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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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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首先提出来的。在斯图尔德之前的美国历史学派强调，用历史方法研究人类的文化，认为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发生的，因此，文化的起源、发展与变迁无规律可循。但斯图尔德认为，人类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性的学科，其主要目的应该是“探求在属于不同文化区的社会之间一再重现的各种形式、功能与变迁上的规律”。斯图尔德首次把人类学研究从人文领域引向科学领域，理论工具也从历史方法转换为科学方法。为了研究文化发生、发展、变迁的规律，斯图尔德认为，进化论是对文化加以解释的最佳理论手段。进化论的核心是“适者生存”，文化也是对自然、社会环境的一种适应。因此，他非常重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提倡文化生态学。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生态学是“一项方法论上的工具，以确定文化对其环境的适应将如何引发若干变迁”。按照斯图尔德的观点，瑜伽的起源、发展与变迁均是适应特定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表现。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与瑜伽之间应该有着一些对应关系，瑜伽的面貌与变迁，可以从瑜伽对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的适应得到解释。
三、瑜伽肢体活动的起源与古印度自然环境关于瑜伽的起源尽管有种种推断，但它在古印度源远流长是勿庸置疑的。据印度传说，在距今七千年之前，就有希瓦发明秘密瑜伽，流传于喜玛拉雅山区。瑜伽的最早遗迹由莫蒂默・威勒爵士于1922年在印度河谷的莫亨焦・达罗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从考古学资料中可见，瑜伽在起源之初就与自然界的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印度气候湿热，地多丛草，既足蚊虻，又丰烟雾”，洪水、热风带来疾病伤痛，每年都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面对艰难困苦，人们产生了困惑和迷茫：人的一生是如此地短促，除了受到自然条件的磨难，还要受到疾病痛苦的折磨，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由身体的痛苦而产生心灵的痛苦，产生了活着的烦恼。要想长寿而健康的活下去，要想人类繁衍生长，就必须面对“疾病”、“死亡”、“肉体”、“灵魂”及人与宇宙的关系。带着上述问题的人在覆盖于印度喜马拉雅山麓地带的原始森林中修行、冥思，无意中发现各种动物患病时能不经任何治疗而自然痊愈，因此他们仔细观察动物，看它们如何适应自然的生活，如何实施有效的呼吸、摄食、排泄、休息、睡眠以及克服疾病。他们学习模仿各种动物的姿势，将这种紧张及松弛的方法运用于人体时，竟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调整身体的方法即“瑜伽体位法”，最初的瑜伽就产生了。后来，瑜伽师们对这些姿势数目作了调整，适合一般人常练习的姿式约有百来个及一些身印（MUDRA），就是这几百种已经可以完整地使身体的每一块肌肉、神经和腺体都得到锻炼。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而言，瑜伽的起源与古印度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们对祛除疾病、追求健康的主观愿望有着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关系并非古印度所独有。傩就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傩以象征性的仪式活动为载体，传承着千百万年以来民间信仰、观念、习俗、游艺、表演、宣泄、狂欢等深厚传统。因此，瑜伽的原始真义可以理解为古印度人为应对恶劣自然环境、祛除疾病、追求健康而模仿、创造出来的一种肢体活动。
四、瑜伽意识形态的变迁与古印度社会环境
早期的瑜珈已试图将人类的内在自我与宇宙的无上自我合一，从而可以摆脱轮回的痛苦。在印度，人们相信通过瑜珈可将产生轮回的种子烧毁，心的主体被证悟，一切障碍都将不存在。这些类似宗教信仰的意识活动非常巧妙地掺入了瑜伽
的肢体活动中，使瑜伽挣脱了克服自然环境、祛除疾病、追求健康的原始真义，赋予了瑜伽崭新的心理、精神和社会意义，瑜伽从而也获得了持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与不同时期印度的社会环境有关。
从史实分析，如果说瑜伽的肢体活动源自疾病的痛苦激发了人们祛除疾病、追求健康的智慧，那么，瑜伽的意识形态源自外族宗教的入侵、信仰的冲突聚拢了瑜伽行者、苦行者、圣者、祖师、流浪哲人、先知或森林哲学家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他们爱惜生物，与自然和平共处，这些思想、观念成为后世瑜伽哲学体系创立者的思想源泉。但必须明确的是，瑜伽的肢体活动与意识形态并不同时具有，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公元前800年的奥义书依然不忘对婆罗门教“祭祀万能”的诅咒，其中记载了该时期的瑜伽思想：1.梵(宇宙的超自然核心)我(人们存在的超自然核心)合一；2.人们再生的观念；3.业和果报的观念，它解释一个人行为的来世报应；4.业的报应和未来的再生可以通过精神实践来对之施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弃绝和冥想。后来达到解脱的实践方式就是修习瑜伽。瑜伽的终极目的是中断这永无休止的生死轮回，终止业的产生和报应，唤醒人与超自然大我的合一。在《薄伽梵歌》中，此时瑜伽与婆罗门教的冲突已经缓和，数论、瑜伽、正统婆罗门教，还有对克里希那神的崇拜等种种成分融为一体。其中也记载了该时期的瑜伽思想，不再是奥义书中的传统苦行和冥想的智瑜伽，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积极瑜伽。它是对过去瑜伽实践的扬弃也是补充。修习这种瑜伽的结果是社会的和心理的而不是超自然的。这足以说明瑜伽的起源与发展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依赖性。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而言，雅利安人的入侵与婆罗门教的宗教压迫带来社会环境的动荡与瑜伽意识形态的革新与发展不无关联。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瑜伽都保留肢体活动这一外显形式，但意识形态不断丰富，使瑜伽这一发源于印度原住民、流行于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民间信仰中的灵修实践由异端逐渐成为正统，由强调行法到行为、信仰、知识三者并行不悖。
五、文化生态学的困窘公元前200年，钵颠阇梨的《瑜伽经》问世，钵颠阇梨把以前已经存在的关于瑜伽的知识和行法予以系统化，他不仅搜集了瑜伽实践的不同形式，网罗了曾经或可能与瑜伽有关的种种观念，而且把它们全部嫁接到数论超验哲学之上，形成了哲学体系。它又被称为“王瑜伽”，是印度哲学六大古典体系之一。当瑜伽被提升为上层建筑——哲学体系时，肢体活动即被赋予了一种公共符号的含义，失去了其民族性和地缘性特色，这足以使瑜伽摆脱印度次大陆自然社会环境的束缚。如今，瑜伽正以肢体活动为载体向全世界的人们传播其哲学理念，这不是文化生态学“适者生存”理论所能解释的。参考文献：
[1]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2]约翰・霍尔(美)，玛丽・乔・尼兹(美)著，周晓虹，徐彬译.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巫白慧.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4]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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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首先提出来的。在斯图尔德之前的美国历史学派强调，用历史方法研究人类的文化，认为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发生的，因此，文化的起源、发展与变迁无规律可循。但斯图尔德认为，人类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性的学科，其主要目的应该是“探求在属于不同文化区的社会之间一再重现的各种形式、功能与变迁上的规律”。斯图尔德首次把人类学研究从人文领域引向科学领域，理论工具也从历史方法转换为科学方法。为了研究文化发生、发展、变迁的规律，斯图尔德认为，进化论是对文化加以解释的最佳理论手段。进化论的核心是“适者生存”，文化也是对自然、社会环境的一种适应。因此，他非常重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提倡文化生态学。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生态学是“一项方法论上的工具，以确定文化对其环境的适应将如何引发若干变迁”。按照斯图尔德的观点，瑜伽的起源、发展与变迁均是适应特定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表现。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与瑜伽之间应该有着一些对应关系，瑜伽的面貌与变迁，可以从瑜伽对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的适应得到解释。
三、瑜伽肢体活动的起源与古印度自然环境关于瑜伽的起源尽管有种种推断，但它在古印度源远流长是勿庸置疑的。据印度传说，在距今七千年之前，就有希瓦发明秘密瑜伽，流传于喜玛拉雅山区。瑜伽的最早遗迹由莫蒂默・威勒爵士于1922年在印度河谷的莫亨焦・达罗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从考古学资料中可见，瑜伽在起源之初就与自然界的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印度气候湿热，地多丛草，既足蚊虻，又丰烟雾”，洪水、热风带来疾病伤痛，每年都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面对艰难困苦，人们产生了困惑和迷茫：人的一生是如此地短促，除了受到自然条件的磨难，还要受到疾病痛苦的折磨，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由身体的痛苦而产生心灵的痛苦，产生了活着的烦恼。要想长寿而健康的活下去，要想人类繁衍生长，就必须面对“疾病”、“死亡”、“肉体”、“灵魂”及人与宇宙的关系。带着上述问题的人在覆盖于印度喜马拉雅山麓地带的原始森林中修行、冥思，无意中发现各种动物患病时能不经任何治疗而自然痊愈，因此他们仔细观察动物，看它们如何适应自然的生活，如何实施有效的呼吸、摄食、排泄、休息、睡眠以及克服疾病。他们学习模仿各种动物的姿势，将这种紧张及松弛的方法运用于人体时，竟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调整身体的方法即“瑜伽体位法”，最初的瑜伽就产生了。后来，瑜伽师们对这些姿势数目作了调整，适合一般人常练习的姿式约有百来个及一些身印（MUDRA），就是这几百种已经可以完整地使身体的每一块肌肉、神经和腺体都得到锻炼。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而言，瑜伽的起源与古印度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人们对祛除疾病、追求健康的主观愿望有着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关系并非古印度所独有。傩就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傩以象征性的仪式活动为载体，传承着千百万年以来民间信仰、观念、习俗、游艺、表演、宣泄、狂欢等深厚传统。因此，瑜伽的原始真义可以理解为古印度人为应对恶劣自然环境、祛除疾病、追求健康而模仿、创造出来的一种肢体活动。
四、瑜伽意识形态的变迁与古印度社会环境
早期的瑜珈已试图将人类的内在自我与宇宙的无上自我合一，从而可以摆脱轮回的痛苦。在印度，人们相信通过瑜珈可将产生轮回的种子烧毁，心的主体被证悟，一切障碍都将不存在。这些类似宗教信仰的意识活动非常巧妙地掺入了瑜伽
的肢体活动中，使瑜伽挣脱了克服自然环境、祛除疾病、追求健康的原始真义，赋予了瑜伽崭新的心理、精神和社会意义，瑜伽从而也获得了持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与不同时期印度的社会环境有关。
从史实分析，如果说瑜伽的肢体活动源自疾病的痛苦激发了人们祛除疾病、追求健康的智慧，那么，瑜伽的意识形态源自外族宗教的入侵、信仰的冲突聚拢了瑜伽行者、苦行者、圣者、祖师、流浪哲人、先知或森林哲学家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他们爱惜生物，与自然和平共处，这些思想、观念成为后世瑜伽哲学体系创立者的思想源泉。但必须明确的是，瑜伽的肢体活动与意识形态并不同时具有，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公元前800年的奥义书依然不忘对婆罗门教“祭祀万能”的诅咒，其中记载了该时期的瑜伽思想：1.梵(宇宙的超自然核心)我(人们存在的超自然核心)合一；2.人们再生的观念；3.业和果报的观念，它解释一个人行为的来世报应；4.业的报应和未来的再生可以通过精神实践来对之施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弃绝和冥想。后来达到解脱的实践方式就是修习瑜伽。瑜伽的终极目的是中断这永无休止的生死轮回，终止业的产生和报应，唤醒人与超自然大我的合一。在《薄伽梵歌》中，此时瑜伽与婆罗门教的冲突已经缓和，数论、瑜伽、正统婆罗门教，还有对克里希那神的崇拜等种种成分融为一体。其中也记载了该时期的瑜伽思想，不再是奥义书中的传统苦行和冥想的智瑜伽，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积极瑜伽。它是对过去瑜伽实践的扬弃也是补充。修习这种瑜伽的结果是社会的和心理的而不是超自然的。这足以说明瑜伽的起源与发展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依赖性。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而言，雅利安人的入侵与婆罗门教的宗教压迫带来社会环境的动荡与瑜伽意识形态的革新与发展不无关联。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瑜伽都保留肢体活动这一外显形式，但意识形态不断丰富，使瑜伽这一发源于印度原住民、流行于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民间信仰中的灵修实践由异端逐渐成为正统，由强调行法到行为、信仰、知识三者并行不悖。
五、文化生态学的困窘公元前200年，钵颠阇梨的《瑜伽经》问世，钵颠阇梨把以前已经存在的关于瑜伽的知识和行法予以系统化，他不仅搜集了瑜伽实践的不同形式，网罗了曾经或可能与瑜伽有关的种种观念，而且把它们全部嫁接到数论超验哲学之上，形成了哲学体系。它又被称为“王瑜伽”，是印度哲学六大古典体系之一。当瑜伽被提升为上层建筑——哲学体系时，肢体活动即被赋予了一种公共符号的含义，失去了其民族性和地缘性特色，这足以使瑜伽摆脱印度次大陆自然社会环境的束缚。如今，瑜伽正以肢体活动为载体向全世界的人们传播其哲学理念，这不是文化生态学“适者生存”理论所能解释的。参考文献：
[1]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2]约翰・霍尔(美)，玛丽・乔・尼兹(美)著，周晓虹，徐彬译.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巫白慧.印度哲学：吠陀经探义和奥义书解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4]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M].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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