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世长辞。汪道涵在担任海协会会长期间，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经历就鲜为人知了。现把汪道涵在安徽的许多传奇经历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求学上海 寻求真理 汪道涵，安徽省嘉山县（现为明光市）人，出生于1915年，原名汪导淮。其父汪雨相是清末秀才，曾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童年时期的汪道涵在明光镇小学就读，1928年升入明光镇小学初中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昂，汪道涵和同学秦其谷、李正恩等十几名青年学生上街进行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1931年10月，上海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东北抗日。消息传到明光，汪道涵、秦其谷带领十几名青年学生扒上火车到南京参加了这次请愿示威。同年底，他报考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32年下半年，汪道涵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学习。面对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祖国，汪道涵深感痛苦和迷茫，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努力向党靠拢。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他，并予以重点培养。1933年1月，汪道涵被吸收参加进步青年学生组织。3月，他终于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1933年11月初，中共上海交通大学秘密党组织组织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上街搞“飞行集会”，揭露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消灭红军和中央苏区的阴谋。汪道涵带领几名同学到黄浦江边十六铺码头，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演讲刚开始，警哨响起，人群四散，汪道涵被捕了。 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监狱中，汪道涵大义凛然，与国民党军警斗智斗勇，敌人几次提审，他始终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经家人多方营救，1934年1月，汪道涵终于获释出狱，随父兄回到明光镇。 宣传抗日 奔赴延安 汪道涵回到明光镇后，通过父亲的关系，被聘为明光初级中学教师，教授英语和数学。在此期间，他一天也没有停止革命活动，经常向同学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等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几名青年意气相投，志同道合，于1934年7月，在明光中学校园内秘密成立了“二三读书会”（指知己会友二三人，也指成立于民国23年）。“二三读书会”成立后，积极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 1937年春，汪道涵得到汪氏族人的资助，再次赴上海求学，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插入本科二年级继续读书。 七七事变后，正值学校放暑假，汪道涵从上海回到明光镇，与“二三读书会”的几名成员聚集在汪家，共商抗日大计。经协商，他们成立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由李星北任团长，汪道涵为副团长。同时还决定创办《抗日快报》，报道抗日消息和日寇的暴行，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到街头和乡村演出抗日救亡剧目。 《抗日快报》一出版就很受欢迎，迅速成为当地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刊物。“抗日救亡剧团”也隔三差五地组织街头演讲或宣传演出。在宣传抗日过程中，秦其谷、李正恩等青年表现突出。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汪道涵决定成立明光镇临时党支部，自己担任书记，并先后发展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汪乃枢等5位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明光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为与上级组织联系，曾派人到南京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后因全国抗日形势日益紧张，未能接上头。 中共明光临时支部还将抗日前线战况以及前方将士挨饿受冻情况编成消息在《抗日快报》上发表，号召家乡人民为前线捐款，得到明光镇及其周边乡村广大群众的纷纷响应。汪道涵、秦其谷等用募捐来的钱款购来棉布和棉花，请明光镇上的热心民众缝制成棉背心。仅一周时间，他们就制成了2000余件棉背心送往南京。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随时都有攻陷南京的可能。明光与南京近在咫尺，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汪道涵一家人为何去何从忧心忡忡。一直以来，在汪道涵的宣传、影响下，父亲汪雨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政策的了解日益加深，已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在延安。因此，他就前往延安一事征求儿子的意见，父子俩一拍即合。汪道涵还建议父亲多带一些人走，至少把自己的几个好同学同时也是新发展的党员带着，汪父欣然同意。10月10日晚，汪氏父子带领全家、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及家属，共28人，北上奔赴延安。路上一行人历经艰难，行程千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终于到达延安。汪氏父子为抗日毁家纾难，投奔延安，一时被传为佳话。到延安后，汪道涵被分配到陕西公学学习。 投笔从戎 东进全椒 1938年春，原战斗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遵照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3月初誓师东进抗日。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派多批干部前往四支队工作。汪道涵也于此时从延安来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他先在鄂豫皖区党委的青训班学习，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又担任了团领导职务。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时，程启文接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战地服务团协同各团政治处、民运部门，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动员。 1938年冬，战地服务团根据支队指示，进入霍山两河口山区发展抗日武装。服务团的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非常成功，群众参军热情很高，很快就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队伍，命名为第四支队抗日游击先遣队。程启文任司令，汪道涵任副司令，郑时若任参谋长。先遣队建制不久，改为正规游击团，程、汪等都返回战地服务团工作。此外，汪道涵还在舒城深入晓天、三元观一带，发动群众、打造刀矛，组织群众放哨、防奸、游行示威，帮助建立三元观联保抗敌协会、巡逻队和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 1938年12月，战地服务团奉命从舒城向皖东进发，经六安张家店、肥西山南馆、寿县下塘集等地，穿越淮南铁路，经过近两个月的行军，于1939年2月18日到达肥东重镇梁园。2月19日是春节，部队稍作休息后，继续向东进发，于2月22日到达全椒县大马厂一带。 在东进过程中，汪道涵善于演讲、能歌善舞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因为是长途行军，沉重的背包加剧了队伍的疲劳，影响了行军，战地服务团领导决定轻装前进。在动员大会上，汪道涵说：“日寇侵略中国，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但这也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伟大时代。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肩负历史重任的我们，不能辜负时代的要求。为了建立新中国，我们生命都准备随时献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胜利了，我们将获得一切。”汪道涵鼓舞人心的发言，使大家热血沸腾，同志们立即打开背包，清理多余的物品，轻装前进。 东进并不是单纯的行军，而是要一边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标语是走一路写一路，抗战歌曲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汪道涵擅长书法，写一手漂亮的行楷，这一路他到底刷了多少条抗日救国的标语，谁也数不清。要是在一个地方多停留几天，就一定会到街头演出，召开群众大会。每次演出，汪道涵都亲自参加，每次群众大会他都上台演讲。 战地服务团到大马厂后，稍作休整，就兵分两路：一路由团长程启文率领，去周家岗和滁县珠龙桥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一路由副团长汪道涵率领，赴全椒县城开展统战工作。
2月27日，汪道涵一行8人到达全椒县城。汪道涵首先利用其父亲在皖东地区的影响，做国民党全椒县党政军上层方面的工作。当时的国民党全椒县县长汪心森比较开明，汪道涵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汪心森主动安排服务团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县政府第二科科长家。对于战地服务团组织群众集会，汪心森也到场并讲话。这样，战地服务团在全椒县城很好地立了足。之后，服务团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汪道涵在县城组织了三次群众集会，宣传抗战形势，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演讲会现场，群情激昂，爱国青年积极向新四军靠拢，拥护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政策。汪道涵因势利导，立即组织建立县城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还积极组织群众为前线部队筹粮筹款。因为得到该县上层人士的支持，服务团筹粮筹款工作较为顺利，解决了新四军四支队在全椒活动的部分供给。 4月26日，汪道涵率战地服务团撤离全椒县城，回到中心区周家岗归建。 汪道涵在全椒县开展的上层统战工作，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教育了群众，播下了抗日、民主的火种，为全椒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重返家乡 主政路东 1939年5月19日，汪道涵率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20余人随中共苏皖省委委员、津浦路东临时前委书记方毅率领的第八团挺进纵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路东的嘉山县自来桥。在阔别家乡一年半后，汪道涵又回到这里，积极开展了战略侦察、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发展统一战线等工作。还于6月成立了嘉山县第一个正式的中共支部――自来桥党支部。 自来桥位于嘉山、盱眙、来安三县交界处，汪道涵先后与这三个县的国民党县长见面会谈，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嘉山县县长周少藩、盱眙县县长秦庆霖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表面抗日，暗中反共，汪道涵在上级党组织和新四军第五支队支持下，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1940年初，新四军的抗日政策已深入人心，国民党嘉山县政府在人民心中已失去了威信。县长周少藩对共产党、新四军恨之入骨，但又不敢公开作对，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软抵抗。他还频繁地与盱眙县县长秦庆霖接触，准备率部逃跑，投奔秦庆霖。得知这一消息后，汪道涵立即向五支队司令罗炳辉及津浦路东省委作了汇报。当时，新四军五支队情报部门也得到了周少藩准备带部队投靠秦庆霖的情报，于是，罗炳辉专门派汪道涵到自来桥东南十几里地的朱山港劝说周少藩留下，共同抗日。 1940年3月10日下午，汪道涵快马加鞭赶到朱山港。此时，周少藩已做好了撤走的一切准备，驻地大院里两百多号人武装整齐，十几匹马的背上驮着行李。 汪道涵当场批评周少藩，指出他拉队伍投靠秦庆霖是错误的。他劝周少藩不要与人民为敌，不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少藩见事已败露，把眼一瞪，露出了本来面目，命令卫兵将汪道涵的枪下了，并将汪反手捆了起来。汪道涵严厉斥责周少藩：“你真的不留后路吗？放了我们，弃暗投明，你的前面还有路可走，否则你必将被消灭。”周少藩的部下有人嚷着要把汪道涵毙了，还有人说把汪带着交秦庆霖处理。周少藩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叫手下把汪道涵关进后院柴房里，然后立即动身，投奔盱眙秦庆霖去了。 第二天早晨，房东收拾房屋时发现了被捆的汪道涵，慌忙为他松了绑。汪道涵迅速赶往五支队向罗炳辉汇报周少藩逃走的情况。罗炳辉说，周少藩逃跑了也好，这样我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反而名正言顺了。他要求汪道涵按照中原局的指示，抓紧建立抗日县政府。中共津浦路东省委和五支队于3月中旬正式批准成立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并任命汪道涵为县长。 在上级党组织和中共嘉山县委领导下，汪道涵负责组建了县政府秘书、民政、军事等办事机构，建立了区乡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并兼任县总队总队长，领导减租减息斗争，努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还组织建立了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敌协会和儿童团。嘉山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走在了全边区的前列。 1941年8月，中共津浦路东区党委任命汪道涵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并继续兼任县长。1942年1月，汪道涵调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协助行署主任方毅工作。淮南行署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华中局）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贸易，建立淮南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稳定市场，振兴淮南敌后农村经济，从而确保了近5万新四军第二师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逐步改善了根据地300多万人民的生活。 1943年2月，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汪道涵仍担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并兼任津浦路东专署专员。1943年8月，汪道涵调华中党校学习。一年后，他回到路东地区继续担任行署副主任、路东专署专员。 解放战争初期，汪道涵担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后任建设厅副厅长。全面内战爆发后，调任华中军区军工部部长兼政委。1947年底任胶东行政公署代主任。他为华东地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汪道涵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安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2005年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世长辞。汪道涵在担任海协会会长期间，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经历就鲜为人知了。现把汪道涵在安徽的许多传奇经历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求学上海 寻求真理 汪道涵，安徽省嘉山县（现为明光市）人，出生于1915年，原名汪导淮。其父汪雨相是清末秀才，曾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童年时期的汪道涵在明光镇小学就读，1928年升入明光镇小学初中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昂，汪道涵和同学秦其谷、李正恩等十几名青年学生上街进行了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1931年10月，上海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出兵东北抗日。消息传到明光，汪道涵、秦其谷带领十几名青年学生扒上火车到南京参加了这次请愿示威。同年底，他报考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32年下半年，汪道涵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学习。面对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祖国，汪道涵深感痛苦和迷茫，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努力向党靠拢。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他，并予以重点培养。1933年1月，汪道涵被吸收参加进步青年学生组织。3月，他终于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 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1933年11月初，中共上海交通大学秘密党组织组织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上街搞“飞行集会”，揭露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消灭红军和中央苏区的阴谋。汪道涵带领几名同学到黄浦江边十六铺码头，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演讲刚开始，警哨响起，人群四散，汪道涵被捕了。 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监狱中，汪道涵大义凛然，与国民党军警斗智斗勇，敌人几次提审，他始终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经家人多方营救，1934年1月，汪道涵终于获释出狱，随父兄回到明光镇。 宣传抗日 奔赴延安 汪道涵回到明光镇后，通过父亲的关系，被聘为明光初级中学教师，教授英语和数学。在此期间，他一天也没有停止革命活动，经常向同学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等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几名青年意气相投，志同道合，于1934年7月，在明光中学校园内秘密成立了“二三读书会”（指知己会友二三人，也指成立于民国23年）。“二三读书会”成立后，积极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 1937年春，汪道涵得到汪氏族人的资助，再次赴上海求学，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插入本科二年级继续读书。 七七事变后，正值学校放暑假，汪道涵从上海回到明光镇，与“二三读书会”的几名成员聚集在汪家，共商抗日大计。经协商，他们成立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由李星北任团长，汪道涵为副团长。同时还决定创办《抗日快报》，报道抗日消息和日寇的暴行，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到街头和乡村演出抗日救亡剧目。 《抗日快报》一出版就很受欢迎，迅速成为当地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刊物。“抗日救亡剧团”也隔三差五地组织街头演讲或宣传演出。在宣传抗日过程中，秦其谷、李正恩等青年表现突出。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汪道涵决定成立明光镇临时党支部，自己担任书记，并先后发展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汪乃枢等5位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明光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为与上级组织联系，曾派人到南京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后因全国抗日形势日益紧张，未能接上头。 中共明光临时支部还将抗日前线战况以及前方将士挨饿受冻情况编成消息在《抗日快报》上发表，号召家乡人民为前线捐款，得到明光镇及其周边乡村广大群众的纷纷响应。汪道涵、秦其谷等用募捐来的钱款购来棉布和棉花，请明光镇上的热心民众缝制成棉背心。仅一周时间，他们就制成了2000余件棉背心送往南京。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随时都有攻陷南京的可能。明光与南京近在咫尺，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汪道涵一家人为何去何从忧心忡忡。一直以来，在汪道涵的宣传、影响下，父亲汪雨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政策的了解日益加深，已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在延安。因此，他就前往延安一事征求儿子的意见，父子俩一拍即合。汪道涵还建议父亲多带一些人走，至少把自己的几个好同学同时也是新发展的党员带着，汪父欣然同意。10月10日晚，汪氏父子带领全家、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及家属，共28人，北上奔赴延安。路上一行人历经艰难，行程千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终于到达延安。汪氏父子为抗日毁家纾难，投奔延安，一时被传为佳话。到延安后，汪道涵被分配到陕西公学学习。 投笔从戎 东进全椒 1938年春，原战斗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遵照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并于3月初誓师东进抗日。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派多批干部前往四支队工作。汪道涵也于此时从延安来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他先在鄂豫皖区党委的青训班学习，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又担任了团领导职务。第四支队东进皖中时，程启文接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战地服务团协同各团政治处、民运部门，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动员。 1938年冬，战地服务团根据支队指示，进入霍山两河口山区发展抗日武装。服务团的动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非常成功，群众参军热情很高，很快就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队伍，命名为第四支队抗日游击先遣队。程启文任司令，汪道涵任副司令，郑时若任参谋长。先遣队建制不久，改为正规游击团，程、汪等都返回战地服务团工作。此外，汪道涵还在舒城深入晓天、三元观一带，发动群众、打造刀矛，组织群众放哨、防奸、游行示威，帮助建立三元观联保抗敌协会、巡逻队和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 1938年12月，战地服务团奉命从舒城向皖东进发，经六安张家店、肥西山南馆、寿县下塘集等地，穿越淮南铁路，经过近两个月的行军，于1939年2月18日到达肥东重镇梁园。2月19日是春节，部队稍作休息后，继续向东进发，于2月22日到达全椒县大马厂一带。 在东进过程中，汪道涵善于演讲、能歌善舞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因为是长途行军，沉重的背包加剧了队伍的疲劳，影响了行军，战地服务团领导决定轻装前进。在动员大会上，汪道涵说：“日寇侵略中国，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但这也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伟大时代。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肩负历史重任的我们，不能辜负时代的要求。为了建立新中国，我们生命都准备随时献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胜利了，我们将获得一切。”汪道涵鼓舞人心的发言，使大家热血沸腾，同志们立即打开背包，清理多余的物品，轻装前进。 东进并不是单纯的行军，而是要一边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标语是走一路写一路，抗战歌曲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汪道涵擅长书法，写一手漂亮的行楷，这一路他到底刷了多少条抗日救国的标语，谁也数不清。要是在一个地方多停留几天，就一定会到街头演出，召开群众大会。每次演出，汪道涵都亲自参加，每次群众大会他都上台演讲。 战地服务团到大马厂后，稍作休整，就兵分两路：一路由团长程启文率领，去周家岗和滁县珠龙桥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一路由副团长汪道涵率领，赴全椒县城开展统战工作。
2月27日，汪道涵一行8人到达全椒县城。汪道涵首先利用其父亲在皖东地区的影响，做国民党全椒县党政军上层方面的工作。当时的国民党全椒县县长汪心森比较开明，汪道涵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汪心森主动安排服务团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县政府第二科科长家。对于战地服务团组织群众集会，汪心森也到场并讲话。这样，战地服务团在全椒县城很好地立了足。之后，服务团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汪道涵在县城组织了三次群众集会，宣传抗战形势，宣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演讲会现场，群情激昂，爱国青年积极向新四军靠拢，拥护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政策。汪道涵因势利导，立即组织建立县城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还积极组织群众为前线部队筹粮筹款。因为得到该县上层人士的支持，服务团筹粮筹款工作较为顺利，解决了新四军四支队在全椒活动的部分供给。 4月26日，汪道涵率战地服务团撤离全椒县城，回到中心区周家岗归建。 汪道涵在全椒县开展的上层统战工作，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教育了群众，播下了抗日、民主的火种，为全椒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重返家乡 主政路东 1939年5月19日，汪道涵率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20余人随中共苏皖省委委员、津浦路东临时前委书记方毅率领的第八团挺进纵队，越过津浦铁路到达路东的嘉山县自来桥。在阔别家乡一年半后，汪道涵又回到这里，积极开展了战略侦察、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发展统一战线等工作。还于6月成立了嘉山县第一个正式的中共支部――自来桥党支部。 自来桥位于嘉山、盱眙、来安三县交界处，汪道涵先后与这三个县的国民党县长见面会谈，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嘉山县县长周少藩、盱眙县县长秦庆霖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表面抗日，暗中反共，汪道涵在上级党组织和新四军第五支队支持下，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1940年初，新四军的抗日政策已深入人心，国民党嘉山县政府在人民心中已失去了威信。县长周少藩对共产党、新四军恨之入骨，但又不敢公开作对，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软抵抗。他还频繁地与盱眙县县长秦庆霖接触，准备率部逃跑，投奔秦庆霖。得知这一消息后，汪道涵立即向五支队司令罗炳辉及津浦路东省委作了汇报。当时，新四军五支队情报部门也得到了周少藩准备带部队投靠秦庆霖的情报，于是，罗炳辉专门派汪道涵到自来桥东南十几里地的朱山港劝说周少藩留下，共同抗日。 1940年3月10日下午，汪道涵快马加鞭赶到朱山港。此时，周少藩已做好了撤走的一切准备，驻地大院里两百多号人武装整齐，十几匹马的背上驮着行李。 汪道涵当场批评周少藩，指出他拉队伍投靠秦庆霖是错误的。他劝周少藩不要与人民为敌，不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少藩见事已败露，把眼一瞪，露出了本来面目，命令卫兵将汪道涵的枪下了，并将汪反手捆了起来。汪道涵严厉斥责周少藩：“你真的不留后路吗？放了我们，弃暗投明，你的前面还有路可走，否则你必将被消灭。”周少藩的部下有人嚷着要把汪道涵毙了，还有人说把汪带着交秦庆霖处理。周少藩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叫手下把汪道涵关进后院柴房里，然后立即动身，投奔盱眙秦庆霖去了。 第二天早晨，房东收拾房屋时发现了被捆的汪道涵，慌忙为他松了绑。汪道涵迅速赶往五支队向罗炳辉汇报周少藩逃走的情况。罗炳辉说，周少藩逃跑了也好，这样我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反而名正言顺了。他要求汪道涵按照中原局的指示，抓紧建立抗日县政府。中共津浦路东省委和五支队于3月中旬正式批准成立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并任命汪道涵为县长。 在上级党组织和中共嘉山县委领导下，汪道涵负责组建了县政府秘书、民政、军事等办事机构，建立了区乡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并兼任县总队总队长，领导减租减息斗争，努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还组织建立了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敌协会和儿童团。嘉山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走在了全边区的前列。 1941年8月，中共津浦路东区党委任命汪道涵为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并继续兼任县长。1942年1月，汪道涵调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协助行署主任方毅工作。淮南行署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华中局）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力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贸易，建立淮南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稳定市场，振兴淮南敌后农村经济，从而确保了近5万新四军第二师指战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逐步改善了根据地300多万人民的生活。 1943年2月，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汪道涵仍担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并兼任津浦路东专署专员。1943年8月，汪道涵调华中党校学习。一年后，他回到路东地区继续担任行署副主任、路东专署专员。 解放战争初期，汪道涵担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后任建设厅副厅长。全面内战爆发后，调任华中军区军工部部长兼政委。1947年底任胶东行政公署代主任。他为华东地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汪道涵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安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