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小说的末路，我信任米兰・昆德拉提出的四种召唤：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时间的召唤。胡焕胜的《罗宾先生的割礼》、《淮南子》两部短篇显然在努力响应这些召唤，在普遍性的小说堕落的集体困境中，他的这种响应无疑是勇敢的，但因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实践的先天的、难以避免的缺失，使得他的这种勇敢纠缠着太多的“怯懦”，甚至在不经意间向它的天敌――媚俗――倾斜。 《罗宾先生的割礼》是一个结构简单的、恶作剧式的成长小说，最终它只是为了完成一个闭合的、循环型成长的叙事游戏，而且仅仅是一个游戏，因此它总是激发读者的怀疑，甚至质疑。如果我们遵从柯勒律治“延迟怀疑”的阅读建议，假装相信胡焕胜设置的那个“艳俗”的身体的巧合，以及一个有着强大隐喻空间的割礼仪式，那最后我们会有一种被捉弄了的失望。如果这真的不只是一个游戏的话，那这篇小说就显得过于简单了，罗宾先生完成了他的环切手术，也完结了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期待；如果相反，这仅仅就是一个叙事丛林中临时起意的恶作剧，那它有的时候又过于复杂了，譬如它简单结构中充塞的那些枝蔓性的叙事就明显不够确切，甚至是多余的。因为结构的简单，所以这篇小说的叙事时间也是封闭性的，不能在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氛围中唤起梦境和想像力。而在这些方面《淮南子》一篇要成功得多、从容得多。 让-保尔・古认为：“小说是一门时间的艺术，它所关注的是人类在时间性面前产生的疑惑与不安。散布和碎片是人类的存在经验，而与此相对立，小说赋予人们的，则是对时间进行重组和连接的经验。”这契合了普鲁斯特所主张的那种由回忆、梦境、现实糅合、编织成的“魅力与温柔的苦痛相交织的混合体”。《淮南子》自如地穿梭在历史和现实、知识与虚构之间，较为成功地重组和连接了经验，结构出一个纠缠着纷繁的时空意识的梦境。在由对位、复调、多叙述者、互文本性、跨文本性交织的这样一个小说的梦境中，各种叙事的繁复、流动并没有拖累小说本身的轻逸、迅速，由此召唤出的叙事的游戏性在随笔式的书写那里实现了传统小说所不具备的多义和灵动。当然《淮南子》这种勇敢的、冒险的叙事尝试也有着明显的问题，就像在阅读《罗宾先生的割礼》时莫名其妙地出现“我”与罗媚的声情并茂的激情场面一样，我们阅读《淮南子》时会遭遇地域性的偏执和知识考古式的铺张。这篇小说对刘安及其背后拖曳的那些确定的、臃肿的或历史、或神话的知识的依赖太明显，以至于我们无法想像离开和刘安相关的这些知识，这篇小说还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说，这篇小说的成功是否过多地依赖了刘安这个历史形象的复杂性了。 从对胡焕胜的两篇小说的阅读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时间的召唤，唯独缺少思想的召唤，这也许就是他小说创作尚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的重要原因。而思想召唤的缺失并不是胡焕胜一个小说家的问题，在其他小说家类似的尝试和小说实践那里，让小说成为“最高的智慧综合”始终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他们往往太耽溺于实现“最基本的形式综合”的初级目标，而在回应时代逼问的思想困境那里怯懦了、怠惰了。 米兰・昆德拉曾经无奈地慨叹：“我越来越被一些在形式上追求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出现的媚俗精神惹恼”。从《罗宾先生的割礼》、《淮南子》两篇小说，不难看出胡焕胜避免媚俗的现代主义或新小说的小说意识，但他与那些为数不多的、落落寡欢的文学边缘人士同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中国“余孽”，或者是昙花一现的中国先锋小说的“遗腹子”。在这个越来越媚俗的大时代的围剿之下，他们抗拒媚俗的努力往往被局限在形式的浅表层面，而在挑衅时代精神的时候则往往有意无意被“媚俗”的洪流裹挟而入，而这又不仅仅是靠提升小说意识可以轻易解决的。
面对小说的末路，我信任米兰・昆德拉提出的四种召唤：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时间的召唤。胡焕胜的《罗宾先生的割礼》、《淮南子》两部短篇显然在努力响应这些召唤，在普遍性的小说堕落的集体困境中，他的这种响应无疑是勇敢的，但因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实践的先天的、难以避免的缺失，使得他的这种勇敢纠缠着太多的“怯懦”，甚至在不经意间向它的天敌――媚俗――倾斜。 《罗宾先生的割礼》是一个结构简单的、恶作剧式的成长小说，最终它只是为了完成一个闭合的、循环型成长的叙事游戏，而且仅仅是一个游戏，因此它总是激发读者的怀疑，甚至质疑。如果我们遵从柯勒律治“延迟怀疑”的阅读建议，假装相信胡焕胜设置的那个“艳俗”的身体的巧合，以及一个有着强大隐喻空间的割礼仪式，那最后我们会有一种被捉弄了的失望。如果这真的不只是一个游戏的话，那这篇小说就显得过于简单了，罗宾先生完成了他的环切手术，也完结了读者对小说的阅读期待；如果相反，这仅仅就是一个叙事丛林中临时起意的恶作剧，那它有的时候又过于复杂了，譬如它简单结构中充塞的那些枝蔓性的叙事就明显不够确切，甚至是多余的。因为结构的简单，所以这篇小说的叙事时间也是封闭性的，不能在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氛围中唤起梦境和想像力。而在这些方面《淮南子》一篇要成功得多、从容得多。 让-保尔・古认为：“小说是一门时间的艺术，它所关注的是人类在时间性面前产生的疑惑与不安。散布和碎片是人类的存在经验，而与此相对立，小说赋予人们的，则是对时间进行重组和连接的经验。”这契合了普鲁斯特所主张的那种由回忆、梦境、现实糅合、编织成的“魅力与温柔的苦痛相交织的混合体”。《淮南子》自如地穿梭在历史和现实、知识与虚构之间，较为成功地重组和连接了经验，结构出一个纠缠着纷繁的时空意识的梦境。在由对位、复调、多叙述者、互文本性、跨文本性交织的这样一个小说的梦境中，各种叙事的繁复、流动并没有拖累小说本身的轻逸、迅速，由此召唤出的叙事的游戏性在随笔式的书写那里实现了传统小说所不具备的多义和灵动。当然《淮南子》这种勇敢的、冒险的叙事尝试也有着明显的问题，就像在阅读《罗宾先生的割礼》时莫名其妙地出现“我”与罗媚的声情并茂的激情场面一样，我们阅读《淮南子》时会遭遇地域性的偏执和知识考古式的铺张。这篇小说对刘安及其背后拖曳的那些确定的、臃肿的或历史、或神话的知识的依赖太明显，以至于我们无法想像离开和刘安相关的这些知识，这篇小说还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或者说，这篇小说的成功是否过多地依赖了刘安这个历史形象的复杂性了。 从对胡焕胜的两篇小说的阅读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时间的召唤，唯独缺少思想的召唤，这也许就是他小说创作尚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的重要原因。而思想召唤的缺失并不是胡焕胜一个小说家的问题，在其他小说家类似的尝试和小说实践那里，让小说成为“最高的智慧综合”始终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他们往往太耽溺于实现“最基本的形式综合”的初级目标，而在回应时代逼问的思想困境那里怯懦了、怠惰了。 米兰・昆德拉曾经无奈地慨叹：“我越来越被一些在形式上追求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出现的媚俗精神惹恼”。从《罗宾先生的割礼》、《淮南子》两篇小说，不难看出胡焕胜避免媚俗的现代主义或新小说的小说意识，但他与那些为数不多的、落落寡欢的文学边缘人士同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中国“余孽”，或者是昙花一现的中国先锋小说的“遗腹子”。在这个越来越媚俗的大时代的围剿之下，他们抗拒媚俗的努力往往被局限在形式的浅表层面，而在挑衅时代精神的时候则往往有意无意被“媚俗”的洪流裹挟而入，而这又不仅仅是靠提升小说意识可以轻易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