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离不开先进观念和理论知识的指导，更离不开那些执着而坚韧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努力。李京文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走在科技前沿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用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断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用丰富的科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经济发展方向，为国家经济建设把脉，为社会发展竭尽心力。 峥嵘岁月，上下求索 经济学被称为是“经世济民”之学，李京文作为我国著名的技术经济学家、数量经济学家和管理学专家，长期致力于科技进步、生产率、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程管理、可持续发展和区域规划等领域的研究。经过50多年的上下求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李京文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也开始了他的经济学之路。1953年，李京文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学员被选派到苏联留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经济管理知识，1958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国外优厚的待遇并不能挽留他那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他选择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国后他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北京经济学院、建材部和国家建材总局等单位工作，期间经历了文革的迫害，直到后来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担任所长和社科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才正式开启了他系统研究经济学的征程。 为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添一把柴”，李京文开始潜心研究经济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工作。 首先，李京文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他参与了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领导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之后又参与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期间，他被指定分工负责“中国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问题”的研究，包括中国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我国开发自然资源的成就与问题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战略方针以及主要措施四方面问题。后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李京文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清楚认识和创新性看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科技求发展，创新促进步 随着接触宏观经济的机会逐渐增多，李京文开始对我国经济特区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除了参与五年计划中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总结，他还参加了两次建设经济特区的调研与规划工作。 1986年，李京文作为专家组副组长随队参与了制定海南建省与建立省级经济特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项目。通过对海南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承受能力的分析，李京文等在刘国光的指导下为海南设计了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提出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建议。1988至1989年，他又应邀为深圳特区制定90年代发展战略，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案，并完成题为《深圳要在全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报告，为经济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作为我国技术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李京文带领他的科研队伍，在国内首次系统研究了技术进步的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相互作用，提出测算中国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方法，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社科院和整个社科界第一次获得该奖项。同时他们开创了中国运用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制定宏观经济和产业、地区发展战略与技术政策的先河。他们每年分春秋两次分析预测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当年底出版并发表《经济蓝皮书》，成为总理基金至今支持的唯一重大项目，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该项研究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们与国外著名研究机构和科学家在全球化的北景下广泛交流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李京文先后曾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生产率之父”乔根森教授合作研究“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次具体计算了中国1953至1990年的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变动，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源泉变化情况，并同时撰写了与出版《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一书，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乔根森也对其作出高度评价，认为李京文和他的研究彻底改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 这些研究成果的实现，充分证实了李京文提出的“科学技术进步是富国之源”理论观点正确性，受到国家科委的充分肯定，上报中央后并对中央确立“科教兴国”战略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李京文还对我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决策机制改革做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并根据国外经验，提出要通过建立项目可行性研究制度来实现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得到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不断推广开来。此后，他积极参与了可行性研究这个科学方法在我国的实证应用，先后参加并主持了三峡大坝、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一批跨世纪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工作，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体制的转型，李京文还对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做了研究。除了撰写区域经济的专著和参加对特区经济的调研外，他还先后应邀开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渤海经济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承担过我国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咨询项目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了广州、浙江舟山、广西南宁、北海、湖北鄂州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制定工作；参加过中长期科技规划及铁道、汽车、建材等一些重要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这些工作因地制宜的指导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针对性的弥补经济发展中的不足。 2001年，李京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迄今唯一拥有这一头衔的经济学家。由此他开始了对自己专业前沿问题的一些深入认识与思考。 这其中包括关于重大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论证；提出了改进完善我国资源价格体系的建议；指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必须率先改进我国资源价格体系，还提出了关于国民财富初次分配的看法；提出了关于知识管理和信息经济的看法；提出了中国生产率理论与测算方法等。在涉及专业前沿的重大现实问题方面，他对资源环境经济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可被我国借鉴的可行性建议，对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时俱进，圆梦中国 在“十二五”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李京文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出了诸多建设性建议。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其中，“调结构，转方式”是任务的核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指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包括拉动经济发展的诸要素的结构、社会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这几类结构不够合理，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李京文指出，在全球产业结构由“制造经济”主导向“服务经济”主导转变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新时期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平稳地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经济战略目标的关键一环，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等意义重大。因此必须解决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争取到2020年，使服务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当前，国内外理论界主要从现代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集聚效应、与工业化的关系等角度对现代服务业进行研究。近期研究表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实际增长；针对现代服务业的集聚现象，许多地区发展历史经验证明，通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趋向于分离；在现代服务业与工业化的关系方面，从研究现状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互动发展格局，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 随着新兴服务行业和业态将不断涌现，集群化发展的组织模式将日益强化，现代服务业与各行业融合互动发展成为趋势，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化趋势成为必然。基于此，我国发改委、商务部、科技部、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都对现代服务业或其领域内的某一行业做出了相应的规划。 自欧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重塑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基于信息网络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国际经济新的增长点，并呈现出细分化、国际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为此李京文提出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管理与创新领域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与战略重点，以及重要研究方向和重大问题。 发展目标包括：着眼经济社会需求，突破关键技术，制定标准规范；在提高服务业比重与水平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服务产业体系；紧抓共性需求，系统全面发展；到2020年的目标定位，围绕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建立完善现代服务业技术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支撑体系；开发一批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的示范应用项目，培育一批现代服务新业态，打造一批知名服务品牌；建设一批现代服务业产业化基地，推动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显著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李京文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重点包括：建立现代服务业技术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性产业；促进金融服务业高端化，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重要研究方向和重大问题包括：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外包，提升我国在全球服务外包中的角色；基于语义网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关键技术平台研究；建立现代服务业共性管理技术支撑体系；现代服务业服务模式创新，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服务模式的创新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企业成功的关键。 李京文和他的团队相信，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服务行业必将迈入新的征程，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发挥巨大的作用，让我们的祖国备受世界瞩目。 硕果累累，再接再厉 李京文院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的同时，笔耕不缀，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还撰写了内部报告200多份，其中不少得到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在有关部门、省、市贯彻实施。另外，还在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指导指导六十多名博士生，多名学生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或工作骨干。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经验得到国内外相关部门的充分认可，先后被人事部、国家科委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被俄罗斯科学院、乌克兰管理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被国际欧亚科学院、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选为院士，先后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经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曾兼任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经济组召集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成员、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等职位。 虽硕果累累，李京文院士却表示从来没有体验过“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认为在学术领域研究得越深，越会感觉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不会妄自尊大，这体现了一位高知学者的思想境界。他将追求学问和培养后辈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以执着而优雅的心态一步步登上事业的高峰，以为民谋求福祉的决心践行着自己的使命。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经济的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离不开先进观念和理论知识的指导，更离不开那些执着而坚韧的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努力。李京文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走在科技前沿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用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断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用丰富的科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经济发展方向，为国家经济建设把脉，为社会发展竭尽心力。 峥嵘岁月，上下求索 经济学被称为是“经世济民”之学，李京文作为我国著名的技术经济学家、数量经济学家和管理学专家，长期致力于科技进步、生产率、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程管理、可持续发展和区域规划等领域的研究。经过50多年的上下求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李京文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也开始了他的经济学之路。1953年，李京文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学员被选派到苏联留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经济管理知识，1958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国外优厚的待遇并不能挽留他那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他选择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国后他先后在河北省计委、国家计委北京经济学院、建材部和国家建材总局等单位工作，期间经历了文革的迫害，直到后来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担任所长和社科院经济学科片领导小组组长才正式开启了他系统研究经济学的征程。 为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添一把柴”，李京文开始潜心研究经济学，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工作。 首先，李京文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他参与了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领导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之后又参与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期间，他被指定分工负责“中国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问题”的研究，包括中国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我国开发自然资源的成就与问题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战略方针以及主要措施四方面问题。后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李京文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清楚认识和创新性看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科技求发展，创新促进步 随着接触宏观经济的机会逐渐增多，李京文开始对我国经济特区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除了参与五年计划中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总结，他还参加了两次建设经济特区的调研与规划工作。 1986年，李京文作为专家组副组长随队参与了制定海南建省与建立省级经济特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项目。通过对海南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承受能力的分析，李京文等在刘国光的指导下为海南设计了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提出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建议。1988至1989年，他又应邀为深圳特区制定90年代发展战略，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案，并完成题为《深圳要在全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报告，为经济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作为我国技术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李京文带领他的科研队伍，在国内首次系统研究了技术进步的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相互作用，提出测算中国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方法，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社科院和整个社科界第一次获得该奖项。同时他们开创了中国运用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制定宏观经济和产业、地区发展战略与技术政策的先河。他们每年分春秋两次分析预测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当年底出版并发表《经济蓝皮书》，成为总理基金至今支持的唯一重大项目，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该项研究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们与国外著名研究机构和科学家在全球化的北景下广泛交流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李京文先后曾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生产率之父”乔根森教授合作研究“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次具体计算了中国1953至1990年的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变动，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源泉变化情况，并同时撰写了与出版《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一书，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乔根森也对其作出高度评价，认为李京文和他的研究彻底改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 这些研究成果的实现，充分证实了李京文提出的“科学技术进步是富国之源”理论观点正确性，受到国家科委的充分肯定，上报中央后并对中央确立“科教兴国”战略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李京文还对我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决策机制改革做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并根据国外经验，提出要通过建立项目可行性研究制度来实现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得到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不断推广开来。此后，他积极参与了可行性研究这个科学方法在我国的实证应用，先后参加并主持了三峡大坝、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一批跨世纪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工作，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体制的转型，李京文还对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做了研究。除了撰写区域经济的专著和参加对特区经济的调研外，他还先后应邀开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渤海经济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承担过我国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咨询项目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了广州、浙江舟山、广西南宁、北海、湖北鄂州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制定工作；参加过中长期科技规划及铁道、汽车、建材等一些重要产业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这些工作因地制宜的指导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针对性的弥补经济发展中的不足。 2001年，李京文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迄今唯一拥有这一头衔的经济学家。由此他开始了对自己专业前沿问题的一些深入认识与思考。 这其中包括关于重大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论证；提出了改进完善我国资源价格体系的建议；指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必须率先改进我国资源价格体系，还提出了关于国民财富初次分配的看法；提出了关于知识管理和信息经济的看法；提出了中国生产率理论与测算方法等。在涉及专业前沿的重大现实问题方面，他对资源环境经济和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可被我国借鉴的可行性建议，对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时俱进，圆梦中国 在“十二五”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李京文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出了诸多建设性建议。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其中，“调结构，转方式”是任务的核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指的是调整经济结构，包括拉动经济发展的诸要素的结构、社会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这几类结构不够合理，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李京文指出，在全球产业结构由“制造经济”主导向“服务经济”主导转变的背景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新时期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平稳地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经济战略目标的关键一环，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等意义重大。因此必须解决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争取到2020年，使服务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当前，国内外理论界主要从现代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集聚效应、与工业化的关系等角度对现代服务业进行研究。近期研究表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实际增长；针对现代服务业的集聚现象，许多地区发展历史经验证明，通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趋向于分离；在现代服务业与工业化的关系方面，从研究现状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互动发展格局，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 随着新兴服务行业和业态将不断涌现，集群化发展的组织模式将日益强化，现代服务业与各行业融合互动发展成为趋势，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化趋势成为必然。基于此，我国发改委、商务部、科技部、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都对现代服务业或其领域内的某一行业做出了相应的规划。 自欧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为重塑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基于信息网络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国际经济新的增长点，并呈现出细分化、国际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为此李京文提出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管理与创新领域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与战略重点，以及重要研究方向和重大问题。 发展目标包括：着眼经济社会需求，突破关键技术，制定标准规范；在提高服务业比重与水平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服务产业体系；紧抓共性需求，系统全面发展；到2020年的目标定位，围绕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建立完善现代服务业技术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支撑体系；开发一批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的示范应用项目，培育一批现代服务新业态，打造一批知名服务品牌；建设一批现代服务业产业化基地，推动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显著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李京文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重点包括：建立现代服务业技术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性产业；促进金融服务业高端化，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重要研究方向和重大问题包括：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外包，提升我国在全球服务外包中的角色；基于语义网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关键技术平台研究；建立现代服务业共性管理技术支撑体系；现代服务业服务模式创新，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服务模式的创新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企业成功的关键。 李京文和他的团队相信，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服务行业必将迈入新的征程，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发挥巨大的作用，让我们的祖国备受世界瞩目。 硕果累累，再接再厉 李京文院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的同时，笔耕不缀，出版著作4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还撰写了内部报告200多份，其中不少得到中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在有关部门、省、市贯彻实施。另外，还在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单位指导指导六十多名博士生，多名学生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或工作骨干。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经验得到国内外相关部门的充分认可，先后被人事部、国家科委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被俄罗斯科学院、乌克兰管理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被国际欧亚科学院、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选为院士，先后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经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曾兼任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经济组召集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成员、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等职位。 虽硕果累累，李京文院士却表示从来没有体验过“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认为在学术领域研究得越深，越会感觉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不会妄自尊大，这体现了一位高知学者的思想境界。他将追求学问和培养后辈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以执着而优雅的心态一步步登上事业的高峰，以为民谋求福祉的决心践行着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