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关系与我国外交的新挑战
摘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第一强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具有重大责任。回眸中美建交30年，两国关系发展既饱含相互斗争，也有相互借重，相对平稳的一面。在国际新形势下，中美双方在许多全球性和经济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关系也深受世界总体形势和各自国内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台湾、人权、经贸等问题的牵制和影响。但两国对其关系的态度仍是积极的。
世界全球化早已不是“新闻”，而成为人人皆知的话题。当今世界正处在
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仍在调整中震荡，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各种力量的较量和互动更加突出；快速崛起的中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空前密切的融合与互动。
关键词：中美关系、发展、当前形势、新挑战
当前中美关系
一、 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
3 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夕，是两国发展官方关
系的初始阶段。
第二阶段：自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到1989年，是两国关系迅速
发展的时期。
第三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历时约10年，两国关系进入了积极因素和消极因
素同步增长的阶段。
二、当前中美关系
首先看南海问题。在越南测量船与中国渔船发生摩擦之后，南海问题再度成为新闻热点。美国不仅首次明确了自己站队的位置，还声称要向菲律宾出售武器。中国不仅非美国盟友更是其防范对象，期待美国站在中国一边显然不切实际，但中国从未否定南海作为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权，也从未表态要通过武力来获取有争议领土的主权，所以美国维护“自由航行”、“地区稳定”的干涉理由非常牵强。它不过是想趁乱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一个前所未有的仲裁者地位，使得自己今后在对华战略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处境更为灵活，同时也以这种攻击性来提醒中国不要高估自身的地位。但因其现有军事负担已不允许再挑战端，南海对美也绝非像对华那样利益攸关，更重要的是，因此而与华为敌得不偿失，所以美国的干涉更多体现为一种姿态性举动，同样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美方智库的普遍观点是美国不会为了南海问题而与中国发生严重冲突。
第二是达赖访美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议题，只是中美至今还未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从老布什之后达赖在华府已11次受到总统接待，今年他再度高调访美，国会已经利用与奥巴马争端激烈的至少5次债务问题谈判，来敦促其以足够的礼数会晤达赖。虽然在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下奥巴马最终还是对其敞开了大门，但他接待达赖选在了后者离开华府的前一天、且是新闻冷清日的周六；会见不对媒体开放并被安排在非正式的白宫地图室，奥巴马身着便服并招来两个孩子一起闲聊；会见后白宫立即发表声明，强调奥巴马重申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藏独的政策；国务卿希拉里在欧洲出访计划中还突然加进访问深圳的日程，有意无意避开了与达赖的见面。这些信息中透露出了奥巴马的良苦用心。中方有学者认为，会见并无实质内容，不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冲击，至少习近
平年内访美的计划不会改变，目前看似拜登访华的计划也未受影响。
第三是对台售武问题。这更是两国关系史上一个迁延不愈的老疮疤，已多次将中美关系拖入低谷。显然，只要国会不废除《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就不太可能停止对台售武，但行政部门利用掌握着售武质量和时机的权限，可以尽己所能来控制事态演变的程度。马英九任内已多次要求采购美制F16C/D型战机，但奥巴马政府很清楚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底线，去年只同意向其出售布什任内批准的A/B型。在台湾明年面临大选的敏感时期，这一问题再度被炒热，尽管当局目前尚无定论，但华府智库已普遍认为美国近期对台售武不可避免。奥巴马政府拒绝售武则会惹恼有选区利益的国会议员和台湾支持者，他们已以此为借口而长期拖延对新任常务副国务卿提名的审批；售武则必然冲击中美关系。舆论认为奥巴马最终会选择出售A/B的升级型号而非C/D。鉴于陈炳德曾表态说中方的反应将视美国售武的规模而定，可以推测王毅不久前访美应以敦促美方降低升级技术的档次为重点，而非试图阻止售武本身。
由此可见，当前双方的关系虽然仍表现为“美攻中守”，甚至美国的攻势在某些方面还有加强，但中方的诉求也能在美获得越来越多的尊重，双方各自的言行中包含很多试探性因素且处于可控状态，表明目前的冲突尚不至于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冲击。
（一）如何发展的
经历过2010年的多次冲突之后，中美关系从去年年末以来，开始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迹象。胡锦涛主席今年年初的访美被两国政府和媒体一致定义为成功之旅，中美两军的对话在逐步恢复，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与美国参联会主席马伦实现了互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年内的互访也让中美对今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寄予了更高希望。但是，两国恢复关系的势头尚未平稳，就再度遭遇一系列新冲突的打击，使得期盼中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回暖再度被蒙上阴影。
（二）原因
首先，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叠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是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的叠加，中国不但面临两岸统一、领土和海洋争夺等传统主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甚至向中国聚焦的压力。二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叠加，在面临国际压力的同时，国内矛盾多发而敏感，涉及各个领域，政治体制面临改革攻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转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军事上面临如何保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问题，文化上面临着如何确立核心价值观，等等。上述国内矛盾又与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全球范围内民粹思潮涌动、民族主义上升重叠。三是我周边环境的热点问题和我与大
国战略关系矛盾的叠加，特别是美国从对我放软身段求合作向强化战略防范方向发展，战略重点东移；我周边重点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以及新一轮力量组合，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地区热点问题趋于活跃和某些邻国动荡对我周边和谐构成重大挑战。我周边环境在赢得十年机遇期后可能面临未来十年的挑战期。
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相互定位和相互调适的矛盾再度凸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学习为主的阶段向改革、重塑、创制国际机制的混合阶段转变，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后者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被放大为所谓“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也易凸显中国“被大国化/被强国化”后国际国内对中国责任期待大幅上升与中国实际能力及意愿之间的反差。此外，它还容易加剧中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之间磨合调整的时间压力：原先可以更加从容调试的利益关系、相互认知被提前或被压缩，容易使关系调试因缺乏精细操作或误判而出现矛盾的累积、动荡。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难度也大大加大。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在构建新一轮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互动关系中的目标、手段，包括中国构建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将是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关键。
第三，进入新十年后，中国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遇到的主要矛盾仍是整个国际体系重组和转型的新要求与中国主动的对外战略规划能力、国际制度的建设能力、国际议题的设计能力、矛盾、危机的处理机制和政策疏导能力以及外部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身份多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相对滞后的压力会持续上升。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意识，提高能力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意识仍然落后于我快速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现实需要。一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我增强制定全球战略的意识。二是中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示强”倾向，危机意识有所欠缺。三是中国外交仍处于被动应对居多，主动塑造不足。因此，加强培育大国乃至强国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气度，多方位确立我国外交战略的紧迫性在不断上升。
（三）对未来发展的态度及看法
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相互地位的变化，中美关系也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近期主要出现了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中国对美方的期待值提高。中方主观上认为，西方列强过去侵犯中国的利益时，丝毫不用顾忌中国人的感受。台湾与西藏问题都是美国插手中国事务遗留下的恶果。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美合作的深化，中国自然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抬高自己的政策底线，争取在帮助美国的同时也要获得更多美国相应的尊重，尤其是涉及到核心利益的领域，中国不再满足于历史上时常受到的忽视，而是希望美国能够意识到中国的不满并作出实质性改进。
第二，双方政府都变得更为务实。中美两国都在期待尽可能与对方扩大合作，但一些硬伤阻碍了这种合作，包括中美之间传统的纠纷一直无解但影响在扩大；内政影响的深化使其外交行为更为复杂，导致两国对外都缺乏统一的声音；各自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的上升；以及对对方意图的持续怀疑与抵制，等等。但是从两国政府的实际表现来看，更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好像并未对双边关系造成真正严重甚至可能失控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方面虽然依然会发生不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但美国行政部门已经在尽力控制事态的严重程度，据称拜登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即将实施兑现的对台售武问题向中国政府作出解释，若果真如此这将是史无前例的；而中国对美国挑衅的反应也与过去明显不同，目前为止非常低调，并未出现象过去那样以中断交流作为报复措施，而且看似中国也越来越能理解美国内政的复杂性，愿意对美国行政部门为应对国会压力而做出的不太过分的举动不再深究。这恐怕与两国交到打多了而相互更加熟悉，相互摸底更清楚有关，这较之于过去变化明显。
第三，中国对美价值和可为美利用弱点同步增多。客观上看，中国的发展表现出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介入国际事务的意识和能力都大幅提高，美国对中国的期待也随之水涨船高，利益攸关者的定义集中反映出这种心态，而中国也由此获得了与美讨价还价的更多筹码；另一方面，建立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经历、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地缘环境背景下的国力增长导致周边国家的对华警惕性也在增加，他们寄希望于美国留在亚洲以便抵消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俄罗斯、印度这些地区外国家都不同程度的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上，这一局面赋予了美国更加灵活的政策选择。
第四，美国在努力保持双边关系稳定的同时，越来越倾向于组建联合阵线对华施压。在战略层面上，美国主流认为虽然有必要对未来潜在的威胁提前做出预防，但当前看来中国的发展对美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全面遏制中国对美来说得不偿失，所以其外交决策还会比较重视中国的感受以确保中美关系的平稳，以便尽量延长从中国的崛起中搭便车的力度和时间；但缘于全球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需要对华保持压力，既然中美间在分歧议题上的僵局难以打破，美国遂倾向于利用中国注重自身国际形象的心理，动员各种可借助的国际
盟友，从单方施压改为全面施压，给中国造成一种四面楚歌的感受，以阻止中国高估自身的地位，并在美国关注的一些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但这也是有限度的，以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为前提，更不太可能为了他国利益而对华开战。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两国学术圈内始终津津乐道的话题。小布什在任时对中美关系的一句评价很有代表性：“中美关系是重要而复杂的”，所谓重要就是不仅关系到两国各自的发展进程（当然对两国影响力度有所差别），而且还影响到世界范围内诸多重大议题的解决；至于复杂则意味着各种正负因素相互交织，剪不断理还乱，无法用简单的词汇予以清晰概括。现在看来这对双边关系今后的发展演变模式依然难以摆脱这一轨迹，暂时仍会以“大事没有小事不断”的面目存在。
近两年内，随着美国大选序幕的拉开，中国问题将会成为共和党人攻击奥巴马政府的一个重要资本，但是中美关系尚不至于受到严重干扰。美国一旦进入选举年，按照常规中国问题都很有可能成为在野党派攻击执政党的一个工具，因为中美价值观不同、两国存在贸易逆差、中国发展速度超过美国等等现实因素的存在，政客们选择攻击中国容易取悦于部分对华存在偏见的选民，也无需付出多少成本。中美关系历史上多次成为美国选举的替罪羊，近来两国的冲突为其再度泛滥提供了新的素材。但选举政治虽然吸引眼球，却更像一种例行公事般的逢场作戏，况且有不得不更为务实的奥巴马政府在那里发挥一种平衡作用，中美关系在近期还不至于受到实质性损害。
至于中美关系更长远的未来，则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如何使得中美关系至少不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构成负面影响，是每个人都会关心的问题。而我们所能做的，无外乎努力防范风险与提升自控能力。提到前者，一些国内学者喜欢强调两国缺乏互信是最大的风险，实际上，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存在根本差异，再加上霸权国家历来对新兴国家充满怀疑甚至敌视，所以两国缺乏互信是正常的，撇开现实空谈增进互信也没有意义。不妨把这个问题想开一点，缺乏互信不要紧，只要大家能够相互尊重，有事多沟通，冲突就可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且互信也可由此而得以慢慢培养。中美间的冲突虽然不可避免，但中美关系相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还是显得更为成熟，相对正面的历史认知、积累丰富的交往经历、相似的民族个性、“教与学”互补的身份认同、沟通机制的逐步完善，都有助于促成两国就多数分歧的处理方式形成一种内在的默契。真正的风险其实存在于政府的非理性决策、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无限膨胀、国内矛盾过度外向化等方面，只要能避免极端突发事件的发生，中美关系总体上仍将是平稳的。至于后者，中美关系毕竟属于中国外交的范畴，而外交是无法取代内政的地位的。与其想方设法殚精竭虑思考如何维护中美关系的
稳定，不如把精力更多放在国内事务上，国民经济能够始终保持可持续性增长、人民生活质量和政治权益能够真正得到保障、法治环境逐步健全、自然环境切实改善，肆无忌惮、伤天害理的荒谬事件能够逐步得到控制，民众就能形成发自内心的凝聚力，那时美国再怎么样也都奈何不了中国，我们也会真正建立起自信。从这一角度来说，中美竞争未来拼的就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而内政是外交的基础，这一点始终都不会过时。
我国外交新挑战
当前外交形势：
众所周知，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
虽说中国在经济等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离最强还有一定的差距。 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八大机遇与挑战: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
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地位等层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蕴含着难得的机遇。
第一个层面，海外投资。一方面，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我国较多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一些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
第二个层面，进出口贸易。我国一般性贸易出口收入、贸易顺差、外汇收入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可能都会发生重要变化。
第三个层面，金融证券保险业。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
率联动、汇率波动及其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银行贷款业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海外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传导到其设置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上来。
第四个层面，房地产业。这次危机从源头上看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因此，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面临一些海外投资客抛售房产、抽离资金的情况；其次，基于美国这次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国未来会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控制房地产虚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的暴涨暴跌，以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第五个层面，旅游业。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受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就业的需要，可能会出台促进本国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
第六个层面，劳动就业。此次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机会可能相对减少。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失业金融从业人员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
第七个层面，经济增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第八个层面，经济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恢复经济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会比我国大得多。因此，在未来几年增速趋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将会缩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会上升。
参考文献：《中美关系史》、、《台湾问题与中美问题》、《WTO后的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关系》、《挑战与机遇》
当前中美关系与我国外交的新挑战
摘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第一强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具有重大责任。回眸中美建交30年，两国关系发展既饱含相互斗争，也有相互借重，相对平稳的一面。在国际新形势下，中美双方在许多全球性和经济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关系也深受世界总体形势和各自国内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台湾、人权、经贸等问题的牵制和影响。但两国对其关系的态度仍是积极的。
世界全球化早已不是“新闻”，而成为人人皆知的话题。当今世界正处在
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仍在调整中震荡，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各种力量的较量和互动更加突出；快速崛起的中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空前密切的融合与互动。
关键词：中美关系、发展、当前形势、新挑战
当前中美关系
一、 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
3 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夕，是两国发展官方关
系的初始阶段。
第二阶段：自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到1989年，是两国关系迅速
发展的时期。
第三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历时约10年，两国关系进入了积极因素和消极因
素同步增长的阶段。
二、当前中美关系
首先看南海问题。在越南测量船与中国渔船发生摩擦之后，南海问题再度成为新闻热点。美国不仅首次明确了自己站队的位置，还声称要向菲律宾出售武器。中国不仅非美国盟友更是其防范对象，期待美国站在中国一边显然不切实际，但中国从未否定南海作为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权，也从未表态要通过武力来获取有争议领土的主权，所以美国维护“自由航行”、“地区稳定”的干涉理由非常牵强。它不过是想趁乱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一个前所未有的仲裁者地位，使得自己今后在对华战略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处境更为灵活，同时也以这种攻击性来提醒中国不要高估自身的地位。但因其现有军事负担已不允许再挑战端，南海对美也绝非像对华那样利益攸关，更重要的是，因此而与华为敌得不偿失，所以美国的干涉更多体现为一种姿态性举动，同样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美方智库的普遍观点是美国不会为了南海问题而与中国发生严重冲突。
第二是达赖访美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议题，只是中美至今还未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从老布什之后达赖在华府已11次受到总统接待，今年他再度高调访美，国会已经利用与奥巴马争端激烈的至少5次债务问题谈判，来敦促其以足够的礼数会晤达赖。虽然在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下奥巴马最终还是对其敞开了大门，但他接待达赖选在了后者离开华府的前一天、且是新闻冷清日的周六；会见不对媒体开放并被安排在非正式的白宫地图室，奥巴马身着便服并招来两个孩子一起闲聊；会见后白宫立即发表声明，强调奥巴马重申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不支持藏独的政策；国务卿希拉里在欧洲出访计划中还突然加进访问深圳的日程，有意无意避开了与达赖的见面。这些信息中透露出了奥巴马的良苦用心。中方有学者认为，会见并无实质内容，不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冲击，至少习近
平年内访美的计划不会改变，目前看似拜登访华的计划也未受影响。
第三是对台售武问题。这更是两国关系史上一个迁延不愈的老疮疤，已多次将中美关系拖入低谷。显然，只要国会不废除《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就不太可能停止对台售武，但行政部门利用掌握着售武质量和时机的权限，可以尽己所能来控制事态演变的程度。马英九任内已多次要求采购美制F16C/D型战机，但奥巴马政府很清楚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底线，去年只同意向其出售布什任内批准的A/B型。在台湾明年面临大选的敏感时期，这一问题再度被炒热，尽管当局目前尚无定论，但华府智库已普遍认为美国近期对台售武不可避免。奥巴马政府拒绝售武则会惹恼有选区利益的国会议员和台湾支持者，他们已以此为借口而长期拖延对新任常务副国务卿提名的审批；售武则必然冲击中美关系。舆论认为奥巴马最终会选择出售A/B的升级型号而非C/D。鉴于陈炳德曾表态说中方的反应将视美国售武的规模而定，可以推测王毅不久前访美应以敦促美方降低升级技术的档次为重点，而非试图阻止售武本身。
由此可见，当前双方的关系虽然仍表现为“美攻中守”，甚至美国的攻势在某些方面还有加强，但中方的诉求也能在美获得越来越多的尊重，双方各自的言行中包含很多试探性因素且处于可控状态，表明目前的冲突尚不至于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冲击。
（一）如何发展的
经历过2010年的多次冲突之后，中美关系从去年年末以来，开始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迹象。胡锦涛主席今年年初的访美被两国政府和媒体一致定义为成功之旅，中美两军的对话在逐步恢复，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与美国参联会主席马伦实现了互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年内的互访也让中美对今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寄予了更高希望。但是，两国恢复关系的势头尚未平稳，就再度遭遇一系列新冲突的打击，使得期盼中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回暖再度被蒙上阴影。
（二）原因
首先，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叠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是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的叠加，中国不但面临两岸统一、领土和海洋争夺等传统主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甚至向中国聚焦的压力。二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叠加，在面临国际压力的同时，国内矛盾多发而敏感，涉及各个领域，政治体制面临改革攻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转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军事上面临如何保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问题，文化上面临着如何确立核心价值观，等等。上述国内矛盾又与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全球范围内民粹思潮涌动、民族主义上升重叠。三是我周边环境的热点问题和我与大
国战略关系矛盾的叠加，特别是美国从对我放软身段求合作向强化战略防范方向发展，战略重点东移；我周边重点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以及新一轮力量组合，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地区热点问题趋于活跃和某些邻国动荡对我周边和谐构成重大挑战。我周边环境在赢得十年机遇期后可能面临未来十年的挑战期。
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相互定位和相互调适的矛盾再度凸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学习为主的阶段向改革、重塑、创制国际机制的混合阶段转变，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后者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被放大为所谓“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也易凸显中国“被大国化/被强国化”后国际国内对中国责任期待大幅上升与中国实际能力及意愿之间的反差。此外，它还容易加剧中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之间磨合调整的时间压力：原先可以更加从容调试的利益关系、相互认知被提前或被压缩，容易使关系调试因缺乏精细操作或误判而出现矛盾的累积、动荡。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难度也大大加大。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在构建新一轮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互动关系中的目标、手段，包括中国构建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将是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关键。
第三，进入新十年后，中国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遇到的主要矛盾仍是整个国际体系重组和转型的新要求与中国主动的对外战略规划能力、国际制度的建设能力、国际议题的设计能力、矛盾、危机的处理机制和政策疏导能力以及外部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身份多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相对滞后的压力会持续上升。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意识，提高能力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意识仍然落后于我快速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现实需要。一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我增强制定全球战略的意识。二是中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示强”倾向，危机意识有所欠缺。三是中国外交仍处于被动应对居多，主动塑造不足。因此，加强培育大国乃至强国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气度，多方位确立我国外交战略的紧迫性在不断上升。
（三）对未来发展的态度及看法
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相互地位的变化，中美关系也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近期主要出现了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中国对美方的期待值提高。中方主观上认为，西方列强过去侵犯中国的利益时，丝毫不用顾忌中国人的感受。台湾与西藏问题都是美国插手中国事务遗留下的恶果。现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美合作的深化，中国自然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抬高自己的政策底线，争取在帮助美国的同时也要获得更多美国相应的尊重，尤其是涉及到核心利益的领域，中国不再满足于历史上时常受到的忽视，而是希望美国能够意识到中国的不满并作出实质性改进。
第二，双方政府都变得更为务实。中美两国都在期待尽可能与对方扩大合作，但一些硬伤阻碍了这种合作，包括中美之间传统的纠纷一直无解但影响在扩大；内政影响的深化使其外交行为更为复杂，导致两国对外都缺乏统一的声音；各自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的上升；以及对对方意图的持续怀疑与抵制，等等。但是从两国政府的实际表现来看，更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好像并未对双边关系造成真正严重甚至可能失控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方面虽然依然会发生不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但美国行政部门已经在尽力控制事态的严重程度，据称拜登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即将实施兑现的对台售武问题向中国政府作出解释，若果真如此这将是史无前例的；而中国对美国挑衅的反应也与过去明显不同，目前为止非常低调，并未出现象过去那样以中断交流作为报复措施，而且看似中国也越来越能理解美国内政的复杂性，愿意对美国行政部门为应对国会压力而做出的不太过分的举动不再深究。这恐怕与两国交到打多了而相互更加熟悉，相互摸底更清楚有关，这较之于过去变化明显。
第三，中国对美价值和可为美利用弱点同步增多。客观上看，中国的发展表现出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介入国际事务的意识和能力都大幅提高，美国对中国的期待也随之水涨船高，利益攸关者的定义集中反映出这种心态，而中国也由此获得了与美讨价还价的更多筹码；另一方面，建立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经历、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地缘环境背景下的国力增长导致周边国家的对华警惕性也在增加，他们寄希望于美国留在亚洲以便抵消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俄罗斯、印度这些地区外国家都不同程度的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上，这一局面赋予了美国更加灵活的政策选择。
第四，美国在努力保持双边关系稳定的同时，越来越倾向于组建联合阵线对华施压。在战略层面上，美国主流认为虽然有必要对未来潜在的威胁提前做出预防，但当前看来中国的发展对美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全面遏制中国对美来说得不偿失，所以其外交决策还会比较重视中国的感受以确保中美关系的平稳，以便尽量延长从中国的崛起中搭便车的力度和时间；但缘于全球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需要对华保持压力，既然中美间在分歧议题上的僵局难以打破，美国遂倾向于利用中国注重自身国际形象的心理，动员各种可借助的国际
盟友，从单方施压改为全面施压，给中国造成一种四面楚歌的感受，以阻止中国高估自身的地位，并在美国关注的一些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但这也是有限度的，以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为前提，更不太可能为了他国利益而对华开战。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两国学术圈内始终津津乐道的话题。小布什在任时对中美关系的一句评价很有代表性：“中美关系是重要而复杂的”，所谓重要就是不仅关系到两国各自的发展进程（当然对两国影响力度有所差别），而且还影响到世界范围内诸多重大议题的解决；至于复杂则意味着各种正负因素相互交织，剪不断理还乱，无法用简单的词汇予以清晰概括。现在看来这对双边关系今后的发展演变模式依然难以摆脱这一轨迹，暂时仍会以“大事没有小事不断”的面目存在。
近两年内，随着美国大选序幕的拉开，中国问题将会成为共和党人攻击奥巴马政府的一个重要资本，但是中美关系尚不至于受到严重干扰。美国一旦进入选举年，按照常规中国问题都很有可能成为在野党派攻击执政党的一个工具，因为中美价值观不同、两国存在贸易逆差、中国发展速度超过美国等等现实因素的存在，政客们选择攻击中国容易取悦于部分对华存在偏见的选民，也无需付出多少成本。中美关系历史上多次成为美国选举的替罪羊，近来两国的冲突为其再度泛滥提供了新的素材。但选举政治虽然吸引眼球，却更像一种例行公事般的逢场作戏，况且有不得不更为务实的奥巴马政府在那里发挥一种平衡作用，中美关系在近期还不至于受到实质性损害。
至于中美关系更长远的未来，则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如何使得中美关系至少不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构成负面影响，是每个人都会关心的问题。而我们所能做的，无外乎努力防范风险与提升自控能力。提到前者，一些国内学者喜欢强调两国缺乏互信是最大的风险，实际上，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存在根本差异，再加上霸权国家历来对新兴国家充满怀疑甚至敌视，所以两国缺乏互信是正常的，撇开现实空谈增进互信也没有意义。不妨把这个问题想开一点，缺乏互信不要紧，只要大家能够相互尊重，有事多沟通，冲突就可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且互信也可由此而得以慢慢培养。中美间的冲突虽然不可避免，但中美关系相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还是显得更为成熟，相对正面的历史认知、积累丰富的交往经历、相似的民族个性、“教与学”互补的身份认同、沟通机制的逐步完善，都有助于促成两国就多数分歧的处理方式形成一种内在的默契。真正的风险其实存在于政府的非理性决策、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无限膨胀、国内矛盾过度外向化等方面，只要能避免极端突发事件的发生，中美关系总体上仍将是平稳的。至于后者，中美关系毕竟属于中国外交的范畴，而外交是无法取代内政的地位的。与其想方设法殚精竭虑思考如何维护中美关系的
稳定，不如把精力更多放在国内事务上，国民经济能够始终保持可持续性增长、人民生活质量和政治权益能够真正得到保障、法治环境逐步健全、自然环境切实改善，肆无忌惮、伤天害理的荒谬事件能够逐步得到控制，民众就能形成发自内心的凝聚力，那时美国再怎么样也都奈何不了中国，我们也会真正建立起自信。从这一角度来说，中美竞争未来拼的就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而内政是外交的基础，这一点始终都不会过时。
我国外交新挑战
当前外交形势：
众所周知，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
虽说中国在经济等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离最强还有一定的差距。 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八大机遇与挑战: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
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地位等层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蕴含着难得的机遇。
第一个层面，海外投资。一方面，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我国较多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一些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
第二个层面，进出口贸易。我国一般性贸易出口收入、贸易顺差、外汇收入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可能都会发生重要变化。
第三个层面，金融证券保险业。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
率联动、汇率波动及其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银行贷款业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海外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传导到其设置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上来。
第四个层面，房地产业。这次危机从源头上看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因此，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面临一些海外投资客抛售房产、抽离资金的情况；其次，基于美国这次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国未来会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控制房地产虚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的暴涨暴跌，以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第五个层面，旅游业。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受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就业的需要，可能会出台促进本国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
第六个层面，劳动就业。此次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机会可能相对减少。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失业金融从业人员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
第七个层面，经济增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第八个层面，经济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恢复经济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会比我国大得多。因此，在未来几年增速趋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将会缩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会上升。
参考文献：《中美关系史》、、《台湾问题与中美问题》、《WTO后的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关系》、《挑战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