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耀辉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我认为，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创新。它既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继承。本文仅就和谐思想的渊源和当代价值，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渊源
“和谐”一词，《辞源》解释为“协调”，《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在汉语中，和顺、协调、一致、统一等词语都表达了“和谐”的意思，人与天合一、人与人和谐，构成了几千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观念，和谐思想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显著特色。
中国古代的和谐理念来源于《周易》一书中的阴阳和合思想。《周易·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十八个字第一次道出了“和合”思想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它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变化尽管错综复杂、千姿百态，但在整体上却始终保持着平衡与和谐，也正如此，世界才是如此美好。阴阳思维是构建《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在阴与阳的内在关系中，协调、统一、和谐正是其基础和底蕴。阴与阳相互联结、依存，舍阴无阳，舍阳无阴。不仅如此，《周易》还用阴阳太极图对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抱、阴阳互转的和谐共生思想作了形象而直观的展现。在八卦太极图中，用一条S曲线将太极一分为二，圆周的八卦符号，按顺序排列，形成一个形象的宇宙模式图，犹如一件高深莫测的艺术作品，美观而和谐。这种阴阳和谐的观念，对我国传统的书画艺术、舞蹈艺术、建筑艺术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对此，古人还留下一首歌诀：我有一丸，黑白相和；虽是两分，还是一个；大之莫载，小之莫破；无始无终，无右无左。
在《周易》之后，“和”便与“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了。据《国语·郑语》一书记载，西周太史史伯在与郑桓公谈论“兴衰之道”和“生死之道”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在这里“同”指的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则意味着有差别的统一。他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说，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多种因素相互配合、协调，求得矛盾的均衡和统一，对事物发展有利，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完全相同的元素合在一起，“以同裨同”，就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可见，中华和谐文化之“和”最早是与“同”相对的一对哲学范畴。
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的思想也不断丰富和升华，并且与“谐”字相联，开始出现在同一语句中。如《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夔主持乐官时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意思是说乐章的创作和演奏，能够协调有序而不错杂。这里“和”偏重于此唱彼和，配合得当；而“谐”则重在指声音之间的彼此共鸣，以及由此产生的和谐的效果。由此可见，所谓“八音克谐”的“谐”，“神人以和”的“和”，是指不同的发音器所发出的声音组合以及这种技巧所能够达到的妙不可言的程度。至此，“和谐”概念已是呼之欲出。
“和谐”一词最早出处，被公认为是古晋国新田时期。《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了晋悼公赏赐魏绛的一段话：“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这段晋悼公赞扬魏绛的话，大意是说：先生教我与戎狄和平共处，在诸侯中建立了“侯伯”的地位，八年间九次召开由晋国主持的盟会，就象乐章的演奏一样，什么地方都是如此和谐。就请先生接受这些乐人、乐器，你们一同快乐吧。这段话是晋国长期形成的治国观念的阐释，在这里“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以乐章而喻和谐理念，标志着“和谐”理念已延伸和扩展到了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从《左传》记载的翔实性与权威性来看，“和谐一词出新田”根据是充分的，这也是大型辞书《辞源》所坚持的观点。
东汉未年，任曹操尚书郎的仲长统，写了一本《昌言》，其中有《法戒篇》，主张实行西汉隆盛之世的一卿制，即皇帝之下由一个大臣主持大政。其中说：“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荒乱之所起也。”所谓“政专”就是号令专一、政策一致等等，这是社会和谐的前提，而和谐是社会安定的根基。
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谐概念不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尚书·尧典》载：“（尧）九族既睦，协和万邦”；《诗经·郑风》：“倡予和女”；特别是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对“和”有一个经典的分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弟子们则更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这里的“中”是指自然人的状态，而“和”是社会人之符合礼仪法度、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就是人们追求的和谐状态。除了儒家以外，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同时阐发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之和”，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就是强调人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为终生依归。墨家创始人墨子所谓“兼相爱、交相利”的爱利相兼主张（《墨子·兼爱》），力倡道德与功利协调一致，个人与社会和谐有序，也是集中阐发人际与社会和谐的“人和”等等。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和谐思想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先秦诸子各家学派，特别是儒、道、法、阴阳等家，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和谐”的追求与向往，这些思想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积淀和凝聚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悠久传统，至今闪烁着智慧之光。
二、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古人将“和谐”作为处理人天（人类与自然）、人际（人与人或与社会）、身心（人的身体与人的精神）等关系的理想范式，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原理，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和行为特征，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此同时，古代先贤们还在其和谐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关于实现社会和谐的大同社会理想。正如《礼记·礼运》所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传统和谐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对于矫正天人对立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论语·述而》载孔子之言：“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钓鱼不用大网截流取鱼，射鸟不射归巢的宿鸟，这体现了孔子的环境保护意识。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洧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汉代贾谊也主张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充分保护自然资源，应“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这些都体现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要把保护生态资源和发展经济合二为一的闪光思想。
但是自人类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之路上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人们片面地强调自己是自然界的主人，错误地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使二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类征服的欲望无限膨胀，一味地向自然索取，结果导致环境的污染与恶化。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在惨痛的教训面前，人类不得不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再也不能把自然作为征服的对象了，必须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朋友。而中国统传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正契合了这一亟待树立的新观念，可以为其提供价值指导。
第二，传统和谐思想的“和而不同”观点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传统和谐思想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人际关系以及国家关系为主体的大同社会。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命题时，还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进行无原则的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
“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都应持以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就处世待人的方法论而言，它要求：一是要有独立见解，要坚持已见；二是要尊重对方，求同存异；三是要通过协商方式，增进共识，取得双赢。传统和谐思想认为，“和”也是有矛盾的，有斗争的，但在矛盾的解决上可以做到“仇必和而解”（宋·张载《正蒙·太和篇》），而不是“仇必仇到底”，一直对抗下去。对立和斗争的双方不应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最终的结局，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协调配合，趋向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思想文化交融化；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强权政治、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面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两大趋势受到严重威胁和挑战的形势，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是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这实际上就是“和而不同”原则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上的体现。这剂治世良药具体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群体，也是普遍适用的，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传统和谐思想中的“修身为本”理论，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身心和谐、实现和谐人生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人生，应以“修身”开始。在身心和谐方面，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来看，有自我和谐、人际和谐与自然和谐，其中最核心的是自我和谐。和谐社会的构建只有在实现了自我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做到身心和谐，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也就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豁达平和的心态。对此，儒家关于“修身”的理论，诸如“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除了重视内在品德修养外，还必须重视并妥善处理一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关系：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而不能“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在“理”与“欲”的关系上，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既不“纵欲”，又不“禁欲”，而是“寡欲”与“以理节欲”；在“德”与“才”的关系上，要“崇德”、“好德”、“为政以德”，反对重才轻德、有才无德；在“言”与“行”的关系上，要言行一致，反对言行不符、表里不一；在“文”与“质”的关系上，要做到“文”、“质”兼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就是内外兼修、德才兼务的人。总之，在当今社会，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应努力做到用积极向上的心态追求人生，用平和谨慎的心态抵制诱惑，用光明磊落的心态处理交往，用科学健康的心态追求生活。
当然，个人身心和谐，不仅取决于社会成员具有良好的心态，也取决于制度安排所给予人的希望，即社会成员感到社会规则大致公平，认为个人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人的成就，但每个人却具有与那些成功人士相同的社会权利和机遇。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用公平、合理的制度，来保障社会和谐成为人人都去追求的目标。只有这样，身心和谐才能成为个体对生存意义的深刻领悟，而不是无奈的自我开脱或是阿Q式的自我麻醉。这也是现代和谐与传统和谐本质的不同。
总之，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意蕴丰富，作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部分，其当代价值不可低估。因而，追溯传统和谐思想的源头，梳理其发展脉络，并汲取其精华，对于我们今天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以及树立良好心态，实现和谐人生，将会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007年10月7日
注:本文在\发表.
石耀辉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我认为，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创新。它既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继承。本文仅就和谐思想的渊源和当代价值，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渊源
“和谐”一词，《辞源》解释为“协调”，《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在汉语中，和顺、协调、一致、统一等词语都表达了“和谐”的意思，人与天合一、人与人和谐，构成了几千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观念，和谐思想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显著特色。
中国古代的和谐理念来源于《周易》一书中的阴阳和合思想。《周易·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十八个字第一次道出了“和合”思想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它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变化尽管错综复杂、千姿百态，但在整体上却始终保持着平衡与和谐，也正如此，世界才是如此美好。阴阳思维是构建《易经》体系和《易传》解释系统的灵魂。在阴与阳的内在关系中，协调、统一、和谐正是其基础和底蕴。阴与阳相互联结、依存，舍阴无阳，舍阳无阴。不仅如此，《周易》还用阴阳太极图对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抱、阴阳互转的和谐共生思想作了形象而直观的展现。在八卦太极图中，用一条S曲线将太极一分为二，圆周的八卦符号，按顺序排列，形成一个形象的宇宙模式图，犹如一件高深莫测的艺术作品，美观而和谐。这种阴阳和谐的观念，对我国传统的书画艺术、舞蹈艺术、建筑艺术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对此，古人还留下一首歌诀：我有一丸，黑白相和；虽是两分，还是一个；大之莫载，小之莫破；无始无终，无右无左。
在《周易》之后，“和”便与“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了。据《国语·郑语》一书记载，西周太史史伯在与郑桓公谈论“兴衰之道”和“生死之道”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在这里“同”指的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则意味着有差别的统一。他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说，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多种因素相互配合、协调，求得矛盾的均衡和统一，对事物发展有利，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完全相同的元素合在一起，“以同裨同”，就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可见，中华和谐文化之“和”最早是与“同”相对的一对哲学范畴。
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的思想也不断丰富和升华，并且与“谐”字相联，开始出现在同一语句中。如《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夔主持乐官时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意思是说乐章的创作和演奏，能够协调有序而不错杂。这里“和”偏重于此唱彼和，配合得当；而“谐”则重在指声音之间的彼此共鸣，以及由此产生的和谐的效果。由此可见，所谓“八音克谐”的“谐”，“神人以和”的“和”，是指不同的发音器所发出的声音组合以及这种技巧所能够达到的妙不可言的程度。至此，“和谐”概念已是呼之欲出。
“和谐”一词最早出处，被公认为是古晋国新田时期。《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了晋悼公赏赐魏绛的一段话：“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这段晋悼公赞扬魏绛的话，大意是说：先生教我与戎狄和平共处，在诸侯中建立了“侯伯”的地位，八年间九次召开由晋国主持的盟会，就象乐章的演奏一样，什么地方都是如此和谐。就请先生接受这些乐人、乐器，你们一同快乐吧。这段话是晋国长期形成的治国观念的阐释，在这里“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以乐章而喻和谐理念，标志着“和谐”理念已延伸和扩展到了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从《左传》记载的翔实性与权威性来看，“和谐一词出新田”根据是充分的，这也是大型辞书《辞源》所坚持的观点。
东汉未年，任曹操尚书郎的仲长统，写了一本《昌言》，其中有《法戒篇》，主张实行西汉隆盛之世的一卿制，即皇帝之下由一个大臣主持大政。其中说：“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荒乱之所起也。”所谓“政专”就是号令专一、政策一致等等，这是社会和谐的前提，而和谐是社会安定的根基。
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谐概念不断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尚书·尧典》载：“（尧）九族既睦，协和万邦”；《诗经·郑风》：“倡予和女”；特别是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对“和”有一个经典的分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弟子们则更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这里的“中”是指自然人的状态，而“和”是社会人之符合礼仪法度、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就是人们追求的和谐状态。除了儒家以外，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同时阐发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之和”，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就是强调人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为终生依归。墨家创始人墨子所谓“兼相爱、交相利”的爱利相兼主张（《墨子·兼爱》），力倡道德与功利协调一致，个人与社会和谐有序，也是集中阐发人际与社会和谐的“人和”等等。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和谐思想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先秦诸子各家学派，特别是儒、道、法、阴阳等家，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和谐”的追求与向往，这些思想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积淀和凝聚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悠久传统，至今闪烁着智慧之光。
二、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精神。古人将“和谐”作为处理人天（人类与自然）、人际（人与人或与社会）、身心（人的身体与人的精神）等关系的理想范式，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原理，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和行为特征，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此同时，古代先贤们还在其和谐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关于实现社会和谐的大同社会理想。正如《礼记·礼运》所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传统和谐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对于矫正天人对立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论语·述而》载孔子之言：“钓而不纲，弋不射宿。”钓鱼不用大网截流取鱼，射鸟不射归巢的宿鸟，这体现了孔子的环境保护意识。孟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洧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汉代贾谊也主张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要充分保护自然资源，应“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这些都体现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要把保护生态资源和发展经济合二为一的闪光思想。
但是自人类进入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之路上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人们片面地强调自己是自然界的主人，错误地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使二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类征服的欲望无限膨胀，一味地向自然索取，结果导致环境的污染与恶化。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在惨痛的教训面前，人类不得不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再也不能把自然作为征服的对象了，必须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朋友。而中国统传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正契合了这一亟待树立的新观念，可以为其提供价值指导。
第二，传统和谐思想的“和而不同”观点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传统和谐思想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人际关系以及国家关系为主体的大同社会。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命题时，还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进行无原则的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
“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都应持以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就处世待人的方法论而言，它要求：一是要有独立见解，要坚持已见；二是要尊重对方，求同存异；三是要通过协商方式，增进共识，取得双赢。传统和谐思想认为，“和”也是有矛盾的，有斗争的，但在矛盾的解决上可以做到“仇必和而解”（宋·张载《正蒙·太和篇》），而不是“仇必仇到底”，一直对抗下去。对立和斗争的双方不应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最终的结局，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协调配合，趋向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
当今世界，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思想文化交融化；另一方面是美国的强权政治、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面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两大趋势受到严重威胁和挑战的形势，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是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互相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这实际上就是“和而不同”原则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上的体现。这剂治世良药具体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群体，也是普遍适用的，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传统和谐思想中的“修身为本”理论，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身心和谐、实现和谐人生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人生，应以“修身”开始。在身心和谐方面，我国古代思想家提出了“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来看，有自我和谐、人际和谐与自然和谐，其中最核心的是自我和谐。和谐社会的构建只有在实现了自我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做到身心和谐，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也就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豁达平和的心态。对此，儒家关于“修身”的理论，诸如“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除了重视内在品德修养外，还必须重视并妥善处理一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关系：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而不能“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在“理”与“欲”的关系上，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既不“纵欲”，又不“禁欲”，而是“寡欲”与“以理节欲”；在“德”与“才”的关系上，要“崇德”、“好德”、“为政以德”，反对重才轻德、有才无德；在“言”与“行”的关系上，要言行一致，反对言行不符、表里不一；在“文”与“质”的关系上，要做到“文”、“质”兼胜，“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就是内外兼修、德才兼务的人。总之，在当今社会，不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应努力做到用积极向上的心态追求人生，用平和谨慎的心态抵制诱惑，用光明磊落的心态处理交往，用科学健康的心态追求生活。
当然，个人身心和谐，不仅取决于社会成员具有良好的心态，也取决于制度安排所给予人的希望，即社会成员感到社会规则大致公平，认为个人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人的成就，但每个人却具有与那些成功人士相同的社会权利和机遇。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用公平、合理的制度，来保障社会和谐成为人人都去追求的目标。只有这样，身心和谐才能成为个体对生存意义的深刻领悟，而不是无奈的自我开脱或是阿Q式的自我麻醉。这也是现代和谐与传统和谐本质的不同。
总之，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意蕴丰富，作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部分，其当代价值不可低估。因而，追溯传统和谐思想的源头，梳理其发展脉络，并汲取其精华，对于我们今天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以及树立良好心态，实现和谐人生，将会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007年10月7日
注:本文在\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