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年一到辞旧迎新的日子，人们总是忙忙碌碌、满怀期待和憧憬。中国人过年喜欢喜庆，讲究热闹，恨不得将一年中所有的喜事、成果、欢聚都满满堆积在这有限的时光里。其实，过年无非就是求个“福”字，这让我想起了希腊的一句谚语：“当你在难过自己脚上没有鞋子的时候，不要忘了有些人连脚都没有了。”惜福和平常心，或许便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后，人们终于明白的道理。 人来人往，岁月如梭，转瞬已过不惑之年。遥想自己的几位属鸡至亲，如今都已去往天国。回首往昔，那些如烟的岁月里，能记得住的，似乎只是几个片段，几个场景。正如丰子恺日记中提到的那样，每个人心中记忆深处的“年”，往往伴随着孩童时代来自长辈满满的爱，和无忧无虑的时光…… 全家福见证的光阴 还记得1999年的时候，《青岛日报》的大学同窗约我写一篇关于春节的文章，特别配上了自己儿时的全家福照片。说起来，那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作为家中第三辈的老大，自己美滋滋地站在外婆外公中间，沐浴着全家人的祝福。全家老老小小十多口人，就是和妈妈过年回门后，浩浩荡荡，专门去照相馆拍的照。那时候，照片还是黑白的，尽管舅舅酷爱摄影，在自己家就能洗照片，但拍全家福还是要一本正经去正宗的照相馆的。 之所以会被刊登，或许正是因为那么一张普通黑白的全家福，在摄影师的摆拍下，从站立的顺序、姿态、衣着乃至光影，都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那个年代，衣着比较传统的教授父亲，还穿着长衫，而母亲、姨妈一众女眷也都是一身中式棉袄。那时候，羽绒服还没出现，更别提牛仔裤了。拍照时，我穿的是一件印着各式小动物的花罩衫，这也是当时很多大人、孩子的冬季标配衣着，既经济又实用。要说起衣着，倒是从外公外婆辈年轻时的旧照里出现过更多的洋装和西服。 计划经济时代，城里的人们还在用粮票、布票，所以置办新衣也是精打细算，一般都是过年时候的大事之一。还记得后来为了给妈妈做一件丝绒棉袄，我跟着外婆从托人购买丝棉、织锦缎布料，到去附近裁缝家量尺寸、定款式，前前后后跑了很多次。说起妈妈那件棉袄，玫瑰红的底色嵌着黑色小团花和银丝图案，裁缝根据母亲当时的身材，稍稍做了些收腰的处理，不累赘也不夸张，至今母亲穿上新棉袄时欢欢喜喜的样子还记忆犹新。而那件定做的棉袄，母亲都不舍得多穿，出门总是在外面小心翼翼地罩着另外定做的素色中式罩衫，只在极少数的场合真正亮相。 在期待中筹备年货 小时候，自己最喜欢待在外婆家，照大人的说法是“小朋友人来疯，欢喜轧闹猛”。外曾祖母过世后，原来的街坊老邻居都搬进了后来的新式公房，虽然比以前住得稍远些，但外婆的人缘极好，老邻居新邻居不但是过年，平时也是人来人往、经常走动问候。 每到寒暑假自己就会闹着去外婆家，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便看着外婆开始忙忙碌碌、有条不紊地准备年货，偶尔还会有亲戚、邻居送来家人外出带回的各地特产。那个年代，母亲这一辈一般五六个兄弟姐妹都是正常的，但和大多数家庭一样，能留在上海父母身边的子女却有配额限制。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下，我的两个舅舅，一个去了崇明插队，一个念书去了西安，还有一个姨则插队去了贵州，一去就是几十年。说起来，天各一方，全家人要团聚真的是不容易。于是，每次要过年，外婆就开始唠叨，今年谁说好了一定会回来，然后顺口问我一句，“开心哇”？其实答案早都在外婆的脸上了。要知道舅舅、阿姨结婚后，根据国家规定四年才能回一次家，有时候单位忙起来还回不来，所以要凑在一起过个年那就是过年最开心的事了。 家里准备年货通常提前至少一个月光景，一些风干的鸡鸭鱼肉腊肠首先登场，早早地挂在厨房里，花生点心也在饼干箱里各就各备。由于物资匮乏，一般糖果点心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摆个果盘，放在客堂间里，平常日子能吃到的机会屈指可数。每次大舅、阿姨回来，都会老远背回来自己省下钱买的当地特产，又新鲜又好吃，诸如榛子、山核桃、小花生、葵瓜子……�得那时候，外婆买菜都是天蒙蒙亮就起来奔赴菜场，我偶尔好奇也跟着一块去，一帮主妇和菜农边讨价还价边细心挑选，外婆说起得早才能买到最时鲜的菜，记忆中真就没见她睡过懒觉，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妇女最推崇的两个字“勤劳”。 那时的年夜饭，似乎还没有春晚的影子。外婆家有个自制的圆台面，每次都是到过年的时候拿出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家里的家具，除了早前外公外婆结婚置办的，后来那些沙发、柜子甚至是搭建的小阁楼，说起来也都是外公和舅舅们自己的手艺。外公从前管外滩海关的钟楼，每次新年钟声响起，就会揣摩他当年的模样。外公送我的礼物不多，但都特别能记着，比如元宵节他拿着一个报废的算盘，以算珠当滚轴轮子，亲手给我做了个神奇的白色兔子灯，顿时令自己枯燥的童年记忆瞬间变得丰满而明亮。年前，外公总会写信给家里远方的亲人，有时候，我会帮忙通读，誊写几遍草稿，老人家写信总归要修改好多遍，字字句句都要斟酌再三。 过年主勺的基本都是外婆，还有负责二厨的舅舅们。每一道菜上来，都伴随着一阵惊喜。要知道，平常时候，家里都吃得相对清淡，从成本和配给考虑，家里每天最多一两个荤菜。所以，最好吃的食物，多半都在过年隆重登场。说起厨艺自己觉得外婆做的菜就是正宗的上海味道，后来不管去到哪里，家乡的滋味就是外婆做的菜。我记得最牢就是过年时吃的糖醋排骨、松子桂鱼、醉蟹、咸鸡、油爆虾、红烧肉、春卷、青菜狮子头、八宝饭、芝麻圆子水果羹……基本上到上水果羹的时候，全家人都已经只能意思意思地喝两口了。坐在饭桌中央的外公话不多，于是善于调侃的舅舅们就负责炒热气氛，相互敬酒，插科打诨。上海人喝酒都是点到为止，所以家里过年几乎没见到家人喝得酩酊大醉的，基本就是微醺状态，刚刚好……而后，跟着舅舅和邻居小伙伴们去街上放鞭炮，就成了夜场的重要节目。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年一到辞旧迎新的日子，人们总是忙忙碌碌、满怀期待和憧憬。中国人过年喜欢喜庆，讲究热闹，恨不得将一年中所有的喜事、成果、欢聚都满满堆积在这有限的时光里。其实，过年无非就是求个“福”字，这让我想起了希腊的一句谚语：“当你在难过自己脚上没有鞋子的时候，不要忘了有些人连脚都没有了。”惜福和平常心，或许便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后，人们终于明白的道理。 人来人往，岁月如梭，转瞬已过不惑之年。遥想自己的几位属鸡至亲，如今都已去往天国。回首往昔，那些如烟的岁月里，能记得住的，似乎只是几个片段，几个场景。正如丰子恺日记中提到的那样，每个人心中记忆深处的“年”，往往伴随着孩童时代来自长辈满满的爱，和无忧无虑的时光…… 全家福见证的光阴 还记得1999年的时候，《青岛日报》的大学同窗约我写一篇关于春节的文章，特别配上了自己儿时的全家福照片。说起来，那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作为家中第三辈的老大，自己美滋滋地站在外婆外公中间，沐浴着全家人的祝福。全家老老小小十多口人，就是和妈妈过年回门后，浩浩荡荡，专门去照相馆拍的照。那时候，照片还是黑白的，尽管舅舅酷爱摄影，在自己家就能洗照片，但拍全家福还是要一本正经去正宗的照相馆的。 之所以会被刊登，或许正是因为那么一张普通黑白的全家福，在摄影师的摆拍下，从站立的顺序、姿态、衣着乃至光影，都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那个年代，衣着比较传统的教授父亲，还穿着长衫，而母亲、姨妈一众女眷也都是一身中式棉袄。那时候，羽绒服还没出现，更别提牛仔裤了。拍照时，我穿的是一件印着各式小动物的花罩衫，这也是当时很多大人、孩子的冬季标配衣着，既经济又实用。要说起衣着，倒是从外公外婆辈年轻时的旧照里出现过更多的洋装和西服。 计划经济时代，城里的人们还在用粮票、布票，所以置办新衣也是精打细算，一般都是过年时候的大事之一。还记得后来为了给妈妈做一件丝绒棉袄，我跟着外婆从托人购买丝棉、织锦缎布料，到去附近裁缝家量尺寸、定款式，前前后后跑了很多次。说起妈妈那件棉袄，玫瑰红的底色嵌着黑色小团花和银丝图案，裁缝根据母亲当时的身材，稍稍做了些收腰的处理，不累赘也不夸张，至今母亲穿上新棉袄时欢欢喜喜的样子还记忆犹新。而那件定做的棉袄，母亲都不舍得多穿，出门总是在外面小心翼翼地罩着另外定做的素色中式罩衫，只在极少数的场合真正亮相。 在期待中筹备年货 小时候，自己最喜欢待在外婆家，照大人的说法是“小朋友人来疯，欢喜轧闹猛”。外曾祖母过世后，原来的街坊老邻居都搬进了后来的新式公房，虽然比以前住得稍远些，但外婆的人缘极好，老邻居新邻居不但是过年，平时也是人来人往、经常走动问候。 每到寒暑假自己就会闹着去外婆家，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便看着外婆开始忙忙碌碌、有条不紊地准备年货，偶尔还会有亲戚、邻居送来家人外出带回的各地特产。那个年代，母亲这一辈一般五六个兄弟姐妹都是正常的，但和大多数家庭一样，能留在上海父母身边的子女却有配额限制。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下，我的两个舅舅，一个去了崇明插队，一个念书去了西安，还有一个姨则插队去了贵州，一去就是几十年。说起来，天各一方，全家人要团聚真的是不容易。于是，每次要过年，外婆就开始唠叨，今年谁说好了一定会回来，然后顺口问我一句，“开心哇”？其实答案早都在外婆的脸上了。要知道舅舅、阿姨结婚后，根据国家规定四年才能回一次家，有时候单位忙起来还回不来，所以要凑在一起过个年那就是过年最开心的事了。 家里准备年货通常提前至少一个月光景，一些风干的鸡鸭鱼肉腊肠首先登场，早早地挂在厨房里，花生点心也在饼干箱里各就各备。由于物资匮乏，一般糖果点心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摆个果盘，放在客堂间里，平常日子能吃到的机会屈指可数。每次大舅、阿姨回来，都会老远背回来自己省下钱买的当地特产，又新鲜又好吃，诸如榛子、山核桃、小花生、葵瓜子……�得那时候，外婆买菜都是天蒙蒙亮就起来奔赴菜场，我偶尔好奇也跟着一块去，一帮主妇和菜农边讨价还价边细心挑选，外婆说起得早才能买到最时鲜的菜，记忆中真就没见她睡过懒觉，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妇女最推崇的两个字“勤劳”。 那时的年夜饭，似乎还没有春晚的影子。外婆家有个自制的圆台面，每次都是到过年的时候拿出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家里的家具，除了早前外公外婆结婚置办的，后来那些沙发、柜子甚至是搭建的小阁楼，说起来也都是外公和舅舅们自己的手艺。外公从前管外滩海关的钟楼，每次新年钟声响起，就会揣摩他当年的模样。外公送我的礼物不多，但都特别能记着，比如元宵节他拿着一个报废的算盘，以算珠当滚轴轮子，亲手给我做了个神奇的白色兔子灯，顿时令自己枯燥的童年记忆瞬间变得丰满而明亮。年前，外公总会写信给家里远方的亲人，有时候，我会帮忙通读，誊写几遍草稿，老人家写信总归要修改好多遍，字字句句都要斟酌再三。 过年主勺的基本都是外婆，还有负责二厨的舅舅们。每一道菜上来，都伴随着一阵惊喜。要知道，平常时候，家里都吃得相对清淡，从成本和配给考虑，家里每天最多一两个荤菜。所以，最好吃的食物，多半都在过年隆重登场。说起厨艺自己觉得外婆做的菜就是正宗的上海味道，后来不管去到哪里，家乡的滋味就是外婆做的菜。我记得最牢就是过年时吃的糖醋排骨、松子桂鱼、醉蟹、咸鸡、油爆虾、红烧肉、春卷、青菜狮子头、八宝饭、芝麻圆子水果羹……基本上到上水果羹的时候，全家人都已经只能意思意思地喝两口了。坐在饭桌中央的外公话不多，于是善于调侃的舅舅们就负责炒热气氛，相互敬酒，插科打诨。上海人喝酒都是点到为止，所以家里过年几乎没见到家人喝得酩酊大醉的，基本就是微醺状态，刚刚好……而后，跟着舅舅和邻居小伙伴们去街上放鞭炮，就成了夜场的重要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