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活（一）
刘晓阳
校门已经被拆建得没了老样子。左边两张是原来的旧校门
一、初入校门
我的小学是在宣武门城根底下的顺城街一小。学校很大，学生很多，但水平不高。城根嘛，各色人等都有。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的家就住在护城河边。其中有个人家里还养了头小毛驴拉脚。院子里有个驴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小学和同学上城头拜过把子，放学回家路上特别爱看摇煤球，觉得是一种非常棒的手艺。我自己在家里尝试过，但总是不行。我所在的班在三、四年级是全校有名的乱班，上课时间跳到课桌上打架。男生欺负女生。女生下课到高年级找来哥哥带着同班的男生来揍我们班男生。
我在学校里属于蔫淘的那种。当时还不知道女生的可爱，嫌她们爱向老师告状，故考中学时报了距离我家最近的男校31中，结果还真中了。后来我们班的徐敬友说，他报31中，是奔着游泳池来的。我还真没往这儿想。
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在旧楼一楼东南角的教室里，同时报到的大约有三、四个人，但具体是谁，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们几个坐在一张桌子前，桌子对面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说话很快，表情丰富，满脸笑容，一付很干炼的样子。她就是我们初一1班的班主任张玉茹。张老师有个习惯动作，说起话来老爱把左手掌竖起来，象是打单手佛礼，我第一天就注意到了。
办完手续后张老师给了我个小八路夏令营的名额，很让我惊奇。我所在的小学贫寒子弟多，教室都没有顶棚，很穷。夏令营这种事只在小说和电影里见过，没想到刚上中学，还没开课就让我赶上了。
夏令营在学校教室里打地铺。我和生人相处比较怵，但发现有个人和营方很熟。后来知道他叫徐雪峰，因为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早就和学校混熟了。
夏令营开闭营都有仪式，点篝火，唱营歌∶“我们是八路军的小战士，并肩战斗向前进。永远跟着毛主席，学习锻炼有勇气。”
当辅导员大喊一声“点篝火”后，一个声音沙哑的老头儿抱来一段两尺长的电线杆子，往上浇了些煤油，然后划火柴点燃，和我在小人书与电影里用柴禾点的篝火不一样。等仪式结束时，辅导员喊“灭篝火”，那个老头又端来一洗脸盆水将之浇灭，冒出一股浓烟。后来知道这个老头是体育教员徐琪，专长是足球守门员，外号臭豆腐。他守门很讲究姿势，但扑球的命中率并不高。多年以后从网上知道，他是1940年生人，1963年不过43岁，只是面相长得老。徐琪老师没有架子，在学校里哪儿都能看到他，人缘非常好。
主持营务的是个大块头老师刘家森，不但快人快语，而且特别爱开玩笑。有一天看他在营部脱了背心，光着大膀子乘凉，露出胸前一大把胸毛。中国人很少长胸毛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回民。刘家森是初一的年级主任，在班主任之上。营部有两个已经在校的高年级学生协理，一个叫李强民，一个叫张兵。李强民不高，面色较黑。张兵长得很高，很白，眉眼清秀，穿了件天蓝色短裤，长袖白衬衣，戴了个绸子红领巾，脚踏一寸厚海绵底的白色回力球鞋，非常帅。
我们班也有个两同学戴绸子红领巾。穿天蓝色短袖衬衣的脸比较黑，叫彭鲁光。穿白色长袖衬衣的长了个大鼻子，戴付眼镜，叫庄红林。夏令营除了拿杆木头红缨枪比划刺杀外，还真有射击训练，最后打小口径步枪。彭鲁光的枪法很准，后来去了体校射击队，还打过全国比赛。
一开学我就感觉到，全班同学的平均素质明显比我的小学高。上31中对于我来说，有点高攀了。班上同学有几对是小学同学。徐雪峰和阎敏生、张谦和李小军、李金元和马健全、彭鲁光和邬立栋。我小学同班有四人考上了31中，却分在了四个不同的班里。但我还是在班上看到两张熟面孔，张铁铧和崔宝贵。他们和我同一小学，但不同班。其中崔宝贵是我们小学三道杠的大队长。开始上课后，又有两个同学被校方送了进来，脸色都很难看，是储小峰和孙克平。储小峰我在小学见过，比我高一年级。可见两人是留级生。
我们班是全校最大的，有56个学生，清一色的生小伙子。全班身材最高的是我和张谦、李金升。最矮的是张书群。有一回开家长会，张书群的父亲来了，真年轻，好象是张书群的哥哥。原来张书群是他爸17岁生的。张书群说，就是因为他爸生他时太年轻，才造成他老也长不高。张书群虽然个儿矮，但在游泳池里触边转身却非常灵活，无人能比。
上学后才知道，学生都称老师为“先生”。张玉茹老师就是张先生。开学后校长李瑞启开广播会议讲话，要求同学改掉“先生”这种旧社会的称呼，而换称“老师”，但毫无效果。
班主任张先生同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和少先队总辅导员。因为我们班太大，同学又调皮，故我们的语文课往往就是张先生训斥我们在其他老师课上的不守纪律。等大半堂课过去，她才让同学拿出课本来讲授，可她的课从来没耽误过，足
见其干炼和教学经验丰富。我从张先生那儿学到的最重要课程是语法，主谓宾、定状补。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张先生有点儿含胸，长得不算难看，但上牙膛有点儿突出，说话含不住吐沫。张书群因为个儿矮，坐在第一排。有一天张先生训完我们下课后，张书群招呼大家到他的课桌上看，上面溅了不少张先生训话时喷出的口水。
还有一天，忽然张书群和旁边的夏绍发在课堂上起了点小冲突，被张先生制止了。下课后张先生把他们两人叫到办公室。张书群先放了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夏绍发真流氓，上课画女阴。等夏绍发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画的是生物实验报告上植物叶片背面的呼吸孔。张先生是女的，不知她是怎样盘问这两个男生的。
有一天班上的闹将谷志强被张先生叫到办公室申斥。谷志强回来非常兴奋地大喊∶“你们知道吗？张先生的裤衩是手旗做的！”
其实我早就知道张先生的裤衩是手旗做的。那次我也被张先生叫到办公室。天气很热，张先生满头大汗，坐在躺椅上，撩起裙子扇风，露出里面穿的手旗内裤。我知道这不是什么体面事，赶紧转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也没往外说。这时候张子芳进来了，问他申请助学金的事批了没有。
张先生说∶助学金的标准是家庭平均生活费低于十块。你父亲每月工资43块，单位补助47块，总共90块。你们家七个孩子，加上你爸你妈共九口人，平均每人每月正好十元，所以没批。
张子芳悻悻地走了。我听了这话暗自吃惊。张子芳父亲得到的补助居然比工资还多，而且这么低收入的家庭居然生了那么多孩子。我知道申请补助并不是多体面的事，故我从来没往外说过。
张子芳的口才很好，会讲故事。课堂上曾让他讲「革命自有后来人」，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的原版。故事里有个叛徒王连举，因为长了个六指，被认了出来。正好张子芳也是六指。于是他有了个外号，——“六指叛徒”。
一般劝人向善的故事总讲贫寒出身的孩子更知道努力，张子芳却在初二升初三那年和我们班的另外五个人留了级。
文革中有一年冬天我从插队的乡下回京探亲，在宣武门外校场口路遇张子芳。他内穿帽徽领章齐全的军装，外罩军大衣，脖子上挂了双军用大棉手套。我问他现在干嘛呢？他说正在上大学。年头真是变了。最近我们班的一号同学马宝初说，张子芳自己讲当年留级是因为做手术切六指。他上的是兰州大学俄语系，复员后在轻工业部外事司管签证。
初一开学最让我吃惊的是俄语老师韩丽庄的美丽。我小学女老师的孩子都比我大，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老师。“鸡屎、鸡屎，打挖里屎”（安静、安静，
同学们）。这么漂亮的女老师怎么满嘴鸡屎啊！至今我只记得俄语的“星期天”是“袜子搁在鞋里”，其他都还给韩先生了。
教生物的是王淑英老师。初一的生物就是植物。王先生的先生是戴先生，看起来比她年轻。有一天正在上课呢，忽然王先生朝着窗外喊∶“闺女，闺女！”并跑到窗边。原来她的女儿刚从窗前经过，王先生好象有什么家务事向闺女交代。
教代数的是大胖子李佩茹老师，讲得非常好。她用天平类比方程。天平两边要平衡，这边加多少物体，那边就添加多少砝码。后来我在美国看到的中学代数教科书也这样讲。学校里开办了许多课外班，我报了数学，正是李先生教的。她教了我们一种开平方的办法，非常巧妙，可惜后来给忘了。李先生教完我们班没多久便调到别的学校去了。
教地理的归侨女老师陈德清长得有点黑，面部不很平整，戴眼镜，说话有广东口音。她讲课非常风趣∶“中国最东边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汇合处，最西边在帕米尔高原；最北在漠河，最南在曾母暗沙。曾母暗沙，曾母暗杀，好可怕呦。”
图画老师王兆辉教的我们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做作业时，我实在想不出画什么。忽然想起出校门外拐向六部口的拐角墙上有蝙蝠浮雕，就拿蝙蝠和金元宝画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虽然那时离文化大革命还有三年，但我画的图案实在是太四旧了。
音乐老师王应琪是著名中医小儿王的儿子，堂音很重，嗓子非常好，两只肥手拿个指挥棍指挥大家唱歌。他还负责合唱团。我们班的彭鲁光和4班的彭平是一对领唱。
刚上学时，班干部是老师指定的。班长是王国贵和李金明。两人年龄都比较大。开学不久，张先生把我和姜德平等几个中间人物叫到办公室，原来是决定第二天选班干部的招呼会。张先生要求我们投票给王国贵和李金明他们这个现成班子。我对这些班干部个人倒没什么恶感，但这预先打招呼内定人选的选举公平吗？后来整个初中三年，班干部大致就在张先生最早指定的那届班子里转悠。
李金明看上去已经很成熟了。初二有一天，忘了什么事，李金明以班干部的身分教训闹将孙克平。两人呛了几句，就打起来了。孙克平先出手，又快有狠。李金明块头比孙克平大，三把两下就把孙克平按倒在课桌上，然后脱下白塑料底布鞋，用鞋底照孙克平屁股上狠抽了几下。
李金明没上完初二，忽然退学当学徒工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看大家，还和大家讲在厂子里的经验∶人事关系最重要。他还说回来主要是想看看看张先生的。其实上了初二以后，张先生就不教我们了。但李金明退学后还常给张先生写信。那天大家都乘在一辆大卡车准备出发时告别骑车来的李金明。有嘴快的同学说李金明爱上张先生了。有可能吧。但李金明回校看了同学和张先生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他是第一个离开这个班的。
初一上着半截，忽然教导处派了两名师范学院的实习生来我们班实习，都是女生，一人姓杨；另一姓林，是归侨，有口音；都是很阳光的大学生。杨老师整天和我们混在一起，处得很融洽，在张先生训斥的高压对比之下，显得分外亲切。实习结束，全班同学都舍不得杨老师走。告别那天，大家一起鼓励她毕业后就分到我们学校，就接我们班。我们一定听她的话。可惜大家的梦想落了空，第二年杨老师并没有分来我们学校。
31中的足球曾经打到过西城区亚军。校内足球风甚盛。我们班半数同学的足球都踢得非常好。其中孙克平的踢法最特别，总是连球带人一起冲进对方大门。
有一天上课，徐雪峰抱了个大硬纸壳桶来。原来他上了少年宫天文班，自己用硬纸桶做了个望远镜。他还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每期封底都是当月星空。徐雪峰很爱开玩笑，他们家是评剧团的，小时候练过功，勒过腰，没想到上中学爱上了天文，而且大谈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绕地球》和《海底两万里》。
当时社会上正兴无线电热，徐雪峰和马健全都是爱好者。那时候三极管正品大约10块钱一个，非常贵。但常有处理品，一毛一个。班上玩无线电的同学一有消息就去排队，买上一大把，从中挑选还能用的。
班上排演独幕剧「刘文学」。宁墅演地主，给马宝初塞钱。马宝初本该说∶“谁要你的臭钱！”没想到他却说∶“这么少，我不要”，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春夏之交天开校运会，所有学生都在场外观看给本班运动员加油。六名全校体育最好的学生平扯着校旗，在老式运动员进行曲声中从百米跑道的起点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运动员入场式的最前头。走近校领导所在的中央看台时大喊一声，一起改成了踢正步。我从来没见过这阵势，颇感震撼。校运会期间，，大喇叭一直在播放雄壮的歌曲∶“在我们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到处都实现着宏伟的理想。百花盛开，百鸟飞翔；胜利的歌声，传遍四方…”
班上同学或多或少都有些才华，玩体育的，玩无线电的，吹笛子的，唱歌的，上少年宫天文班和射击队的，下围棋象棋的，而且字写得好的大有人在。我后来发现，凡是体育好的，不管其他功课怎样，字总归写得不错。这大概是小脑发达的结果。
全班几乎只有我，是永远的旁观者，除了数学课还算可以，其他功课都不怎么样，尤其俄语、政治和语文，不是一般的差，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非常的不时尚。
二、最后一课
初一语文课本里有法国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改开德语课之前，一所乡村小学经常迟到的学生小佛郎
士的最后一堂课还是迟到了。但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讲了一堂非常漂亮的法语课。小佛郎士非常懊悔过去的虚度光阴。下课铃响了，老师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了 “法兰西万岁！”几个字，然后向学生挥了一下手说∶“走吧„”。
到了初一下学期，语文课上张先生训我们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我就纳了闷了，张先生怎么对语文课以外的班上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批评起学生来说得准准的。而其他课上的老师看起来都挺体面的，不象告密者。
有一天，忘了是谁的课，我们班有点乱，老师忽然说∶“安静，安静，你们听。”说着指了指她身后黑板的那面墙。
全班安静了下来，只听墙后面传来嗡翁的学生胡闹声。那边是初二的一个乱班，在初一时，正是张先生带的。张先生有威，学生在她手里还能服她，一出她的手别的老师就管不住了。
终于，这种在别的老师课上纪律涣散，在语文课上挨张先生训的学习生活走到了尽头。初一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堂课上，张先生仍是一如既往地就前几节课上的不守纪律批评全班。
这回同学们不再那么听话了，反正已经是在张先生手里的最后一课。大家不再有什么顾忌，在下面嗡嗡地说自己的话，干自己的事。
终于，张先生意识到她的权威已经到头。她忽然停止了满嘴泡沫的训斥，站在黑板前不动了。呆了一会儿，同学们似乎意识到什么，渐渐停止了私语，慢慢的都把头转向了站在黑板前一动不动的张先生。
教室里的空气象凝固了一样，全班愣了一会儿，忽然下课的铃声打破了沉寂。张先生把头靠在黑板上，无奈地挥了一下手说∶“你们走吧„”
最初大家对张先生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无奈的神情感到有点不习惯，但随后一哄而起，朝大门口走去。不知谁说了一句∶“《最后一课》„”
大家回头望了一眼仍站在讲台上，眼镜搭拉下来，面色难看的张先生，然后鱼贯而去，结束了初中第一年级。
我的中学生活（一）
刘晓阳
校门已经被拆建得没了老样子。左边两张是原来的旧校门
一、初入校门
我的小学是在宣武门城根底下的顺城街一小。学校很大，学生很多，但水平不高。城根嘛，各色人等都有。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的家就住在护城河边。其中有个人家里还养了头小毛驴拉脚。院子里有个驴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小学和同学上城头拜过把子，放学回家路上特别爱看摇煤球，觉得是一种非常棒的手艺。我自己在家里尝试过，但总是不行。我所在的班在三、四年级是全校有名的乱班，上课时间跳到课桌上打架。男生欺负女生。女生下课到高年级找来哥哥带着同班的男生来揍我们班男生。
我在学校里属于蔫淘的那种。当时还不知道女生的可爱，嫌她们爱向老师告状，故考中学时报了距离我家最近的男校31中，结果还真中了。后来我们班的徐敬友说，他报31中，是奔着游泳池来的。我还真没往这儿想。
拿着录取通知书到学校报到，在旧楼一楼东南角的教室里，同时报到的大约有三、四个人，但具体是谁，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们几个坐在一张桌子前，桌子对面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说话很快，表情丰富，满脸笑容，一付很干炼的样子。她就是我们初一1班的班主任张玉茹。张老师有个习惯动作，说起话来老爱把左手掌竖起来，象是打单手佛礼，我第一天就注意到了。
办完手续后张老师给了我个小八路夏令营的名额，很让我惊奇。我所在的小学贫寒子弟多，教室都没有顶棚，很穷。夏令营这种事只在小说和电影里见过，没想到刚上中学，还没开课就让我赶上了。
夏令营在学校教室里打地铺。我和生人相处比较怵，但发现有个人和营方很熟。后来知道他叫徐雪峰，因为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早就和学校混熟了。
夏令营开闭营都有仪式，点篝火，唱营歌∶“我们是八路军的小战士，并肩战斗向前进。永远跟着毛主席，学习锻炼有勇气。”
当辅导员大喊一声“点篝火”后，一个声音沙哑的老头儿抱来一段两尺长的电线杆子，往上浇了些煤油，然后划火柴点燃，和我在小人书与电影里用柴禾点的篝火不一样。等仪式结束时，辅导员喊“灭篝火”，那个老头又端来一洗脸盆水将之浇灭，冒出一股浓烟。后来知道这个老头是体育教员徐琪，专长是足球守门员，外号臭豆腐。他守门很讲究姿势，但扑球的命中率并不高。多年以后从网上知道，他是1940年生人，1963年不过43岁，只是面相长得老。徐琪老师没有架子，在学校里哪儿都能看到他，人缘非常好。
主持营务的是个大块头老师刘家森，不但快人快语，而且特别爱开玩笑。有一天看他在营部脱了背心，光着大膀子乘凉，露出胸前一大把胸毛。中国人很少长胸毛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回民。刘家森是初一的年级主任，在班主任之上。营部有两个已经在校的高年级学生协理，一个叫李强民，一个叫张兵。李强民不高，面色较黑。张兵长得很高，很白，眉眼清秀，穿了件天蓝色短裤，长袖白衬衣，戴了个绸子红领巾，脚踏一寸厚海绵底的白色回力球鞋，非常帅。
我们班也有个两同学戴绸子红领巾。穿天蓝色短袖衬衣的脸比较黑，叫彭鲁光。穿白色长袖衬衣的长了个大鼻子，戴付眼镜，叫庄红林。夏令营除了拿杆木头红缨枪比划刺杀外，还真有射击训练，最后打小口径步枪。彭鲁光的枪法很准，后来去了体校射击队，还打过全国比赛。
一开学我就感觉到，全班同学的平均素质明显比我的小学高。上31中对于我来说，有点高攀了。班上同学有几对是小学同学。徐雪峰和阎敏生、张谦和李小军、李金元和马健全、彭鲁光和邬立栋。我小学同班有四人考上了31中，却分在了四个不同的班里。但我还是在班上看到两张熟面孔，张铁铧和崔宝贵。他们和我同一小学，但不同班。其中崔宝贵是我们小学三道杠的大队长。开始上课后，又有两个同学被校方送了进来，脸色都很难看，是储小峰和孙克平。储小峰我在小学见过，比我高一年级。可见两人是留级生。
我们班是全校最大的，有56个学生，清一色的生小伙子。全班身材最高的是我和张谦、李金升。最矮的是张书群。有一回开家长会，张书群的父亲来了，真年轻，好象是张书群的哥哥。原来张书群是他爸17岁生的。张书群说，就是因为他爸生他时太年轻，才造成他老也长不高。张书群虽然个儿矮，但在游泳池里触边转身却非常灵活，无人能比。
上学后才知道，学生都称老师为“先生”。张玉茹老师就是张先生。开学后校长李瑞启开广播会议讲话，要求同学改掉“先生”这种旧社会的称呼，而换称“老师”，但毫无效果。
班主任张先生同时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和少先队总辅导员。因为我们班太大，同学又调皮，故我们的语文课往往就是张先生训斥我们在其他老师课上的不守纪律。等大半堂课过去，她才让同学拿出课本来讲授，可她的课从来没耽误过，足
见其干炼和教学经验丰富。我从张先生那儿学到的最重要课程是语法，主谓宾、定状补。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张先生有点儿含胸，长得不算难看，但上牙膛有点儿突出，说话含不住吐沫。张书群因为个儿矮，坐在第一排。有一天张先生训完我们下课后，张书群招呼大家到他的课桌上看，上面溅了不少张先生训话时喷出的口水。
还有一天，忽然张书群和旁边的夏绍发在课堂上起了点小冲突，被张先生制止了。下课后张先生把他们两人叫到办公室。张书群先放了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夏绍发真流氓，上课画女阴。等夏绍发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画的是生物实验报告上植物叶片背面的呼吸孔。张先生是女的，不知她是怎样盘问这两个男生的。
有一天班上的闹将谷志强被张先生叫到办公室申斥。谷志强回来非常兴奋地大喊∶“你们知道吗？张先生的裤衩是手旗做的！”
其实我早就知道张先生的裤衩是手旗做的。那次我也被张先生叫到办公室。天气很热，张先生满头大汗，坐在躺椅上，撩起裙子扇风，露出里面穿的手旗内裤。我知道这不是什么体面事，赶紧转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也没往外说。这时候张子芳进来了，问他申请助学金的事批了没有。
张先生说∶助学金的标准是家庭平均生活费低于十块。你父亲每月工资43块，单位补助47块，总共90块。你们家七个孩子，加上你爸你妈共九口人，平均每人每月正好十元，所以没批。
张子芳悻悻地走了。我听了这话暗自吃惊。张子芳父亲得到的补助居然比工资还多，而且这么低收入的家庭居然生了那么多孩子。我知道申请补助并不是多体面的事，故我从来没往外说过。
张子芳的口才很好，会讲故事。课堂上曾让他讲「革命自有后来人」，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的原版。故事里有个叛徒王连举，因为长了个六指，被认了出来。正好张子芳也是六指。于是他有了个外号，——“六指叛徒”。
一般劝人向善的故事总讲贫寒出身的孩子更知道努力，张子芳却在初二升初三那年和我们班的另外五个人留了级。
文革中有一年冬天我从插队的乡下回京探亲，在宣武门外校场口路遇张子芳。他内穿帽徽领章齐全的军装，外罩军大衣，脖子上挂了双军用大棉手套。我问他现在干嘛呢？他说正在上大学。年头真是变了。最近我们班的一号同学马宝初说，张子芳自己讲当年留级是因为做手术切六指。他上的是兰州大学俄语系，复员后在轻工业部外事司管签证。
初一开学最让我吃惊的是俄语老师韩丽庄的美丽。我小学女老师的孩子都比我大，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老师。“鸡屎、鸡屎，打挖里屎”（安静、安静，
同学们）。这么漂亮的女老师怎么满嘴鸡屎啊！至今我只记得俄语的“星期天”是“袜子搁在鞋里”，其他都还给韩先生了。
教生物的是王淑英老师。初一的生物就是植物。王先生的先生是戴先生，看起来比她年轻。有一天正在上课呢，忽然王先生朝着窗外喊∶“闺女，闺女！”并跑到窗边。原来她的女儿刚从窗前经过，王先生好象有什么家务事向闺女交代。
教代数的是大胖子李佩茹老师，讲得非常好。她用天平类比方程。天平两边要平衡，这边加多少物体，那边就添加多少砝码。后来我在美国看到的中学代数教科书也这样讲。学校里开办了许多课外班，我报了数学，正是李先生教的。她教了我们一种开平方的办法，非常巧妙，可惜后来给忘了。李先生教完我们班没多久便调到别的学校去了。
教地理的归侨女老师陈德清长得有点黑，面部不很平整，戴眼镜，说话有广东口音。她讲课非常风趣∶“中国最东边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汇合处，最西边在帕米尔高原；最北在漠河，最南在曾母暗沙。曾母暗沙，曾母暗杀，好可怕呦。”
图画老师王兆辉教的我们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做作业时，我实在想不出画什么。忽然想起出校门外拐向六部口的拐角墙上有蝙蝠浮雕，就拿蝙蝠和金元宝画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虽然那时离文化大革命还有三年，但我画的图案实在是太四旧了。
音乐老师王应琪是著名中医小儿王的儿子，堂音很重，嗓子非常好，两只肥手拿个指挥棍指挥大家唱歌。他还负责合唱团。我们班的彭鲁光和4班的彭平是一对领唱。
刚上学时，班干部是老师指定的。班长是王国贵和李金明。两人年龄都比较大。开学不久，张先生把我和姜德平等几个中间人物叫到办公室，原来是决定第二天选班干部的招呼会。张先生要求我们投票给王国贵和李金明他们这个现成班子。我对这些班干部个人倒没什么恶感，但这预先打招呼内定人选的选举公平吗？后来整个初中三年，班干部大致就在张先生最早指定的那届班子里转悠。
李金明看上去已经很成熟了。初二有一天，忘了什么事，李金明以班干部的身分教训闹将孙克平。两人呛了几句，就打起来了。孙克平先出手，又快有狠。李金明块头比孙克平大，三把两下就把孙克平按倒在课桌上，然后脱下白塑料底布鞋，用鞋底照孙克平屁股上狠抽了几下。
李金明没上完初二，忽然退学当学徒工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看大家，还和大家讲在厂子里的经验∶人事关系最重要。他还说回来主要是想看看看张先生的。其实上了初二以后，张先生就不教我们了。但李金明退学后还常给张先生写信。那天大家都乘在一辆大卡车准备出发时告别骑车来的李金明。有嘴快的同学说李金明爱上张先生了。有可能吧。但李金明回校看了同学和张先生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他是第一个离开这个班的。
初一上着半截，忽然教导处派了两名师范学院的实习生来我们班实习，都是女生，一人姓杨；另一姓林，是归侨，有口音；都是很阳光的大学生。杨老师整天和我们混在一起，处得很融洽，在张先生训斥的高压对比之下，显得分外亲切。实习结束，全班同学都舍不得杨老师走。告别那天，大家一起鼓励她毕业后就分到我们学校，就接我们班。我们一定听她的话。可惜大家的梦想落了空，第二年杨老师并没有分来我们学校。
31中的足球曾经打到过西城区亚军。校内足球风甚盛。我们班半数同学的足球都踢得非常好。其中孙克平的踢法最特别，总是连球带人一起冲进对方大门。
有一天上课，徐雪峰抱了个大硬纸壳桶来。原来他上了少年宫天文班，自己用硬纸桶做了个望远镜。他还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每期封底都是当月星空。徐雪峰很爱开玩笑，他们家是评剧团的，小时候练过功，勒过腰，没想到上中学爱上了天文，而且大谈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绕地球》和《海底两万里》。
当时社会上正兴无线电热，徐雪峰和马健全都是爱好者。那时候三极管正品大约10块钱一个，非常贵。但常有处理品，一毛一个。班上玩无线电的同学一有消息就去排队，买上一大把，从中挑选还能用的。
班上排演独幕剧「刘文学」。宁墅演地主，给马宝初塞钱。马宝初本该说∶“谁要你的臭钱！”没想到他却说∶“这么少，我不要”，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春夏之交天开校运会，所有学生都在场外观看给本班运动员加油。六名全校体育最好的学生平扯着校旗，在老式运动员进行曲声中从百米跑道的起点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运动员入场式的最前头。走近校领导所在的中央看台时大喊一声，一起改成了踢正步。我从来没见过这阵势，颇感震撼。校运会期间，，大喇叭一直在播放雄壮的歌曲∶“在我们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到处都实现着宏伟的理想。百花盛开，百鸟飞翔；胜利的歌声，传遍四方…”
班上同学或多或少都有些才华，玩体育的，玩无线电的，吹笛子的，唱歌的，上少年宫天文班和射击队的，下围棋象棋的，而且字写得好的大有人在。我后来发现，凡是体育好的，不管其他功课怎样，字总归写得不错。这大概是小脑发达的结果。
全班几乎只有我，是永远的旁观者，除了数学课还算可以，其他功课都不怎么样，尤其俄语、政治和语文，不是一般的差，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非常的不时尚。
二、最后一课
初一语文课本里有法国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改开德语课之前，一所乡村小学经常迟到的学生小佛郎
士的最后一堂课还是迟到了。但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讲了一堂非常漂亮的法语课。小佛郎士非常懊悔过去的虚度光阴。下课铃响了，老师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了 “法兰西万岁！”几个字，然后向学生挥了一下手说∶“走吧„”。
到了初一下学期，语文课上张先生训我们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我就纳了闷了，张先生怎么对语文课以外的班上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批评起学生来说得准准的。而其他课上的老师看起来都挺体面的，不象告密者。
有一天，忘了是谁的课，我们班有点乱，老师忽然说∶“安静，安静，你们听。”说着指了指她身后黑板的那面墙。
全班安静了下来，只听墙后面传来嗡翁的学生胡闹声。那边是初二的一个乱班，在初一时，正是张先生带的。张先生有威，学生在她手里还能服她，一出她的手别的老师就管不住了。
终于，这种在别的老师课上纪律涣散，在语文课上挨张先生训的学习生活走到了尽头。初一放暑假前的最后一堂课上，张先生仍是一如既往地就前几节课上的不守纪律批评全班。
这回同学们不再那么听话了，反正已经是在张先生手里的最后一课。大家不再有什么顾忌，在下面嗡嗡地说自己的话，干自己的事。
终于，张先生意识到她的权威已经到头。她忽然停止了满嘴泡沫的训斥，站在黑板前不动了。呆了一会儿，同学们似乎意识到什么，渐渐停止了私语，慢慢的都把头转向了站在黑板前一动不动的张先生。
教室里的空气象凝固了一样，全班愣了一会儿，忽然下课的铃声打破了沉寂。张先生把头靠在黑板上，无奈地挥了一下手说∶“你们走吧„”
最初大家对张先生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无奈的神情感到有点不习惯，但随后一哄而起，朝大门口走去。不知谁说了一句∶“《最后一课》„”
大家回头望了一眼仍站在讲台上，眼镜搭拉下来，面色难看的张先生，然后鱼贯而去，结束了初中第一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