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引轩然大波
袁伟民：时代让我敢于说真话■悉尼奥运反兴奋剂，让中国180度翻身
■重提北京申奥内幕，为让人们重视国家利益
◎文/ 本报记者 蒋蒋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一本《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仿佛是天上扔下的重磅炸弹，激起轩然大波。
袁伟民，这个上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中国女排主教练，后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体坛掌门人，在书中披露了中国体坛及申奥之路上不为人知的内幕，比如悉尼奥运会前铁腕处理“兴奋剂”事件；北京申奥成功背后，时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先生在投票策略与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等问题上与体育总局领导层的重大分歧……
“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既然写了，我就得对它负责，这些东西都是完全的事实。”10月18日下午，屋外狂风大作，袁伟民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一间会客室里，平静地对《青年周末》记者说。
反兴奋剂让中国一次翻身
实际上我不是针对马家军、李家军、张家军。出现这些问题，某个省领导他要对号，这是事实，我说的艰难就在这，背后的关系很多，施加给我压力。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马家军”为何忽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销声匿迹，这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猜测，《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第一次揭开了此事的历史真相。组团去悉尼参赛之前，国内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的情况很不乐观。尽管中国奥委会不断加大反兴奋剂力度，但仍有不少教练和运动员铤而走险。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结果更是让袁伟民及体育总局高层触目惊心，“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体育总局毅然决然地将所有经抽查使用了兴奋剂或有使用兴奋剂嫌疑的运动员全部拒之悉尼奥运会门外。
中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的严格举措，使得当时的国际舆论风向大变——得知中国把那么多运动员留在家里不参加奥运会，原来批评中国、质疑中国、诋毁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都开始赞赏中国的行动。
青年周末：您担任体育总局局长压力最大的一段，也就是您所说的最艰难的日子，是反兴奋剂的那一段，现在写出来，有没有考虑到书中涉及的人的感受？
袁伟民：实际上我不是针对马家军、李家军、张家军，但是读者要对号，我也没有办法。
青年周末：你书中提到有某省的领导向你施加压力。
袁伟民：出现这些问题，某个省领导他要对号，这是事实，我说的艰难就在这，背后的关系很多，施加给我压力。但那时候牵涉到很多省市，人家有的人态度就不一样，绝大部分省市都帮助做工作，当初北京市就说全面配合我们。
靠真本事拿的第一，越多越好，但用药是不行的，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放那些运动员去拿了冠军以后，反而带来麻烦，是助长了不正当的比赛，我能不管吗？靠邪门歪道应该有一个抓一个，严厉处理。那次在国内检查出来的你就呆在家里吧，没有机会让你出去了，就是说为了你的安全和健康，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青年周末：当时国内对兴奋剂理解，有的运动员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吧？
袁伟民：兴奋剂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流到中国，越来越泛滥。为了拿金牌，拿好成绩，有些人牵涉到政绩，为了升官，反兴奋剂是假反，有人自己专门搞这个东西，所谓的高科技科学，不顾运动员的健康，所以运动员是受害者，他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在国外出了事都是算在个人头上，说教练、运动员、医生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做。但是人家攻击中国的兴奋剂问题不是打个人，不是打马家军，而说你们背后是政府，不顾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只要成绩，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他们的舆论对自己和对中国是两种标准。
青年周末：您当时如果没有顶住压力，手软了，后果会是什么？
袁伟民：那时压力真大，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连我都没有想到，当年我们的运动员刚到悉尼就抽查，查了我们代表团110多例，人家就盯住你了。马上面临申办2008年奥运会，当时为了申办，不但要拿到好成绩，还不能出兴奋剂问题，要靠真本事。那些奥委会委员跟我接触的时候说，悉尼奥运会不能出兴奋剂问题，要查出兴奋剂就是丑闻，我就不好投北京的票了。庆幸的是，在我们去的运动员里，不但没查出一例兴奋剂，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成绩也超过了上一届。
最大的教训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结束后一个月，组委会通知我们，有17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他们中11名选手的金牌被取消，其中有7名是游泳运动员。当时中国游泳成绩在短期内“突飞猛进”，让人难以置信，人家把我们盯上了。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又将保留的尿样送到德国更先进的实验室去检测，结果查出来了。那时还好，运动员已经都回来了，如果当时抓住，十几个人全都驱逐出亚运村，那可是大新闻，中国人还有面子吗？这事牵扯到国家的荣誉，199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特兰大进场的时候，主持人对中国的解说词对我刺激很大。主持人说：“现在使用兴奋剂国家的动员入场了。”当时是全世界在转播，在美国的华人都听到了，反响很大，要求他们道歉。但是你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它。
青年周末：到现在，中国体育界在国际上的印象和声誉是怎样的？
袁伟民：那次翻身了，一次扭转了180度，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说中国在真反兴奋剂。
◎2009年10月18日下午，袁伟民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一间会客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指出某些人只为呼吁国家利益
我不想通过曝内幕来批评谁，我的书写的是那些重大事件，必然要牵扯到人和部门。这些事有时候必须说，因为我不说，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说了。
书中另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报料是关于何振梁先生的。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国际奥委会某中国籍的资深委员”、“国际奥委会某中国籍资深执委”、“《五环之路》一书的作者”无疑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体育外交家”何振梁。书中披露：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为了应对西方的舆论攻势，化解各种不利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北京奥申委的公关策略是，通过支持罗格(时任欧洲各国奥委会联合会主席)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支持票。
书中引用袁伟民的话说：“这个北京申奥‘合纵连横’的总方针，本来是一个符合实际、符合逻辑、顺理成章、能被各方面接受并且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方针，但是后来执行这个策略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却意想不到地不配合，他我行我素，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我们费解、困惑和不安。”
青年周末：这本书的封面还是蛮商业的，作为前体育总局的局长，您更多希望读者从书中看到什么？
袁伟民：封面是出版社的想法，我根本不想自己炒作自己，10月14日我跟出版社说，现在违背我的初衷了，我不要炒作，也不想通过曝内幕来批评谁。在奥运申办成功以后，我退休的这五年里，我也看了报道，或收到人家向我反馈的消息，很多事与真实情况相差得太离谱，那谁能出来说呢？我的书写的是那些重大事件，必然要牵扯到人和部门。这些事有时候必须说，因为我不说，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说了。
我是从一个业务干部到一把手位置上去的，好多人说你肚子里还有好多经验和教训呢，一些业务上的故事，你应该讲一些，把这些经验和教训留下来；第二是重大事件，让历史的真实还它本来面目，告诉大家。所以我尽量让它柔和，我改了好几次，有些名字总要提及，没有提及的，人家自愿对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这本书既然写了，我就得对它负责，这些东西都是完全的事实。
青年周末：您在书中没有提到何振梁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您指的是他。
◎2004年7月20日，雅典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团长袁伟民 ◎供图/小元（CFP）
袁伟民：那时奥运会还没开，我的位置决定我知道得最多，掌握各方面的材料、各方面的信息，现在我是有针对性地说了一些事，利益上的碰撞，方方面面的机制交错，新老体制的转换，这些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我举了几件这方面交叉很复杂的问题。包括人的素质，包括人还会变，我讲出来，主要让人知道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事，应该怎么摆好国际、国家和个人的位置，怎么来处理这个关系。不光是我们搞体育的，其他各行各业也一样，你能说国家派我出去，我就只代表国际组织吗，那国家派你出去干什么？一般的问题无所谓，你可以这样投票，那样投票，但这是我们百年期盼的奥运，怎么能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欧美也一样，谁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
青年周末：有媒体报道，何振梁对电话采访他的记者反问：“你信吗？”
袁伟民：在这件事情、这个问题上，他有这些做法，我是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不是要批判谁，批评谁。国际上有的说法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是国际奥委会派到各国的代表，不代表国家。但实际上哪个是这么做的？也有，是跟国家利益无关紧要，没有冲突的。那么，我们申办奥运是无关紧要吗，我们多么期盼拿到主办权，向各个国家做工作。而且我们一起参加研究决策，作为这么一个人物，你可以代表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那国家利益在哪？我虽然没有搞过外事，但我从六十年代就和国外比赛打交道，我也在学习。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国家利益。
青年周末：即便是为了国家利益，讲出这些历史真相会不会让您觉得有压力？
袁伟民：对我来说既有压力也没有压力，我只不过把事实摆出来了。人家也有他的贡献，有他的人生追求。起码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看了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当然他可以那样说，也可以这样说，但事实，历史会证明的。因为有些事情没有跟他说，我想没有这个必要，我说话是负责的。
男足的收入和价值太不相称了
足球没弄好，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对于足球，原来是爱它，现在是又爱它又恨它，总之它让我失望，问题比较多。
新书中提道，在袁伟民半个世纪的体育生涯中，可以说，足球给他留下的遗憾最多。
2003年8月28日，袁伟民在中国足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这是他以中国足协主席身份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引用江泽民的“四个一”的思想:下一个决心、定一个十年规划、提一个目标、一定要把中国足球的水平搞上去。
这次讲话一年以后，袁伟民从局长位置上卸任了;六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足球又怎样了呢？作为一个曾经的体育管理者，他对于运动项目的思想建设和管理体制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中国足球迅速走上职业化道路的背景下，他深知足球界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超越了足球、超越了体育。他内心里明白:要想实现自己最初对于足球的理想和热情，已经越来越难了。
青年周末：在几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身背骂名的背后，很少有人记得您在1986年和1992年曾两次担任中国足协的正牌主席，面对国足，准确说是中国男足如今成为笑料，您内心做何感想？
袁伟民：对于足球，我一直为这个事心里很难受。所以书里这一章节的题目也是《遗憾的足球与足球的遗憾》，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味。因为我很喜欢足球，在中学就喜欢踢足球、打篮球，当时排球还不会打呢，上中学时对那些老足球队员和教练的名字都特别熟悉，那时候很崇拜。后来到国家队了，和他们一起训练，后来当足协主席了，还领导他们，干成这样，没弄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对于足球，原来是爱它，现在是又爱它又恨它，总之它让我失望，问题比较多。
青年周末：自从您1992年当中国足协主席，手下一直有专职副主席，如果您有机会近处把握，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亲自带领男足，您会有什么举措？
袁伟民：我不想说大话，我有这个想法和愿望，但是我的位置确定我不可能这样做，我不能去专做足球，我的能力有限，我想我把全身心精力投进足球去，也不见得搞得怎么样。足球难度这么大，要把它弄好很不容易，何况现在已经远远超出足球范围了。
青年周末：能说详细点吗，怎么超越足球范围了？
袁伟民：现在的足球，能足协说了算吗？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有足协本身的能力和各个方面因素问题。走向市场了，搞俱乐部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使难度更大。翻翻以前的历史，咱们的足球有过不少好时光，现在和当时比起来，要花更大的力气。
青年周末：您在任时，在外面从不谈男足。
袁伟民：谈男足只在内部谈，有时候说话说得很重。但我从来不到外面讲，甚至从来不在外面批评它。我们的足球氛围不好，让人们失望再失望，但是这个氛围要慢慢改变。我想对于教练，我到外面骂的话，给他太大压力，本想达到目的，反而适得其反。设想如果你身处这个氛围，现场一万多人都叫你下课，你试试看，人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
青年周末：打击兴奋剂的问题，净化了体育本身，维护了祖国尊严。那么足坛的反黑呢？大家心里都明白，假球无所不在。
袁伟民：我干了很多年，这些基本上都能看清楚。但是我没有证据，我光说你这场是假球，能行吗？怎么介入？现在要说谁贪污受贿，送钱了，我不能随便去拿人家，去银行查人家密码。要解决这些问题，对足球马上开刀，难度比较大，得有个阶段，要有制度，有法规。
不光是假球，很多足球比赛积极性不高，消极比赛都不应该允许。在场上不使劲跑，明明可以进去的球，拼命的话，这个球可以单刀赴会，跑消极一点，这个球就被破坏了。体育运动要拼搏，要进取，你违背体育比赛精神了，这是不允许的，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来鉴定呢？管理有一系列的问题。
青年周末：您觉得男足的拼搏精神和您曾经带出三连冠的女排精神，有没有差距？
袁伟民：按我说它也上不去了。体育没有精神不行的，训练、吃苦，必须要有精神来支撑。有几代人足球曾经出现了比较好的时光，现在这帮人都老了，情况更复杂了。以后要想上去，拼搏精神还是主要的，有这个东西做支撑了，你才能去刻苦训练，要想不付代价就轻松取胜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就缺乏这些东西。
青年周末：有人说中国足球本身水平没达到一定程度，先学来的是商业俱乐部的花架子。
袁伟民：我说句不好听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世界上踢球难度大，在国内我还是老大的，他也会算这个账。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想得比较现实，下了功夫挣来钱也正常，但是现实的反差太大了，你的价值和收入太不相称了。
潜规则难免 要让体育少受干扰
靠多拿几块金牌来振奋中国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们现在说以人为本，那奥林匹克精神呢？
青年周末：除了对男足的恨铁不成钢，中国人在奥运会上金牌越拿越多，2008年的51枚金牌，都不足以点燃人们的兴奋了。
袁伟民：靠多拿几块金牌来振奋中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斤斤计较几块金牌。有人说，袁伟民现在退下来了，说话轻松了，他自己都是靠金牌上去的。然而我们的时代不一样，80年代女排拿冠军成为人们心目中英雄是时代造就的产物，那时候太需要扬眉吐气了。而现在，拿金牌也好，银牌也好，搞体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强全民体质。竞技水平已经到这个水平了，人民身体素质再搞好了，竞技体育的后备力量基础更牢固。
◎2009年10月16日，地坛书市，《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热卖
◎供图/吴长青（CFP）
青年周末：刘翔复出获得银牌在国人心目中分量堪比金牌。您心目中金牌和银牌的差距有多大？
袁伟民：奖牌是实力的基础，奖牌里边才能出现金牌。拿金牌很不容易，不要看不上银牌，今天拿到银牌，你明天就可能拿金牌了。
青年周末：雅典奥运会，刘翔第一次拿到110米栏的奥运金牌前，当时这块金牌是胸有成竹的吗？
袁伟民：只能说有希望，他当时是属于是冲击金牌的一个项目，这种项目谁都不敢说稳拿，上场打比赛说“老子天下第一”的，都是为了给自己增加自信，增加气势。
青年周末：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们以为刘翔在家门口志在必得，那一次他因伤退赛您意外不意外？
袁伟民：我看是压力太大造成的，包括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外界的压力给他太大，期望值太高，就必然带来很多失望。
青年周末：刘翔退赛很有争议，如果他是您的兵，您觉得他该拼一下呢还是退赛保脚？
袁伟民：这个事我不能细说，我也不知道他的伤病情况，但有一些提法也不见得很科学，他们现在说以人为本，那奥林匹克精神呢？
青年周末：现在的中国体坛有没有类似于娱乐圈中潜规则之类的东西？
袁伟民：这些东西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应该超前预见，把工作做在前面，避免出现这些事情，不要给它培育的土壤，看到苗头就扼杀，不要让它成气候。外界的影响很大，还有各种利益的驱动，方方面面都互相影响。但是决策者应该抓住这些，及时做好工作，尽量使我们的体育少受干扰，让它更好更快、健康地往前发展。
记者手记
袁伟民印象
退休五年，袁伟民一直回避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拒绝了出版社、电视台的一切采访和合作请求，但他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当自己终于被说服，应允可以写点什么时，袁伟民有两点要求：一是要说真话，二是要在北京奥运会以后，“奥运会是大局”。
从运动员、教练，一直到体委副主任、副局长、局长，参与申办北京奥运会，有袁伟民这样经历的人，估计就他一个。
当年届七旬的袁伟民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看上去像一位只有50多岁的中年人。身板挺拔，头发浓密，面色红润，双眸聚焦。
“就两条腿不行，那时候留下的，两个关节动过手术，这个半月板拿掉了，缝过，这个跟腱断了，今年开刀休息了半年。”听到记者夸奖身材好，袁伟民主动报料自己的腿伤，说自己退休后，主要就是看看书、写写毛笔字，练练身体，会会友了。“有的人退下来以后感到失落，我退下来以后很习惯，有时候帮助她做做家务。”袁伟民说着指了指等在一边的夫人。（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中夫人进来两次，提醒老袁不要太累。）
“他可细致啦！缝缝补补的活都干。”袁夫人笑咪咪地大声说。
“那您多幸福。”
“多辛苦，一天要给他做三顿饭。谈恋爱以后，没有跟他没看过一场电影，北京的超市他都没去过，我到北京31年了，没跟我上街买过一样东西，全是我自己采购。”
“袁局退下来这几年能多陪陪您了吧？”记者又问袁夫人。
“天天在家里陪着，我都腻了。”话语间还是笑意盈盈的。
说到好多人请自己发挥余热，袁伟民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就像跑接力，我是其中一棒，跑完这一棒我再去陪跑就违规了，相信人家能够干得比我更好。”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引轩然大波
袁伟民：时代让我敢于说真话■悉尼奥运反兴奋剂，让中国180度翻身
■重提北京申奥内幕，为让人们重视国家利益
◎文/ 本报记者 蒋蒋 ◎摄影/本报记者 吕家佐
一本《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仿佛是天上扔下的重磅炸弹，激起轩然大波。
袁伟民，这个上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中国女排主教练，后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体坛掌门人，在书中披露了中国体坛及申奥之路上不为人知的内幕，比如悉尼奥运会前铁腕处理“兴奋剂”事件；北京申奥成功背后，时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先生在投票策略与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等问题上与体育总局领导层的重大分歧……
“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既然写了，我就得对它负责，这些东西都是完全的事实。”10月18日下午，屋外狂风大作，袁伟民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一间会客室里，平静地对《青年周末》记者说。
反兴奋剂让中国一次翻身
实际上我不是针对马家军、李家军、张家军。出现这些问题，某个省领导他要对号，这是事实，我说的艰难就在这，背后的关系很多，施加给我压力。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风光无限的“马家军”为何忽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销声匿迹，这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猜测，《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第一次揭开了此事的历史真相。组团去悉尼参赛之前，国内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的情况很不乐观。尽管中国奥委会不断加大反兴奋剂力度，但仍有不少教练和运动员铤而走险。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结果更是让袁伟民及体育总局高层触目惊心，“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体育总局毅然决然地将所有经抽查使用了兴奋剂或有使用兴奋剂嫌疑的运动员全部拒之悉尼奥运会门外。
中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的严格举措，使得当时的国际舆论风向大变——得知中国把那么多运动员留在家里不参加奥运会，原来批评中国、质疑中国、诋毁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都开始赞赏中国的行动。
青年周末：您担任体育总局局长压力最大的一段，也就是您所说的最艰难的日子，是反兴奋剂的那一段，现在写出来，有没有考虑到书中涉及的人的感受？
袁伟民：实际上我不是针对马家军、李家军、张家军，但是读者要对号，我也没有办法。
青年周末：你书中提到有某省的领导向你施加压力。
袁伟民：出现这些问题，某个省领导他要对号，这是事实，我说的艰难就在这，背后的关系很多，施加给我压力。但那时候牵涉到很多省市，人家有的人态度就不一样，绝大部分省市都帮助做工作，当初北京市就说全面配合我们。
靠真本事拿的第一，越多越好，但用药是不行的，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放那些运动员去拿了冠军以后，反而带来麻烦，是助长了不正当的比赛，我能不管吗？靠邪门歪道应该有一个抓一个，严厉处理。那次在国内检查出来的你就呆在家里吧，没有机会让你出去了，就是说为了你的安全和健康，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青年周末：当时国内对兴奋剂理解，有的运动员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吧？
袁伟民：兴奋剂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流到中国，越来越泛滥。为了拿金牌，拿好成绩，有些人牵涉到政绩，为了升官，反兴奋剂是假反，有人自己专门搞这个东西，所谓的高科技科学，不顾运动员的健康，所以运动员是受害者，他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在国外出了事都是算在个人头上，说教练、运动员、医生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做。但是人家攻击中国的兴奋剂问题不是打个人，不是打马家军，而说你们背后是政府，不顾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只要成绩，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他们的舆论对自己和对中国是两种标准。
青年周末：您当时如果没有顶住压力，手软了，后果会是什么？
袁伟民：那时压力真大，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连我都没有想到，当年我们的运动员刚到悉尼就抽查，查了我们代表团110多例，人家就盯住你了。马上面临申办2008年奥运会，当时为了申办，不但要拿到好成绩，还不能出兴奋剂问题，要靠真本事。那些奥委会委员跟我接触的时候说，悉尼奥运会不能出兴奋剂问题，要查出兴奋剂就是丑闻，我就不好投北京的票了。庆幸的是，在我们去的运动员里，不但没查出一例兴奋剂，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成绩也超过了上一届。
最大的教训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结束后一个月，组委会通知我们，有17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他们中11名选手的金牌被取消，其中有7名是游泳运动员。当时中国游泳成绩在短期内“突飞猛进”，让人难以置信，人家把我们盯上了。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又将保留的尿样送到德国更先进的实验室去检测，结果查出来了。那时还好，运动员已经都回来了，如果当时抓住，十几个人全都驱逐出亚运村，那可是大新闻，中国人还有面子吗？这事牵扯到国家的荣誉，1996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特兰大进场的时候，主持人对中国的解说词对我刺激很大。主持人说：“现在使用兴奋剂国家的动员入场了。”当时是全世界在转播，在美国的华人都听到了，反响很大，要求他们道歉。但是你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它。
青年周末：到现在，中国体育界在国际上的印象和声誉是怎样的？
袁伟民：那次翻身了，一次扭转了180度，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说中国在真反兴奋剂。
◎2009年10月18日下午，袁伟民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一间会客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指出某些人只为呼吁国家利益
我不想通过曝内幕来批评谁，我的书写的是那些重大事件，必然要牵扯到人和部门。这些事有时候必须说，因为我不说，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说了。
书中另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报料是关于何振梁先生的。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国际奥委会某中国籍的资深委员”、“国际奥委会某中国籍资深执委”、“《五环之路》一书的作者”无疑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体育外交家”何振梁。书中披露：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为了应对西方的舆论攻势，化解各种不利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北京奥申委的公关策略是，通过支持罗格(时任欧洲各国奥委会联合会主席)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支持票。
书中引用袁伟民的话说：“这个北京申奥‘合纵连横’的总方针，本来是一个符合实际、符合逻辑、顺理成章、能被各方面接受并且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方针，但是后来执行这个策略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却意想不到地不配合，他我行我素，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我们费解、困惑和不安。”
青年周末：这本书的封面还是蛮商业的，作为前体育总局的局长，您更多希望读者从书中看到什么？
袁伟民：封面是出版社的想法，我根本不想自己炒作自己，10月14日我跟出版社说，现在违背我的初衷了，我不要炒作，也不想通过曝内幕来批评谁。在奥运申办成功以后，我退休的这五年里，我也看了报道，或收到人家向我反馈的消息，很多事与真实情况相差得太离谱，那谁能出来说呢？我的书写的是那些重大事件，必然要牵扯到人和部门。这些事有时候必须说，因为我不说，以后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说了。
我是从一个业务干部到一把手位置上去的，好多人说你肚子里还有好多经验和教训呢，一些业务上的故事，你应该讲一些，把这些经验和教训留下来；第二是重大事件，让历史的真实还它本来面目，告诉大家。所以我尽量让它柔和，我改了好几次，有些名字总要提及，没有提及的，人家自愿对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这本书既然写了，我就得对它负责，这些东西都是完全的事实。
青年周末：您在书中没有提到何振梁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您指的是他。
◎2004年7月20日，雅典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团长袁伟民 ◎供图/小元（CFP）
袁伟民：那时奥运会还没开，我的位置决定我知道得最多，掌握各方面的材料、各方面的信息，现在我是有针对性地说了一些事，利益上的碰撞，方方面面的机制交错，新老体制的转换，这些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我举了几件这方面交叉很复杂的问题。包括人的素质，包括人还会变，我讲出来，主要让人知道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事，应该怎么摆好国际、国家和个人的位置，怎么来处理这个关系。不光是我们搞体育的，其他各行各业也一样，你能说国家派我出去，我就只代表国际组织吗，那国家派你出去干什么？一般的问题无所谓，你可以这样投票，那样投票，但这是我们百年期盼的奥运，怎么能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欧美也一样，谁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
青年周末：有媒体报道，何振梁对电话采访他的记者反问：“你信吗？”
袁伟民：在这件事情、这个问题上，他有这些做法，我是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不是要批判谁，批评谁。国际上有的说法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是国际奥委会派到各国的代表，不代表国家。但实际上哪个是这么做的？也有，是跟国家利益无关紧要，没有冲突的。那么，我们申办奥运是无关紧要吗，我们多么期盼拿到主办权，向各个国家做工作。而且我们一起参加研究决策，作为这么一个人物，你可以代表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那国家利益在哪？我虽然没有搞过外事，但我从六十年代就和国外比赛打交道，我也在学习。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国家利益。
青年周末：即便是为了国家利益，讲出这些历史真相会不会让您觉得有压力？
袁伟民：对我来说既有压力也没有压力，我只不过把事实摆出来了。人家也有他的贡献，有他的人生追求。起码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看了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当然他可以那样说，也可以这样说，但事实，历史会证明的。因为有些事情没有跟他说，我想没有这个必要，我说话是负责的。
男足的收入和价值太不相称了
足球没弄好，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对于足球，原来是爱它，现在是又爱它又恨它，总之它让我失望，问题比较多。
新书中提道，在袁伟民半个世纪的体育生涯中，可以说，足球给他留下的遗憾最多。
2003年8月28日，袁伟民在中国足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这是他以中国足协主席身份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引用江泽民的“四个一”的思想:下一个决心、定一个十年规划、提一个目标、一定要把中国足球的水平搞上去。
这次讲话一年以后，袁伟民从局长位置上卸任了;六年以后的今天，中国足球又怎样了呢？作为一个曾经的体育管理者，他对于运动项目的思想建设和管理体制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中国足球迅速走上职业化道路的背景下，他深知足球界发生的很多事情已经超越了足球、超越了体育。他内心里明白:要想实现自己最初对于足球的理想和热情，已经越来越难了。
青年周末：在几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身背骂名的背后，很少有人记得您在1986年和1992年曾两次担任中国足协的正牌主席，面对国足，准确说是中国男足如今成为笑料，您内心做何感想？
袁伟民：对于足球，我一直为这个事心里很难受。所以书里这一章节的题目也是《遗憾的足球与足球的遗憾》，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味。因为我很喜欢足球，在中学就喜欢踢足球、打篮球，当时排球还不会打呢，上中学时对那些老足球队员和教练的名字都特别熟悉，那时候很崇拜。后来到国家队了，和他们一起训练，后来当足协主席了，还领导他们，干成这样，没弄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对于足球，原来是爱它，现在是又爱它又恨它，总之它让我失望，问题比较多。
青年周末：自从您1992年当中国足协主席，手下一直有专职副主席，如果您有机会近处把握，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亲自带领男足，您会有什么举措？
袁伟民：我不想说大话，我有这个想法和愿望，但是我的位置确定我不可能这样做，我不能去专做足球，我的能力有限，我想我把全身心精力投进足球去，也不见得搞得怎么样。足球难度这么大，要把它弄好很不容易，何况现在已经远远超出足球范围了。
青年周末：能说详细点吗，怎么超越足球范围了？
袁伟民：现在的足球，能足协说了算吗？走到现在这个地步有足协本身的能力和各个方面因素问题。走向市场了，搞俱乐部了，方方面面的问题使难度更大。翻翻以前的历史，咱们的足球有过不少好时光，现在和当时比起来，要花更大的力气。
青年周末：您在任时，在外面从不谈男足。
袁伟民：谈男足只在内部谈，有时候说话说得很重。但我从来不到外面讲，甚至从来不在外面批评它。我们的足球氛围不好，让人们失望再失望，但是这个氛围要慢慢改变。我想对于教练，我到外面骂的话，给他太大压力，本想达到目的，反而适得其反。设想如果你身处这个氛围，现场一万多人都叫你下课，你试试看，人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
青年周末：打击兴奋剂的问题，净化了体育本身，维护了祖国尊严。那么足坛的反黑呢？大家心里都明白，假球无所不在。
袁伟民：我干了很多年，这些基本上都能看清楚。但是我没有证据，我光说你这场是假球，能行吗？怎么介入？现在要说谁贪污受贿，送钱了，我不能随便去拿人家，去银行查人家密码。要解决这些问题，对足球马上开刀，难度比较大，得有个阶段，要有制度，有法规。
不光是假球，很多足球比赛积极性不高，消极比赛都不应该允许。在场上不使劲跑，明明可以进去的球，拼命的话，这个球可以单刀赴会，跑消极一点，这个球就被破坏了。体育运动要拼搏，要进取，你违背体育比赛精神了，这是不允许的，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来鉴定呢？管理有一系列的问题。
青年周末：您觉得男足的拼搏精神和您曾经带出三连冠的女排精神，有没有差距？
袁伟民：按我说它也上不去了。体育没有精神不行的，训练、吃苦，必须要有精神来支撑。有几代人足球曾经出现了比较好的时光，现在这帮人都老了，情况更复杂了。以后要想上去，拼搏精神还是主要的，有这个东西做支撑了，你才能去刻苦训练，要想不付代价就轻松取胜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就缺乏这些东西。
青年周末：有人说中国足球本身水平没达到一定程度，先学来的是商业俱乐部的花架子。
袁伟民：我说句不好听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在世界上踢球难度大，在国内我还是老大的，他也会算这个账。现在的孩子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想得比较现实，下了功夫挣来钱也正常，但是现实的反差太大了，你的价值和收入太不相称了。
潜规则难免 要让体育少受干扰
靠多拿几块金牌来振奋中国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们现在说以人为本，那奥林匹克精神呢？
青年周末：除了对男足的恨铁不成钢，中国人在奥运会上金牌越拿越多，2008年的51枚金牌，都不足以点燃人们的兴奋了。
袁伟民：靠多拿几块金牌来振奋中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斤斤计较几块金牌。有人说，袁伟民现在退下来了，说话轻松了，他自己都是靠金牌上去的。然而我们的时代不一样，80年代女排拿冠军成为人们心目中英雄是时代造就的产物，那时候太需要扬眉吐气了。而现在，拿金牌也好，银牌也好，搞体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强全民体质。竞技水平已经到这个水平了，人民身体素质再搞好了，竞技体育的后备力量基础更牢固。
◎2009年10月16日，地坛书市，《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热卖
◎供图/吴长青（CFP）
青年周末：刘翔复出获得银牌在国人心目中分量堪比金牌。您心目中金牌和银牌的差距有多大？
袁伟民：奖牌是实力的基础，奖牌里边才能出现金牌。拿金牌很不容易，不要看不上银牌，今天拿到银牌，你明天就可能拿金牌了。
青年周末：雅典奥运会，刘翔第一次拿到110米栏的奥运金牌前，当时这块金牌是胸有成竹的吗？
袁伟民：只能说有希望，他当时是属于是冲击金牌的一个项目，这种项目谁都不敢说稳拿，上场打比赛说“老子天下第一”的，都是为了给自己增加自信，增加气势。
青年周末：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们以为刘翔在家门口志在必得，那一次他因伤退赛您意外不意外？
袁伟民：我看是压力太大造成的，包括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外界的压力给他太大，期望值太高，就必然带来很多失望。
青年周末：刘翔退赛很有争议，如果他是您的兵，您觉得他该拼一下呢还是退赛保脚？
袁伟民：这个事我不能细说，我也不知道他的伤病情况，但有一些提法也不见得很科学，他们现在说以人为本，那奥林匹克精神呢？
青年周末：现在的中国体坛有没有类似于娱乐圈中潜规则之类的东西？
袁伟民：这些东西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应该超前预见，把工作做在前面，避免出现这些事情，不要给它培育的土壤，看到苗头就扼杀，不要让它成气候。外界的影响很大，还有各种利益的驱动，方方面面都互相影响。但是决策者应该抓住这些，及时做好工作，尽量使我们的体育少受干扰，让它更好更快、健康地往前发展。
记者手记
袁伟民印象
退休五年，袁伟民一直回避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拒绝了出版社、电视台的一切采访和合作请求，但他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当自己终于被说服，应允可以写点什么时，袁伟民有两点要求：一是要说真话，二是要在北京奥运会以后，“奥运会是大局”。
从运动员、教练，一直到体委副主任、副局长、局长，参与申办北京奥运会，有袁伟民这样经历的人，估计就他一个。
当年届七旬的袁伟民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看上去像一位只有50多岁的中年人。身板挺拔，头发浓密，面色红润，双眸聚焦。
“就两条腿不行，那时候留下的，两个关节动过手术，这个半月板拿掉了，缝过，这个跟腱断了，今年开刀休息了半年。”听到记者夸奖身材好，袁伟民主动报料自己的腿伤，说自己退休后，主要就是看看书、写写毛笔字，练练身体，会会友了。“有的人退下来以后感到失落，我退下来以后很习惯，有时候帮助她做做家务。”袁伟民说着指了指等在一边的夫人。（记者采访的两个小时中夫人进来两次，提醒老袁不要太累。）
“他可细致啦！缝缝补补的活都干。”袁夫人笑咪咪地大声说。
“那您多幸福。”
“多辛苦，一天要给他做三顿饭。谈恋爱以后，没有跟他没看过一场电影，北京的超市他都没去过，我到北京31年了，没跟我上街买过一样东西，全是我自己采购。”
“袁局退下来这几年能多陪陪您了吧？”记者又问袁夫人。
“天天在家里陪着，我都腻了。”话语间还是笑意盈盈的。
说到好多人请自己发挥余热，袁伟民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就像跑接力，我是其中一棒，跑完这一棒我再去陪跑就违规了，相信人家能够干得比我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