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两汉诗坛数百年的沉寂，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在建安时期得到了爆发般的发展，使得后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冠以“建安风骨”来概括整体风貌。 作为这波澜壮阔景象的第一峰，曹操无疑是这个诗歌时代的开启者。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曹操对当时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鉴于曹操在当时作家群中地位的代表性和特殊性，本文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浅谈曹操诗歌与建安风骨的形成。 一、曹操与建安文坛 唐初诗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间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里所说的风骨，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 谈起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艺术特色，人们往往以“风骨”来概括。可以说，“风骨”是建安文学最具时代特色和概括力的词汇。然而，人们对于“风骨”一语的理解却见仁见智。“风骨”一词，既反映文学的内容，与情、气相联系，又代表着言辞的外在形式风格。 建安风骨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学气象，形成于汉末乱世。当时政治上的主宰曹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因为曹氏父子对于文学的爱好，在其周围迅速集结了一大批著名文人，“一时彬彬之盛”（《中国古代文学史》），成为建安诗人的主体，构成了汉末动荡的社会中非常奇特的壮阔文学景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 。 曹操是这个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建安文学，可视为两汉文学的结束，魏晋文学之发轫。它是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流派，而无疑的，此期是以曹魏为中心。多数作家都归附了曹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曹操就没有邺下文人集团，就没有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曹操及邺下集团文人活动，建安文学很可能是几个各不相干的个别作家的存在。 除组织文学活动外，曹操对建安文风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 二、曹操诗歌的内容与思想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一生投身于政治军事斗争中。这种现实的经历使他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乱世的痛苦，并将此在其作品中明确地表露出来。 深刻的社会现实给曹操诗歌深刻的影响是忧郁低沉，悲凉哀伤的气氛。观建安文人诗歌尤其是曹诗，“悲”字出现的格外频繁。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念之断人肠”等文中都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曹操诗歌的特点，“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锺嵘《诗品下》，《魏晋六朝文学参考资料》）悲凉、激忧的情绪是大部分曹诗气氛的基点。 时光流逝，世事艰辛，社会现实中各种灾难使诗人悲痛不已；生命短促，盛年不再使诗人忧郁哀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颓废，相反的，在其悲歌中常常融合着积极向上的壮怀激情，从而使诗歌在悲凉的氛围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内涵上上升到另一种更高的层次。正如《短歌行》中最后一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暗用“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之意，自喻心胸广阔如高山大海，能如周公“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并期待着人才的投奔。诗的末尾，笔意一转从矛盾，悲苦中解脱出来，在困难挫折前用顽强的意志来追求建功立业的盛名。他超越了根植于现实的内心苦闷之情，转而代之以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从悲凉中升腾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浪漫主义的气质。因此，在曹操诗歌中，对乱世的不满，对生命苦短的感怀，往往转化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湖行》）进而成为对其所憧憬的“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的太平治世的政治理想的追求。 这些特征使曹诗无论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意象，氛围上，都极大地有别于前代诗歌，曹操以其独有的风格成为建安文学的旗帜，并对此后建安诗歌风格——“建安风骨”的形成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李景华.建安文学评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林庚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 [3]张可礼.建安文学史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4]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5]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5. （责编 张敬亚）
经历了两汉诗坛数百年的沉寂，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在建安时期得到了爆发般的发展，使得后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冠以“建安风骨”来概括整体风貌。 作为这波澜壮阔景象的第一峰，曹操无疑是这个诗歌时代的开启者。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曹操对当时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鉴于曹操在当时作家群中地位的代表性和特殊性，本文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浅谈曹操诗歌与建安风骨的形成。 一、曹操与建安文坛 唐初诗人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间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里所说的风骨，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 谈起建安文学，尤其是建安诗歌的艺术特色，人们往往以“风骨”来概括。可以说，“风骨”是建安文学最具时代特色和概括力的词汇。然而，人们对于“风骨”一语的理解却见仁见智。“风骨”一词，既反映文学的内容，与情、气相联系，又代表着言辞的外在形式风格。 建安风骨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文学气象，形成于汉末乱世。当时政治上的主宰曹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篇》）。因为曹氏父子对于文学的爱好，在其周围迅速集结了一大批著名文人，“一时彬彬之盛”（《中国古代文学史》），成为建安诗人的主体，构成了汉末动荡的社会中非常奇特的壮阔文学景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 。 曹操是这个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建安文学，可视为两汉文学的结束，魏晋文学之发轫。它是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流派，而无疑的，此期是以曹魏为中心。多数作家都归附了曹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曹操就没有邺下文人集团，就没有建安文学的全面繁荣。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曹操及邺下集团文人活动，建安文学很可能是几个各不相干的个别作家的存在。 除组织文学活动外，曹操对建安文风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 二、曹操诗歌的内容与思想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一生投身于政治军事斗争中。这种现实的经历使他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乱世的痛苦，并将此在其作品中明确地表露出来。 深刻的社会现实给曹操诗歌深刻的影响是忧郁低沉，悲凉哀伤的气氛。观建安文人诗歌尤其是曹诗，“悲”字出现的格外频繁。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念之断人肠”等文中都有出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曹操诗歌的特点，“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锺嵘《诗品下》，《魏晋六朝文学参考资料》）悲凉、激忧的情绪是大部分曹诗气氛的基点。 时光流逝，世事艰辛，社会现实中各种灾难使诗人悲痛不已；生命短促，盛年不再使诗人忧郁哀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而颓废，相反的，在其悲歌中常常融合着积极向上的壮怀激情，从而使诗歌在悲凉的氛围中得以继续发展，在内涵上上升到另一种更高的层次。正如《短歌行》中最后一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暗用“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之意，自喻心胸广阔如高山大海，能如周公“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并期待着人才的投奔。诗的末尾，笔意一转从矛盾，悲苦中解脱出来，在困难挫折前用顽强的意志来追求建功立业的盛名。他超越了根植于现实的内心苦闷之情，转而代之以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从悲凉中升腾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激情，使整首诗更具浪漫主义的气质。因此，在曹操诗歌中，对乱世的不满，对生命苦短的感怀，往往转化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湖行》）进而成为对其所憧憬的“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的太平治世的政治理想的追求。 这些特征使曹诗无论在外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意象，氛围上，都极大地有别于前代诗歌，曹操以其独有的风格成为建安文学的旗帜，并对此后建安诗歌风格——“建安风骨”的形成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李景华.建安文学评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2]林庚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 [3]张可礼.建安文学史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4]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5]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5. （责编 张敬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