一批驮骡、
大车，以调剂繁忙点站，受到人民拥护。民众志愿服抗战勤务的热情，体现了对子弟兵的热爱与真诚。在伤病员医疗安置上，除军区医院外，距敌较远的村庄就是伤病员的临时医院，
有高度觉悟的人民就是最好的护士和卫兵。人民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照顾这些为他们流血受伤的英勇战士，不但为他们烧水做饭，
进过简单训练还可以为他们包扎换药，不用担心被敌人发现遭受危险［
３］（Ｐ４１４～４１６）
。３、
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由于形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边区游击战争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水上雁翎队等均发轫于边区且创造了奇迹。
冀中千里平原，无坚可守，利于敌机械化部队作战，不利于我游击战争的开展。１９３８年秋冀中军区第一次发动百万民众进行改造平原地形的伟大工程，
数月内硬是把数百至上千年建造的冀中最坚固的２４座县城的城墙拆毁，还挖了数万里的道沟———将冀中所有的公路、农村所有的土路均挖成宽五尺、深三四尺只能走大车不能走汽车的道沟，挖出的土还垒在两边筑成墙，利于我军隐蔽，这是民众为子弟兵创造的平原上的“人山人海”。１９４２年敌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后，冀中主力暂时撤往路西山区，冀中平原大部变为游击区、敌占区。为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冀中区党委领导下，冀中千百万人民再次进行了改造平原地形的伟大工程。从１９４２年下半年起到１９４４年，他们将以往被动的地下藏身洞，挖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绵延数万里长的地道。这时的冀中地道已发展成攻有“天地人三通”———即房顶搭天桥相通、地面院院相通、地下村村户户相通，
沿村、街道、院内纵横各三层的立体火力交叉网；守有防毒、防水、防钻、防挖、防火攻五防设备，既可打村落战，又可野外出击，能攻能守的真正的地下
·１５·
“万里长城”。１９４４年曾亲身参加与目睹了冀中九分区皮里村地道战的美军观察组杜伦上尉连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伟大！地道了不起！共产党、八
路军一定能胜利！
”［２５］（Ｐ１５９～１６２）
１９４２年后，
随着民兵武装的迅速扩大与群众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为了解决民兵缺少枪支弹药的难题，在中共晋察冀分局指示下，边区民兵开始大量制造和运用各式地雷，开展了令敌胆战的地雷爆炸运动。仅北岳区就培训了４００名民兵爆破手，有６个制弹所，月产地雷壳２ ５００个、炸药５～６００斤。各地民兵还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研制出石雷、磁雷、木雷、砖雷等；并创造出“迎头爆炸”、“妙逼爆炸”、“纵深爆炸”、“真假地雷法”、“仙人脱衣法”、“路标刺激法”
……等战法，大量杀伤敌人，涌现了许多爆炸英雄和经典战例，如李勇、李混子等爆炸英雄团队。在１９４３年秋冬反敌“毁灭扫荡”中，北岳区民兵参战 １９２次、爆炸地雷４ ４００余个、毙伤敌伪军５
６００余人，占歼敌总数一半以上。［２］（Ｐ４４２～４４３）
敌军哀叹：“凡是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地雷战效力很大，
…遇到爆炸时多数要折骨，…大半要炸死，
使我将兵精神上受威胁。”［２］（Ｐ４３９
）其他还有保定地区白洋淀水上“雁翎队”、保定车站的“铁道游击队”及晋察冀各区千百万民众参加的“交通破袭战”等，都是闻名全国、令敌战栗的人民战争奇观。
以上事实说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所以能在敌后坚持并获得成功，发展壮大不是“游而不击，保存实力”；而是靠边区八路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地消灭敌人、保护人民，和党政民干部不怕艰苦、深入细致、
创造性的工作换来的；是因为他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仍坚持认真地实行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认真地减轻人民负担、
组织发展生产和贸易，真正改善了人民生活，将边区９５％以上的各阶层人民真正动员团结起来，形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中共八路军成功的根本缘由；也是中共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壮大的缘由。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言：“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第一次得到了民主的权力，生活上又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抗战的积极性大大高涨起来，这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他们所以能够在战争史上创造出种种奇迹，历史学家应该从这里来寻找
答案。
”［３］（Ｐ４６６
）２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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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