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本期《时事开讲》分析了新通过的行政强制法的相关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转型期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解读。邱震海认为，我国当前在很多领域里都进入了一个关键口，这种关键口某种程度是十字路口，某种程度是瓶颈。中国在转型期的选择上面临困惑。
凤凰卫视7月4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邱震海：中国社会正处于公权与私权博弈期
姜声扬：欢迎加入今天的《时事开讲》，旨在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行政强制法，在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5次审议之后，终于在上个星期四，6月30号正式通过，行政强制法有哪些内容？更重要的，这个法律能不能够真正保证到中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呢？我们首先来听听网民的留言和看法还有投票。
投票结果，70%的人根本就认为执法不严，形同虚设，有四分之一的人，根本不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用来做什么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有至少比没有好，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终于能够得到保障。
我们看网民的留言，“中国目前的法制，犹如中国目前的官僚体制越设越多，但是有多少能落实到实处的呢，关键是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执行，这是一部法律所无法代替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网民的留言“现在的行政机关弊端太多，有些事情上过度追求权力的执行，但有的事情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种现状下，强制法出台了，好奇法律如何在行政机关胡作为和无作为之间作好权衡，公民的权利真的能够得到保障了吗”？
评论员邱震海先生，邱先生，网民的担忧你都听到了，其实大家也很担心，这个法律首先它有哪些内容，而它这个法律的出台，能不能够真的保障到你我的权利呢？
邱震海：我认为网友的担心是合理的，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执法，坦率来讲，中国在立法层面上相对比较完善，我们只要看一下中国知识产权，我们知道知识产权问题是中国和西方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是中国在过去30年，其实我们仔细去看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立法是相当之迅速，相当之完善的，现在问题在于执法。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因为执法的不完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而就否认立法的必要性，坦率的来讲，如果没有立法作为基础，执法是无源之本，无本之源，甚至会导致你的执法变成另一种的胡作为或者是胡作非为，所以立法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立法能够立一部好法，在中国整个社会转型期立上一部好法的话，我认为这是中国一个里程碑。
下一步是如何使这部好法，能够真正的执行到位，这想这个需要各方面，从上到下互相去监督，包括舆论也需要有所监督，但这是另一个问题，由此不能否认立法的必要性和好处。
所谓行政强制法，我认为是中国发展到现在一个必要的里程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也是为了贯彻它的意识，某些时候当国家意识，行政机关意识无法推行的时候，它必须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这些强制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比如说扣押查封一些物品，比如说强拆甚至在某些时候，当某些地方的居民无法听从国家意识转移的话，可以采用断水、断电的方式强迫你，来服从某些行政机关的意志，比如说也可以深夜登门查封或者检查你的某些一些事情。
所有的这些在这次出台的行政强制法当中，都得到一定的规范，当然规范的细节是见仁见智的，有的朋友从更自由的角度说，这个规范可能太松，也有的可能从保守的角度说太严，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一部法，有一部规范的东西，总比没有规范的东西要好，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讲到中国现在在转型，等一下我有时间可以详细的分析一下，我认为中国现在有几大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是取消计划搞一个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它不光是市场，它的赋税范围也不光在经济领域里面，它有一整套的东西需要相伴随，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经过将近2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正在感受的这种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也不光是经济的辐射效应。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前几年出台了物权法，物权法就是物的权利，还是私有的权利需要得到保护，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没有私有财产，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现在我们哪怕有一个电视台，有一个自行车，有房子、有汽车，都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有了私有财产，我们就有私有财产需要得到保护的权利，有了这种需求，这就是最简单的
Privateproperty ，有了Privateproperty 以后，我们的民权需要得到保护。
当公权力跟民权，公权力从本身上来讲，它有保护民权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公权力使用过当的时候，双刃剑的一面又会显示出伤人的一面，伤害民权的一面。所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他在设定美国整个宪法的时候，用更多的民权去限制公权力，来保证每个个人自己的自由，所有的自由、财产合起来变成，到社会就变成我们整个民间应该拥有的自由。私权和公权永远是处于一种互相配合，私权得到公权力保护，但是公权一不小心又会损害了私权，私权又有用各种方式去制约公权力的时候，公权和私权的博弈就产生了，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么一个阶段。
过去也许我们大家对私权需要进行博弈，大家不太习惯，我们天生已经认为行政机关、国家机关的意志，应该我们就是被管理的，但现在不是了，市场经济发展了20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权利需要保护的。
姜声扬：您刚刚谈到私权和公权两个之间的博弈，甚至起了冲突，为什么听起来私权要比公权更重要，重要到必须要限制公权力呢？
邱震海：这就要追溯到市场经济的本源，市场经济本身是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规范，但是它有一些思想基础，比如说17世纪英国的治学家JohnLocke ，洛克，他的思想是后面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一个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就认为人有三大权利，第一、有生命权，第二、有财产权，第三、有自由权。
生命就不用说的，每个人生命与生俱来，第二、你有财产需要保护，有了财产需要保护自然产生了你天生的自由权力，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需要保护，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私有领域里面，但是我们所有的私有领域必然有个相交的区，有一个公共区，那就是众人之事。众人之事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如果我们有私有财产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利益的诉求，而当我们看到所有的相交的公共领域，我们的政治有不好的东西需要改善的时候，我们就会勇敢的走出来，参与到政治当中去，这就是基本的一个本意，所以我说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也不光是经济本身，它有许多的辐射效应，而我们现在可能经过20年市场经济发展，我们正在或者慢慢开始经历，我们的私有权力需要保护的基本阶段。
姜声扬：好，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回头我们再请邱先生为我们分析，现在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了，20多年了，到底有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问题，各位观众我们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
邱震海：改革开放最大成就是民营企业发展
姜声扬：我们继续《时事开讲》，稍早前我们和邱先生谈到上个星期四，6月30号出台了行政强制法，而第二天星期五，7月1号时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日，在庆祝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未来90年设下一些期许。好，中国改革这么长的时间，究竟有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问题，我们请邱震海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邱先生，中国改革开放30年，您认为面临哪些问题，还有哪些成就？
邱震海：首先我们讲成就，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当时我在各地做了一些演讲，我也做了一些节目。当时跟许多朋友们提出三个问题，我说这三个问题，以我的学识肯定是无法完全回答的，但是我愿意把这三个问题提出来，供所有思考中国问题的朋友们一起来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过去30年，无疑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导致我们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当然有的朋友说是邓小平的伟大，还有是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我说这些都对，我们都可以签字。但我只要一个，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了这个东西，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才如此成功。
姜声扬：你找到答案了吗？
邱震海：我没有完全找到答案，但是我愿意跟所有思考这一答案的朋友们，一起去接近这个答案的真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如果我说我们改革，改革改革如果我们用华团的比喻来比喻的话，就是从此岸过到彼岸，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是改革，中国历史上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基本成功的从此岸到彼岸。在过去30年，邓小平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等等，现在我们看看，我们未来要走向的彼岸是什么样子的？过去是不争论，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要走向的彼岸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1、2„，描述出彼岸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还是用过渡，从此岸过渡到彼岸的话，我们目前改革之舟，改革的小船身处何方，我们是处于从此岸到彼岸的一半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大业一半成功了，还是我们到四分之三的地方基本成功了，还是我们只是在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的地方，我们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过去30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不争论的摸着石头往前走，但现在我们必须要大概知道，第一、我们要走向的彼岸是什么方向，第二、我们目前身处何方，我们的方位。还是那句话，以我的学识和能力，我无法完全理解这三个问题，要不然我就不坐在这里了，但是我愿意提这三个问题，供所有思考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朋友一起来思考。
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邓小平的设计，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我们的伟大都是，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成就，也许很多朋友们听起来，觉得你怎么把这个称为最大的成就，我认为是民营企业的发展。
为什么呢？民营企业翻过来另外一个字眼儿就是私有企业，刚才我们在第一部分讲了，私有权利的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民营，就是私有经济，当然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无法继续展开，这是两、三个小时的演讲话题。
我想说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过去的洋务运动没有成功，它里面相当部分在经济领域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经济是国有的，经济是国办，而民营企业，邓小平当时实实在在开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理论上就是实实在在把赚钱，创造财富的能力原原本本的，完完整整的交给了老百姓自己的手里。而这个跟我们今天强调的民富是一脉相承的，创造财富永远不是国家给你的，不是说国家创造财富分配给你，而是应该老百姓实实在在，把这个权力完完整整，原原本本的交到老百姓手里，我认为这是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
姜声扬：到目前为止，作为实力而言，还是国营企业比民营企业的实力更加雄厚一些。 邱震海：这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看最大的成就，不归之路已经展开了，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20年之前开始市场经济，再这个过程当中，一路非常艰难但是又非常迅速的，开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在某些省份，像浙江等等这些省份，民营企业几乎已经占到了就业率的90%以上，也拉动了出口将近百分之七十、八十乃至九十以上，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国计民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民营企业没有得到它应有的位置。
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语文里面，尤其最近几年，我们经常看到一组文字游戏，有一个叫国进民退，有一个叫民进国退，民进国退是在过去几年不太健康的现象，当民营企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桶金，往往来的不是那么干净，当时有一种国有企业被贱卖，民进国退。各个公司当年的情况有所类似，这个当然是很不健康的，它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某种程度又有了一种国进民退，虽然我们的总理说，国进民退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实实在在在，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在我们的行为模式当中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是我们在经济体制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传统文化上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谈到传统文化的基因，请允许我又要提供一组文字上的东西，当我们以前强调现代化的时候，经常有一些词语叫富国强兵、国富民强，千百年来或者一百多年来，我们没有人认为这两句话是错的，但是我说其实是错的。
这里面富的主体是谁啊？国富民强、富国强兵全都是富，而且我们中国人儒家的传统观念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有小家然后有大家，这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官员从古到今，一直认为我们是父母官。我们一方面是公仆，有时候说我们是公仆，但有时候我们是父母官，公仆跟父母官完全是普通的，仆人不可以当父母，父母也不可以当仆人。
这里面强调了什么，父母官这个概念，千百来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东西，你们老百姓不用动，从创造财富到基本权利，父母全都给你们搞定了，然后你们只要安逸的得到我获得的财
富，我富了你们民才能强，OK 。但这个不但是跟今天的经济发展大潮相违背，而且是跟市场经济的本意相违背，市场经济的本意是要强调民富，创造财富永远是老百姓的权力。
有朋友要问，国家的角色干什么，国家的角色是进行重新分配，这就是税收的功能，国家把税收上来，重新进行再分配机制，完成两个功能，第一、要完成国计民生的基建建设；第二、还要完成社会的公平正义，穷的人虽然穷，可能是他没有能力，但他至少活的像人一样，而不是活的像狗一样，这就是公平正义的一个基本行为。
姜声扬：活的有尊严。
邱震海：但是在我们千百年的思维当中，我们习惯了国强，国富了民才能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传统的文化基因当中的某些东西，跟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些冲突，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要求西方国家给我们完成市场经济的承认，我们自己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我认识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某一种程度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天拥有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就是应该完成市场跟政府的基本分离。
我们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你卖我买，你请我愿，只能卖2块钱的东西，你愿意卖给我50块钱，我愿意接受，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出来干预，2块钱的东西卖50块钱是不公平的。但是有时候市场的规则是需要一定规范的，那就需要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游戏规则制定以后，又需要一个游戏规则的监管者，这就是政府的力量，政府的角色。
有些经济学家称为政府角色的是守业人也好，还是监管者也好，政府和市场必须是分离的，但是如果某一天，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或者游戏规则的监管者，是站在你的背后跟我做生意，那自然对我来说非常不公平，反过来如果在我的背后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样对你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市场跟政府应该分离，就像西方说说的，凯撒跟上帝应该各司其职一样。
同样，当有了问题以后，当你我之间产生矛盾，一方面需要政府的监管，另一方面需要什么，需要某种契约精神，需要某种独立的法制监管，这就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三位一体，一个是独立的市场，一个是独立的政府，一个是独立的法制。看看在今天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走的非常之快，但是某些领域里面，我们的转型还没完全成功，刚才回答你一个问题，如果说最大的成就，我常是回答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体制改革不成功，我认为我们都可以牵制，但不是问题的本质。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我们期许它未来要成功的，或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很多朋友不相信，我认为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过去将近30年，我们搞了七到八次政府职能转型，相当程度是规模的合并，一个大部变成小部，或者人员的裁减，但是没有使政府真正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真正从全能型的政府变成服务型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刚才我们说的，为要保护私权要限制公权力，从逻辑上大家可以看出里面的关系性。
姜声扬：中国的改革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问题，刚刚邱先生点出来，回头我们就请邱先生告诉我们，面对中国的转型，民众、国家面对哪些抉择？各位观众我们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
邱震海：中国转型走到十字路口面临选择困惑
姜声扬：稍早前，邱震海先生将中国的改革转型比喻成一个舟，从此岸横跨到彼岸，究竟我们这个舟现在到了河的哪一边，接下来该怎么走，我们再请邱先生里为我们做分析。邱先生您刚刚提到中国改革转型是这样的方向和方法，您认为接下来国家、民众，面临哪些困惑和哪些抉择？
邱震海：我认为从32年前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从19年前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中国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归之路，向着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方向在发展，当然这个市场经济也好，改革开放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一定是符合中国未来相对的国情的，基本上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在这个方向发展过程中，我认为在过去30年或者过去20年，整个的发展当中，我们的发展相当之快，当时只是以发展为唯一的目标，现在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都进入了某种节骨眼儿，一个关键口，这种关键口某种程度是十字路口，某种程度是瓶颈，也就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会发现我们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来自何方，困难我们如何解决，我们要走向何方，我们有些迷茫，有些困惑。
我认为这个困惑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其中之一的，必然就要产生类似的发展阶段，关键我们在十字路口或者瓶颈阶段，我们怎么去解读，怎么去分析目前的瓶颈。回过头来我想中国在过去若干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发生、正在经历、未来还要继续经历，三大转型，三大转型首先在工业领域里面转型，我们是迅速的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在转型。
我们知道，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城市里面重要的生产力，我们的地产产业也在不断的发展，相对来说我们的农业荒芜，很多问题开始产生，农民工进入城市，怎么把他消化成一个合格的城市劳工力，初级的产业工人，这在过去美国和欧洲的发展阶段，都已经经历过了，基本上这二、三十年，工业化的进程之后就是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进程必然
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城市里面的贫富不均，包括西方有贫民窟，我们今天在城乡结合部同样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在工业领域里面，一个国家迅速的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未来二三十年，我们能不能以城市化来带动工业化，我认为这是很大的挑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领域里面，我们过去二十年，将近二十年，正在非常迅速的从一个计划经济转型成一个市场经济，但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刚才我说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交易，也不光是经济本身那么简单，也许在过去的19年时间里面，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只是市场，只是经济，但到了今天，将近20年之后，我们发现原来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不光是经济，它包括一整套的组合，它需要完成政府跟市场的分离，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外有一个独立的法制，只有独立的市场，独立的政府和独立的法制这三位一体，我们才能称之为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要不然这个市场经济就会走向偏向。
今天很多朋友说，中国许多官商勾结，中国的腐败问题，来自于这种体制改革不完善，部分也可以牵制，但是我认为与其空谈这种体制的改革，还不如我们现在怎么把市场经济给整治好，把市场经济这个模式给整治好了，制度建设好了，许多的问题迎刃而解。相反如果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四不像的市场经济，马上去搞不知道的，无从展开的政治经济，中国反而会陷入混乱乃至灾难当中，这是第二个，在经济领域领域的转型。
第三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社会领域发生转型，我们正在非常迅速的从过去封闭的社会，变成一个日益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公民的私权，公民的自身，公民的权力需要得到保护，这三大转型是环环紧扣的，缺一不可的。面对这样的一种转型，我们未来如何去解读十字路口的情况，我们未来应该走向何方，药方或者金钥匙到底在哪里，也许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分享。
姜声扬：非常感谢邱震海先生的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开讲》，我们再会。
核心提示：本期《时事开讲》分析了新通过的行政强制法的相关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转型期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解读。邱震海认为，我国当前在很多领域里都进入了一个关键口，这种关键口某种程度是十字路口，某种程度是瓶颈。中国在转型期的选择上面临困惑。
凤凰卫视7月4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邱震海：中国社会正处于公权与私权博弈期
姜声扬：欢迎加入今天的《时事开讲》，旨在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行政强制法，在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5次审议之后，终于在上个星期四，6月30号正式通过，行政强制法有哪些内容？更重要的，这个法律能不能够真正保证到中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呢？我们首先来听听网民的留言和看法还有投票。
投票结果，70%的人根本就认为执法不严，形同虚设，有四分之一的人，根本不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用来做什么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有至少比没有好，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终于能够得到保障。
我们看网民的留言，“中国目前的法制，犹如中国目前的官僚体制越设越多，但是有多少能落实到实处的呢，关键是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执行，这是一部法律所无法代替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网民的留言“现在的行政机关弊端太多，有些事情上过度追求权力的执行，但有的事情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种现状下，强制法出台了，好奇法律如何在行政机关胡作为和无作为之间作好权衡，公民的权利真的能够得到保障了吗”？
评论员邱震海先生，邱先生，网民的担忧你都听到了，其实大家也很担心，这个法律首先它有哪些内容，而它这个法律的出台，能不能够真的保障到你我的权利呢？
邱震海：我认为网友的担心是合理的，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执法，坦率来讲，中国在立法层面上相对比较完善，我们只要看一下中国知识产权，我们知道知识产权问题是中国和西方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是中国在过去30年，其实我们仔细去看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立法是相当之迅速，相当之完善的，现在问题在于执法。
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因为执法的不完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而就否认立法的必要性，坦率的来讲，如果没有立法作为基础，执法是无源之本，无本之源，甚至会导致你的执法变成另一种的胡作为或者是胡作非为，所以立法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立法能够立一部好法，在中国整个社会转型期立上一部好法的话，我认为这是中国一个里程碑。
下一步是如何使这部好法，能够真正的执行到位，这想这个需要各方面，从上到下互相去监督，包括舆论也需要有所监督，但这是另一个问题，由此不能否认立法的必要性和好处。
所谓行政强制法，我认为是中国发展到现在一个必要的里程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也是为了贯彻它的意识，某些时候当国家意识，行政机关意识无法推行的时候，它必须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这些强制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比如说扣押查封一些物品，比如说强拆甚至在某些时候，当某些地方的居民无法听从国家意识转移的话，可以采用断水、断电的方式强迫你，来服从某些行政机关的意志，比如说也可以深夜登门查封或者检查你的某些一些事情。
所有的这些在这次出台的行政强制法当中，都得到一定的规范，当然规范的细节是见仁见智的，有的朋友从更自由的角度说，这个规范可能太松，也有的可能从保守的角度说太严，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一部法，有一部规范的东西，总比没有规范的东西要好，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讲到中国现在在转型，等一下我有时间可以详细的分析一下，我认为中国现在有几大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是取消计划搞一个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它不光是市场，它的赋税范围也不光在经济领域里面，它有一整套的东西需要相伴随，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经过将近2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正在感受的这种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也不光是经济的辐射效应。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前几年出台了物权法，物权法就是物的权利，还是私有的权利需要得到保护，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没有私有财产，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现在我们哪怕有一个电视台，有一个自行车，有房子、有汽车，都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有了私有财产，我们就有私有财产需要得到保护的权利，有了这种需求，这就是最简单的
Privateproperty ，有了Privateproperty 以后，我们的民权需要得到保护。
当公权力跟民权，公权力从本身上来讲，它有保护民权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公权力使用过当的时候，双刃剑的一面又会显示出伤人的一面，伤害民权的一面。所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他在设定美国整个宪法的时候，用更多的民权去限制公权力，来保证每个个人自己的自由，所有的自由、财产合起来变成，到社会就变成我们整个民间应该拥有的自由。私权和公权永远是处于一种互相配合，私权得到公权力保护，但是公权一不小心又会损害了私权，私权又有用各种方式去制约公权力的时候，公权和私权的博弈就产生了，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么一个阶段。
过去也许我们大家对私权需要进行博弈，大家不太习惯，我们天生已经认为行政机关、国家机关的意志，应该我们就是被管理的，但现在不是了，市场经济发展了20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权利需要保护的。
姜声扬：您刚刚谈到私权和公权两个之间的博弈，甚至起了冲突，为什么听起来私权要比公权更重要，重要到必须要限制公权力呢？
邱震海：这就要追溯到市场经济的本源，市场经济本身是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规范，但是它有一些思想基础，比如说17世纪英国的治学家JohnLocke ，洛克，他的思想是后面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一个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就认为人有三大权利，第一、有生命权，第二、有财产权，第三、有自由权。
生命就不用说的，每个人生命与生俱来，第二、你有财产需要保护，有了财产需要保护自然产生了你天生的自由权力，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需要保护，基本上每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私有领域里面，但是我们所有的私有领域必然有个相交的区，有一个公共区，那就是众人之事。众人之事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如果我们有私有财产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利益的诉求，而当我们看到所有的相交的公共领域，我们的政治有不好的东西需要改善的时候，我们就会勇敢的走出来，参与到政治当中去，这就是基本的一个本意，所以我说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也不光是经济本身，它有许多的辐射效应，而我们现在可能经过20年市场经济发展，我们正在或者慢慢开始经历，我们的私有权力需要保护的基本阶段。
姜声扬：好，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回头我们再请邱先生为我们分析，现在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了，20多年了，到底有哪些成就还有哪些问题，各位观众我们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
邱震海：改革开放最大成就是民营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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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先生，中国改革开放30年，您认为面临哪些问题，还有哪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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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声扬：你找到答案了吗？
邱震海：我没有完全找到答案，但是我愿意跟所有思考这一答案的朋友们，一起去接近这个答案的真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如果我说我们改革，改革改革如果我们用华团的比喻来比喻的话，就是从此岸过到彼岸，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是改革，中国历史上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基本成功的从此岸到彼岸。在过去30年，邓小平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等等，现在我们看看，我们未来要走向的彼岸是什么样子的？过去是不争论，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要走向的彼岸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1、2„，描述出彼岸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还是用过渡，从此岸过渡到彼岸的话，我们目前改革之舟，改革的小船身处何方，我们是处于从此岸到彼岸的一半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大业一半成功了，还是我们到四分之三的地方基本成功了，还是我们只是在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的地方，我们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过去30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不争论的摸着石头往前走，但现在我们必须要大概知道，第一、我们要走向的彼岸是什么方向，第二、我们目前身处何方，我们的方位。还是那句话，以我的学识和能力，我无法完全理解这三个问题，要不然我就不坐在这里了，但是我愿意提这三个问题，供所有思考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朋友一起来思考。
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邓小平的设计，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我们的伟大都是，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成就，也许很多朋友们听起来，觉得你怎么把这个称为最大的成就，我认为是民营企业的发展。
为什么呢？民营企业翻过来另外一个字眼儿就是私有企业，刚才我们在第一部分讲了，私有权利的保护，每个人的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的精髓就是民营，就是私有经济，当然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无法继续展开，这是两、三个小时的演讲话题。
我想说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过去的洋务运动没有成功，它里面相当部分在经济领域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经济是国有的，经济是国办，而民营企业，邓小平当时实实在在开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理论上就是实实在在把赚钱，创造财富的能力原原本本的，完完整整的交给了老百姓自己的手里。而这个跟我们今天强调的民富是一脉相承的，创造财富永远不是国家给你的，不是说国家创造财富分配给你，而是应该老百姓实实在在，把这个权力完完整整，原原本本的交到老百姓手里，我认为这是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
姜声扬：到目前为止，作为实力而言，还是国营企业比民营企业的实力更加雄厚一些。 邱震海：这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看最大的成就，不归之路已经展开了，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20年之前开始市场经济，再这个过程当中，一路非常艰难但是又非常迅速的，开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在某些省份，像浙江等等这些省份，民营企业几乎已经占到了就业率的90%以上，也拉动了出口将近百分之七十、八十乃至九十以上，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国计民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民营企业没有得到它应有的位置。
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语文里面，尤其最近几年，我们经常看到一组文字游戏，有一个叫国进民退，有一个叫民进国退，民进国退是在过去几年不太健康的现象，当民营企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桶金，往往来的不是那么干净，当时有一种国有企业被贱卖，民进国退。各个公司当年的情况有所类似，这个当然是很不健康的，它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某种程度又有了一种国进民退，虽然我们的总理说，国进民退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实实在在在，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在我们的行为模式当中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是我们在经济体制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传统文化上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谈到传统文化的基因，请允许我又要提供一组文字上的东西，当我们以前强调现代化的时候，经常有一些词语叫富国强兵、国富民强，千百年来或者一百多年来，我们没有人认为这两句话是错的，但是我说其实是错的。
这里面富的主体是谁啊？国富民强、富国强兵全都是富，而且我们中国人儒家的传统观念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有小家然后有大家，这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官员从古到今，一直认为我们是父母官。我们一方面是公仆，有时候说我们是公仆，但有时候我们是父母官，公仆跟父母官完全是普通的，仆人不可以当父母，父母也不可以当仆人。
这里面强调了什么，父母官这个概念，千百来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东西，你们老百姓不用动，从创造财富到基本权利，父母全都给你们搞定了，然后你们只要安逸的得到我获得的财
富，我富了你们民才能强，OK 。但这个不但是跟今天的经济发展大潮相违背，而且是跟市场经济的本意相违背，市场经济的本意是要强调民富，创造财富永远是老百姓的权力。
有朋友要问，国家的角色干什么，国家的角色是进行重新分配，这就是税收的功能，国家把税收上来，重新进行再分配机制，完成两个功能，第一、要完成国计民生的基建建设；第二、还要完成社会的公平正义，穷的人虽然穷，可能是他没有能力，但他至少活的像人一样，而不是活的像狗一样，这就是公平正义的一个基本行为。
姜声扬：活的有尊严。
邱震海：但是在我们千百年的思维当中，我们习惯了国强，国富了民才能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传统的文化基因当中的某些东西，跟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些冲突，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要求西方国家给我们完成市场经济的承认，我们自己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我认识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某一种程度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天拥有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就是应该完成市场跟政府的基本分离。
我们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你卖我买，你请我愿，只能卖2块钱的东西，你愿意卖给我50块钱，我愿意接受，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出来干预，2块钱的东西卖50块钱是不公平的。但是有时候市场的规则是需要一定规范的，那就需要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游戏规则制定以后，又需要一个游戏规则的监管者，这就是政府的力量，政府的角色。
有些经济学家称为政府角色的是守业人也好，还是监管者也好，政府和市场必须是分离的，但是如果某一天，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或者游戏规则的监管者，是站在你的背后跟我做生意，那自然对我来说非常不公平，反过来如果在我的背后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样对你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市场跟政府应该分离，就像西方说说的，凯撒跟上帝应该各司其职一样。
同样，当有了问题以后，当你我之间产生矛盾，一方面需要政府的监管，另一方面需要什么，需要某种契约精神，需要某种独立的法制监管，这就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三位一体，一个是独立的市场，一个是独立的政府，一个是独立的法制。看看在今天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走的非常之快，但是某些领域里面，我们的转型还没完全成功，刚才回答你一个问题，如果说最大的成就，我常是回答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体制改革不成功，我认为我们都可以牵制，但不是问题的本质。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我们期许它未来要成功的，或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很多朋友不相信，我认为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过去将近30年，我们搞了七到八次政府职能转型，相当程度是规模的合并，一个大部变成小部，或者人员的裁减，但是没有使政府真正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真正从全能型的政府变成服务型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刚才我们说的，为要保护私权要限制公权力，从逻辑上大家可以看出里面的关系性。
姜声扬：中国的改革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问题，刚刚邱先生点出来，回头我们就请邱先生告诉我们，面对中国的转型，民众、国家面对哪些抉择？各位观众我们休息片刻，回头继续《时事开讲》。
邱震海：中国转型走到十字路口面临选择困惑
姜声扬：稍早前，邱震海先生将中国的改革转型比喻成一个舟，从此岸横跨到彼岸，究竟我们这个舟现在到了河的哪一边，接下来该怎么走，我们再请邱先生里为我们做分析。邱先生您刚刚提到中国改革转型是这样的方向和方法，您认为接下来国家、民众，面临哪些困惑和哪些抉择？
邱震海：我认为从32年前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从19年前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中国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归之路，向着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方向在发展，当然这个市场经济也好，改革开放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一定是符合中国未来相对的国情的，基本上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在这个方向发展过程中，我认为在过去30年或者过去20年，整个的发展当中，我们的发展相当之快，当时只是以发展为唯一的目标，现在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都进入了某种节骨眼儿，一个关键口，这种关键口某种程度是十字路口，某种程度是瓶颈，也就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会发现我们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来自何方，困难我们如何解决，我们要走向何方，我们有些迷茫，有些困惑。
我认为这个困惑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其中之一的，必然就要产生类似的发展阶段，关键我们在十字路口或者瓶颈阶段，我们怎么去解读，怎么去分析目前的瓶颈。回过头来我想中国在过去若干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发生、正在经历、未来还要继续经历，三大转型，三大转型首先在工业领域里面转型，我们是迅速的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在转型。
我们知道，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城市里面重要的生产力，我们的地产产业也在不断的发展，相对来说我们的农业荒芜，很多问题开始产生，农民工进入城市，怎么把他消化成一个合格的城市劳工力，初级的产业工人，这在过去美国和欧洲的发展阶段，都已经经历过了，基本上这二、三十年，工业化的进程之后就是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进程必然
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城市里面的贫富不均，包括西方有贫民窟，我们今天在城乡结合部同样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在工业领域里面，一个国家迅速的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未来二三十年，我们能不能以城市化来带动工业化，我认为这是很大的挑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领域里面，我们过去二十年，将近二十年，正在非常迅速的从一个计划经济转型成一个市场经济，但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刚才我说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交易，也不光是经济本身那么简单，也许在过去的19年时间里面，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只是市场，只是经济，但到了今天，将近20年之后，我们发现原来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不光是经济，它包括一整套的组合，它需要完成政府跟市场的分离，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之外有一个独立的法制，只有独立的市场，独立的政府和独立的法制这三位一体，我们才能称之为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要不然这个市场经济就会走向偏向。
今天很多朋友说，中国许多官商勾结，中国的腐败问题，来自于这种体制改革不完善，部分也可以牵制，但是我认为与其空谈这种体制的改革，还不如我们现在怎么把市场经济给整治好，把市场经济这个模式给整治好了，制度建设好了，许多的问题迎刃而解。相反如果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四不像的市场经济，马上去搞不知道的，无从展开的政治经济，中国反而会陷入混乱乃至灾难当中，这是第二个，在经济领域领域的转型。
第三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社会领域发生转型，我们正在非常迅速的从过去封闭的社会，变成一个日益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公民的私权，公民的自身，公民的权力需要得到保护，这三大转型是环环紧扣的，缺一不可的。面对这样的一种转型，我们未来如何去解读十字路口的情况，我们未来应该走向何方，药方或者金钥匙到底在哪里，也许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分享。
姜声扬：非常感谢邱震海先生的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开讲》，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