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对于王树声来说终生难忘。他与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立下卓越战功的元勋们一起接受授衔，他被授予大将军衔，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调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刚刚成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说：“王树声对武器很有研究，是武器专家，应该请他来干。”点名让担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来做军械部部长。彭德怀说王树声是武器专家是有根据的，在红军时期，王树声善于用枪就是出名的。一次他为红军战士讲述短枪射击的要领，然后举起一支驳壳枪，指着一个屋顶说：“我要打下房顶上右下角翘起的三片瓦。”说完连开三枪，三片瓦全被打得粉碎。王树声不但善于用枪，而且对武器装备研究很感兴趣，部队缴获一支好枪，他就会仔细研究这些枪，研究这个型号枪的射击性能。后来，他还指导红军战士造了不少土枪土炮，甚至还造出了土坦克。他到前沿部队中去，经常检查士兵的武器装备，并且不断叮嘱他们：“一定要爱护枪支，你不爱它，它就不爱你，甚至它会要了你的命。” 王树声对以前缺枪少弹的日子也刻骨铭心，所以接到调令后，二话没说就赶往北京赴任。但是，等待王树声的并非一条坦途。总军机械部才刚刚建立，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经历不同，作风各异，水平不一，习惯多样，调到一起，一时间相互缺乏了解，上下级的关系和同事间的关系容易形成隔阂，以致部里的工作相互协调合作得不好。王树声很快看清了问题的症结，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接下来他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新中国的军械装备、研发、制造、实验的基础很薄弱，虽然有苏联的帮助，但是军械装备如何发展，人们意见不一。当时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是说，在学习苏联和对待苏联专家建议的问题上，不管你有理没有理，都得挨上级的板子。王树声顶着挨板子的压力，主张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借助苏联和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的新路子。 一次，总军械部决定修建一个靶场，为在何处修建一个靶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个靶场的设计是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把它放在华北，总军械部多数负责人都支持这个意见。但是，一位副部长对此提出了异议，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他认为华北靶场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东北人烟稀少，建立靶场，射程可达百余公里，而且交通方便，不会影响老百姓的安全。他刚说完，不少人就立马反对，有的说：“靶场就是八九公里的射程也是够用了，要那长长的射程干吗？”有的说：“苏联专家已提了建议，现在中途改变，会影响两国友谊，另一方面又重新找地方，会劳民伤财。” 王树声听完双方的意见后，先没有表态，微微点了点头说：“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心里有了底儿，暂时先不确定靶场选址，我去两个地方考察考察再定。” 散会以后，王树声立即去向彭德怀汇报，他们两个人同时坐一架飞机，飞到华北和东北上空，认真勘察了一番，最后确定这个靶场还是建在东北。那些支持苏联专家的人略为不快，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这些人才承认这个场址确实比华北的那个要好。 不久，中央军委要求军械部组织生产一种新式火炮，每分钟要能打200发炮弹。当时这种火炮的炮管材料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进口的，另一种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军械部绝大多数人赞成用苏联的材料，苏联专家则更不相信我国能研制生产出火炮材料。 当时王树声经过反复论证认为，苏联材料制成的炮管，虽然威力很大，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发红、发烫了，需要换炮管。一旦大量地使用苏联材料，就会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到底用哪种材料更合适，王树声决定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和用国产材料生产的炮管进行比试。 比试开始了，随着一声令下，安装了两种不同材质炮管的大炮一起试射，打到1万发炮弹时，苏联进口的炮管发红，不能继续试射；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没有变化，一直打到2万发炮弹才发红。在国产与进口炮管的比试中，以国产材料的胜利而告终。王树声当时就决定，用中国自己的材料。王树声在高兴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示。他感到，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械工业队伍，光依赖别人不行，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1959年，王树声被调离了总军械部，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当时，叶剑英元帅担任院长兼政委，粟裕大将为第一副院长。王树声到军事科学院上任后，主要工作是筹建军事技术馆，技术馆共分炮兵、装甲兵、防化、通信、导弹、空军、海军等9个馆，中央及毛泽东批示，摆在技术馆里的全是实物。 把兵器实物放进技术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树声悉心协调和指挥，各种兵器开始从全国各地向技术馆汇集。筹建期间，正逢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要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可谓是困难重重。但是，王树声克服重重困难，历时两年多，一点一点地把技术馆建立了起来。 （摘自《刀锋――开国大将风云会》 白山出版社 ）
1955年，对于王树声来说终生难忘。他与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立下卓越战功的元勋们一起接受授衔，他被授予大将军衔，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调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刚刚成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说：“王树声对武器很有研究，是武器专家，应该请他来干。”点名让担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来做军械部部长。彭德怀说王树声是武器专家是有根据的，在红军时期，王树声善于用枪就是出名的。一次他为红军战士讲述短枪射击的要领，然后举起一支驳壳枪，指着一个屋顶说：“我要打下房顶上右下角翘起的三片瓦。”说完连开三枪，三片瓦全被打得粉碎。王树声不但善于用枪，而且对武器装备研究很感兴趣，部队缴获一支好枪，他就会仔细研究这些枪，研究这个型号枪的射击性能。后来，他还指导红军战士造了不少土枪土炮，甚至还造出了土坦克。他到前沿部队中去，经常检查士兵的武器装备，并且不断叮嘱他们：“一定要爱护枪支，你不爱它，它就不爱你，甚至它会要了你的命。” 王树声对以前缺枪少弹的日子也刻骨铭心，所以接到调令后，二话没说就赶往北京赴任。但是，等待王树声的并非一条坦途。总军机械部才刚刚建立，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经历不同，作风各异，水平不一，习惯多样，调到一起，一时间相互缺乏了解，上下级的关系和同事间的关系容易形成隔阂，以致部里的工作相互协调合作得不好。王树声很快看清了问题的症结，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接下来他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新中国的军械装备、研发、制造、实验的基础很薄弱，虽然有苏联的帮助，但是军械装备如何发展，人们意见不一。当时流行着一句口头禅，“有理无理三板子”。意思是说，在学习苏联和对待苏联专家建议的问题上，不管你有理没有理，都得挨上级的板子。王树声顶着挨板子的压力，主张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借助苏联和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的新路子。 一次，总军械部决定修建一个靶场，为在何处修建一个靶场，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这个靶场的设计是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把它放在华北，总军械部多数负责人都支持这个意见。但是，一位副部长对此提出了异议，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他认为华北靶场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东北人烟稀少，建立靶场，射程可达百余公里，而且交通方便，不会影响老百姓的安全。他刚说完，不少人就立马反对，有的说：“靶场就是八九公里的射程也是够用了，要那长长的射程干吗？”有的说：“苏联专家已提了建议，现在中途改变，会影响两国友谊，另一方面又重新找地方，会劳民伤财。” 王树声听完双方的意见后，先没有表态，微微点了点头说：“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心里有了底儿，暂时先不确定靶场选址，我去两个地方考察考察再定。” 散会以后，王树声立即去向彭德怀汇报，他们两个人同时坐一架飞机，飞到华北和东北上空，认真勘察了一番，最后确定这个靶场还是建在东北。那些支持苏联专家的人略为不快，可当靶场正式投入使用后，不但可以作陆上武器试射，而且还可以试验飞机投弹，这些人才承认这个场址确实比华北的那个要好。 不久，中央军委要求军械部组织生产一种新式火炮，每分钟要能打200发炮弹。当时这种火炮的炮管材料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进口的，另一种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军械部绝大多数人赞成用苏联的材料，苏联专家则更不相信我国能研制生产出火炮材料。 当时王树声经过反复论证认为，苏联材料制成的炮管，虽然威力很大，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发红、发烫了，需要换炮管。一旦大量地使用苏联材料，就会增加国家的经济负担。到底用哪种材料更合适，王树声决定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和用国产材料生产的炮管进行比试。 比试开始了，随着一声令下，安装了两种不同材质炮管的大炮一起试射，打到1万发炮弹时，苏联进口的炮管发红，不能继续试射；而国产的炮管仍然没有变化，一直打到2万发炮弹才发红。在国产与进口炮管的比试中，以国产材料的胜利而告终。王树声当时就决定，用中国自己的材料。王树声在高兴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示。他感到，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械工业队伍，光依赖别人不行，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1959年，王树声被调离了总军械部，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当时，叶剑英元帅担任院长兼政委，粟裕大将为第一副院长。王树声到军事科学院上任后，主要工作是筹建军事技术馆，技术馆共分炮兵、装甲兵、防化、通信、导弹、空军、海军等9个馆，中央及毛泽东批示，摆在技术馆里的全是实物。 把兵器实物放进技术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王树声悉心协调和指挥，各种兵器开始从全国各地向技术馆汇集。筹建期间，正逢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要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可谓是困难重重。但是，王树声克服重重困难，历时两年多，一点一点地把技术馆建立了起来。 （摘自《刀锋――开国大将风云会》 白山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