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卷 第3期 2005年6月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Vol.27 No.3 JournalofHuzhouTeachersCollegeJun.,2005
“居上常有云气”及其他
———《史记・高祖本纪》神怪之笔探源
李明,常123
(1.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200062;2.,)
摘要:一般认为《》”,但
,。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734(2005)03001903
《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巨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赞誉,它写史的实录精神更是为后代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然而与这一“实录”并不完全一致的是司马迁写史记事中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手法。这在《史记》对神怪现象的描写中可见一斑。在《高祖本纪》中,刘邦的出生、相貌与他出现的场合都与众不同:“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敬重之”。刘邦在田间,一老父相其“贵不可言”。“高祖为县送徒郦山”路遇白蛇“拔剑击斩蛇”,实为赤帝子杀白帝子。“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
[1]气’。”“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这些描写都涉及到神怪现象,另外刘邦在与项羽作战中有许多
危难之际、将败之时,便有飞沙走石袭击项军,而自己最终得以脱险。这些颇具神秘主义气息的描写与后世写史记事的实录之风似乎有些不合,也遭到后代一些学者的讥讽,有人甚至怀疑这些文字不是司马迁本人所写。南宋叶适便认为司马迁这种写法不合适。徐经也认为“自古帝王受命而兴,必征引符瑞以表其灵异,而谶纬之说,由此兴焉。余谓此皆太史公不能裁之以义,而荒诞不经,遂有以致之。如《高祖本纪》称刘媪与龙交而有身,由高祖醉卧,见其上常有龙,又所居上常有云气。此或当日托言以惊动沛中子弟,故诸从者日益畏之,史公不察,遽采入《纪》。不独赤帝子、白帝子骇人闻见,即隆准而龙颜,何遂妖异?致是
[2](P358)则甚矣。史公之好怪也!……余意欲将史之不合于道者,尽从删削,以合圣人之经。”近代学者顾颉
刚、吕思勉也认为这些文字是后人伪窜、伪托,而不是司马迁的风格。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提到“赤帝子之说,则又因高祖为沛公旗帜皆赤而附会,未必与行序有关。《史记》本纪言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
[3](P817)杀者赤帝子,疑出后人增窜,非谈迁原文也。”虽然不排除有后人伪窜的可能性,但如果联系司马迁
的思想和写作风格来看,这种写法及《史记》多篇中出现的对神怪现象的描写,对司马迁来说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这可以从司马迁本人的思想渊源与当时秦汉之际的社会思潮上得以解释。
一、神怪现象与司马迁的思想渊源
从《太史公自序》中看,司马迁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司马谈曾作太史令,其职官由商末、西周时的太史发展而来。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秦汉时太史令地位虽渐低,但其需求的知识仍是丰富的,而且易道之说应是非常精通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提到其父“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并作有“论六家要旨”。而且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司马谈对阴阳易道之说是相当重视,“尝窃观阴阳
3收稿日期:20041020作者简介:李明(1969-),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常悦(1970-),女,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及档案管理研究。
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在司马谈看来,“阴阳易道”是“形而上者”之“道”,是真正探求世界本原与规律的学问。而儒墨名法则是“形而下者”。虽然他论述到了各家的优劣,但仍可看出他是极其推崇前者的。而阴阳易道之术在历史上又是与“神怪”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那种知识多由家传的时代,很难说司马谈的这些思想不对司马迁产生极大影响,因而,司马迁在笔下流露出包含这种思想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祭祀。因未能亲,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夏,典天官事。……,命也夫!’”命,天命”的肯定。司马迁的思想应该说在相
①,而且其委曲求全以著作《史记》也正是完成其父亲的遗命。其
次,,他在著作《史记》过程中也应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报任少卿书》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欲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写《史记》是要探究历史规律、社会规律,提出自己对人事、社会的见解。因此提及神怪之事也极有可能是自己有意为之,强调世事的变化都有一定“天上”的征兆。这与其父和司马迁本人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工作也是相一致的,而当时的天文历法研究宇宙变化也涉及到人事的变化。司马迁本人的历史观中也有一种大循环论的思想,以阴阳五行对应历史的发展,强调五德终始。在《高祖本纪》的结尾,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唯物史观的“螺旋上升理论”,但他也是力图以自己的理论建构统领《史记》的写作。在司马迁的眼中,夏商周三代更替是符合历史的变化,采取了顺应历史规律的措施,而到秦这里则没有顺应历史的规律,因而灭亡很快。汉代的建立是承天之大道,顺应了历史规律。因而写到具体的人刘邦时,也强调其得天下是上天神授,处处带有神秘色彩。实际上,司马迁在写五帝及三代始祖时也采用了相类似的手法,如黄帝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帝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司马迁与其父亲一样在思想上应该是受到先秦诸家的影响,但他们似乎更加钟情于阴阳易道黄老思想。在整个《史记》的写作构思、人物安排上也可看出这点。难怪班彪认为“其论学术,
[4](P1325)[5](P132)则崇黄老而薄五经”。班固也评论司马迁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再次,司马迁这种写法也反映了他写作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加入了自己的想像,这在文与史并未完全分开的时代并不足为怪。在对许多人物的描写中都可看出他的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或广收博采了历史上神话传说的材料,或加入自己的合理想像,整个《史记》也都饱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在此不需赘述。
二、神怪现象与秦汉之际的社会思潮
从远古的原始宗教信仰直到近代,数千年来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从未离开过“神”的干预,从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状态中产生的神怪思想到秦汉之际并未因生产力的提高而完全消失,反而在一些人特别是统治者的推崇下有发展之势。这可归咎于其思想的局限性,同时也不排除统治者利用这种观念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与地位。战国时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便利用天人感应和天道循环论的观点提出所谓“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也有类似记载“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
方苞认为司马迁这种写法别有他意,对于武帝封禅“子长恨群儒不能辨明,为天下笑,故寓其意于《自序》以明其父
(见未尝与此,而所为发愤以死者,盖以天子建汉家之封,接千岁之统,乃重为方士所遇迷,恨己不得从行而辨明其事也。”
)此说虽可备一说,但从《《望溪先生文集》卷二《书太史公自序后》史记》中看,司马迁讥讽的似乎不是封禅本身,而是武帝
封禅,因为在《孝文本纪》中他曾写道“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在盛赞文帝时对封禅是持肯定态度的。①
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
[6](P342-343)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其说即认为历代政权的
交替就是按照五行相胜的公式进行的。秦始皇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也利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为自己服务,《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史记》中记载刘邦路斩白蛇,大概与此也一脉相承。汉初统治者力倡黄老思想,实为道家学派中的两支,而道家思想则与神仙怪异之说有着天然的联系。武帝时董仲舒虽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然而他的“儒”已非“孔氏之儒”,孔氏之儒被认为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董氏则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把儒家思想神学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天意与人事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也有秦始皇东海求仙、・封禅书》中刻画得颇为明显。,剖鱼腹丹书“大楚兴,陈胜王”;,神怪思想占有相当的比重。,,但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从《史记》《公羊春秋》于董仲舒,其思想受董氏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史记》中对神怪现象的一些描写既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主观追求,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盛行的社会思潮,对后代的文学,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天人问题上,司马迁并没有摆脱天命神学的历史观,对于古代帝王,他重复了今文经学许多神学迷信的说法,对后代的谶纬之说也是一种推波助澜。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能否定司马迁思想中的进步性。他思想中虽有天命神学的一面,但仍然重视历史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秦亡问题上,他同意贾宜并非“天亡秦”,而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他也不同意项羽战败后所说的“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在《史记》中,我们也发现他在许多地方有“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的感叹,而在《伯夷列传》中,他更是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提出了质疑。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在探求天人关系上的一种矛盾思想。虽然如此,《史记》仍可称得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在文化史上的丰碑地位并不因此而动摇。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吕氏春秋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CloudAboveWhereHeStayandOthers
———ReasonsforDescribingMythinShiji
LIMing,CHANGYue12
(1.InstituteofAncientBooksandWriting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2.ManagementDepartment,YellowRiverWaterConservancyVocational&TechnologicalCollege,Kaifeng475001,China)
Abstract:Shijiisconsideredasamodelof“faithfulrecord”inChinesehistoriography,sopeoplethinkthedescriptionofmythwasnotSimaQian’swriting,butitisreasonableifseenfromSimaQian’sfamilyback2groundandtheideologicalstateinhisage.
Keywords:SimaQian;Shiji;myth;reason
[责任编辑 陈义报]
第27卷 第3期 2005年6月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Vol.27 No.3 JournalofHuzhouTeachersCollegeJun.,2005
“居上常有云气”及其他
———《史记・高祖本纪》神怪之笔探源
李明,常123
(1.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200062;2.,)
摘要:一般认为《》”,但
,。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734(2005)03001903
《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巨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赞誉,它写史的实录精神更是为后代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然而与这一“实录”并不完全一致的是司马迁写史记事中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手法。这在《史记》对神怪现象的描写中可见一斑。在《高祖本纪》中,刘邦的出生、相貌与他出现的场合都与众不同:“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敬重之”。刘邦在田间,一老父相其“贵不可言”。“高祖为县送徒郦山”路遇白蛇“拔剑击斩蛇”,实为赤帝子杀白帝子。“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
[1]气’。”“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这些描写都涉及到神怪现象,另外刘邦在与项羽作战中有许多
危难之际、将败之时,便有飞沙走石袭击项军,而自己最终得以脱险。这些颇具神秘主义气息的描写与后世写史记事的实录之风似乎有些不合,也遭到后代一些学者的讥讽,有人甚至怀疑这些文字不是司马迁本人所写。南宋叶适便认为司马迁这种写法不合适。徐经也认为“自古帝王受命而兴,必征引符瑞以表其灵异,而谶纬之说,由此兴焉。余谓此皆太史公不能裁之以义,而荒诞不经,遂有以致之。如《高祖本纪》称刘媪与龙交而有身,由高祖醉卧,见其上常有龙,又所居上常有云气。此或当日托言以惊动沛中子弟,故诸从者日益畏之,史公不察,遽采入《纪》。不独赤帝子、白帝子骇人闻见,即隆准而龙颜,何遂妖异?致是
[2](P358)则甚矣。史公之好怪也!……余意欲将史之不合于道者,尽从删削,以合圣人之经。”近代学者顾颉
刚、吕思勉也认为这些文字是后人伪窜、伪托,而不是司马迁的风格。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提到“赤帝子之说,则又因高祖为沛公旗帜皆赤而附会,未必与行序有关。《史记》本纪言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
[3](P817)杀者赤帝子,疑出后人增窜,非谈迁原文也。”虽然不排除有后人伪窜的可能性,但如果联系司马迁
的思想和写作风格来看,这种写法及《史记》多篇中出现的对神怪现象的描写,对司马迁来说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这可以从司马迁本人的思想渊源与当时秦汉之际的社会思潮上得以解释。
一、神怪现象与司马迁的思想渊源
从《太史公自序》中看,司马迁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司马谈曾作太史令,其职官由商末、西周时的太史发展而来。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秦汉时太史令地位虽渐低,但其需求的知识仍是丰富的,而且易道之说应是非常精通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提到其父“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并作有“论六家要旨”。而且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司马谈对阴阳易道之说是相当重视,“尝窃观阴阳
3收稿日期:20041020作者简介:李明(1969-),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常悦(1970-),女,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及档案管理研究。
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在司马谈看来,“阴阳易道”是“形而上者”之“道”,是真正探求世界本原与规律的学问。而儒墨名法则是“形而下者”。虽然他论述到了各家的优劣,但仍可看出他是极其推崇前者的。而阴阳易道之术在历史上又是与“神怪”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那种知识多由家传的时代,很难说司马谈的这些思想不对司马迁产生极大影响,因而,司马迁在笔下流露出包含这种思想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祭祀。因未能亲,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夏,典天官事。……,命也夫!’”命,天命”的肯定。司马迁的思想应该说在相
①,而且其委曲求全以著作《史记》也正是完成其父亲的遗命。其
次,,他在著作《史记》过程中也应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报任少卿书》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写作目的“欲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写《史记》是要探究历史规律、社会规律,提出自己对人事、社会的见解。因此提及神怪之事也极有可能是自己有意为之,强调世事的变化都有一定“天上”的征兆。这与其父和司马迁本人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工作也是相一致的,而当时的天文历法研究宇宙变化也涉及到人事的变化。司马迁本人的历史观中也有一种大循环论的思想,以阴阳五行对应历史的发展,强调五德终始。在《高祖本纪》的结尾,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唯物史观的“螺旋上升理论”,但他也是力图以自己的理论建构统领《史记》的写作。在司马迁的眼中,夏商周三代更替是符合历史的变化,采取了顺应历史规律的措施,而到秦这里则没有顺应历史的规律,因而灭亡很快。汉代的建立是承天之大道,顺应了历史规律。因而写到具体的人刘邦时,也强调其得天下是上天神授,处处带有神秘色彩。实际上,司马迁在写五帝及三代始祖时也采用了相类似的手法,如黄帝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帝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司马迁与其父亲一样在思想上应该是受到先秦诸家的影响,但他们似乎更加钟情于阴阳易道黄老思想。在整个《史记》的写作构思、人物安排上也可看出这点。难怪班彪认为“其论学术,
[4](P1325)[5](P132)则崇黄老而薄五经”。班固也评论司马迁是“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再次,司马迁这种写法也反映了他写作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加入了自己的想像,这在文与史并未完全分开的时代并不足为怪。在对许多人物的描写中都可看出他的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或广收博采了历史上神话传说的材料,或加入自己的合理想像,整个《史记》也都饱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在此不需赘述。
二、神怪现象与秦汉之际的社会思潮
从远古的原始宗教信仰直到近代,数千年来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从未离开过“神”的干预,从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状态中产生的神怪思想到秦汉之际并未因生产力的提高而完全消失,反而在一些人特别是统治者的推崇下有发展之势。这可归咎于其思想的局限性,同时也不排除统治者利用这种观念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与地位。战国时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便利用天人感应和天道循环论的观点提出所谓“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也有类似记载“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
方苞认为司马迁这种写法别有他意,对于武帝封禅“子长恨群儒不能辨明,为天下笑,故寓其意于《自序》以明其父
(见未尝与此,而所为发愤以死者,盖以天子建汉家之封,接千岁之统,乃重为方士所遇迷,恨己不得从行而辨明其事也。”
)此说虽可备一说,但从《《望溪先生文集》卷二《书太史公自序后》史记》中看,司马迁讥讽的似乎不是封禅本身,而是武帝
封禅,因为在《孝文本纪》中他曾写道“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在盛赞文帝时对封禅是持肯定态度的。①
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
[6](P342-343)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其说即认为历代政权的
交替就是按照五行相胜的公式进行的。秦始皇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也利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为自己服务,《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史记》中记载刘邦路斩白蛇,大概与此也一脉相承。汉初统治者力倡黄老思想,实为道家学派中的两支,而道家思想则与神仙怪异之说有着天然的联系。武帝时董仲舒虽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然而他的“儒”已非“孔氏之儒”,孔氏之儒被认为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董氏则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把儒家思想神学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天意与人事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也有秦始皇东海求仙、・封禅书》中刻画得颇为明显。,剖鱼腹丹书“大楚兴,陈胜王”;,神怪思想占有相当的比重。,,但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从《史记》《公羊春秋》于董仲舒,其思想受董氏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史记》中对神怪现象的一些描写既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主观追求,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盛行的社会思潮,对后代的文学,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天人问题上,司马迁并没有摆脱天命神学的历史观,对于古代帝王,他重复了今文经学许多神学迷信的说法,对后代的谶纬之说也是一种推波助澜。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能否定司马迁思想中的进步性。他思想中虽有天命神学的一面,但仍然重视历史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秦亡问题上,他同意贾宜并非“天亡秦”,而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他也不同意项羽战败后所说的“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在《史记》中,我们也发现他在许多地方有“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的感叹,而在《伯夷列传》中,他更是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提出了质疑。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在探求天人关系上的一种矛盾思想。虽然如此,《史记》仍可称得上“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在文化史上的丰碑地位并不因此而动摇。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吕氏春秋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CloudAboveWhereHeStayandOthers
———ReasonsforDescribingMythinShiji
LIMing,CHANGYue12
(1.InstituteofAncientBooksandWriting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2.ManagementDepartment,YellowRiverWaterConservancyVocational&TechnologicalCollege,Kaifeng475001,China)
Abstract:Shijiisconsideredasamodelof“faithfulrecord”inChinesehistoriography,sopeoplethinkthedescriptionofmythwasnotSimaQian’swriting,butitisreasonableifseenfromSimaQian’sfamilyback2groundandtheideologicalstateinhisage.
Keywords:SimaQian;Shiji;myth;reason
[责任编辑 陈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