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讯手段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 书信是人们互相传递消息、交流思想感情最重要的实用工具。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书信是《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书信, 如郑子家与赵宣子书, 郑子产给晋范宣子书, 乐毅报燕惠王书, 鲁仲连遗燕将书„„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然而, 春秋时期, 由于列国纷争、王纲解纽、政在诸侯, 所以, 书信往来多用于贵族士大夫之间谈论军国大事, 主要是进行论证辩论。表达个人情感、叙事抒情的信几乎没有。汉以后随着纸的发明使用, 人们写信的条件改善了, 写信的人也多了, 公私书信便与日俱增。魏晋南北朝时期, 书信的应用范围更加广大, 而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即抒情性大大加强、突出。尤其是写给朋友的书信, 作者更能袒开襟怀、吐露真情、抒展抱负。当然, 这种自由抒写、推心置腹体现着时人对朋友的信任与需要。笔者在分析了魏晋南北朝致友人之书信后, 发现其抒情写志中流淌着一股深厚真挚的友情。这种友情完全是本着秉意相投、志趣相合的原则, 完全是出自人的一种本真心性, 绝无丝毫杂质与污秽, 那种以利相交、以贵相交、以权相交的现象已经荡然无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人的觉醒, 人的个体意识的唤醒, 个性自由意识的焕发, 人作为人的全部情感需要一种真正秉意相投的知己朋友, 来进行内心深处的情感交流。这种交流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发自心底的真情流动, 甚至是无遮无拦的任意宣泄, 担心忧虑、想念伤悼、瞬间感悟、豪情壮志、无可奈何等等, 即使在父母与子女之间都难以或不愿启齿的, 都可在友人面前畅所欲言、一吐为快, 并从朋友那里获得真正心意相通的理解与慰藉。
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就以深厚的感情回忆了昔日与吴质的交往, 并在今昔对比中, 抒发了对朋友的无限想念之情。“每念昔日南皮之游, 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 逍遥百氏, 弹棋间设, 终以博奕, 高谈娱心, 哀筝顺耳。弛骛北场, 旅食南馆, 浮甘瓜于清泉, 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 继以朗月, 同乘并载, 以游后园”对昔日之游作了深深的再度体验:在风景秀丽的南皮, 几个知己朋友同乘并载, 驰骛南北, 既切磋学问, 又弹棋嬉乐, 但是在极其欢乐之时, 却“怆然伤怀”, 感到“斯乐难常”。接着抒写了今日分别的想念之苦:“今果分别, 各在一方”, 现在正值仲夏之时, 天气和暖, 然而“节同时异, 物是人非”, 当年的知己朋友, 有的化为异物, 有的两地分散, 今昔相比, 更增添了曹丕对吴质的想念。信中洋溢的浓郁的相思之意尤显出他们友情的真诚与深挚。
曹植的《与吴季重书》是一封与友人追叙友情、畅谈理想的信。“前日虽因常调, 得为密坐, 虽燕饮弥日, 其于别远会稀, 犹不尽其劳积也”“当斯之时, 愿举太山以为肉, 倾东海以为酒, 、
伐云梦之竹以为笛, 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 饮若灌漏卮”追叙了双方久别相逢、饮酒高会的欢乐。接着抒豪情, 写壮志, 表现了对远大理想的热烈追求。他推崇吴季重“鹰扬其体, 凤叹虎视, 谓萧、曹不足俦, 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 谓若无人, 岂非吾子壮志哉”, 实际上正坦露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洋溢着一股豪壮的乐观精神。“然日不我与, 曜灵急节, 面有逸景之速, 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 顿羲和之辔, 折若木之华, 闭蒙汜之谷, 天路高邈, 良久无缘, 怀恋反侧, 如何如何”, 感慨人生离别容易相会难, 就像天上此升彼落的参、商二星。从这种别后对朋友的深深怀恋可见曹植对友情是u 多么珍视。
刘琨的《答卢谌书》是刘琨写给好友卢谌的一封书信。刘琨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深重的时代, 当时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为异族统治, 他却奋起战斗, 一生忠心耿耿为晋室效命。“国破家亡, 亲友凋残。负杖行吟, 则百忧俱至; 块然独坐, 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 破涕为笑, 排终身之积惨, 求数刻之暂欢”, 面对国破家亡、亲朋死伤, 他有无尽的忧愁哀愤, 渴望与好友能有哪怕是短时间的欢娱。在这封信中, 刘琨还提出了人才在世贵在知遇的用人观点。“今君遇之矣, 勖之而已”, 认为好友卢谌如今已找到了知遇之人, 应该努力去为国家效力, 其间洋溢的爱国感情表现出刘琨对好友的希冀及其由衷的信任。
再如习凿齿的《与桓秘书》。习凿齿在当时因事迁怒桓温, 被出为荥阳太守, 后又罢归乡里。在襄阳故里, 他触景生情, 感慨万端, 遂写信给朋友桓秘, 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从北门入, 西望
隆中, 想卧龙之吟; 东眺白沙, 思凤雏之声; 北临樊墟, 存邓老之高; 南眷城邑, 怀羊公之风; 纵目檀溪, 念崔徐之友, 肆睇鱼梁, 追二德之远, 未尝不徘徊移日, 惆怅极多, 抚乘踌蹰, 慨尔而泣”, 历数了三国时期襄阳前贤的英名与风范, 缅怀先人, 不由地发出“彼一时也, 此一时也, 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的感叹, 将自己的感触伤怀倾泻给可与之心相交会的知己好友。
真挚的友情不但终生不渝, 而且会超越生死的界限, 这正是友情的力量。任昉是一位笃于友情的人, 他的《与沈约书》就向沈约倾吐了对亡友范云的深深追思(任昉和沈约皆为范云故友) 。“范仆射遂不救疾”, 友人已去, 不忍明说“死”, 而说“不救”, 这正吐露了许多难以言传的生死永隔之悲, 似隐隐挟带咽泣之声。接下向沈约诉说亡友的平生事迹, 实际上是沉入对亡友的深深缅之中。想起范云弥留之际的景象, 便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恸, 几乎是呜咽啜泣地哭了:“解驾流连, 再贻款顾; 将乘之际, 不忍告别。无益离悲, 只增今怅。永念平生, 忽焉畴曩。追寻笑绪, 皆成悲端”, 友人去了, 平生的音容和笑影, 刹那间全化为梦幻般的过去, 生离已使人暗然销魂, 死别更令人悲痛难抑。这绵绵无尽的哀思中正沉蕴着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与一往情深。
而刘峻的《追答刘秣陵沼书》更是一封生人直接追答死友的信, 其中所抒发的痛哭流涕的感伤之情绝不亚于对活者的深情。刘峻与刘沼两人生前观点不同, 论辩激烈, 但这并未影响彼此的友谊; 刘沼死后, 刘沼写此信追答, 对友人的逝世表示万分悲痛, 甚至希望真有鬼魂存在, 以便继续交谈辩论:“若使墨翟之言无爽, 宣室之谈有征, 冀东平之树, 望咸阳而西靡; 盖山之泉, 闻弦歌而赴节, 但悬剑空垅, 有恨如何”, 实在是难以抑制对好友的怀念之情。正因为这种友谊的内蕴是基于对真理的信念, 所以能够超越死生而忠贞不渝。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友情的重视, 对意气相投的朋友的珍视, 便使这一时期出现了写给朋友的绝交信。绝交信的出现正从反面表现出人们对真正友情的需要。如前所述, 魏晋南北朝是个人之觉醒的时代, 人的个性意识、自由意识已相当地唤醒。当双方感到意气相投时, 便可结交为友, 推心置腹; 当感到志趣相异时, 便可奋笔疾书, 以告绝交。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嵇康写给好友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山涛, 原本是嵇康的好友, 两人曾在一起打铁, 后来山涛投靠了司马氏, 被任命为吏部郎, 想举荐嵇康以自代, 嵇康因不愿与当时残暴的统治者同流合污, 便写了这封公开绝交信, 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不以利益、不以权贵, 而完全以志向情操为原则的交友, 正体现了时人对秉性相投的友谊的渴望、珍重。
综上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下, 在人的觉醒下, 在人的个体自由意识的焕发下, 出现了人们对秉意相投、心性相知的友情的格外珍视。人们向友人抒发情感、倾吐怀抱、表露志向, 这其中渗透着对友人的深深情感, 对友人的无比信任, 对友人的相知相契以及对友人的心向相通。这种本自秉性、纯洁高尚、契若金兰的友情正是魏晋南北朝时人的友情观, 对中国古代的交友观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通讯手段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 书信是人们互相传递消息、交流思想感情最重要的实用工具。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书信是《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书信, 如郑子家与赵宣子书, 郑子产给晋范宣子书, 乐毅报燕惠王书, 鲁仲连遗燕将书„„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然而, 春秋时期, 由于列国纷争、王纲解纽、政在诸侯, 所以, 书信往来多用于贵族士大夫之间谈论军国大事, 主要是进行论证辩论。表达个人情感、叙事抒情的信几乎没有。汉以后随着纸的发明使用, 人们写信的条件改善了, 写信的人也多了, 公私书信便与日俱增。魏晋南北朝时期, 书信的应用范围更加广大, 而且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即抒情性大大加强、突出。尤其是写给朋友的书信, 作者更能袒开襟怀、吐露真情、抒展抱负。当然, 这种自由抒写、推心置腹体现着时人对朋友的信任与需要。笔者在分析了魏晋南北朝致友人之书信后, 发现其抒情写志中流淌着一股深厚真挚的友情。这种友情完全是本着秉意相投、志趣相合的原则, 完全是出自人的一种本真心性, 绝无丝毫杂质与污秽, 那种以利相交、以贵相交、以权相交的现象已经荡然无存。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人的觉醒, 人的个体意识的唤醒, 个性自由意识的焕发, 人作为人的全部情感需要一种真正秉意相投的知己朋友, 来进行内心深处的情感交流。这种交流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发自心底的真情流动, 甚至是无遮无拦的任意宣泄, 担心忧虑、想念伤悼、瞬间感悟、豪情壮志、无可奈何等等, 即使在父母与子女之间都难以或不愿启齿的, 都可在友人面前畅所欲言、一吐为快, 并从朋友那里获得真正心意相通的理解与慰藉。
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就以深厚的感情回忆了昔日与吴质的交往, 并在今昔对比中, 抒发了对朋友的无限想念之情。“每念昔日南皮之游, 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 逍遥百氏, 弹棋间设, 终以博奕, 高谈娱心, 哀筝顺耳。弛骛北场, 旅食南馆, 浮甘瓜于清泉, 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 继以朗月, 同乘并载, 以游后园”对昔日之游作了深深的再度体验:在风景秀丽的南皮, 几个知己朋友同乘并载, 驰骛南北, 既切磋学问, 又弹棋嬉乐, 但是在极其欢乐之时, 却“怆然伤怀”, 感到“斯乐难常”。接着抒写了今日分别的想念之苦:“今果分别, 各在一方”, 现在正值仲夏之时, 天气和暖, 然而“节同时异, 物是人非”, 当年的知己朋友, 有的化为异物, 有的两地分散, 今昔相比, 更增添了曹丕对吴质的想念。信中洋溢的浓郁的相思之意尤显出他们友情的真诚与深挚。
曹植的《与吴季重书》是一封与友人追叙友情、畅谈理想的信。“前日虽因常调, 得为密坐, 虽燕饮弥日, 其于别远会稀, 犹不尽其劳积也”“当斯之时, 愿举太山以为肉, 倾东海以为酒, 、
伐云梦之竹以为笛, 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 饮若灌漏卮”追叙了双方久别相逢、饮酒高会的欢乐。接着抒豪情, 写壮志, 表现了对远大理想的热烈追求。他推崇吴季重“鹰扬其体, 凤叹虎视, 谓萧、曹不足俦, 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 谓若无人, 岂非吾子壮志哉”, 实际上正坦露了自己的雄心壮志, 洋溢着一股豪壮的乐观精神。“然日不我与, 曜灵急节, 面有逸景之速, 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 顿羲和之辔, 折若木之华, 闭蒙汜之谷, 天路高邈, 良久无缘, 怀恋反侧, 如何如何”, 感慨人生离别容易相会难, 就像天上此升彼落的参、商二星。从这种别后对朋友的深深怀恋可见曹植对友情是u 多么珍视。
刘琨的《答卢谌书》是刘琨写给好友卢谌的一封书信。刘琨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深重的时代, 当时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为异族统治, 他却奋起战斗, 一生忠心耿耿为晋室效命。“国破家亡, 亲友凋残。负杖行吟, 则百忧俱至; 块然独坐, 则哀愤两集。时复相与举觞对膝, 破涕为笑, 排终身之积惨, 求数刻之暂欢”, 面对国破家亡、亲朋死伤, 他有无尽的忧愁哀愤, 渴望与好友能有哪怕是短时间的欢娱。在这封信中, 刘琨还提出了人才在世贵在知遇的用人观点。“今君遇之矣, 勖之而已”, 认为好友卢谌如今已找到了知遇之人, 应该努力去为国家效力, 其间洋溢的爱国感情表现出刘琨对好友的希冀及其由衷的信任。
再如习凿齿的《与桓秘书》。习凿齿在当时因事迁怒桓温, 被出为荥阳太守, 后又罢归乡里。在襄阳故里, 他触景生情, 感慨万端, 遂写信给朋友桓秘, 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从北门入, 西望
隆中, 想卧龙之吟; 东眺白沙, 思凤雏之声; 北临樊墟, 存邓老之高; 南眷城邑, 怀羊公之风; 纵目檀溪, 念崔徐之友, 肆睇鱼梁, 追二德之远, 未尝不徘徊移日, 惆怅极多, 抚乘踌蹰, 慨尔而泣”, 历数了三国时期襄阳前贤的英名与风范, 缅怀先人, 不由地发出“彼一时也, 此一时也, 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的感叹, 将自己的感触伤怀倾泻给可与之心相交会的知己好友。
真挚的友情不但终生不渝, 而且会超越生死的界限, 这正是友情的力量。任昉是一位笃于友情的人, 他的《与沈约书》就向沈约倾吐了对亡友范云的深深追思(任昉和沈约皆为范云故友) 。“范仆射遂不救疾”, 友人已去, 不忍明说“死”, 而说“不救”, 这正吐露了许多难以言传的生死永隔之悲, 似隐隐挟带咽泣之声。接下向沈约诉说亡友的平生事迹, 实际上是沉入对亡友的深深缅之中。想起范云弥留之际的景象, 便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悲恸, 几乎是呜咽啜泣地哭了:“解驾流连, 再贻款顾; 将乘之际, 不忍告别。无益离悲, 只增今怅。永念平生, 忽焉畴曩。追寻笑绪, 皆成悲端”, 友人去了, 平生的音容和笑影, 刹那间全化为梦幻般的过去, 生离已使人暗然销魂, 死别更令人悲痛难抑。这绵绵无尽的哀思中正沉蕴着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与一往情深。
而刘峻的《追答刘秣陵沼书》更是一封生人直接追答死友的信, 其中所抒发的痛哭流涕的感伤之情绝不亚于对活者的深情。刘峻与刘沼两人生前观点不同, 论辩激烈, 但这并未影响彼此的友谊; 刘沼死后, 刘沼写此信追答, 对友人的逝世表示万分悲痛, 甚至希望真有鬼魂存在, 以便继续交谈辩论:“若使墨翟之言无爽, 宣室之谈有征, 冀东平之树, 望咸阳而西靡; 盖山之泉, 闻弦歌而赴节, 但悬剑空垅, 有恨如何”, 实在是难以抑制对好友的怀念之情。正因为这种友谊的内蕴是基于对真理的信念, 所以能够超越死生而忠贞不渝。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友情的重视, 对意气相投的朋友的珍视, 便使这一时期出现了写给朋友的绝交信。绝交信的出现正从反面表现出人们对真正友情的需要。如前所述, 魏晋南北朝是个人之觉醒的时代, 人的个性意识、自由意识已相当地唤醒。当双方感到意气相投时, 便可结交为友, 推心置腹; 当感到志趣相异时, 便可奋笔疾书, 以告绝交。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嵇康写给好友山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山涛, 原本是嵇康的好友, 两人曾在一起打铁, 后来山涛投靠了司马氏, 被任命为吏部郎, 想举荐嵇康以自代, 嵇康因不愿与当时残暴的统治者同流合污, 便写了这封公开绝交信, 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不以利益、不以权贵, 而完全以志向情操为原则的交友, 正体现了时人对秉性相投的友谊的渴望、珍重。
综上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下, 在人的觉醒下, 在人的个体自由意识的焕发下, 出现了人们对秉意相投、心性相知的友情的格外珍视。人们向友人抒发情感、倾吐怀抱、表露志向, 这其中渗透着对友人的深深情感, 对友人的无比信任, 对友人的相知相契以及对友人的心向相通。这种本自秉性、纯洁高尚、契若金兰的友情正是魏晋南北朝时人的友情观, 对中国古代的交友观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