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我
和朱嘉明博士在维也纳大学同事八年有余。在他撰写《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下卷）的过程中，我们就这本书的思想、架构和理论基础进行过多次交流。我也是这本书最早的读者。
这部著作非常出色的一个特点在于作者提供了一个奇特的理论基础，把哈耶克经济思想和凯恩斯主义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学派结合起来。作者将中国货币经济划分为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两个阶段。前者历史悠久，后者时间很短。从大的方面看，他试图用哈耶克解释传统货币经济，用凯恩斯解释现代货币经济，同时又以哈耶克作为批判现代中国货币国家化的一个理论基础，而凯恩斯则是他解释中国传统经济不足之处的一种理论工具。这是一次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尝试。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体系是放任的。不论是宋代的纸币还是明朝的白银化，都来自民间的创造，而非政府的设计。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货币系统不是一个依赖国家的系统。各种货币同时存在，同时流通，保障了经济顺畅运行，发展出一个包容性很强、灵活性很大，容许远距离区域贸易的可持续性的经济体系。这非常接近哈耶克所追求的自发秩序理论和货币非国家化理想。哈耶克没有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经济，但是中国货币经济却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经验证明。这是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到现在为止，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的思想被认为是空洞、没有实际基础的，遑论有学者试图用哈耶克的思想来解释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哈耶克的思想之所以进入有关中国传统货币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反思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以及当下国家发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极为有力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朱嘉明是在这个脉络下选择以哈耶克来解释何以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有那么巨大的活力，以及毛泽东时代中央计划失败的原因，还有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教义”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凯恩斯在1926年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时，恰是南京政府建立和开始设计政府干预经济战略之时。国民党的工业化战略基于这样的理念：国家必须在现代化中起主导作用，现代经济需要国家控制金融体系。
这是国民政府启动1935年货币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分水岭：在1911到1927年间，经济在国家极端虚弱而无干涉能力的条件下得到充分发展，而1927年以后，在日本与苏联的成功影响之下一步一步引入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尽管这项改革比凯恩斯革命早一年，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学家也受到凯恩斯的影响。国民党的“废两改元”，1933年建立银本位；1935年又将之抛弃，引进法币，是向货币现代化的跃进。
但1935年货币改革有两个未预见到的影响：一是它为政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印刷纸币。而这种新的可能性导致1948到1949年的通货膨胀；同时也给共产党提供了机会，发展非法纸币，直至摧毁国家货币系统。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强调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主要是军事上的胜利，然而，读了此书之后，我们必须看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货币的威力。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1948年之后，当国民政府通货膨胀处于不可收拾的状态下，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也下降，共产党的人民币成了一种替代性货币，最后人民也在政治上转而倾向共产党。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是中国经济史上转向国家干预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第一次高潮，而这个阶段以崩溃告终。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凯恩斯经济学始终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经济理论，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强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曾在全世界几乎成为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引起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朱嘉明先生是其中之一。这部著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中国一步一步建设市场化混合经济体系过程的一个有启发性的反思。
朱嘉明用凯恩斯的思想，是为了解释中国现代金融系统的内在逻辑；用哈耶克的思想，是基于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为了批评中国现代金融系统的不足。大多数分析家多少都是用凯恩斯来衡量与解释今天中国的经济。即使最自由的分析家，似乎也认同中国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也认同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成功的。很少有人敢于从另外一个侧面来批判这个过程，更不用说有人走得像哈耶克那么远，去批判国家透过货币对经济施加强大的影响，以及对社会上的每一个经济主体施加的控制。
货币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了历史性倒退。货币在毛泽东时代是国家垄断的。根据哈耶克的思想，这是人们为什么不自由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时代是经济主体依赖国家来维持自身生存最深的时代，而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回归货币经济，实施经济的货币化。中国经济增长跟中国经济的再货币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个再货币化的过程又是在国家愈来愈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经济的货币化是伴随着国家从货币系统退让而进行的。它为非国有经济活动打开了机会之窗，使他们得到不再依靠国家而生存的机会。
反过来讲，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是在以国家为现代化的总组织者和总设计者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从1978年建立起来的体制，非常类似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到1937年在南京建立的混合经济体制。这个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体制在1949年以失败告终。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它能否避免再一次的失败？
本文作者魏格林博士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副校长、当代中国教授。本文节选自魏格林博士为朱嘉明新着《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下卷）所作的序言。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我
和朱嘉明博士在维也纳大学同事八年有余。在他撰写《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下卷）的过程中，我们就这本书的思想、架构和理论基础进行过多次交流。我也是这本书最早的读者。
这部著作非常出色的一个特点在于作者提供了一个奇特的理论基础，把哈耶克经济思想和凯恩斯主义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学派结合起来。作者将中国货币经济划分为传统货币经济和现代货币经济两个阶段。前者历史悠久，后者时间很短。从大的方面看，他试图用哈耶克解释传统货币经济，用凯恩斯解释现代货币经济，同时又以哈耶克作为批判现代中国货币国家化的一个理论基础，而凯恩斯则是他解释中国传统经济不足之处的一种理论工具。这是一次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尝试。
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体系是放任的。不论是宋代的纸币还是明朝的白银化，都来自民间的创造，而非政府的设计。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货币系统不是一个依赖国家的系统。各种货币同时存在，同时流通，保障了经济顺畅运行，发展出一个包容性很强、灵活性很大，容许远距离区域贸易的可持续性的经济体系。这非常接近哈耶克所追求的自发秩序理论和货币非国家化理想。哈耶克没有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经济，但是中国货币经济却为哈耶克思想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经验证明。这是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发明。
到现在为止，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的思想被认为是空洞、没有实际基础的，遑论有学者试图用哈耶克的思想来解释中国传统货币经济。哈耶克的思想之所以进入有关中国传统货币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思想在反思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以及当下国家发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极为有力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朱嘉明是在这个脉络下选择以哈耶克来解释何以中国传统货币经济有那么巨大的活力，以及毛泽东时代中央计划失败的原因，还有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面临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教义”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凯恩斯在1926年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时，恰是南京政府建立和开始设计政府干预经济战略之时。国民党的工业化战略基于这样的理念：国家必须在现代化中起主导作用，现代经济需要国家控制金融体系。
这是国民政府启动1935年货币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分水岭：在1911到1927年间，经济在国家极端虚弱而无干涉能力的条件下得到充分发展，而1927年以后，在日本与苏联的成功影响之下一步一步引入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尽管这项改革比凯恩斯革命早一年，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学家也受到凯恩斯的影响。国民党的“废两改元”，1933年建立银本位；1935年又将之抛弃，引进法币，是向货币现代化的跃进。
但1935年货币改革有两个未预见到的影响：一是它为政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印刷纸币。而这种新的可能性导致1948到1949年的通货膨胀；同时也给共产党提供了机会，发展非法纸币，直至摧毁国家货币系统。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强调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主要是军事上的胜利，然而，读了此书之后，我们必须看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货币的威力。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1948年之后，当国民政府通货膨胀处于不可收拾的状态下，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也下降，共产党的人民币成了一种替代性货币，最后人民也在政治上转而倾向共产党。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是中国经济史上转向国家干预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第一次高潮，而这个阶段以崩溃告终。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凯恩斯经济学始终是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经济理论，以至于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强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曾在全世界几乎成为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引起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朱嘉明先生是其中之一。这部著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中国一步一步建设市场化混合经济体系过程的一个有启发性的反思。
朱嘉明用凯恩斯的思想，是为了解释中国现代金融系统的内在逻辑；用哈耶克的思想，是基于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为了批评中国现代金融系统的不足。大多数分析家多少都是用凯恩斯来衡量与解释今天中国的经济。即使最自由的分析家，似乎也认同中国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也认同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成功的。很少有人敢于从另外一个侧面来批判这个过程，更不用说有人走得像哈耶克那么远，去批判国家透过货币对经济施加强大的影响，以及对社会上的每一个经济主体施加的控制。
货币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了历史性倒退。货币在毛泽东时代是国家垄断的。根据哈耶克的思想，这是人们为什么不自由的主要原因。毛泽东时代是经济主体依赖国家来维持自身生存最深的时代，而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回归货币经济，实施经济的货币化。中国经济增长跟中国经济的再货币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这个再货币化的过程又是在国家愈来愈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经济的货币化是伴随着国家从货币系统退让而进行的。它为非国有经济活动打开了机会之窗，使他们得到不再依靠国家而生存的机会。
反过来讲，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是在以国家为现代化的总组织者和总设计者的条件下进行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从1978年建立起来的体制，非常类似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到1937年在南京建立的混合经济体制。这个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体制在1949年以失败告终。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它能否避免再一次的失败？
本文作者魏格林博士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副校长、当代中国教授。本文节选自魏格林博士为朱嘉明新着《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下卷）所作的序言。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