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的奥斯卡·格鲁宁（Oskar Gr?ning）
据英国《卫报》21日报道，93岁的前党卫军成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簿记员奥斯卡·格鲁宁（Oskar Gr?ning）于21日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讷堡（Lüneburg）受审。他被指控犯有“谋杀同谋罪”，导致奥斯维辛集中营中30万犹太人被送往毒气室而死亡。法新社称，鉴于其他战犯年龄更大，格鲁宁或许成为最后一个受到司法审判的纳粹分子。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21日报道称，格鲁宁被指控“谋杀同谋罪”，可能面临3到15年徒刑。
他请求原谅，并声称从未杀过人
在检察官莱曼（Jens Lehmann）宣读了长达85页的指控后，奥斯卡·格鲁宁进行了近一小时的陈述。然后，奥斯卡·格鲁宁转向法官弗兰兹（Franz Kompisch），说：“毫无疑问，在道义上，我是杀犹太人的同谋。我在道德上有罪（moral guilt），我对那些受害者充满后悔和歉意。”他请求人们的原谅，“有没有刑事责任，这由你们来决定。”
据环球网报道，对奥斯卡·格鲁宁的审判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例纳粹分子审判。其他追究纳粹分子的调查虽然仍在继续，但由于当事嫌疑人均年事已高，真正能送上法庭的案例已为数不多。奥斯卡·格鲁宁本人自称从未杀过人，也从未对任何囚犯施暴，控方也没有指控他有任何直接施暴行为，但认为他也是灭绝行动中的一环。奥斯卡·格鲁宁有可能因为“谋杀同谋罪”被判处3到15年徒刑。
早在2013年9月3日，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路德维希堡市（Ludwigsburg）的“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Germany’s central office for tracking Nazi war crimes）公布了一项针对49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党卫军成员的调查结果。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其中30名成员将面临司法起诉。而当时住在汉诺威地区的奥斯卡·格勒宁，便是其中之一。
与几十年前被审判的前党卫军成员不同，奥斯卡·格鲁宁并没有否认他曾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效命，也不否认他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可怕的事情。此案的关键，不仅在于道德判断，更在于那个声称“没有亲手杀人”的“同谋”，是否要为30万犹太人的生命负上刑事责任？
身穿党卫军制服的奥斯卡·格鲁宁
他目睹了毒气杀人，和被打死的婴儿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及其家属的注目下，奥斯卡·格鲁宁陈述了自己作为党卫军成员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段日子。这段讲述非常细致，从进入集中营工作到离开，以及在此期间目睹的种种暴行。
1940年的秋天，只是个普通银行会计的奥斯卡·格鲁宁应征入伍，随后自愿加入党卫军。在他看来，党卫军征服波兰、占领法国、控制欧洲，几乎一路凯歌，战无不胜。直到1941年夏入侵苏联，奥斯卡·格鲁宁才第一次发现自己也许并不认同希特勒的决策。
而当他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看着喝醉的警卫正高谈阔论如何“摆脱”囚犯，心中的怀疑越来越深。在集中营，有银行工作经验的奥斯卡·格鲁宁负责收集囚犯带来的各种货币，并定期交付到柏林。他被称为“奥斯维辛的会计”。“我基本上见识到了全世界所有的币种。”格鲁宁曾在一次采访中说。
然而，集中营毕竟不是银行。1942年12月的一个晚上，因为要追捕逃跑的囚犯，奥斯卡·格鲁宁从床上被人叫醒。最后，囚犯们被抓住了，格鲁宁看着他们被赶到农舍，接着一位党卫军长官放出了毒气。“囚犯的尖叫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绝望。但没过多久，他们的声音开始衰落，直到完全安静。”
“这是我唯一一次目睹了毒气杀人的全过程。”但他强调，“我没有参与。”他坦言，关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情，他们要向家人保密，因为这对于“最终消灭犹太人”至关重要。
还有一次，是在1942年11月。他们在垃圾堆里发现一个被刚到的囚犯丢弃的婴儿，婴儿啼哭不已。当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首先被分成两组，一组进入毒气室，一组被送去做苦力。婴儿的母亲显然放弃了希望，认为自己将被送进毒气室，于是“丢”下了孩子。但婴儿的啼哭声激怒了党卫军官，于是这个婴儿就被活活打死了。奥斯卡·格鲁宁说他曾向上级提出异议，但没有任何作用。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群孩子站在铁丝网的后面。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空白
《纽约时报》评论说，奥斯卡·格鲁宁的案件不仅仅意味着纳粹个人反思的复苏，也凸显了几十年来法律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空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约有110万人丧生。然而，在集中营工作过的6500名党卫军成员中，仅有49名曾面临起诉，甚至有人无罪释放。
据《纽约时报》分析，奥斯卡·格鲁宁之案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大屠杀和纳粹罪行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对纳粹的惩罚似乎迅速被“重建德国”的需要淹没。1963年，法兰克福审判还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较低级别的罪犯（如警卫）进行审判。在那之前，这些罪犯常常有“我们是下级，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并没有主动参与暴行”这样的理由。
而到了1969年，当时的西德联邦法院以无法提供警卫“个人有罪”的证据为由，终止了对当时奥斯维辛集中营数十名警卫的调查审判工作。几十年来，类似审判也很少发生。因为德国检察官坚持，必须有证据说明被告个人直接参与了暴行。
那么，奥斯卡·格鲁宁的审判何以成行？外媒消息称，对于集中营警卫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的审判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2011年，德国法院宣判，在纳粹占领的波兰索比堡集中营中，作为警卫的德米扬鲁克谋杀2.8万名犹太人罪名成立，并判处他5年徒刑。但在2012年，年过90的德米扬鲁克在上诉前就去世了。而德米扬鲁克一案的推进，与“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这一机构密不可分。
据国际在线报道，“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成立于1958年，一直负责整个德国联邦层面的纳粹战争罪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纳粹罪行证据并联合国家检察机关对罪犯提起诉讼，因此也被称为“纳粹追查机构”。这一司法机构曾在上世纪60年代推动了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以及2009年对纳粹集中营前警卫德米扬鲁克的审判。2011年，德米扬鲁克案的有罪定案让这一司法机构重新启动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警卫的调查工作。
最近几天，陆续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匈牙利等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害者及其家属到达吕讷堡，准备为审判格鲁宁一案作证。今年90岁的福希笛（Eva Fahidi）是证人之一，她在大屠杀中失去了49位亲人。而她的母亲和姐妹，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对于奥斯卡·格鲁宁的证词和原谅请求，福希笛并不满意。“70年之后，他还是不能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另一位幸存者伊娃（Eva Kor）81岁了，坚称“内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过，她的律师马库斯·哥德巴赫（Markus Goldbach）表示，被告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恳求宽恕。“这是一个意外。”律师表示，他没有想到格鲁宁会请求原谅，也没料到他曾三次请求转移出奥斯维辛集中营。
“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知道在种族灭绝依然会发生的今天，施暴者可能被告上法庭。” 柏林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的（Christoph Heubner）在奥斯卡·格鲁宁接受审判前表示，“即使迟到了70年，这依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永恒持久的信号。”
奥斯卡·格鲁宁
93岁的奥斯卡·格鲁宁（Oskar Gr?ning）
据英国《卫报》21日报道，93岁的前党卫军成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簿记员奥斯卡·格鲁宁（Oskar Gr?ning）于21日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讷堡（Lüneburg）受审。他被指控犯有“谋杀同谋罪”，导致奥斯维辛集中营中30万犹太人被送往毒气室而死亡。法新社称，鉴于其他战犯年龄更大，格鲁宁或许成为最后一个受到司法审判的纳粹分子。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21日报道称，格鲁宁被指控“谋杀同谋罪”，可能面临3到15年徒刑。
他请求原谅，并声称从未杀过人
在检察官莱曼（Jens Lehmann）宣读了长达85页的指控后，奥斯卡·格鲁宁进行了近一小时的陈述。然后，奥斯卡·格鲁宁转向法官弗兰兹（Franz Kompisch），说：“毫无疑问，在道义上，我是杀犹太人的同谋。我在道德上有罪（moral guilt），我对那些受害者充满后悔和歉意。”他请求人们的原谅，“有没有刑事责任，这由你们来决定。”
据环球网报道，对奥斯卡·格鲁宁的审判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例纳粹分子审判。其他追究纳粹分子的调查虽然仍在继续，但由于当事嫌疑人均年事已高，真正能送上法庭的案例已为数不多。奥斯卡·格鲁宁本人自称从未杀过人，也从未对任何囚犯施暴，控方也没有指控他有任何直接施暴行为，但认为他也是灭绝行动中的一环。奥斯卡·格鲁宁有可能因为“谋杀同谋罪”被判处3到15年徒刑。
早在2013年9月3日，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路德维希堡市（Ludwigsburg）的“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Germany’s central office for tracking Nazi war crimes）公布了一项针对49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党卫军成员的调查结果。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其中30名成员将面临司法起诉。而当时住在汉诺威地区的奥斯卡·格勒宁，便是其中之一。
与几十年前被审判的前党卫军成员不同，奥斯卡·格鲁宁并没有否认他曾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效命，也不否认他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可怕的事情。此案的关键，不仅在于道德判断，更在于那个声称“没有亲手杀人”的“同谋”，是否要为30万犹太人的生命负上刑事责任？
身穿党卫军制服的奥斯卡·格鲁宁
他目睹了毒气杀人，和被打死的婴儿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及其家属的注目下，奥斯卡·格鲁宁陈述了自己作为党卫军成员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段日子。这段讲述非常细致，从进入集中营工作到离开，以及在此期间目睹的种种暴行。
1940年的秋天，只是个普通银行会计的奥斯卡·格鲁宁应征入伍，随后自愿加入党卫军。在他看来，党卫军征服波兰、占领法国、控制欧洲，几乎一路凯歌，战无不胜。直到1941年夏入侵苏联，奥斯卡·格鲁宁才第一次发现自己也许并不认同希特勒的决策。
而当他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看着喝醉的警卫正高谈阔论如何“摆脱”囚犯，心中的怀疑越来越深。在集中营，有银行工作经验的奥斯卡·格鲁宁负责收集囚犯带来的各种货币，并定期交付到柏林。他被称为“奥斯维辛的会计”。“我基本上见识到了全世界所有的币种。”格鲁宁曾在一次采访中说。
然而，集中营毕竟不是银行。1942年12月的一个晚上，因为要追捕逃跑的囚犯，奥斯卡·格鲁宁从床上被人叫醒。最后，囚犯们被抓住了，格鲁宁看着他们被赶到农舍，接着一位党卫军长官放出了毒气。“囚犯的尖叫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绝望。但没过多久，他们的声音开始衰落，直到完全安静。”
“这是我唯一一次目睹了毒气杀人的全过程。”但他强调，“我没有参与。”他坦言，关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事情，他们要向家人保密，因为这对于“最终消灭犹太人”至关重要。
还有一次，是在1942年11月。他们在垃圾堆里发现一个被刚到的囚犯丢弃的婴儿，婴儿啼哭不已。当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首先被分成两组，一组进入毒气室，一组被送去做苦力。婴儿的母亲显然放弃了希望，认为自己将被送进毒气室，于是“丢”下了孩子。但婴儿的啼哭声激怒了党卫军官，于是这个婴儿就被活活打死了。奥斯卡·格鲁宁说他曾向上级提出异议，但没有任何作用。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群孩子站在铁丝网的后面。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空白
《纽约时报》评论说，奥斯卡·格鲁宁的案件不仅仅意味着纳粹个人反思的复苏，也凸显了几十年来法律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空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约有110万人丧生。然而，在集中营工作过的6500名党卫军成员中，仅有49名曾面临起诉，甚至有人无罪释放。
据《纽约时报》分析，奥斯卡·格鲁宁之案说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大屠杀和纳粹罪行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对纳粹的惩罚似乎迅速被“重建德国”的需要淹没。1963年，法兰克福审判还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较低级别的罪犯（如警卫）进行审判。在那之前，这些罪犯常常有“我们是下级，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并没有主动参与暴行”这样的理由。
而到了1969年，当时的西德联邦法院以无法提供警卫“个人有罪”的证据为由，终止了对当时奥斯维辛集中营数十名警卫的调查审判工作。几十年来，类似审判也很少发生。因为德国检察官坚持，必须有证据说明被告个人直接参与了暴行。
那么，奥斯卡·格鲁宁的审判何以成行？外媒消息称，对于集中营警卫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的审判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2011年，德国法院宣判，在纳粹占领的波兰索比堡集中营中，作为警卫的德米扬鲁克谋杀2.8万名犹太人罪名成立，并判处他5年徒刑。但在2012年，年过90的德米扬鲁克在上诉前就去世了。而德米扬鲁克一案的推进，与“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这一机构密不可分。
据国际在线报道，“国家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成立于1958年，一直负责整个德国联邦层面的纳粹战争罪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纳粹罪行证据并联合国家检察机关对罪犯提起诉讼，因此也被称为“纳粹追查机构”。这一司法机构曾在上世纪60年代推动了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以及2009年对纳粹集中营前警卫德米扬鲁克的审判。2011年，德米扬鲁克案的有罪定案让这一司法机构重新启动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警卫的调查工作。
最近几天，陆续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匈牙利等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害者及其家属到达吕讷堡，准备为审判格鲁宁一案作证。今年90岁的福希笛（Eva Fahidi）是证人之一，她在大屠杀中失去了49位亲人。而她的母亲和姐妹，都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对于奥斯卡·格鲁宁的证词和原谅请求，福希笛并不满意。“70年之后，他还是不能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另一位幸存者伊娃（Eva Kor）81岁了，坚称“内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过，她的律师马库斯·哥德巴赫（Markus Goldbach）表示，被告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恳求宽恕。“这是一个意外。”律师表示，他没有想到格鲁宁会请求原谅，也没料到他曾三次请求转移出奥斯维辛集中营。
“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知道在种族灭绝依然会发生的今天，施暴者可能被告上法庭。” 柏林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的（Christoph Heubner）在奥斯卡·格鲁宁接受审判前表示，“即使迟到了70年，这依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永恒持久的信号。”
奥斯卡·格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