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梦光情雨
描写发生在婚姻之外的爱情（包括人神之恋、人妖之恋、人鬼之恋）的篇章在唐人传奇中为数最多，品质也最高。它们几乎共同表现出一种要冲破门阀婚姻的藩篱，追求自由爱情的美好愿望。这中间便包含了不少以青楼妓女为主人公的佳作。
唐传奇《游仙窟》是唐代传奇小说中较为典型的代表。
过去论者多认为《游仙窟》描写人神恋爱，大约因为篇名既题“游仙”，而作者又于开始的部分故弄玄虚，障人眼目的缘故使然。
如《中国文学史》便以为《游仙窟》“作品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邂逅交接的故事。”,也有台湾论者亦以为《游仙窟》“这篇作品的内容，便是以神仙和人相恋，来作色情的描写。”得出这种结论可能都是由于对“仙”字的义训未作深入的推敲，而又惑于小说人物所处环境的扑朔迷离。
对此，本人认为：“仙”这个字，在唐代文人中是美女、艳姬的代称，实际还有指称妓女的意义，如司空图《游仙》诗：
“蛾眉新画觉婵娟，斗走将花阿母边。
仙曲教成慵不理，玉阶相簇打金钱。”
孙棨《戏李文远》诗：
“引君来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
领取嫦娥攀取桂，便从陵谷一时迁。”
韩偓《妒媒》诗句有：
已嫌刻蜡春宵短，最恨鸣珂晓鼓催。
应笑楚襄仙分薄，日中长是独徘徊。
又《北里志》载进士李标题妓女王苏苏窗诗云：
“春暮花枝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
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刘郎不放归。”
上述种种是为明证，唐传奇《游仙窟》翻译成现代汉语，应是《美人窝的经历》。
再从唐传奇《游仙窟》女主人公崔琼英的行动举止来看，作者虽然在她身上贴了一张出身望族的标签，但观其与男主人公的酬答雅谑之词，目挑心许之状，则活脱是平康里二曲中名妓的作派，并无丝毫名门孀妇应有的矜重自持。
而那位号称太原公第三女的五嫂，其风流骀荡，左右逢源，更俨然一名烟花宿将。
由此可见，《游仙窟》无论是篇名抑或小说内容，实际都与神仙没什么牵连，它只是唐代青年士人冶游经历的艺术写照。试看男主人公的一段夫子自道：
“余以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郡，饱见文君；吹凤管于秦楼，熟悉看弄玉。虽复赠兰解佩，未甚关怀……”
这段话其实不妨理解为作者的自况。据两《唐书》，作者本人即是“八举甲科”，誉满天下的“青钱学士”，而其风流佻达，不持士行，颇为当时恪守礼法的士大夫所讥弹。《游仙窟》开始说：“奉使河源”。地点正与作者释褐以后就任襄阳尉的途程相符，所以断定这篇传奇小说有真实背景亦无大谬。
唐传奇《游仙窟》用大量的笔墨铺衍男主人公与十娘（崔琼英），五嫂调情的过程，文字韵散相兼，举凡比兴、双关、暗喻、俳偶的修辞手段无不驱遣自如，特别是穿插其中的波俏慧黠的市语巧谑，更使《游仙窟》充满了盎然的情趣。
这类驾驭语言的狡智显然与魏晋以来的人物品评风气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其流风余韵，波及唐代士人，并渐次输入青楼，成为风月场中的时尚，构成唐代青楼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从性心理学的立场来看，《游仙窟》不过是描写了一对男女性积欲的全过程。
在此以前，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细腻，这样大胆的描写性爱的作品。《国风》的“桑间濮上”之音偏重抒情，汉乐府与“吴声西曲”又失之直露简率，而齐、梁宫体诗则着力于对女子人体服饰的赞美，都远不能与唐传奇《游仙窟》同日而语。
然而人类的性行为本身却又没有多少美的成分可资欣赏，它只是爱恋的双方各自从对方身上获取性冲动的满足所采取的方式而已。在一个注重礼治伦常的社会，选择这样的题材演为小说，而且毫无顾忌地铺彩摛文，大肆渲染，宜乎被指斥为离经判道，“诋诮芜猥”。
但另一个事实却是《游仙窟》这篇作品问世以后，立即风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乃至“新罗、日本、东夷诸蕃……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
应当怎样解释这种臧否两歧的现象呢？
首先是生命本能中最活跃的因素——情欲，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种表现，又具有超越男女主人公个人感受的普遍意义。当人性还禁锢在各种虚伪的道德伦理的桎梏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倡扬这种基于互相愉悦的性爱就不啻是要求解放的呐喊。
综观世界文化史，人性的复苏几乎总是以最敏感的情欲为先导而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表现的。正由于此，社会传统势必然对它大张挞伐，而新兴的士人阶层又必然对之青目。
其次，从作品的欣赏角度来看，《游仙窟》也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这种美是作者对男女主人公性欲求的渐进过程进行了浪漫的艺术升华之后才焕发的，大量的象征隐喻，谑而不虐，艳而不媟的骈句俩语的妙用使仅仅是本能层次的性挑逗呈现出一种低回婉约的朦胧之美，即使是露骨的地方也决不让人一览无余，而是在赤裸的意象表面罩上一袭用语言编织的薄纱，使欣赏主体与象征意蕴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审美的“空缺”，从而引起读者联翩的浮想。
波特莱尔说过：“我的美的定义，那是一种热烈痛苦的东西，又是多少有些朦胧，可以自由猜想的东西。”；
罗素也说：“在浪漫的爱中，爱的对象往往不能看得很准，而不过是像在迷雾中观望一样。”
唐传奇《游仙窟》的美学追求正与上面两位哲人的意见符契若合。作者有意制造的那种亦真亦幻的环境气氛，使源于现实青楼中嫖客与妓女关系的小说人物产生了非现实的模糊性，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间离”的手段，因为审美是需要有一定的距离的。
当浓重的离情别绪盖过了片刻的肉体欢娱时，这场“难逢难见，可贵可重”的性爱也就变幻出一种痛苦的悲剧的美感，这种美仍然建构于永恒与短暂的时间距离上。“所恨别易会难，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寻思，痛深骨髓。”“邂逅新交，未尽欢娱。忽嗟别离，人生聚散，知复如何。”抒发的是对人世错迕，好景难再的枨触，已经是生命本身悲剧意识的体现。所有这些超越男女主人公个人肉欲的因素，都淡化了背景的狭邪色彩，而转生出迷离惝恍、如诗如梦的艺术效果。
文/梦光情雨
描写发生在婚姻之外的爱情（包括人神之恋、人妖之恋、人鬼之恋）的篇章在唐人传奇中为数最多，品质也最高。它们几乎共同表现出一种要冲破门阀婚姻的藩篱，追求自由爱情的美好愿望。这中间便包含了不少以青楼妓女为主人公的佳作。
唐传奇《游仙窟》是唐代传奇小说中较为典型的代表。
过去论者多认为《游仙窟》描写人神恋爱，大约因为篇名既题“游仙”，而作者又于开始的部分故弄玄虚，障人眼目的缘故使然。
如《中国文学史》便以为《游仙窟》“作品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邂逅交接的故事。”,也有台湾论者亦以为《游仙窟》“这篇作品的内容，便是以神仙和人相恋，来作色情的描写。”得出这种结论可能都是由于对“仙”字的义训未作深入的推敲，而又惑于小说人物所处环境的扑朔迷离。
对此，本人认为：“仙”这个字，在唐代文人中是美女、艳姬的代称，实际还有指称妓女的意义，如司空图《游仙》诗：
“蛾眉新画觉婵娟，斗走将花阿母边。
仙曲教成慵不理，玉阶相簇打金钱。”
孙棨《戏李文远》诗：
“引君来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
领取嫦娥攀取桂，便从陵谷一时迁。”
韩偓《妒媒》诗句有：
已嫌刻蜡春宵短，最恨鸣珂晓鼓催。
应笑楚襄仙分薄，日中长是独徘徊。
又《北里志》载进士李标题妓女王苏苏窗诗云：
“春暮花枝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
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刘郎不放归。”
上述种种是为明证，唐传奇《游仙窟》翻译成现代汉语，应是《美人窝的经历》。
再从唐传奇《游仙窟》女主人公崔琼英的行动举止来看，作者虽然在她身上贴了一张出身望族的标签，但观其与男主人公的酬答雅谑之词，目挑心许之状，则活脱是平康里二曲中名妓的作派，并无丝毫名门孀妇应有的矜重自持。
而那位号称太原公第三女的五嫂，其风流骀荡，左右逢源，更俨然一名烟花宿将。
由此可见，《游仙窟》无论是篇名抑或小说内容，实际都与神仙没什么牵连，它只是唐代青年士人冶游经历的艺术写照。试看男主人公的一段夫子自道：
“余以少娱声色，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郡，饱见文君；吹凤管于秦楼，熟悉看弄玉。虽复赠兰解佩，未甚关怀……”
这段话其实不妨理解为作者的自况。据两《唐书》，作者本人即是“八举甲科”，誉满天下的“青钱学士”，而其风流佻达，不持士行，颇为当时恪守礼法的士大夫所讥弹。《游仙窟》开始说：“奉使河源”。地点正与作者释褐以后就任襄阳尉的途程相符，所以断定这篇传奇小说有真实背景亦无大谬。
唐传奇《游仙窟》用大量的笔墨铺衍男主人公与十娘（崔琼英），五嫂调情的过程，文字韵散相兼，举凡比兴、双关、暗喻、俳偶的修辞手段无不驱遣自如，特别是穿插其中的波俏慧黠的市语巧谑，更使《游仙窟》充满了盎然的情趣。
这类驾驭语言的狡智显然与魏晋以来的人物品评风气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其流风余韵，波及唐代士人，并渐次输入青楼，成为风月场中的时尚，构成唐代青楼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从性心理学的立场来看，《游仙窟》不过是描写了一对男女性积欲的全过程。
在此以前，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细腻，这样大胆的描写性爱的作品。《国风》的“桑间濮上”之音偏重抒情，汉乐府与“吴声西曲”又失之直露简率，而齐、梁宫体诗则着力于对女子人体服饰的赞美，都远不能与唐传奇《游仙窟》同日而语。
然而人类的性行为本身却又没有多少美的成分可资欣赏，它只是爱恋的双方各自从对方身上获取性冲动的满足所采取的方式而已。在一个注重礼治伦常的社会，选择这样的题材演为小说，而且毫无顾忌地铺彩摛文，大肆渲染，宜乎被指斥为离经判道，“诋诮芜猥”。
但另一个事实却是《游仙窟》这篇作品问世以后，立即风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乃至“新罗、日本、东夷诸蕃……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
应当怎样解释这种臧否两歧的现象呢？
首先是生命本能中最活跃的因素——情欲，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种表现，又具有超越男女主人公个人感受的普遍意义。当人性还禁锢在各种虚伪的道德伦理的桎梏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倡扬这种基于互相愉悦的性爱就不啻是要求解放的呐喊。
综观世界文化史，人性的复苏几乎总是以最敏感的情欲为先导而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表现的。正由于此，社会传统势必然对它大张挞伐，而新兴的士人阶层又必然对之青目。
其次，从作品的欣赏角度来看，《游仙窟》也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这种美是作者对男女主人公性欲求的渐进过程进行了浪漫的艺术升华之后才焕发的，大量的象征隐喻，谑而不虐，艳而不媟的骈句俩语的妙用使仅仅是本能层次的性挑逗呈现出一种低回婉约的朦胧之美，即使是露骨的地方也决不让人一览无余，而是在赤裸的意象表面罩上一袭用语言编织的薄纱，使欣赏主体与象征意蕴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审美的“空缺”，从而引起读者联翩的浮想。
波特莱尔说过：“我的美的定义，那是一种热烈痛苦的东西，又是多少有些朦胧，可以自由猜想的东西。”；
罗素也说：“在浪漫的爱中，爱的对象往往不能看得很准，而不过是像在迷雾中观望一样。”
唐传奇《游仙窟》的美学追求正与上面两位哲人的意见符契若合。作者有意制造的那种亦真亦幻的环境气氛，使源于现实青楼中嫖客与妓女关系的小说人物产生了非现实的模糊性，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间离”的手段，因为审美是需要有一定的距离的。
当浓重的离情别绪盖过了片刻的肉体欢娱时，这场“难逢难见，可贵可重”的性爱也就变幻出一种痛苦的悲剧的美感，这种美仍然建构于永恒与短暂的时间距离上。“所恨别易会难，去留乖隔，王事有限，不敢稽停，每一寻思，痛深骨髓。”“邂逅新交，未尽欢娱。忽嗟别离，人生聚散，知复如何。”抒发的是对人世错迕，好景难再的枨触，已经是生命本身悲剧意识的体现。所有这些超越男女主人公个人肉欲的因素，都淡化了背景的狭邪色彩，而转生出迷离惝恍、如诗如梦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