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翔海
齐鲁学刊 2010年02期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9）06－0031－06
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一个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性事件。与此相关联，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近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值此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之际，本文拟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做进一步讨论，以就教于学界方家与同道。
一
首先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如所周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等就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盘反传统[1](P1－2)。此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学界的讨论，一些论者通过对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重要代表人物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之相关主张的具体分析，对以林毓生先生为代表的上述论断提出了质疑[2]。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似还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予以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仔细的分析不难发现，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者中，他们所列举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均是属身于自由主义西化派或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这就涉及到了以往长期的研究中的一个近乎于“日用而不知”的基本观念：就思想流派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涵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和自由主义西化派，而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则无与于其间。而之所以如此“约定俗成”的一个基本理由，又在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把文化保守主义看作是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的代名词，而在不知不觉中将之归结为是以“反帝、反封建”为旨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问题在于：这样的认知究竟是否合理？具体而言，这一问题又直接牵涉到两个方面：其一，将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排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究竟是否合理？其二，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究竟是否可以归结为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以下我们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
反帝、反封建的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鲜明特征，但由于这两方面都是偏重于“推翻一个旧世界”的一面，因而如果仅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于此，则必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建设性的面相注重不够。事实上，无论是就中国社会而言，还是就中国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亦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德、赛二先生中就可以明显地见出。如所周知，民主、科学是源起于西方的人类现代文化的两面旗帜。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它在“推翻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亦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基本取向。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出现的，其明确的目标也正是要用民主取缔专制、以科学消除愚昧，以建设一个以民主、文明、富强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因而，推进中国社会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实际所指。因此，在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时，笔者曾把力图走向现代化、追求现代性看作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3]。
再来看看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如果其基本价值取向真是反现代化的，那么将它归结为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无疑就是合理的。对于这一问题，尽管以前曾经有过见仁见智的不同观点，但时至今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谈到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主流的现代新儒家时，方克立先生就曾经指出：“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这三派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方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不同意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同中国现代化完全逆向的精神力量，甚至认为他是‘反现代化’的观点。我认为上述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4]。的确，自从20世纪2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现代新儒家就是真心希望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接纳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精神的。作为这一学派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就已经明确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5](P206)。到20世纪中期，现代新儒家更是把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发展出民主、科学作为现代新儒学的时代使命，提出了道统、政统与学统“三统并建”以开显出民主、科学“新外王”的主张[6]。无论其相关主张是否合理、可行，现代新儒家力图接纳民主、科学之现代精神的真诚与热切应当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一样，以现代新儒家为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主张实现现代化而非是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的。当然，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说的，现代新儒家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又是与其他两大思潮不同的。相对于其直接理论对立面的自由主义西化派而言，现代新儒家不仅鲜明地反对早期的西化派以抛弃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而且明确强调：只有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保守”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通过内在转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家与另两者的差别，不在于一者主张走向现代化而一者反对现代化，而是在都认同于“现代化”的前提下，表现为对于现代化具体道路选择的不同。既如此，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将发端于五四时期并以追求现代化为理想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摒除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之外？
肯定了以现代新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同样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就在基本的思想格局上排除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为是“全盘反传统”的可能性。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的确出现过彻底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极端主张，但不仅这种主张并没有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明确反对这种主张、强调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也是内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来有自的传统。因而，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为是“全盘反传统”在整体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
接下来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真的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之所以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所周知，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程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本来紧闭的国门而被迫起步的。在这一过程中，自古以来一直处于周边文化之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仅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节节败退。由此，一方面是批判乃至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高涨，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学习、师法西方文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一进程由鸦片战争肇其端绪，发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达致高潮。不用细数其具体的过程，只要看一看不同时期占居主导地位的文化范式就不难窥出端倪：鸦片战争后不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7](P3－6)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洋务运动时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渐为国人“成以为至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已经提出要在制度层面“统筹全局而全变之”[8](P145)；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可以说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对此，我们从胡适的下面一段话中可以清楚地见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资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这样，“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就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9]。在这里，一方面是我们“百不如人”，一方面是强调“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全盘西化的主张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彻底抛弃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全盘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主张与强调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的主张均已出现，但不是注重保守中国之民族本位的相关主张而是与学习西方有着更直接关系的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就是不难理解的了。由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的确出现了片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乃至于在整体上将之封限于“封建思想”之中的偏颇主张，并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正是有见于此，一些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应当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当时得出的“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的结论、形成的皆曰“奴儒误国”的社会氛围及此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主要以否定性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偏颇，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作为表征。但是，这种冲击究竟是不是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恐怕就是一个不能简单地根据当下的情状遽下断语而应当在更为深长的历史镜头中加以认真考量的事情。因为一个历史事件对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影响并不是一时之间就可以判定清楚的，只有在更为长远的历史时期中才能完整地得到体现的。
如前所述，由于在发生学意义上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并不具有内发性，其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被迫起步的。这也就是说，“现代化”始于作为一个外在化的存在而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的冲击。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之后，“现代化”逐渐转化为内在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认为，就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而言，现代中国文化走过了一个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外在冲击”是指作为人类现代文化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作为现代化精神结晶的“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理想目标的过程。
由于像所有的非西方文化一样，现代化对中国文化而言既是外源的亦是后发的，因而对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整体历程来说，“外在冲击”堪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一方面，西化浪潮对中国文化之腐朽传统的揭露、批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了内涵空间。对后起的现代化文化系统而言，没有这种外在化的冲击作为解构的力量，要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构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冲击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确立了科学、民主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尽管无论就价值目标本身还是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而言，西化浪潮都是站在一种外在于中国文化的立场，但他们所标举的科学、民主大旗的确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促使中国文化在被动中开始走上现代化之途。
如所周知，中国文化传统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成就，并且在人类发展的“民族历史”时期曾长期处于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以至于一直到17、18世纪，不少西方启蒙思想家仍对古代中国文化的成就大为叹服。但从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不断崛起，中国文化事实上就开始走上了衰微之路。从14世纪开始，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逐渐走上了“快车道”。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不断变革，迄今为止对人类历史发生了最为深远之影响的现代化运动首先在西方出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西方现代化运动之精神积淀的，以科学理性精神、个人主义、进步的历史观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性”逐渐形成，并成为体现了人类社会新阶段之内在要求的“时代精神”。在现代性的主导下，人不但不再甘于成为神的奴仆，而且亦要翻做自然的主人。由此，西方文化开始了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认识进而征服世界的历程，达致了科学、民主等现代文化成就，并逐渐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一个按照西方现代文化改造非西方文化以促使其不得不走上向“现代”转型之路的时代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形成。作为人类轴心文明之一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迫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的。尽管同作为人类精神的外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并非没有原始的类同性，但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而言，展示给人们的最为直观的印象则是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性。此时的中国文化不仅在现实的层面是缺少科学理性精神、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的，而且在精神理念的层面也是既没有挺立认知主体，亦被封限在“人治”的观念框架之中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10](P206)，其间确实体现了“中国马箭与西洋火炮之间惊心动魄的历史差距”[10](P235)。正是存在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差距”决定了被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文化传统必然要遭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同样堪称是“惊心动魄”的冲击，这一冲击包括了从器物到制度以至精神理念的全幅层面。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和“伦理之最后的觉悟”的提出，分别成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深入到了器物、制度与精神理念层面的标志。
当然，中国文化现代化并没有停留在被动接受外在冲击的阶段，而是在经历冲击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通过将现代化内化为现代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而实现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之转折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系统，中国文化不可能永远在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中被动发展。当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外在冲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必然要体现出自身的自主性。在现代性成为现代人类公共的“文化认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文化生命的这种自主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由此，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的一个基本的不同就在于：就中国文化的整体存在形态而言，“现代化”与“现代性”不再是其迫于外在形势而“不得不”顺应的结果，而是成为中国文化自觉自愿的追求目标。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已深入到了精神理念的层面，在形式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的解构达到了较为彻底的程度。在经过了鸦片战争、戊戌维新之后，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西文化更为深刻的差距不在物质与制度层面而在文化理念层面。由此，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深入到了核心层面，从而为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建设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这不仅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已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有关成分颇为彻底的批判和解构，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提供了基本前提，廓清了内涵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同时出现了对传统持彻底批判态度的全盘西化派与力图立足于民族本位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如果说前者是以一种极端方式表现了解构中国文化传统的彻底性，那么后者则是以一种同样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热切性。两者的并存可谓是以一种别致的形态表征了新文化运动既“破”又“立”的基本价值取向。正是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成为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力量。由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如果说此前主要体现为一种中国文化逐渐被由外而里不断解构的过程，此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旋律则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即使是西化派，其基本的理论目标也依然是要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尽管其全盘西化的文化建设道路与其理论目标之间事实上是南辕北辙的。
由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规约了基本的精神方向。在此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虽然并没有径直走上坦途，但是，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中国文化不仅没有彻底衰败，而且是在近代以来的极度衰微之后迎来了由危机而复苏而兴盛的新机运。面向21世纪，随着中华民族现代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化所内蕴的强盛生命力也在阔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现。毫无疑问，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在近代以来曾经有过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险性，那么，在今天，中国文化已经完全免除了断灭之虞。因此，尽管新文化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文化传统“彻底”批判的一面、尽管这种批判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三
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相关联，在相关研究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注重挺立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因而使得其后的文化重建中，中国文化传统的地位体现得不够充分。用具有大陆新儒家倾向的罗义俊研究员的话说，就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派那里没有体的层位”[11]。这就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向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讨论。
第一，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言，尽管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明确强调了挺立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的重要性，但是，其相关主张并未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特定发展阶段相联系，就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之整体情状而言，的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于挺立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注重不够的问题。但是，这种状况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中逐渐得到了改变。作为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长期鼎足而立的中国三大现代思潮，在其后的发展中事实上对于挺立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的问题堪称是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现代新儒家的相关主张自不必赘言。就自由主义阵营而言，其第三代代表人物、前文已经论及的林毓生教授就曾经指出：“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12]（《自序》）这一认识中显然已经包含了挺立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不仅首倡“综合创新”论的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的论断[13](P129)，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早就提出了“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的文化方针，同样可以看作是突显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由此，我们认为，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在时间上并不归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就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向而言却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从林毓生先生力图“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以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2](《自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中就可以窥见端倪。
第二，与此相联系，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一点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方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之后，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任务。一方面是民族精神家园与民族文化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它孕育和发展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其根基与底蕴；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安身立命、灵魂安顿和精神归根的所在，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构成了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不仅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开展，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均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进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赞成那种站在严辨华夷的立场上以一种僵固、闭锁的眼光将“中国文化传统”固着化的主张。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数千年而依然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人类历史上惟一的一个未曾中断过的文化系统，不仅在于它具有自身稳固而独特的基本精神特质，更在于它能够以有容乃大的开放心胸，积极吸收、融会其他文化系统的优良成分，使自己的内在生命力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在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有将中国文化看作是一个有着自身传承、演进历程、至今仍在发展进程之中的活的“文化生命整体”，即“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文化生命整体，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化进一步开展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14]。在这样的视野之下，所谓“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派那里没有体的层位”的担心显然就是多余的了。不仅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堪称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现代以来的中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三星会聚”之地。这无疑为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储备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为建设既具有充分的中国民族风格与做派又体现时代精神要求的现代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我们今天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之关系的时候，不应该忘记的一个重要面相。
当然，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上述论说，并不表明我们认为，它是没有任何缺点的。我们要强调的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发展演进历程中极为特殊的历史时刻发生的，即使它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错误，甚至就其当时的实际情状而言真的是“破坏远大于建设”，我们也不必由此而过多地诟病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不仅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注定”了它必然难免其先天不足，而且也是因为历史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使命首先正是要对于在整体上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批判和解构，因而它必然要体现为相当程度的破坏性。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是处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点，因而它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完成中国文化现代重建的重大历史使命。对一个既具有独异的智慧精神与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又面临着巨大的历史转变的文化系统而言，它的现代“重建”显然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要假以时日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开新”开启了历史性的可能性。这是我们今天回省这一历史事件时不应忘记的。
收稿日期：2009－08－10
作者介绍：李翔海，南开大学 哲学系，天津 300071 李翔海（1962—），男，湖北荆门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李翔海
齐鲁学刊 2010年02期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9）06－0031－06
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一个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性事件。与此相关联，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近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值此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之际，本文拟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做进一步讨论，以就教于学界方家与同道。
一
首先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全盘反传统？如所周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等就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盘反传统[1](P1－2)。此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内学界的讨论，一些论者通过对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重要代表人物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之相关主张的具体分析，对以林毓生先生为代表的上述论断提出了质疑[2]。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似还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予以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仔细的分析不难发现，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者中，他们所列举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均是属身于自由主义西化派或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这就涉及到了以往长期的研究中的一个近乎于“日用而不知”的基本观念：就思想流派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涵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和自由主义西化派，而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则无与于其间。而之所以如此“约定俗成”的一个基本理由，又在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把文化保守主义看作是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的代名词，而在不知不觉中将之归结为是以“反帝、反封建”为旨归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问题在于：这样的认知究竟是否合理？具体而言，这一问题又直接牵涉到两个方面：其一，将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排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究竟是否合理？其二，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究竟是否可以归结为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以下我们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
反帝、反封建的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鲜明特征，但由于这两方面都是偏重于“推翻一个旧世界”的一面，因而如果仅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于此，则必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建设性的面相注重不够。事实上，无论是就中国社会而言，还是就中国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亦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德、赛二先生中就可以明显地见出。如所周知，民主、科学是源起于西方的人类现代文化的两面旗帜。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它在“推翻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亦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基本取向。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出现的，其明确的目标也正是要用民主取缔专制、以科学消除愚昧，以建设一个以民主、文明、富强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因而，推进中国社会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实现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实际所指。因此，在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时，笔者曾把力图走向现代化、追求现代性看作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3]。
再来看看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如果其基本价值取向真是反现代化的，那么将它归结为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无疑就是合理的。对于这一问题，尽管以前曾经有过见仁见智的不同观点，但时至今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谈到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主流的现代新儒家时，方克立先生就曾经指出：“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这三派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方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不同意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同中国现代化完全逆向的精神力量，甚至认为他是‘反现代化’的观点。我认为上述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4]。的确，自从20世纪2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现代新儒家就是真心希望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接纳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精神的。作为这一学派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就已经明确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5](P206)。到20世纪中期，现代新儒家更是把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发展出民主、科学作为现代新儒学的时代使命，提出了道统、政统与学统“三统并建”以开显出民主、科学“新外王”的主张[6]。无论其相关主张是否合理、可行，现代新儒家力图接纳民主、科学之现代精神的真诚与热切应当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一样，以现代新儒家为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是主张实现现代化而非是复古、落后乃至于“封建”的。当然，正如方克立先生所说的，现代新儒家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又是与其他两大思潮不同的。相对于其直接理论对立面的自由主义西化派而言，现代新儒家不仅鲜明地反对早期的西化派以抛弃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而且明确强调：只有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以“保守”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通过内在转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现代新儒家与另两者的差别，不在于一者主张走向现代化而一者反对现代化，而是在都认同于“现代化”的前提下，表现为对于现代化具体道路选择的不同。既如此，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将发端于五四时期并以追求现代化为理想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摒除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之外？
肯定了以现代新儒家为主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同样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就在基本的思想格局上排除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为是“全盘反传统”的可能性。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的确出现过彻底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极端主张，但不仅这种主张并没有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明确反对这种主张、强调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也是内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来有自的传统。因而，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为是“全盘反传统”在整体上是站不住脚的。
二
接下来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真的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之所以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显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所周知，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程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本来紧闭的国门而被迫起步的。在这一过程中，自古以来一直处于周边文化之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仅遭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节节败退。由此，一方面是批判乃至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高涨，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学习、师法西方文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一进程由鸦片战争肇其端绪，发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达致高潮。不用细数其具体的过程，只要看一看不同时期占居主导地位的文化范式就不难窥出端倪：鸦片战争后不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中国传统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7](P3－6)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洋务运动时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渐为国人“成以为至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已经提出要在制度层面“统筹全局而全变之”[8](P145)；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可以说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对此，我们从胡适的下面一段话中可以清楚地见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资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这样，“今日的第一要务是要造就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第二步便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9]。在这里，一方面是我们“百不如人”，一方面是强调“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全盘西化的主张已经呼之欲出了。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彻底抛弃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全盘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主张与强调以保守文化的民族本位为前提来走向现代化的主张均已出现，但不是注重保守中国之民族本位的相关主张而是与学习西方有着更直接关系的西化派的相关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就是不难理解的了。由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的确出现了片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乃至于在整体上将之封限于“封建思想”之中的偏颇主张，并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正是有见于此，一些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应当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当时得出的“我们自己百不如人”的结论、形成的皆曰“奴儒误国”的社会氛围及此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主要以否定性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偏颇，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作为表征。但是，这种冲击究竟是不是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这恐怕就是一个不能简单地根据当下的情状遽下断语而应当在更为深长的历史镜头中加以认真考量的事情。因为一个历史事件对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影响并不是一时之间就可以判定清楚的，只有在更为长远的历史时期中才能完整地得到体现的。
如前所述，由于在发生学意义上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并不具有内发性，其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被迫起步的。这也就是说，“现代化”始于作为一个外在化的存在而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的冲击。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之后，“现代化”逐渐转化为内在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认为，就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而言，现代中国文化走过了一个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外在冲击”是指作为人类现代文化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作为现代化精神结晶的“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理想目标的过程。
由于像所有的非西方文化一样，现代化对中国文化而言既是外源的亦是后发的，因而对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整体历程来说，“外在冲击”堪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一方面，西化浪潮对中国文化之腐朽传统的揭露、批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的重建廓清了内涵空间。对后起的现代化文化系统而言，没有这种外在化的冲击作为解构的力量，要想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构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冲击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确立了科学、民主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尽管无论就价值目标本身还是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而言，西化浪潮都是站在一种外在于中国文化的立场，但他们所标举的科学、民主大旗的确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促使中国文化在被动中开始走上现代化之途。
如所周知，中国文化传统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成就，并且在人类发展的“民族历史”时期曾长期处于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以至于一直到17、18世纪，不少西方启蒙思想家仍对古代中国文化的成就大为叹服。但从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不断崛起，中国文化事实上就开始走上了衰微之路。从14世纪开始，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逐渐走上了“快车道”。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不断变革，迄今为止对人类历史发生了最为深远之影响的现代化运动首先在西方出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西方现代化运动之精神积淀的，以科学理性精神、个人主义、进步的历史观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性”逐渐形成，并成为体现了人类社会新阶段之内在要求的“时代精神”。在现代性的主导下，人不但不再甘于成为神的奴仆，而且亦要翻做自然的主人。由此，西方文化开始了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认识进而征服世界的历程，达致了科学、民主等现代文化成就，并逐渐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一个按照西方现代文化改造非西方文化以促使其不得不走上向“现代”转型之路的时代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形成。作为人类轴心文明之一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迫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的。尽管同作为人类精神的外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并非没有原始的类同性，但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而言，展示给人们的最为直观的印象则是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性。此时的中国文化不仅在现实的层面是缺少科学理性精神、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的，而且在精神理念的层面也是既没有挺立认知主体，亦被封限在“人治”的观念框架之中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10](P206)，其间确实体现了“中国马箭与西洋火炮之间惊心动魄的历史差距”[10](P235)。正是存在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差距”决定了被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文化传统必然要遭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同样堪称是“惊心动魄”的冲击，这一冲击包括了从器物到制度以至精神理念的全幅层面。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和“伦理之最后的觉悟”的提出，分别成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深入到了器物、制度与精神理念层面的标志。
当然，中国文化现代化并没有停留在被动接受外在冲击的阶段，而是在经历冲击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通过将现代化内化为现代中国文化生命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而实现由“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之转折的历史过程。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系统，中国文化不可能永远在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中被动发展。当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外在冲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必然要体现出自身的自主性。在现代性成为现代人类公共的“文化认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文化生命的这种自主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由此，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的一个基本的不同就在于：就中国文化的整体存在形态而言，“现代化”与“现代性”不再是其迫于外在形势而“不得不”顺应的结果，而是成为中国文化自觉自愿的追求目标。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已深入到了精神理念的层面，在形式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成分的解构达到了较为彻底的程度。在经过了鸦片战争、戊戌维新之后，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中西文化更为深刻的差距不在物质与制度层面而在文化理念层面。由此，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深入到了核心层面，从而为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建设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这不仅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已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有关成分颇为彻底的批判和解构，为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提供了基本前提，廓清了内涵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同时出现了对传统持彻底批判态度的全盘西化派与力图立足于民族本位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如果说前者是以一种极端方式表现了解构中国文化传统的彻底性，那么后者则是以一种同样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之现代文化的热切性。两者的并存可谓是以一种别致的形态表征了新文化运动既“破”又“立”的基本价值取向。正是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潮，成为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力量。由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分界线。如果说此前主要体现为一种中国文化逐渐被由外而里不断解构的过程，此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主旋律则是要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即使是西化派，其基本的理论目标也依然是要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尽管其全盘西化的文化建设道路与其理论目标之间事实上是南辕北辙的。
由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规约了基本的精神方向。在此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虽然并没有径直走上坦途，但是，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发展，中国文化不仅没有彻底衰败，而且是在近代以来的极度衰微之后迎来了由危机而复苏而兴盛的新机运。面向21世纪，随着中华民族现代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化所内蕴的强盛生命力也在阔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现。毫无疑问，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在近代以来曾经有过遭遇灭顶之灾的危险性，那么，在今天，中国文化已经完全免除了断灭之虞。因此，尽管新文化运动中确实存在着对中国文化传统“彻底”批判的一面、尽管这种批判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三
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相关联，在相关研究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注重挺立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因而使得其后的文化重建中，中国文化传统的地位体现得不够充分。用具有大陆新儒家倾向的罗义俊研究员的话说，就是“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派那里没有体的层位”[11]。这就涉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向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讨论。
第一，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言，尽管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明确强调了挺立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的重要性，但是，其相关主张并未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特定发展阶段相联系，就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之整体情状而言，的确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于挺立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注重不够的问题。但是，这种状况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中逐渐得到了改变。作为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长期鼎足而立的中国三大现代思潮，在其后的发展中事实上对于挺立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的问题堪称是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现代新儒家的相关主张自不必赘言。就自由主义阵营而言，其第三代代表人物、前文已经论及的林毓生教授就曾经指出：“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12]（《自序》）这一认识中显然已经包含了挺立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不仅首倡“综合创新”论的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的论断[13](P129)，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早就提出了“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的文化方针，同样可以看作是突显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性。由此，我们认为，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在时间上并不归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就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向而言却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从林毓生先生力图“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以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2](《自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中就可以窥见端倪。
第二，与此相联系，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一点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方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之后，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任务。一方面是民族精神家园与民族文化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它孕育和发展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其根基与底蕴；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精神家园成为中华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安身立命、灵魂安顿和精神归根的所在，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构成了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不仅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开展，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均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进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不赞成那种站在严辨华夷的立场上以一种僵固、闭锁的眼光将“中国文化传统”固着化的主张。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数千年而依然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人类历史上惟一的一个未曾中断过的文化系统，不仅在于它具有自身稳固而独特的基本精神特质，更在于它能够以有容乃大的开放心胸，积极吸收、融会其他文化系统的优良成分，使自己的内在生命力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在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有将中国文化看作是一个有着自身传承、演进历程、至今仍在发展进程之中的活的“文化生命整体”，即“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文化生命整体，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化进一步开展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14]。在这样的视野之下，所谓“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派那里没有体的层位”的担心显然就是多余的了。不仅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堪称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现代以来的中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三星会聚”之地。这无疑为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储备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为建设既具有充分的中国民族风格与做派又体现时代精神要求的现代中国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我们今天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之关系的时候，不应该忘记的一个重要面相。
当然，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上述论说，并不表明我们认为，它是没有任何缺点的。我们要强调的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发展演进历程中极为特殊的历史时刻发生的，即使它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错误，甚至就其当时的实际情状而言真的是“破坏远大于建设”，我们也不必由此而过多地诟病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不仅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注定”了它必然难免其先天不足，而且也是因为历史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使命首先正是要对于在整体上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批判和解构，因而它必然要体现为相当程度的破坏性。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是处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由“破”到“立”的历史转折点，因而它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完成中国文化现代重建的重大历史使命。对一个既具有独异的智慧精神与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又面临着巨大的历史转变的文化系统而言，它的现代“重建”显然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要假以时日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开新”开启了历史性的可能性。这是我们今天回省这一历史事件时不应忘记的。
收稿日期：2009－08－10
作者介绍：李翔海，南开大学 哲学系，天津 300071 李翔海（1962—），男，湖北荆门人，哲学博士，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