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一鸣全海涛
经济问题探索 2008年03期
一、前言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方面，学术界一直未达成共识。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都认为1978年以前是传统工业化阶段，而在此之后就有较多不同意见，如汪海波将其划分为1979～1984年、1985～1992年、1992～2000年三个阶段[1]；纪宝成等将其划分为1979～1992年、1993～1996年、1996年至今三个阶段[2]；张一民则认为1978～2000年为一个阶段，2001～2020年为另一个阶段[3]；张宇将1978年后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1992～2001年、2001年至今[4]；武力将其划分为1978～1995年、1996～2002年，2002年至今三个阶段[5]。
上述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方法的划分依据主要有以下两个：（1）推进工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工业化后进国家通常会采取相关措施推动工业发展，我国也不例外——工业发展与国家政策及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国际环境。如考虑东南亚金融风暴和中国加入WTO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受国际形势影响日益显著，故国际环境是划分工业化阶段的重要依据。根据发展经济学，钱纳里工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也是工业阶段划分的重要方法，即基于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等因素进行划分[6]。
本文综合考虑前述划分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依据及现有的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方法，将建国后工业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阶段、消费导向型工业发展阶段、全面市场化转型阶段、新型工业化阶段。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阶段（1950～1978年）
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导中国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当时是没有现代工业基础的落后农业国家，国际上受资本主义列国敌视，在经济方面遭遇封锁。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没有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即从轻纺工业起步，积累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逐步建立起轻重工业相匹配的工业体系，而是效仿前苏联工业化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7]。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我国在资源配置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自力更生、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8]。
国民经济在这一阶段发展不平衡，经济效益差。因为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导致轻重工业之间、工业与第三产业之间资源配置不合理[9]。城乡产业分工泾渭分明，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造成城市化水平低下、城乡之间的隔绝和经济的二元化，占总人口比例超过80％的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期间农业、轻工业发展缓慢，生活消费品匮乏，直到1978年还有70多种商品需要凭证供应[10]。
该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优先发展重工业。从“一五”计划开始就着重发展重工业。除了“五五”时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慢于轻工业外，其余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的发展速度都快于轻工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轻工业的发展未予以充分重视。例如，建国后32年中，全国共培养107万大专毕业生，其中只有2万人配置到轻工业系统，仅占1.9％；其间，中专毕业生共114万人，配置到轻工系统的只有5万人，仅占4.4％。建国后29年中，轻重工业二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9.8∶90[11]。
2.片面追求高速度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由于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和实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忽略了对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追求，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差。1953—197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为－0.45％，TFP对产出增长贡献的份额累计为－7.31％，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12]。从资源利用效率上看，70年代末与50年代初相比有下降，1953年我国能源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是1310元／吨，1978年则下降到527元／吨；能源消耗强度1953年为7.63吨／万元，1978年增加到18.98吨／万元。1953～1977年能源消耗增长系数是1.77，铁矿消耗增长系数平均为1.40[10]。由此可见，资源消耗的增长大大高于经济增长。
3.闭关锁国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延缓了工业化进程。在建国初期，由于受资本主义国家敌视封锁，主要采取了自力更生的政策。在国际格局发生变化时，如中美在20世纪70年代从长期对抗开始转向接触与对话，我国政府也适时调整了外交政策，从而为引进和利用欧美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创造了条件，对外贸易有所增加，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外贸依存度很低。1952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是9.4％，“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0.7％，1958年后，对外贸易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逐步减弱，1966～1972年间，我国进出口年均增长4.5％，1973～1976年间，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4.2％，1977—1979年间达到了16.6％，但本阶段内，各年的外贸依存度都没有超过10％[10]。
4.农业哺育工业。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所需资金依赖农业。1952～1978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民每年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农民储蓄这三条渠道所积累的资金累计为4452亿元左右，占国民收入积累额的比重在30％以上（1978年除外）。即便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资，1952～1978年间国家依靠农民和农业积累的资金仍高达4413亿元[10]。
三、消费导向型工业发展阶段（1979～1992年）
该阶段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主导。国际环境在本阶段发生重大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340美元，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660美元）还低32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6％，属于“极低收入国家”[13]。中国当时消费品匮乏、居民日用消费品大多凭票供应，依据钱氏理论，当时还没有进入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为了解决消费品不足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问题，并提升工业化水平，我国开始调整实行了多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模式。因为资源禀赋、现有工业基础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差异，没有可指导中国工业发展的现成模式。通过对过去近30年的工业化过程的反思，中国采用了渐进式改革思路，引入市场因素，完善原有的经济体制。在此期间，我国逐步改变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14]；资源配置方式由单纯的计划手段转向计划手段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调整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优先发展轻工业，在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推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城市体制改革。
在消费导向型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进入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工业增长阶段，轻工业发展快于重工业，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齐头并进，乡镇企业发展迅猛。
该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轻工业高速发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调整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轻工业与重工业、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等多种比例关系，逐步扭转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期间采取了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注重市场需求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自1980年起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结果表现为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快速发展，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提高，见表一。在这一阶段，轻工业与重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之比为1∶0.80①。
2.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初步形成。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非农产业主要表现为副业，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1／4，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到1987年则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52.4％）。从90年代初期起，随着工业化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每年2000～3000万的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乡镇企业1992年完成总产值17975亿元，超过当年工业总产值（34599亿元）的一半。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工业化与农村割裂的格局发生改变。农村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工业化进程中，据统计，到1992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超过1亿人[15]。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自发形成，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3.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大循环”战略促使沿海地区与外向型经济相关的工业迅速发展。我国1979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进行对外开放战略试点和局部突破。这些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对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我国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1988年对外开放的地域在沿海全面铺开。与外贸和“三来一补”相关的加工工业在沿海开放地区突飞猛进，外贸依存度稳步提高，见表二。
4.延续了粗放式增长格局。在这一时期，大部分的非农产品还是卖方市场，决定非农部门增长的主导因素还是供给能力，扩大生产要素投入是推动非农部门增长的主要力量。如1984年投资增长率达37.2％，1992年高达55.64％，1981～1992年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23.4％，远高于该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16]。期间，1991年TFP值为83.04②，比1978年的88.82还要低，甚至在1989和1990年出现了连续负增长，见表三。
四、全面市场化转型阶段（1993～2002年）
该阶段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主导。在国内及国际环境方面，全球化、市场化是主导潮流；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促使社会生产由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型。根据钱纳里提出的人均产值指标，我国1992年人均GDP只有2586元，还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在本阶段，我国改变了以前保持原有经济体制不变引入市场因素的做法，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全面转型，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市场体制的激励下，这一时期（特别是1996年后）结束了长期以来的短缺经济，进入到了过剩经济阶段，市场结构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需求对工业发展的制约效果更明显。因全面市场化转型的优胜劣汰机制，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在此期间，因需求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家电产品等成为新的高增长行业，工业高速增长，相对而言，因传统农业的弱质性，农民隐性失业，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所以在这一发展时期，农业占CDP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93年的21.19％降至2001年的15.23％，城乡差距扩大。
该发展阶段具有以下典型特点。
1.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在90年代中期，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在彩电、冰箱等传统家电的消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空调、个人计算机和通信等需求领域以更高速度增长，从而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1994、1995年的电子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分别达到33.4％、32.7％。电子工业成为这一时期的高增长行业，并保持了长时间的持续高增长。（2）重化工业加速发展。90年代中后期，传统消费品工业的改造升级促使设备投资大量增加，以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为目的形成了对装备工业的巨大需求，高加工度的重工业快速发展，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稳步提高。
2.外向型经济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政府主导下，沿海地区率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1992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仅为34.2％，到2002年已经提高到48.9％。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在逐步提高，同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制约程度越来越高[17]。
3.国内市场整体供求格局发生变化，由粗放模式转向集约模式。随着全面市场转型，企业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工业发展加速，国内市场也告别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时代，以生产要素投入为主来推动发展的外延型经济失去了需求的支持，特别是科技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市场出现了过度竞争，如电视、VCD等行业均发生全行业价格战，粗放型企业在行业竞争压力下开始出局。在本阶段，TFP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为正值，期间TFP由1992年的88.48增长到2001年的96.11[12]。
4.就业形势恶化。随着全面市场化转型，过去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难以执行，隐性失业问题显性化。1996～2002年，我国非农就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一直在50％附近徘徊，见表四。这意味着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在1996～2002年间对就业增长基本上没有贡献。在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技术贡献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样的GDP增长所能解决的就业人口大为下降。
五、新型工业化阶段（2002年以后）
该阶段由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主持大政方针。在国内及国际环境方面，和谐社会的主题逐步深入人心，人权、民主意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加强，公平的观点更被重视。主要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我国2002年人均GDP达930美元，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2％、51.2％、33.6％，霍夫曼系数为0.64，这三个指标均表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
随着我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国内企业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虽然此时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确立，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瓶颈作用突显。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长期不均衡，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能力不强。长期奉行的市场主导、效率优先政策造成机会不均等、权力不均等和利益分配不均等，使贫富差距加大。上述各种问题都亟待政府解决。
基于此，政府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路。（1）既重视提升优势产业，也重视改造传统产业。抓住传统产业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2）高度重视节能环保。由于我国资源相对不足，节能环保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约束性要求。通过淘汰和限制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落后生产力，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模式，将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和节能环保统一起来；（3）重视民生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逐步理顺政府、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这一阶段，住宅、汽车、通讯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为我国新型高增长产业，并带动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产业快速发展。随着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力资源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非农就业人口比率稳步提高，能源利用水平也不断提升。
该阶段具有以下典型特点。
1.工业发展到了重化工业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由于我国积极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引发了对重化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期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迅速上升，见表五。
2.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增高。2001年以前，我国除20世纪80年代的个别年份外，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小于1，1990年至2001年间能源弹性系数基本保持在正常值0.5左右，其中1997年到1999年出现负增长。但2002年该值上升到1.19，2003年上升到1.61，2004年高达1.6，2005年仍为1.02③。由于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发展趋势在未来二十年仍将持续，而重工业的能耗远大于轻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能耗，故我国面临着产出能耗增加的压力。
3.非农就业人口比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失业问题，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考虑就业目标，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重视生产技术进步并行，积极开展就业指导工作，推动非农就业人口比率迅速上升。从1996年到2002年，非农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一直是50％左右，通过政策推动，在2003年增加为50.9％，到2004年提高到53.1％，2005年提高到了55.2％。
4.外贸依存度高。加入WTO后，我国外贸迅猛发展。2002年外贸依存度为48.9％，2003年为60.1％，到2004年外贸依存度已逼近70％，外贸依存度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这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国外市场的需求已经成为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17]。
5.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更得到重视。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及自主创新，如制订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并深化自主创新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更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运行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例如，深圳政府设立了创新研发投资基金以奖励企业创新，通过一个亿的奖励，带动了企业96亿的研发投入[17]。同期全社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屡创新高，见表六。
6.出现工业哺育农业的新局面。期间连续几年第一号文件都涉及三农问题。通过不断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及对农业的补贴等措施，我国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收，当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3397亿元。通过不断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务，提高了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减缓乃至扭转了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
注释：
① 如非注明，文中数据均由统计局官方网站的各年度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② 文中TFP值以1952年为基准，1952年TFP＝100。
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作者介绍：陈一鸣，长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全海涛，长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长沙 410076）
作者：陈一鸣全海涛
经济问题探索 2008年03期
一、前言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方面，学术界一直未达成共识。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都认为1978年以前是传统工业化阶段，而在此之后就有较多不同意见，如汪海波将其划分为1979～1984年、1985～1992年、1992～2000年三个阶段[1]；纪宝成等将其划分为1979～1992年、1993～1996年、1996年至今三个阶段[2]；张一民则认为1978～2000年为一个阶段，2001～2020年为另一个阶段[3]；张宇将1978年后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1992～2001年、2001年至今[4]；武力将其划分为1978～1995年、1996～2002年，2002年至今三个阶段[5]。
上述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方法的划分依据主要有以下两个：（1）推进工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工业化后进国家通常会采取相关措施推动工业发展，我国也不例外——工业发展与国家政策及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国际环境。如考虑东南亚金融风暴和中国加入WTO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各国的工业发展受国际形势影响日益显著，故国际环境是划分工业化阶段的重要依据。根据发展经济学，钱纳里工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也是工业阶段划分的重要方法，即基于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等因素进行划分[6]。
本文综合考虑前述划分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依据及现有的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方法，将建国后工业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阶段、消费导向型工业发展阶段、全面市场化转型阶段、新型工业化阶段。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阶段（1950～1978年）
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导中国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当时是没有现代工业基础的落后农业国家，国际上受资本主义列国敌视，在经济方面遭遇封锁。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没有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即从轻纺工业起步，积累大量资本后，再发展重工业，逐步建立起轻重工业相匹配的工业体系，而是效仿前苏联工业化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7]。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我国在资源配置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自力更生、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8]。
国民经济在这一阶段发展不平衡，经济效益差。因为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导致轻重工业之间、工业与第三产业之间资源配置不合理[9]。城乡产业分工泾渭分明，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造成城市化水平低下、城乡之间的隔绝和经济的二元化，占总人口比例超过80％的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期间农业、轻工业发展缓慢，生活消费品匮乏，直到1978年还有70多种商品需要凭证供应[10]。
该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优先发展重工业。从“一五”计划开始就着重发展重工业。除了“五五”时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慢于轻工业外，其余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的发展速度都快于轻工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轻工业的发展未予以充分重视。例如，建国后32年中，全国共培养107万大专毕业生，其中只有2万人配置到轻工业系统，仅占1.9％；其间，中专毕业生共114万人，配置到轻工系统的只有5万人，仅占4.4％。建国后29年中，轻重工业二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9.8∶90[11]。
2.片面追求高速度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由于片面追求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和实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忽略了对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追求，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质量差。1953—197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为－0.45％，TFP对产出增长贡献的份额累计为－7.31％，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12]。从资源利用效率上看，70年代末与50年代初相比有下降，1953年我国能源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是1310元／吨，1978年则下降到527元／吨；能源消耗强度1953年为7.63吨／万元，1978年增加到18.98吨／万元。1953～1977年能源消耗增长系数是1.77，铁矿消耗增长系数平均为1.40[10]。由此可见，资源消耗的增长大大高于经济增长。
3.闭关锁国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延缓了工业化进程。在建国初期，由于受资本主义国家敌视封锁，主要采取了自力更生的政策。在国际格局发生变化时，如中美在20世纪70年代从长期对抗开始转向接触与对话，我国政府也适时调整了外交政策，从而为引进和利用欧美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创造了条件，对外贸易有所增加，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外贸依存度很低。1952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是9.4％，“一五”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0.7％，1958年后，对外贸易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逐步减弱，1966～1972年间，我国进出口年均增长4.5％，1973～1976年间，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4.2％，1977—1979年间达到了16.6％，但本阶段内，各年的外贸依存度都没有超过10％[10]。
4.农业哺育工业。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所需资金依赖农业。1952～1978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民每年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农民储蓄这三条渠道所积累的资金累计为4452亿元左右，占国民收入积累额的比重在30％以上（1978年除外）。即便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资，1952～1978年间国家依靠农民和农业积累的资金仍高达4413亿元[10]。
三、消费导向型工业发展阶段（1979～1992年）
该阶段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主导。国际环境在本阶段发生重大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340美元，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660美元）还低32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6％，属于“极低收入国家”[13]。中国当时消费品匮乏、居民日用消费品大多凭票供应，依据钱氏理论，当时还没有进入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为了解决消费品不足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问题，并提升工业化水平，我国开始调整实行了多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模式。因为资源禀赋、现有工业基础和政治经济环境的差异，没有可指导中国工业发展的现成模式。通过对过去近30年的工业化过程的反思，中国采用了渐进式改革思路，引入市场因素，完善原有的经济体制。在此期间，我国逐步改变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14]；资源配置方式由单纯的计划手段转向计划手段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调整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优先发展轻工业，在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推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城市体制改革。
在消费导向型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进入以轻工、纺织为主导的工业增长阶段，轻工业发展快于重工业，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齐头并进，乡镇企业发展迅猛。
该工业化发展阶段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轻工业高速发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调整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轻工业与重工业、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等多种比例关系，逐步扭转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期间采取了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注重市场需求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自1980年起对轻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投资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结果表现为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快速发展，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提高，见表一。在这一阶段，轻工业与重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之比为1∶0.80①。
2.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初步形成。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非农产业主要表现为副业，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1／4，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到1987年则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52.4％）。从90年代初期起，随着工业化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每年2000～3000万的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乡镇企业1992年完成总产值17975亿元，超过当年工业总产值（34599亿元）的一半。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工业化与农村割裂的格局发生改变。农村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工业化进程中，据统计，到1992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超过1亿人[15]。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自发形成，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3.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大循环”战略促使沿海地区与外向型经济相关的工业迅速发展。我国1979年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进行对外开放战略试点和局部突破。这些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对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我国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1988年对外开放的地域在沿海全面铺开。与外贸和“三来一补”相关的加工工业在沿海开放地区突飞猛进，外贸依存度稳步提高，见表二。
4.延续了粗放式增长格局。在这一时期，大部分的非农产品还是卖方市场，决定非农部门增长的主导因素还是供给能力，扩大生产要素投入是推动非农部门增长的主要力量。如1984年投资增长率达37.2％，1992年高达55.64％，1981～1992年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23.4％，远高于该阶段平均经济增长率[16]。期间，1991年TFP值为83.04②，比1978年的88.82还要低，甚至在1989和1990年出现了连续负增长，见表三。
四、全面市场化转型阶段（1993～2002年）
该阶段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主导。在国内及国际环境方面，全球化、市场化是主导潮流；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促使社会生产由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型。根据钱纳里提出的人均产值指标，我国1992年人均GDP只有2586元，还处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在本阶段，我国改变了以前保持原有经济体制不变引入市场因素的做法，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全面转型，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市场体制的激励下，这一时期（特别是1996年后）结束了长期以来的短缺经济，进入到了过剩经济阶段，市场结构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需求对工业发展的制约效果更明显。因全面市场化转型的优胜劣汰机制，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在此期间，因需求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家电产品等成为新的高增长行业，工业高速增长，相对而言，因传统农业的弱质性，农民隐性失业，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所以在这一发展时期，农业占CDP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93年的21.19％降至2001年的15.23％，城乡差距扩大。
该发展阶段具有以下典型特点。
1.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在90年代中期，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再次出现升级，在彩电、冰箱等传统家电的消费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空调、个人计算机和通信等需求领域以更高速度增长，从而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1994、1995年的电子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分别达到33.4％、32.7％。电子工业成为这一时期的高增长行业，并保持了长时间的持续高增长。（2）重化工业加速发展。90年代中后期，传统消费品工业的改造升级促使设备投资大量增加，以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为目的形成了对装备工业的巨大需求，高加工度的重工业快速发展，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例稳步提高。
2.外向型经济的格局基本形成。在政府主导下，沿海地区率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1992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仅为34.2％，到2002年已经提高到48.9％。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在逐步提高，同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制约程度越来越高[17]。
3.国内市场整体供求格局发生变化，由粗放模式转向集约模式。随着全面市场转型，企业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工业发展加速，国内市场也告别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时代，以生产要素投入为主来推动发展的外延型经济失去了需求的支持，特别是科技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市场出现了过度竞争，如电视、VCD等行业均发生全行业价格战，粗放型企业在行业竞争压力下开始出局。在本阶段，TFP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为正值，期间TFP由1992年的88.48增长到2001年的96.11[12]。
4.就业形势恶化。随着全面市场化转型，过去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难以执行，隐性失业问题显性化。1996～2002年，我国非农就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一直在50％附近徘徊，见表四。这意味着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在1996～2002年间对就业增长基本上没有贡献。在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技术贡献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样的GDP增长所能解决的就业人口大为下降。
五、新型工业化阶段（2002年以后）
该阶段由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主持大政方针。在国内及国际环境方面，和谐社会的主题逐步深入人心，人权、民主意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加强，公平的观点更被重视。主要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我国2002年人均GDP达930美元，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5.2％、51.2％、33.6％，霍夫曼系数为0.64，这三个指标均表明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
随着我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国内企业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虽然此时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确立，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瓶颈作用突显。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长期不均衡，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能力不强。长期奉行的市场主导、效率优先政策造成机会不均等、权力不均等和利益分配不均等，使贫富差距加大。上述各种问题都亟待政府解决。
基于此，政府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路。（1）既重视提升优势产业，也重视改造传统产业。抓住传统产业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2）高度重视节能环保。由于我国资源相对不足，节能环保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约束性要求。通过淘汰和限制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落后生产力，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发展模式，将发展的速度、质量、效益和节能环保统一起来；（3）重视民生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逐步理顺政府、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这一阶段，住宅、汽车、通讯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成为我国新型高增长产业，并带动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产业快速发展。随着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力资源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非农就业人口比率稳步提高，能源利用水平也不断提升。
该阶段具有以下典型特点。
1.工业发展到了重化工业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由于我国积极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引发了对重化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期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迅速上升，见表五。
2.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增高。2001年以前，我国除20世纪80年代的个别年份外，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小于1，1990年至2001年间能源弹性系数基本保持在正常值0.5左右，其中1997年到1999年出现负增长。但2002年该值上升到1.19，2003年上升到1.61，2004年高达1.6，2005年仍为1.02③。由于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发展趋势在未来二十年仍将持续，而重工业的能耗远大于轻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能耗，故我国面临着产出能耗增加的压力。
3.非农就业人口比率迅速上升。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失业问题，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考虑就业目标，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重视生产技术进步并行，积极开展就业指导工作，推动非农就业人口比率迅速上升。从1996年到2002年，非农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一直是50％左右，通过政策推动，在2003年增加为50.9％，到2004年提高到53.1％，2005年提高到了55.2％。
4.外贸依存度高。加入WTO后，我国外贸迅猛发展。2002年外贸依存度为48.9％，2003年为60.1％，到2004年外贸依存度已逼近70％，外贸依存度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这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国外市场的需求已经成为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17]。
5.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更得到重视。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及自主创新，如制订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并深化自主创新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更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运行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例如，深圳政府设立了创新研发投资基金以奖励企业创新，通过一个亿的奖励，带动了企业96亿的研发投入[17]。同期全社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屡创新高，见表六。
6.出现工业哺育农业的新局面。期间连续几年第一号文件都涉及三农问题。通过不断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及对农业的补贴等措施，我国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收，当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3397亿元。通过不断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务，提高了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减缓乃至扭转了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
注释：
① 如非注明，文中数据均由统计局官方网站的各年度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② 文中TFP值以1952年为基准，1952年TFP＝100。
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作者介绍：陈一鸣，长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全海涛，长沙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长沙 41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