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小城保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毛泽东的国际知名度。于是，她也在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精神还好，见见维特克夫人为好”
1972年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北京发回一份电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夫人希望到中国访问，专门采访有关中国妇女革命的历史，请考虑作为友好人士予以接待。7月19日至9月1日，维特克夫人应邀来华访问。
维特克学过中文，虽说不上精通，但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在中国友协的安排下，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维特克，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国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她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一再提出想会见江青的要求。她认为江青是当代中国最时髦、最有权威的女人，写一本关于江青的书，肯定会在美国广大读者中产生轰动性的效应。
对维特克的要求，中国友协请示周恩来总理。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作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小城保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毛泽东的国际知名度。于是，她也在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自己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书。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1971年春天，江青宴请韩素音和她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宴席上张春桥跟韩素音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对韩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韩素音在看过几个样板戏后，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张春桥便借这个由头暗示韩素音为江青作传。江青自己不好说，叫张春桥给韩素音说。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但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机会到了，她岂肯放过、错过？在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她便很乐意见维特克。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一个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当她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又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未免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保安采访毛泽东，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在心里说了这句话后，便叫秘书杨银禄给姚文元打电话，请他来研究会见维特克的事。
姚文元接到电话后，很快便来到钓鱼台十号楼江青住处。江青跟他研究后，对秘书杨银禄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精神还好，见见维特克夫人为好。我建议也请文元同志参加，请总理安排时间。”
“你不是想了解我吗？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
8月12日下午3点钟，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维特克。
当维特克走进大厅时，江青立刻站起来，以惊人的速度迎上去，异乎寻常地张开双臂，准备拥抱维特克。也许是感到这种动作有点儿过分了，她停了一秒钟，然后用双手握住了维特克的手，非常热情地说：“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吗？我非常非常高兴会见你，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我不见，就有人说我骄傲啦，是不是？”
维特克受宠若惊，有点儿不知所措，用轻微而有点儿颤抖的声音回答：“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我太高兴了，太激动了。前两天，我听了邓颖超、康克清等前辈的讲话，深受教益。与你的谈话，一定更有意义。我非常愿意写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写你，一定会很有意思。”
“是的。”江青接着维特克的话茬儿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是，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谈妇女运动。我可不一样，我的面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讲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文化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本书，有关中国的书，那么你到中国来必须了解全面情况是吗？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给你，我给你说，你来写。以前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叫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主席，写过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你就是第二个斯诺，你也将一举成名。”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谈话一开始，江青就说：“你知道，我身体很不好，睡不着，天天吃安眠药……你知道，我是为了你才留下来，专机都已备好，等着哩，我要到南方去休养，但为了你，我留下来了，你该高兴吧？”
维特克显出一脸惊异的神色。
江青接着说：“你不是想了解我吗？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哦，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哩。”江青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吐露自己的心思了。江青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江青还说：“你看，我这里有翻译，有速记，我让她们把我们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然后一起送给你，供你使用。”
维特克：“那太好了，江青夫人，我应该如何感谢你才好呢？” “不用谢，只要你把书写好就行了。好，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一言为定啦。”江青说。 ……
二人的谈话毫无拘束，东拉西扯，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三个小时。
江青微微仰起头，像是回忆什么，又像是在寻找最恰当的词句。“哦，对啦，今晚我要陪你去看样板戏《红灯记》，我们要到剧场去看。在剧场你会看到观众的情绪，也可以看到普通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对待我的。”
姚文元坐在近旁，显得沉稳，其实他是在寻找讨好江青的适当时机。这时他插话：“江青同志既是艺术家，又是政治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样板戏都是她亲自创作出来的，她的贡献很大，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非常有趣，我相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知道而又非常愿意知道的。你真是当代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妇女！”
江青：“不应该简单说妇女，我不做妇女工作。”
本来周恩来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但这次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持续了四个小时。但江青仍觉得意犹未尽。维特克表面上表现得也很谦虚，但她很快就抓到了江青的性格，句句话都能说到江青的心坎上。她太会讨好江青了。
江青那调润得甜蜜的声音又响起来：“喏，今晚我请你在这里吃饭，厨师是特地从苏州请来的，他可是能做全国各地的名菜。我还请你吃北京烤鸭，比全聚德的要好吃多了……”
宴会的丰盛显然超出了规格。江青在饭桌上仍念念不忘她的样板戏。晚饭后，江青陪同维特克在护国寺“人民剧场”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一直闹到夜里11点多。那天，仅谈话就谈了六个小时。在和维特克握别时，江青还特别提到，她会找机会，再约见维特克详谈。
广州别墅会谈
初次会见结束后，江青飞往广州休养了。8月25日上午11点半，维特克乘专机到达广州。午后4点，江青约维特克到广州远郊老虎洞林彪原来住的别墅继续会谈。
江青说：“自从知道你要写一本斯诺那样的书，我就有点担忧，有点替你着想了。当然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负责。你到底想写一本什么样的书？是本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有分量的书？斯诺比你有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我为你这本书在做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
谈话间，江青还站起身来，走近一张长方桌。那桌上早已摆上三张“西北战场”大地图，还有一根教书用的长木棒。长茶几上放着两个可移动的麦克风，连接着录音设备。这时，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凑到江青身边，低声说：“周总理叫我转告你再谈一次就够了，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然后用手理了理额头上的一缕发丝，拿起教棒，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便开始在那地图上比画起来……
会谈进行了五个小时，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终于吃上晚饭。江青用丰盛、美味的广东菜肴招待维特克。
江青自然也不会放过饭桌上谈话的机会……
宴罢，江青接着谈战争：“撤离延安的时候，所有的女同志都离开了作战部队，先过了黄河，只有我一个女的始终留在西北战场，继续参加战斗……我时时为毛主席做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军队被消灭。”
维特克几次向陪同她的外交部的同志表示她“对战争没兴趣，想听听江青私人的故事” 。外交部的同志把维特克夫人的话翻译给江青时，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
江青讲她如何“指挥战争”的故事足足讲了十几个小时，才接着讲她的私人生活。
听了江青的自述，维特克说：“江青同志真是个伟大的学者，多待一天就发现江青同志新的才能。不知再待下去，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就这样，从8月25日至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前后共谈了七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八九个小时，共谈了六十多个小时。
在为维特克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在广州期间，江青为了讨好这个洋女人，每天用新鲜的茉莉花、白玉兰做成花环，戴在维特克的脖子和手腕上。
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后，曾颇为震怒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就忙着组织人整理她与维特克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稿。
文稿送给周恩来总理以后，周恩来对此非常慎重，于1972年年底召集参加接待维特克和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记录稿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会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青的秘书杨银禄，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杨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杨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周恩来表扬杨银禄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杨银禄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
维特克虽然未能得到江青跟她谈话的记录稿和录音带，但在回国以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开始写江青的传记，题目叫《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的一帧披着军大衣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照片。书上还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13日
《江青同志》一书的出版，达到了江青的目的。这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三万五千册，以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刊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1974年5月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江青在与维特克会见时，要求维特克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范本”，写作她的传记。
1975年11月1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报道，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外电传言非虚，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后，曾颇为震怒，他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江青。
1976年10月初，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在谈到江青与维特克的讲话时说，江青“贬低毛泽东，内容下流”。
（责任编辑/穆安庆）
江青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小城保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毛泽东的国际知名度。于是，她也在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精神还好，见见维特克夫人为好”
1972年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北京发回一份电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夫人希望到中国访问，专门采访有关中国妇女革命的历史，请考虑作为友好人士予以接待。7月19日至9月1日，维特克夫人应邀来华访问。
维特克学过中文，虽说不上精通，但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在中国友协的安排下，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维特克，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国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她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一再提出想会见江青的要求。她认为江青是当代中国最时髦、最有权威的女人，写一本关于江青的书，肯定会在美国广大读者中产生轰动性的效应。
对维特克的要求，中国友协请示周恩来总理。对此，周恩来于8月10日作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1936年斯诺前来陕北小城保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毛泽东的国际知名度。于是，她也在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自己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书。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1971年春天，江青宴请韩素音和她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宴席上张春桥跟韩素音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对韩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韩素音在看过几个样板戏后，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张春桥便借这个由头暗示韩素音为江青作传。江青自己不好说，叫张春桥给韩素音说。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但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机会到了，她岂肯放过、错过？在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她便很乐意见维特克。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一个政治家如果想在国内有牢固的政治地位，没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当她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又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未免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保安采访毛泽东，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在心里说了这句话后，便叫秘书杨银禄给姚文元打电话，请他来研究会见维特克的事。
姚文元接到电话后，很快便来到钓鱼台十号楼江青住处。江青跟他研究后，对秘书杨银禄说：“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精神还好，见见维特克夫人为好。我建议也请文元同志参加，请总理安排时间。”
“你不是想了解我吗？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
8月12日下午3点钟，江青由姚文元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维特克。
当维特克走进大厅时，江青立刻站起来，以惊人的速度迎上去，异乎寻常地张开双臂，准备拥抱维特克。也许是感到这种动作有点儿过分了，她停了一秒钟，然后用双手握住了维特克的手，非常热情地说：“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吗？我非常非常高兴会见你，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我不见，就有人说我骄傲啦，是不是？”
维特克受宠若惊，有点儿不知所措，用轻微而有点儿颤抖的声音回答：“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我太高兴了，太激动了。前两天，我听了邓颖超、康克清等前辈的讲话，深受教益。与你的谈话，一定更有意义。我非常愿意写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写你，一定会很有意思。”
“是的。”江青接着维特克的话茬儿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是，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谈妇女运动。我可不一样，我的面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讲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文化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本书，有关中国的书，那么你到中国来必须了解全面情况是吗？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给你，我给你说，你来写。以前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叫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主席，写过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你就是第二个斯诺，你也将一举成名。”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道：“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谈话一开始，江青就说：“你知道，我身体很不好，睡不着，天天吃安眠药……你知道，我是为了你才留下来，专机都已备好，等着哩，我要到南方去休养，但为了你，我留下来了，你该高兴吧？”
维特克显出一脸惊异的神色。
江青接着说：“你不是想了解我吗？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哦，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哩。”江青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吐露自己的心思了。江青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江青还说：“你看，我这里有翻译，有速记，我让她们把我们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然后一起送给你，供你使用。”
维特克：“那太好了，江青夫人，我应该如何感谢你才好呢？” “不用谢，只要你把书写好就行了。好，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一言为定啦。”江青说。 ……
二人的谈话毫无拘束，东拉西扯，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三个小时。
江青微微仰起头，像是回忆什么，又像是在寻找最恰当的词句。“哦，对啦，今晚我要陪你去看样板戏《红灯记》，我们要到剧场去看。在剧场你会看到观众的情绪，也可以看到普通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对待我的。”
姚文元坐在近旁，显得沉稳，其实他是在寻找讨好江青的适当时机。这时他插话：“江青同志既是艺术家，又是政治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样板戏都是她亲自创作出来的，她的贡献很大，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非常有趣，我相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知道而又非常愿意知道的。你真是当代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妇女！”
江青：“不应该简单说妇女，我不做妇女工作。”
本来周恩来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但这次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持续了四个小时。但江青仍觉得意犹未尽。维特克表面上表现得也很谦虚，但她很快就抓到了江青的性格，句句话都能说到江青的心坎上。她太会讨好江青了。
江青那调润得甜蜜的声音又响起来：“喏，今晚我请你在这里吃饭，厨师是特地从苏州请来的，他可是能做全国各地的名菜。我还请你吃北京烤鸭，比全聚德的要好吃多了……”
宴会的丰盛显然超出了规格。江青在饭桌上仍念念不忘她的样板戏。晚饭后，江青陪同维特克在护国寺“人民剧场”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一直闹到夜里11点多。那天，仅谈话就谈了六个小时。在和维特克握别时，江青还特别提到，她会找机会，再约见维特克详谈。
广州别墅会谈
初次会见结束后，江青飞往广州休养了。8月25日上午11点半，维特克乘专机到达广州。午后4点，江青约维特克到广州远郊老虎洞林彪原来住的别墅继续会谈。
江青说：“自从知道你要写一本斯诺那样的书，我就有点担忧，有点替你着想了。当然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负责。你到底想写一本什么样的书？是本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有分量的书？斯诺比你有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我为你这本书在做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
谈话间，江青还站起身来，走近一张长方桌。那桌上早已摆上三张“西北战场”大地图，还有一根教书用的长木棒。长茶几上放着两个可移动的麦克风，连接着录音设备。这时，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凑到江青身边，低声说：“周总理叫我转告你再谈一次就够了，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然后用手理了理额头上的一缕发丝，拿起教棒，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便开始在那地图上比画起来……
会谈进行了五个小时，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终于吃上晚饭。江青用丰盛、美味的广东菜肴招待维特克。
江青自然也不会放过饭桌上谈话的机会……
宴罢，江青接着谈战争：“撤离延安的时候，所有的女同志都离开了作战部队，先过了黄河，只有我一个女的始终留在西北战场，继续参加战斗……我时时为毛主席做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军队被消灭。”
维特克几次向陪同她的外交部的同志表示她“对战争没兴趣，想听听江青私人的故事” 。外交部的同志把维特克夫人的话翻译给江青时，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
江青讲她如何“指挥战争”的故事足足讲了十几个小时，才接着讲她的私人生活。
听了江青的自述，维特克说：“江青同志真是个伟大的学者，多待一天就发现江青同志新的才能。不知再待下去，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就这样，从8月25日至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前后共谈了七天，每天谈一次，短则五六个小时，长则八九个小时，共谈了六十多个小时。
在为维特克送行时，江青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在广州期间，江青为了讨好这个洋女人，每天用新鲜的茉莉花、白玉兰做成花环，戴在维特克的脖子和手腕上。
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后，曾颇为震怒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就忙着组织人整理她与维特克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稿。
文稿送给周恩来总理以后，周恩来对此非常慎重，于1972年年底召集参加接待维特克和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记录稿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会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青的秘书杨银禄，问：“江青同志跟维特克女士的谈话录音带有多少？”杨回答：“这些录音带是用装电影片子的铁桶装的，有两桶。”周总理又问：“有人借走过吗？”杨说：“没有。我怕丢失，在广州上飞机以前就用密封条封好了，到现在密封条都没有撕掉。”周恩来表扬杨银禄说：“那好，你办事还是蛮认真的。这些录音带请你保存好，绝对不能丢失和外传。先放在你那里，如何处理，以后再说。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杨银禄说：“请总理放心，坚决按照总理的指示办！”
维特克虽然未能得到江青跟她谈话的记录稿和录音带，但在回国以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录开始写江青的传记，题目叫《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的一帧披着军大衣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照片。书上还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13日
《江青同志》一书的出版，达到了江青的目的。这本书出版后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三万五千册，以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刊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1974年5月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江青在与维特克会见时，要求维特克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范本”，写作她的传记。
1975年11月1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报道，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外电传言非虚，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后，曾颇为震怒，他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江青。
1976年10月初，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在谈到江青与维特克的讲话时说，江青“贬低毛泽东，内容下流”。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