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教育状况一直难以让人满意，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学还没有培养出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大师级学者，此事直接导致了“钱学森之问”。另外，在金钱、权力的侵蚀之下，原本神圣的校园日趋复杂、混乱，学术腐败层出不穷。相应的，大学生和教师群体的平均素质也有所降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大校长周其凤被媒体断章取义的“美国教育一塌糊涂”之说才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中美教育孰优孰劣的又一番争论。
这种争论当然不会有明确的结论，但它至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西方教育及文化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我的判断是：中西方教育及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倒在其次，中国人文化自信心之有无则更为迫切和关键。
史学大师陈寅恪就特别重视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问题。他曾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句话很有名，但很多人并不理解其深意。陈寅恪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远在曾国藩（湘乡）和张之洞（南皮）之上，况且，陈寅恪是五四时期的学者，他一生倡导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明显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人格追求，岂能与曾国藩、张之洞等封建士大夫等量齐观？显然，陈寅恪之语另有寄托。陈先生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就是因为“咸丰、同治之世”是中国人还没有完全丧失文化自信心之际。那个时期，洋务运动虽然开始了，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那份自信心依然存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依然可以统摄人心，让人们在纷乱的变革之世心态并不迷茫。而咸丰、同治以后，随着大清国势的继续恶化和西方文化的继续冲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越来越不足。而一旦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来文明时就极容易失去健康、从容的心态。没了健康、从容的文化心态，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化也就很难指望成功。原因就在于，没了文化自信心，一方面会导致对本土优秀文化传统的丢弃，另一方面又会在吸收外来文明时辨不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结果就是进退失据——丢掉了自己的好东西之后，别人的好东西还学不到。
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简单地说哪种教育方式更好，哪种教育方式更坏。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周朝时就有成熟的礼乐文化教育，后世更有“经史子集”的文化教育，即便是“四书五经”的科举教育，也有其可取之处。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都是失败的，那便无法解释古代中国人为何能创造出那么多世界公认的文化成果。若笼统地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那就更难以令人信服，美国的科技一直在整体上领先世界，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就连周其凤自己也说：“若从培养杰出的美国公民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教育绝对是最好的”，他所说的“美国教育一塌糊涂”也是“从培养世界公民的角度来看”的。可见，问题的核心不是哪种教育方式好，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将其成功转化，能不能学到别人的文化精华。如果善于学习，哪种教育方式都有可取之处，如果不善于学习，采用哪种教育方式都无济于事。而善于学习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文化自信心之有无。
现在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两边不靠谱，一方面丢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又没有学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的精髓。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塑造的话，那么西方文明的精髓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和法治精神；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忠恕之道”和“孝悌关怀”的话，那么西方文化的精髓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理念和参与精神。我觉得这些都很好，都值得我们去很好地学习，而且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和谐相处，相融共生。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在两个方面学得都很不够。很多人学国学，学到的是皮毛，学西学，学到的还是皮毛。更等而下之的是，学国学，没有学到中国古人的那份“诚敬之心”，反而学到了伪善和权谋（阴谋）；学西方，没学会人家的民主、自由、博爱精神，倒学会了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这岂不悲哀？
现在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一方面要求我们有更宽广的胸怀去包容、吸纳尽可能多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在纷繁复杂的文化模式面前保持足够的文化自信，即不能以现代化为由粗暴地割裂、毁弃传统文化。陈寅恪先生说：“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话之深意亦在于此。
近年来围绕着教育的种种争论，其现象虽是教育，其背后却关乎文化心态，即我们最缺少的其实是从容、淡定的文化心态。当我们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去讨论教育和文化问题的时候，不论我们的理由和证据多么充分，其结果都会使我们背离教育和文化的根本宗旨。
什么是好的教育和文化？能给人以自由和尊严的教育和文化才是好的教育和文化。急功近利，焦虑浮躁，偏执狭隘……这些本身就是文化病毒，又怎么给人以自由和尊严。打压外人不能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大，贬低古人也不能证明我们更有智慧。要想变得真正强大，要想拥有更多的智慧，只有一个办法：坚定信心，放下身段，虚心地去学习，学习，再学习。
近年来，中国的教育状况一直难以让人满意，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学还没有培养出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大师级学者，此事直接导致了“钱学森之问”。另外，在金钱、权力的侵蚀之下，原本神圣的校园日趋复杂、混乱，学术腐败层出不穷。相应的，大学生和教师群体的平均素质也有所降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大校长周其凤被媒体断章取义的“美国教育一塌糊涂”之说才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中美教育孰优孰劣的又一番争论。
这种争论当然不会有明确的结论，但它至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西方教育及文化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我的判断是：中西方教育及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倒在其次，中国人文化自信心之有无则更为迫切和关键。
史学大师陈寅恪就特别重视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问题。他曾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句话很有名，但很多人并不理解其深意。陈寅恪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远在曾国藩（湘乡）和张之洞（南皮）之上，况且，陈寅恪是五四时期的学者，他一生倡导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明显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人格追求，岂能与曾国藩、张之洞等封建士大夫等量齐观？显然，陈寅恪之语另有寄托。陈先生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就是因为“咸丰、同治之世”是中国人还没有完全丧失文化自信心之际。那个时期，洋务运动虽然开始了，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那份自信心依然存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依然可以统摄人心，让人们在纷乱的变革之世心态并不迷茫。而咸丰、同治以后，随着大清国势的继续恶化和西方文化的继续冲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越来越不足。而一旦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来文明时就极容易失去健康、从容的心态。没了健康、从容的文化心态，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化也就很难指望成功。原因就在于，没了文化自信心，一方面会导致对本土优秀文化传统的丢弃，另一方面又会在吸收外来文明时辨不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结果就是进退失据——丢掉了自己的好东西之后，别人的好东西还学不到。
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简单地说哪种教育方式更好，哪种教育方式更坏。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周朝时就有成熟的礼乐文化教育，后世更有“经史子集”的文化教育，即便是“四书五经”的科举教育，也有其可取之处。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都是失败的，那便无法解释古代中国人为何能创造出那么多世界公认的文化成果。若笼统地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那就更难以令人信服，美国的科技一直在整体上领先世界，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就连周其凤自己也说：“若从培养杰出的美国公民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教育绝对是最好的”，他所说的“美国教育一塌糊涂”也是“从培养世界公民的角度来看”的。可见，问题的核心不是哪种教育方式好，而在于我们能不能将其成功转化，能不能学到别人的文化精华。如果善于学习，哪种教育方式都有可取之处，如果不善于学习，采用哪种教育方式都无济于事。而善于学习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文化自信心之有无。
现在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两边不靠谱，一方面丢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又没有学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的精髓。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塑造的话，那么西方文明的精髓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和法治精神；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忠恕之道”和“孝悌关怀”的话，那么西方文化的精髓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理念和参与精神。我觉得这些都很好，都值得我们去很好地学习，而且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和谐相处，相融共生。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在两个方面学得都很不够。很多人学国学，学到的是皮毛，学西学，学到的还是皮毛。更等而下之的是，学国学，没有学到中国古人的那份“诚敬之心”，反而学到了伪善和权谋（阴谋）；学西方，没学会人家的民主、自由、博爱精神，倒学会了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这岂不悲哀？
现在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一方面要求我们有更宽广的胸怀去包容、吸纳尽可能多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在纷繁复杂的文化模式面前保持足够的文化自信，即不能以现代化为由粗暴地割裂、毁弃传统文化。陈寅恪先生说：“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话之深意亦在于此。
近年来围绕着教育的种种争论，其现象虽是教育，其背后却关乎文化心态，即我们最缺少的其实是从容、淡定的文化心态。当我们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去讨论教育和文化问题的时候，不论我们的理由和证据多么充分，其结果都会使我们背离教育和文化的根本宗旨。
什么是好的教育和文化？能给人以自由和尊严的教育和文化才是好的教育和文化。急功近利，焦虑浮躁，偏执狭隘……这些本身就是文化病毒，又怎么给人以自由和尊严。打压外人不能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大，贬低古人也不能证明我们更有智慧。要想变得真正强大，要想拥有更多的智慧，只有一个办法：坚定信心，放下身段，虚心地去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