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学院5周年庆
2014年09月21日 星期日 北京青年报
调研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越南传统音乐
观摩顺化音乐学院演出
国音堂
中国音乐学院
周恩来总理倡议组建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数百所“音乐学院”中，唯一以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的专业音乐院校
中国民族音乐的“黄埔军校”
明星班走出彭丽媛、宋祖英、谢琳、刘斌、阎维文、万山红
从安波、马可、李凌到赵塔里木，时间流转了半个世纪。中国音乐学院经历了很多，中国音乐学院人也努力了很多。安波、马可定下的基调，经过守护，一直传到赵塔里木这一代年轻学者手中。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方针有过怎样的历程呢？
赵塔里木说：“有一段时间，人们读不懂中国音乐学院了，中国音乐学院跟它的历史使命部分地脱节了。实际上，中国音乐学院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使命、应该承担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毕竟，这才是我们学校的立足之本。”
当年，赵塔里木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新疆。49岁，他重新回到中国音乐学院，从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一路做起；2009年，他快55岁的时候，当了院长。
杜亚雄主张引入 民族民间音乐理论
1954年，赵塔里木在新疆出生。“塔里木”是维吾尔族语，意思是支流众多的河流。一对到新疆支边的年轻夫妇把“塔里木”作为男孩子的名字，是不是希望孩子不仅记住新疆，而且学会吸纳与包容？
赵塔里木生长在被誉为“中国西部第一门户”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向北即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界线长达380公里。在那里生活着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35个民族。1971年，17岁的赵塔里木在自治州文工团工作，接触了大量的当地民间音乐。大学期间，赵塔里木也学过一些民族民间音乐理论。
即使这样，当真正作为一门课程要开设的时候，赵塔里木觉得自己依然不够，远远不够。因为从研究的角度来关注民族民间音乐理论，自己还没有更多心得。
恰在这时，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来到新疆考察少数民族音乐。杜亚雄比赵塔里木年长九岁。在到新疆来的前一年，刚刚在南京艺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分配到北京任教。杜亚雄那时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最前沿。他的到来对正在准备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赵塔里木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赵塔里木回忆说：1982年，正在我准备这门课程的时候，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老师来新疆调研。跟他在少数民族地区跑了一个多月，我知道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博大精深。杜亚雄老师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结合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了调查。正是有了这一个多月的采风，我对民间音乐领域的相关知识产生了很大兴趣。
从崇文门到恭王府，
骑车一路唱着西部民歌
1983年，中国音乐学院新成立的创研部办了两个学习班，一个叫民族音乐理论进修班，一个叫中国音乐史进修班。来这里进修的学员有两种，一种是全国各省份搞民族音乐的研究人员，另一种是各高校的教师。赵塔里木上了“民族音乐理论进修班”，这个班上的课程是：耿生廉教民歌，董维松教戏曲音乐，张鸿懿教说唱音乐，袁静芳教器乐。不过，对于这样难得的机会，他把“中国音乐史进修班”的课程也全上了。
这一年的学习，耿生廉的课给赵塔里木以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耿老师最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唱，每一首地方民歌他都会讲歌曲的特点，自己范唱，而且教给学生。耿老师当时告诉我们一定要背下来一遍一遍地唱。他给我们的教材资料里面大概有100多首民歌，这些民歌会定期在课堂上唱，耿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唱，就是让学生们把握不同地区民歌的风格、特点、联系、区别在什么地方。他的严格就是体现在要求我们必须把每首民歌会背唱。
那时，赵塔里木的父母已经从新疆调回了北京工作，家在崇文门。赵塔里木就回家和父母住，每天骑自行车上学。从崇文门到恭王府，半个小时的车程。那时赵塔里木使用的是“砖头大”的使用盒带的录音机，他专门买了一个线很长的耳机，每天上下学，把录音机包挂在自行车前面，边听民歌边赶路。磁带一面半小时，从家到学校或者从学校回家，他都正好听完盒带的一面。
一次，赵塔里木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地听着民歌，嘴里还低声哼唱着，过分投入民歌中的情景，与前面的一辆自行车发生追尾，自己摔倒了，胳膊受了伤。即使像《沙家浜》里的伤病员挂着胳膊，赵塔里木依旧不敢不学民歌。仅剩的一只可用力的手握着自行车把，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边赶路边学民歌。
在进修班一年的时间，赵塔里木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听着全国各地的民歌在赶北京城的路。于是，这条路也就没有了单调，仿佛单骑走在祖国山川领略无限江山。
一个月的陕北民歌采风活动
终生难忘
“民族音乐理论进修班”结束后，赵塔里木回到了新疆。1987年，赵塔里木成功考取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方向的研究生。赵塔里木记得当时报名目录上是董维松、耿生廉在招生，但是考进来以后因为确定的方向是少数民族音乐，学校就把他交给了杜亚雄。
在赵塔里木读研究生期间，耿生廉指导了一次他们民间采风活动。当时在读的是四个人，赵塔里木、彭丽媛、李方元和杨红。彭丽媛本来说好要一起去的，但是临时有外国演出任务，就没有去成。这样，那次采风是赵塔里木、李方元和杨红三个人。为了采风经费给得稍微充裕一些，他们设计了去陕北，一边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边深入民间学习民歌。赵塔里木说：“彭丽媛虽然没有去成，但是她给我们写了好多联络人。”
赵塔里木回忆说：1988年夏天，我们三个人，从西安坐火车先到了铜川，然后坐汽车到了延安。从延安一直往北，到绥德、米脂。目之所及，两边都是黄土高原，上面叫塬，一条一条沟进去。乡政府工作人员要给我们安排谁唱歌，就站在塬上吼，歌手们出来了，他们相隔很远吼着对话。乡政府的人就把我们采风的事交待给歌手。
有时候，在乡政府食堂，大家自己做饭吃。记得灶台上放着一锅炒好的菜，是土豆和白菜。案板上放一大块面，男人们切一块面，在案板上一拍，啪啪啪切开，扔锅里煮熟了捞出来浇上菜就吃。我们也跟着那样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陕北人和歌、人与生活，融合在一起来理解。过去没有感受过这种文化，到了那里感受了，才知道和看电影《黄土地》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每天要走很长的路，一条沟里面可能就是一个村，一条沟一条沟地走。当时大家穷得一天就吃两顿饭，连政府都是两顿。那时候人们一早起来去地里干活，快到中午了家里给送饭来了，吃了饭接着干到下午太阳落山回家再吃一顿。很艰苦。两顿饭吃什么？看看，就是点土豆。
到每个地方，他们三位都按照民族音乐学的调查方式，重点采访歌手，记录了很多民歌。后来名气很大的歌手贺玉堂、王向荣，他们都采访到了。
走过绥德、米脂，到了榆林。再经过神木和府谷时，他们三个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调查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美国恩克蒂亚教授第一次来中国全面介绍“民族音乐学”。 他们三个就过黄河，从山西大同坐火车回到北京，赶在美国教授开讲之前回到了学校。这一程，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宿舍拼桌摆谢师宴，
教师勉励记心间
研究生毕业了，赵塔里木在宿舍把两张桌子拼起来，从食堂和外面买了点菜，请老师和师兄弟一起吃个饭，算答谢也算告别。赵塔里木举杯向耿生廉敬酒，耿生廉因病，手已经颤抖得很厉害，他就颤颤巍巍地端着酒对赵塔里木说：“塔里木，今后要踏踏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
多年后，赵塔里木回忆起来这件事，依旧感动。他说：“这是耿老师在勉励我，对我以后的工作寄语。做人和做学问，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老老实实做人，肯定不会踏踏实实做学问。做出了扎实的学问，肯定是和好的人品联系在一起的。耿老师自己在做人做学问两方面都是表率。所以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就更大，让我一直记到今天。”
喝罢酒，赵塔里木就回新疆从事民族音乐教学了，那时，他没有想到还能回到北京。在新疆开设民间音乐课，汉族民歌在课程中只占一部分，大多数讲新疆少数民族音乐。赵塔里木说：“我在新疆师范大学工作了十三年，这门课程我讲了七八轮了，耿老师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我也尽量地在我的课堂上体现出来，而且结合新疆当地的实际情况。耿老师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编了很多民歌教材，民间歌曲油印本、谱例、歌词、歌曲背景等等。他的教材编得很好，很实用，也体现了他的一种学术作风。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教学法。”
重返中国音乐学院
母校使命铭记在心
赵塔里木于1995年从新疆师范大学调到新疆艺术学院，从院长助理、副院长、副书记，一直到2003年担任了新疆艺术学院院长。由于父母年事高，需要他回到身边，这样他于2006年调回北京。赵塔里木在新疆那么多年，新疆又有那么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他有点难以割舍。
赵塔里木回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他自己说：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建是1963年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这个学校的建设目的，根本就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学院。怎么说，难道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就不是中国的音乐学院了？当然也是。但是中国要有一个有自己音乐教育体系来支撑的音乐学院。
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以后，马可在学校建设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中国音乐体系”。安波当时说：“如果没有这个体系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就没有办法教学。”这就是说，中国音乐学院就是要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学体系。
当时他们采取了非常好的措施，一个是北京艺术学院非常好的底子，还有中央音乐学院搞民族音乐的一部分人，还有把全国有建树有影响的专家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队伍。这些人在短短两年时间，就做出了很多的成果。当时开了理论作曲系、声乐系、歌剧系（民族）、民族器乐系，这些系现在都成了我们学校的传统优势学科。两年的时间形成这么一个强大的队伍，明确了办学理念、明确了办学思想与目标，提出明确的构建中国民族音乐的任务。当时就做出了很多的成果。遗憾的是，学校刚刚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复院，今天的这一代老专家都是我们传统音乐的奠基人。
出任院长
肩负起复兴民族传统的重任
2009年，赵塔里木被大家推举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他应该是中国音乐学院历史上，第一位有在中国音乐学院受教育背景的院长。那年9月23日，他发表了简短的任职讲话：
中国音乐学院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水平的标志之一，作为这个优秀团队的一员，我感到光荣和自豪；而作为团队的主要领导之一，我又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这是由于我被赋予的使命庄严，责任重大。
但是，我清楚地看到，建院45年来，几届领导班子带领全体教职工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为中国音乐学院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宝贵的传统。同样重要的是，我从同志们信任和鼓励的目光中看到了鼓舞人心的智慧和力量。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
就职仪式上不可能全面展开阐述自己的办校理念，所以，到2009年11月13日，在中层干部会议上，赵塔里木做了题为《励精图治、继往开来，迎接中国音乐学院更美好的明天》的讲话，详细谈了中国音乐学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7月给前任院长金铁霖教授的信中提出：“让民族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走向世界”，这是对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在培养高水平民族音乐优秀人才的同时，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他要求我们把学校办成国际化大学，把中国音乐传播到全世界。
作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作为两位总理寄予厚望的一所具有特殊使命的高等院校，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要建立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使学校成为中国民族音乐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中国民族音乐科研和信息的中心，中国民族音乐对外交流和展示的窗口；把学校办成具有时代精神、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等音乐学府。
中国音乐学院于20世纪80年代复院以后，到了九十年代，就提出“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口号。从“构建中国民族音乐体系”到“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中国音乐学院在创业者们陆续离开一线岗位以后，脚下的路还很漫长。
本版文/刘红庆
本版供图/徐天祥
中国音乐学院5周年庆
2014年09月21日 星期日 北京青年报
调研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越南传统音乐
观摩顺化音乐学院演出
国音堂
中国音乐学院
周恩来总理倡议组建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数百所“音乐学院”中，唯一以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的专业音乐院校
中国民族音乐的“黄埔军校”
明星班走出彭丽媛、宋祖英、谢琳、刘斌、阎维文、万山红
从安波、马可、李凌到赵塔里木，时间流转了半个世纪。中国音乐学院经历了很多，中国音乐学院人也努力了很多。安波、马可定下的基调，经过守护，一直传到赵塔里木这一代年轻学者手中。中国音乐学院的办学方针有过怎样的历程呢？
赵塔里木说：“有一段时间，人们读不懂中国音乐学院了，中国音乐学院跟它的历史使命部分地脱节了。实际上，中国音乐学院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使命、应该承担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毕竟，这才是我们学校的立足之本。”
当年，赵塔里木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了新疆。49岁，他重新回到中国音乐学院，从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一路做起；2009年，他快55岁的时候，当了院长。
杜亚雄主张引入 民族民间音乐理论
1954年，赵塔里木在新疆出生。“塔里木”是维吾尔族语，意思是支流众多的河流。一对到新疆支边的年轻夫妇把“塔里木”作为男孩子的名字，是不是希望孩子不仅记住新疆，而且学会吸纳与包容？
赵塔里木生长在被誉为“中国西部第一门户”的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向北即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界线长达380公里。在那里生活着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35个民族。1971年，17岁的赵塔里木在自治州文工团工作，接触了大量的当地民间音乐。大学期间，赵塔里木也学过一些民族民间音乐理论。
即使这样，当真正作为一门课程要开设的时候，赵塔里木觉得自己依然不够，远远不够。因为从研究的角度来关注民族民间音乐理论，自己还没有更多心得。
恰在这时，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来到新疆考察少数民族音乐。杜亚雄比赵塔里木年长九岁。在到新疆来的前一年，刚刚在南京艺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分配到北京任教。杜亚雄那时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最前沿。他的到来对正在准备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赵塔里木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赵塔里木回忆说：1982年，正在我准备这门课程的时候，中国音乐学院杜亚雄老师来新疆调研。跟他在少数民族地区跑了一个多月，我知道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博大精深。杜亚雄老师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结合语言学、民俗学、历史学对少数民族音乐进行了调查。正是有了这一个多月的采风，我对民间音乐领域的相关知识产生了很大兴趣。
从崇文门到恭王府，
骑车一路唱着西部民歌
1983年，中国音乐学院新成立的创研部办了两个学习班，一个叫民族音乐理论进修班，一个叫中国音乐史进修班。来这里进修的学员有两种，一种是全国各省份搞民族音乐的研究人员，另一种是各高校的教师。赵塔里木上了“民族音乐理论进修班”，这个班上的课程是：耿生廉教民歌，董维松教戏曲音乐，张鸿懿教说唱音乐，袁静芳教器乐。不过，对于这样难得的机会，他把“中国音乐史进修班”的课程也全上了。
这一年的学习，耿生廉的课给赵塔里木以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耿老师最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唱，每一首地方民歌他都会讲歌曲的特点，自己范唱，而且教给学生。耿老师当时告诉我们一定要背下来一遍一遍地唱。他给我们的教材资料里面大概有100多首民歌，这些民歌会定期在课堂上唱，耿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唱，就是让学生们把握不同地区民歌的风格、特点、联系、区别在什么地方。他的严格就是体现在要求我们必须把每首民歌会背唱。
那时，赵塔里木的父母已经从新疆调回了北京工作，家在崇文门。赵塔里木就回家和父母住，每天骑自行车上学。从崇文门到恭王府，半个小时的车程。那时赵塔里木使用的是“砖头大”的使用盒带的录音机，他专门买了一个线很长的耳机，每天上下学，把录音机包挂在自行车前面，边听民歌边赶路。磁带一面半小时，从家到学校或者从学校回家，他都正好听完盒带的一面。
一次，赵塔里木在自行车上摇头晃脑地听着民歌，嘴里还低声哼唱着，过分投入民歌中的情景，与前面的一辆自行车发生追尾，自己摔倒了，胳膊受了伤。即使像《沙家浜》里的伤病员挂着胳膊，赵塔里木依旧不敢不学民歌。仅剩的一只可用力的手握着自行车把，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边赶路边学民歌。
在进修班一年的时间，赵塔里木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听着全国各地的民歌在赶北京城的路。于是，这条路也就没有了单调，仿佛单骑走在祖国山川领略无限江山。
一个月的陕北民歌采风活动
终生难忘
“民族音乐理论进修班”结束后，赵塔里木回到了新疆。1987年，赵塔里木成功考取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方向的研究生。赵塔里木记得当时报名目录上是董维松、耿生廉在招生，但是考进来以后因为确定的方向是少数民族音乐，学校就把他交给了杜亚雄。
在赵塔里木读研究生期间，耿生廉指导了一次他们民间采风活动。当时在读的是四个人，赵塔里木、彭丽媛、李方元和杨红。彭丽媛本来说好要一起去的，但是临时有外国演出任务，就没有去成。这样，那次采风是赵塔里木、李方元和杨红三个人。为了采风经费给得稍微充裕一些，他们设计了去陕北，一边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边深入民间学习民歌。赵塔里木说：“彭丽媛虽然没有去成，但是她给我们写了好多联络人。”
赵塔里木回忆说：1988年夏天，我们三个人，从西安坐火车先到了铜川，然后坐汽车到了延安。从延安一直往北，到绥德、米脂。目之所及，两边都是黄土高原，上面叫塬，一条一条沟进去。乡政府工作人员要给我们安排谁唱歌，就站在塬上吼，歌手们出来了，他们相隔很远吼着对话。乡政府的人就把我们采风的事交待给歌手。
有时候，在乡政府食堂，大家自己做饭吃。记得灶台上放着一锅炒好的菜，是土豆和白菜。案板上放一大块面，男人们切一块面，在案板上一拍，啪啪啪切开，扔锅里煮熟了捞出来浇上菜就吃。我们也跟着那样吃。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陕北人和歌、人与生活，融合在一起来理解。过去没有感受过这种文化，到了那里感受了，才知道和看电影《黄土地》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每天要走很长的路，一条沟里面可能就是一个村，一条沟一条沟地走。当时大家穷得一天就吃两顿饭，连政府都是两顿。那时候人们一早起来去地里干活，快到中午了家里给送饭来了，吃了饭接着干到下午太阳落山回家再吃一顿。很艰苦。两顿饭吃什么？看看，就是点土豆。
到每个地方，他们三位都按照民族音乐学的调查方式，重点采访歌手，记录了很多民歌。后来名气很大的歌手贺玉堂、王向荣，他们都采访到了。
走过绥德、米脂，到了榆林。再经过神木和府谷时，他们三个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调查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美国恩克蒂亚教授第一次来中国全面介绍“民族音乐学”。 他们三个就过黄河，从山西大同坐火车回到北京，赶在美国教授开讲之前回到了学校。这一程，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宿舍拼桌摆谢师宴，
教师勉励记心间
研究生毕业了，赵塔里木在宿舍把两张桌子拼起来，从食堂和外面买了点菜，请老师和师兄弟一起吃个饭，算答谢也算告别。赵塔里木举杯向耿生廉敬酒，耿生廉因病，手已经颤抖得很厉害，他就颤颤巍巍地端着酒对赵塔里木说：“塔里木，今后要踏踏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
多年后，赵塔里木回忆起来这件事，依旧感动。他说：“这是耿老师在勉励我，对我以后的工作寄语。做人和做学问，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老老实实做人，肯定不会踏踏实实做学问。做出了扎实的学问，肯定是和好的人品联系在一起的。耿老师自己在做人做学问两方面都是表率。所以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就更大，让我一直记到今天。”
喝罢酒，赵塔里木就回新疆从事民族音乐教学了，那时，他没有想到还能回到北京。在新疆开设民间音乐课，汉族民歌在课程中只占一部分，大多数讲新疆少数民族音乐。赵塔里木说：“我在新疆师范大学工作了十三年，这门课程我讲了七八轮了，耿老师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我也尽量地在我的课堂上体现出来，而且结合新疆当地的实际情况。耿老师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编了很多民歌教材，民间歌曲油印本、谱例、歌词、歌曲背景等等。他的教材编得很好，很实用，也体现了他的一种学术作风。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教学法。”
重返中国音乐学院
母校使命铭记在心
赵塔里木于1995年从新疆师范大学调到新疆艺术学院，从院长助理、副院长、副书记，一直到2003年担任了新疆艺术学院院长。由于父母年事高，需要他回到身边，这样他于2006年调回北京。赵塔里木在新疆那么多年，新疆又有那么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他有点难以割舍。
赵塔里木回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他自己说：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建是1963年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这个学校的建设目的，根本就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学院。怎么说，难道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就不是中国的音乐学院了？当然也是。但是中国要有一个有自己音乐教育体系来支撑的音乐学院。
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以后，马可在学校建设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中国音乐体系”。安波当时说：“如果没有这个体系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就没有办法教学。”这就是说，中国音乐学院就是要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学体系。
当时他们采取了非常好的措施，一个是北京艺术学院非常好的底子，还有中央音乐学院搞民族音乐的一部分人，还有把全国有建树有影响的专家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队伍。这些人在短短两年时间，就做出了很多的成果。当时开了理论作曲系、声乐系、歌剧系（民族）、民族器乐系，这些系现在都成了我们学校的传统优势学科。两年的时间形成这么一个强大的队伍，明确了办学理念、明确了办学思想与目标，提出明确的构建中国民族音乐的任务。当时就做出了很多的成果。遗憾的是，学校刚刚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复院，今天的这一代老专家都是我们传统音乐的奠基人。
出任院长
肩负起复兴民族传统的重任
2009年，赵塔里木被大家推举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他应该是中国音乐学院历史上，第一位有在中国音乐学院受教育背景的院长。那年9月23日，他发表了简短的任职讲话：
中国音乐学院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水平的标志之一，作为这个优秀团队的一员，我感到光荣和自豪；而作为团队的主要领导之一，我又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这是由于我被赋予的使命庄严，责任重大。
但是，我清楚地看到，建院45年来，几届领导班子带领全体教职工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为中国音乐学院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留下了宝贵的传统。同样重要的是，我从同志们信任和鼓励的目光中看到了鼓舞人心的智慧和力量。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
就职仪式上不可能全面展开阐述自己的办校理念，所以，到2009年11月13日，在中层干部会议上，赵塔里木做了题为《励精图治、继往开来，迎接中国音乐学院更美好的明天》的讲话，详细谈了中国音乐学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7月给前任院长金铁霖教授的信中提出：“让民族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走向世界”，这是对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在培养高水平民族音乐优秀人才的同时，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他要求我们把学校办成国际化大学，把中国音乐传播到全世界。
作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作为两位总理寄予厚望的一所具有特殊使命的高等院校，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要建立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使学校成为中国民族音乐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中国民族音乐科研和信息的中心，中国民族音乐对外交流和展示的窗口；把学校办成具有时代精神、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等音乐学府。
中国音乐学院于20世纪80年代复院以后，到了九十年代，就提出“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口号。从“构建中国民族音乐体系”到“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中国音乐学院在创业者们陆续离开一线岗位以后，脚下的路还很漫长。
本版文/刘红庆
本版供图/徐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