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卷第1期2002年3月

Journalof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

(SocialScienceEdition)Vol.4　No.1March　

2002

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彭纪南

(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摘　要: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融汇在一起,这种融汇,是在具体的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的融汇,是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中的融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有其本体论前提和客观基础;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生态学与生态运动领域是当今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贯通、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融汇的重要领域。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生态学;生态文化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2)01-0012-10

　　当今,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股洪流融汇所激起的层层浪花正敲击着人类的心扉。文化与人文文化贯通、潮流,,。

系,才

])

如何处理好人与个人如何安身立命、调节好与自身的关系,摆在了人类的面前。人类在协调人与他人(社会)关系和调节人与自身关系的活动中,逐渐萌生出最初的人文文化。因此,又可以说人类文化是在人类变革自然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变革社会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变革自身和调节人与自身关系的创造性活动中产生的。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两种主要的文化类型。它们各自有其特定的对象、特定的内容和特定的功能。两者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而诞生的一对孪生兄弟,是同一源头分发出来的两支干流。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身的三重关系,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正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的本体论前提。

许多学者从科学技术同社会的关系、从科技工作者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论证了当今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基础。他们指出,科学技术是社会系统中的系统,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制约,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会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作为社会的人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及其从事的科学技术活动,负有重要的社会

一、科技与人文融汇的客观基础

　　“文化”作为人类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的方式和创造性活动的成果,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的,文化根源于人类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之中。文化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人类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去认识自然,从而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以满足生存的需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全部文化的基础。文化首先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体现着人使自然服从人本身需要、按照人的价值尺度控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逐渐萌生出最初的科技文化。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同时面临着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

　收稿日期:2001-09-10

　作者简介:彭纪南(1937-),男,教授,主要从事系统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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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迫切需要人文精神的指引,这些学者着重从这一角度论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失衡、“科学之柱高于人文之柱”的今天,是有其道理的,但是,这种论述是不够全面的,而且是比较表浅的。对这一问题还可以作多视角多层面的考察和论证。

就科学技术文化这一方面来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方面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当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处于社会之中的科学技术,本身又是一个“小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事业,科学技术过程本身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过程,由众多科学家组成的共同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缩影,它的组织和运转机制也遵循着社会规律,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不懂得这种规律,没有人文精神的引导,就无法彼此协调地工作,形成整体的科研能力。二是当今科学研究对象已不仅仅是天然的自然,维,,、广度和深度空前发展,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越来越成为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如果科学工作者没有人文文化的观照,没有人文精神的引导,就很难作出科学的分析,也很难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这种情况在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就人文文化而言,现代人的社会和生活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中,人和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日益科学化、技术化、信息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社会工作者,只有按照科学精神指引,借助于科学理性的思考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对人文社会现象作出正确、合理的解释,探索其发生、演化的机制,推动人文认识的新发展。可见,正是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以及人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化、技术化,推动着当代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推动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

者的融汇,不同学者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别的。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本来

就是一个东西,两者互相包含,难分彼此。因而试图通过论证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掘和阐发人文精神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或者科学精神中的人文意蕴,来解决两者的“融汇”或“整合”问题。特别是前一种观点,较为常见。例如,孟建伟认为,人文精神的文化基础不应该定位在“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之上,而应该定位在“整个人类文化”之上,因而其文化基础定位于“科学文化”之上的“科学精神无疑就是人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和人文的汇合应汇合于一种共同

[2]

的精神,即人文精神。“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中的“人文”在含,也不顾及“人文文化”中的“科学”与,硬将科学精神涵盖于他的“人文精神”之下,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真的本来是一个东西,无所谓两者的区别,那么还有什么“融汇”或“整合”可言呢?其实,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在他们心目中,都并不完全否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区别。不过,他们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企图用一种精神来化解另一种精神,或用某一种精神来取代另一种精神而已。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两者的分立为前提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它们作为贯穿并支配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活动始终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两者在内涵上,在所赖以建立的文化根基上,在其所具有的功能上具有明显的区别,它们对人类文明进步各自发挥着积极的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的科学主义者,视科学技术为人类文化的全部,视科学精神为人类精神的全部,或者企图用科技文化来推演出人文文化,用科学精神去取代人文精神,以实现两者的统一;历史上的人文主义者,则视人文精神为人类精神的全部,企图用人文精神去包容科学精神,或统率科学精神。历史表明,他们企图用一种文化精神来取代、包容或推演另一种文化精神的努力,都是徒劳无果的。

究竟应该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呢?两种精神的融汇既不是前面所指的用一种精神来包容或消解另一种精神,也不是通过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的含义

　　当今人们都在谈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或整合的问题,然而对于融汇的含义及如何实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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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两者各自独立的内容、地位和功能,将两者人为地合二为一,构建一种超越两者的一种新的精神。当今有一些的学者,在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整合起来构建一种全新的精神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这一新的精神的轮廊进行了勾画(例如吕乃基等著《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中,对科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所作的概括)。这种工作虽然对于推进两种精神的融汇会有一定启发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并不是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的。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是指无论在人类认识、协调、变革自然的科学技术活动中,还是在人类探索人世和处世立身的社会活动中,都能够受到两种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技术同社会协调发展;是指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还是人文社会工作者,既要有科学精神,也要有人文精神,既要有良好的科学素质,又要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精神从事活动,,;使得,不仅遵循人文精神,而且也能受到科学精神的向导,在科学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人和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做到真与善、情与理的统一。因此,这种融汇,是在具体的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的融汇,是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中的融汇。

表示关心。奥・西拉德、爱因斯坦、罗素、奥本海默、鲍林、詹姆士、弗兰克等一大批科学家们展开

了一系列反对核武器核战争的行动。这表明,从20世纪中叶起,科学和科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奥秘的探索者和真理追求者,而且深深地介入到社会经济和国家、民族及全球性政治领域,充当着资深公民和社会精英的角色,日益自觉地担负起社会道德责任。他们用新的精神、新的伦理价值准则、新的思维方式去观察、思考、处理由于核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应用所引发的人文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可以说,从这时起,“科学家进入一个新时代,就是

[3](P224)

社会道德伦理责任的觉醒时代”。

20,,。20世纪中叶起,以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生物科学和技术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震憾全球的进展和成就,引发出一系列人文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在科学技术工作者中,人文学者中,伦理界、法律界、宗教界以及科技政策制订者中,特别是在社会公众中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推动着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汇。

二是现代信息科学技术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个人计算机的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软件开发的产业化,因特网在全球迅速扩展以及各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的兴起,现代信息科技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现代信息科技为当今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的贯通、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汇架起了桥梁。

三是生态学与生态运动领域。人类生存环境被严重破坏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之一

。资源短缺、能源枯竭、气候变暖、臭氧层被破坏、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丧失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实,把人类置于危险的生存困境之中。人类如何摆脱危机、走出困境?这成为全人类关注的焦点。一场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运动在西方迅速崛起,一大批自然科学家、人文学家纷纷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这一切推动着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和中、西文化的沟通,推动着一种新的文化

三、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域

　　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融汇在一起,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汇合点(域)在哪里?必然是在科学与人文两大文化洪流碰击得最激烈的领域。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进展和突破。每一次突破都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灵中引起激烈的震荡,并且一步一步地推动着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汇。

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的第一次重大变革

和突破是核物理基础研究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和核能技术的重大发明和社会应用(首先是军事上的应用)。由于核科学技术应用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危险和威胁,它唤醒了科学家的良知和神圣的社会责任感,推动着科学家们愈来愈对人类幸福、人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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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的产生。度责任感,关注及防止这一新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不良社会结果,将求真与求善统一起来,使基因工

程在人文精神观照下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随着基因工程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引起了范围更加广泛的争论和讨论,提出了一些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在从事动物研究、动物实验及对动物进行基因改造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具体伦理原则?基因工程生物体和基因工程产品对人和生态环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危害?能否容许将用于动植物的基因工程用到人身上,直接改变人的基因?许多国家都制订维护生物技术伦理道德的法规、基因治疗法规,并成立若干机构加以监督管理。例如美国,1980年就成立总统卡特亲自管理的有关医学、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的伦理问题总统委员会究院(NIH(RAC)和TherapySub2,并经NIH院长批准才得以实

[5]施。

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HGP)从实施伊始,就十分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HGP包含着一个子计划:称为HGP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含义(Ethical,LegalandSocialImplication,简称ELSI),其目标预测和考虑HGP对个人和社会的含义;考查将人类基因组绘图和排序的后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基因组计划负责人J・沃森最初建议把预算的3%用于伦理学方面的研究。在1990年11月第二次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合作研讨会议上,沃森又提出用于伦理方面研究的资金数额应从预算的3%,增加到预算的10%。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所制订的EL2SI研究计划,在1990～1996年间,资助了30个州和加拿大共128个研究和教育项目,达3259万美元,研究领域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利用和解释遗传信息时如何保护隐私和达到公正;二是新基因技术应用到临床时,即“从板凳到床边”时如何处理知情同意等问题;三是对于参与基因研究的人类受试者,如何做到知情同意,保护个人隐私;四是公众和专业人员教育。国际上,在科学家的倡导下,1988年4月成立了国际人类基因组织(HUGO)代表全世界从事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科学家,协调全球范围的人类基因组研究;1988年10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亦成立了人类基因组委员会。国际人类基因组织(HUGO)在1988年10月和

四、生物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同人文

的融汇

　　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主要指以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为核心的一系列生物科学和技术。20世纪中叶起,生物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震憾全球的进展和成就。1953年,沃森(J.D.Watson,1928～)和克里克(F.Crick,1916～)提出的DNA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型,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开辟了生物学发展的新时代。通向生命奥秘之门从此打开了。在20世纪最后30年,特别是后10年,现代生物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生物科学的应用(即生物技术)方面,70年代以来主要是发展了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20世纪8010研究计划()、,也是人类科学探索主流从认识外在世界的物理科学转向认识人体自身的生命科学的一个奠基性工程。经过10年的努力,2000年6月英、美、日等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组宣

布,己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

自20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创立及基因工程应用于医药学和农业畜牧业领域,以及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提出和开始实施以来,引发出一系列人文社会伦理、法律等方面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在科学技术工作者中,在伦理界、法律界、宗教界以及科技政策制订者中,特别是在社会公众中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

对DNA重组和转移的实验的潜在危险性及其防范问题。这是由生物科学家自己最先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召开了多次会议,对重组DNA实验的潜在危险进行讨论,产生了一系列重组DNA研究的条例,指明研究应该进行,但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防护是必需的,以防止产生的新有机体泄露。对于那些危险性较大的病原体实验必须停止直到获得更多的知识。对于主要研究人员对实验人员的伦理责任也作出了清楚的陈述:他们应该详细告诉工作人员实验的危害,保证他们在封

[4]闭程序中操作,并监测其健康状况。这说明现代

基因工程一产生,现代生物学家就怀着对社会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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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第二次人类基因组计

要、科学界、法律界、伦理界、宗教界以及社会公众对克隆人所持的态度和所表达的观点中,可以看

到,尽管这些人士的国别、民族、意识形态、职业不同,他们所持的人文伦理的观点和立场各有差别,他们提出的具体论据也不一样,但世界舆论的主流是主张禁止克隆人的实验。从各国政界、科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宗教界以及社会公众围绕着克隆人问题展开的论争和所阐述的观点中,还可以看到,这一席卷全球的反对克隆人的风暴,其实质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科学技术的运动,而是关于用什么样的精神、用什么样的人文伦理观念、用什么样的道德和法律来规范科学技术活动,促使其健康发展的一场论争,是关于在具体科技活动中如何处理科技与人文矛盾,,相互协调发。正日益走向融合。

划国际合作研讨会(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召开),都讨

论了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未来可能带来的利益,和可能会产生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并形成主流意见。第一次国际会议所发表的宣言《关于人类基因组计

(1980年10月24～26日)明确划的巴伦西亚宣言》

地指出:“从人类基因组定位和排序中获得的知识

对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可具有巨大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与会的科学家们承认其帮助确保遗传信息只用于提高个人尊严的责任。他们也鼓励对遗传信息使用的伦理、社会、法律和商业意义进行公开讨论”,“源于人类基因组定位和排序的信息应为公共财富并为各国科学家无偿使用”。会上还专门讨论了建立人类遗传物操作的伦理限制问题,有的学者明确提出在知识现阶段暂时中止在人类非体细胞和早期胚胎上遗传操作(基因转染)。这次会议还指出:国际会议上“,于是在1990年11,并发表了《关于伦理

(1990年11学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巴伦西亚宣言》

月14日)。在宣言第1条中声称:“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对包括遗传变异在内的人类多样性的尊重,我们承认我们的责任,即帮助确保遗传信息被用于提高个人的尊严,帮助确保所有不幸之人有得到遗传学服务的机会,帮助确保遗传学计划遵守尊重人身、仁爱和正义的伦理原则”。在第4条中指出:“对新遗传学知识的运用与滥用的忧虑已在很多方面引起了争论,除专业领域内的讨论外,还迫切需要对遗传信息在临床、商业及其它方面应用的伦理、社会和法律意义的进一步公开辩论”。第7条第8条则指出“作为一般性原则,有关个人的遗传学信息必须只有在其本人或其法律代表的认可下才可得以确定或透露。这一原则的任何例外需要有力的伦理和法律的理由”,“我们赞同体细胞基因方法可用于人类特殊疾病的治疗。种系基因疗法面临着技术障碍而且未取得伦理上的一致性。我们继续讨

[6]

论关于这一论题的技术、医学和社会问题”。

克隆风暴的人文意蕴。1997年2月22日英国首次向世人宣布,成功地克隆出第一只取名为“多莉”的绵羊。这消息一公布,在全世界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巨大震撼。这场巨大的社会轰动和论争是围绕着克隆技术是否能用于“人”展开的,从各国政

信息科技革命为科技同人文的融

汇架起了桥梁

　　处于世纪之交的信息科学技术也同生命科学技术一样,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科技领域,也是当今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贯通、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融汇的重要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个人计算机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软件开发的产业化,因特网在全球迅速扩展以及各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的掀起,把现代信息科技革命又推向到一个新的阶段。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一场新的信息科技革命,从其发生的文化背景来看,可以说是科技与人文融合的产物。

个人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是世纪之交信息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尔・盖茨把计算机个人化称为一场革命。如何理解这一革命,许多人都只是从技术角度和从它对社会经济、生活可能带来的积极作用方面来理解,却很少有人从计算机个人化的人文意蕴及其产生的人文背景进行分析。毫无疑问,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特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是使具有通用性、性能优良、价格低廉、体积细小、重量轻微的个人计算机得以产生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技术前提。但是,

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没有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技术专家为实现技术人性化而所作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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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努力,就不会有个人计算机的革命。个性精神是西方的一个基本文化特征。从古希腊的以个体特性为基础的物质本原理论———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论开始,直到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西方形成了一种鲜明个体主义传统,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从人性论出发,要求个性解放,发展个人的自由意志。西方这种崇尚个性的文化氛围,是个人计算机得以产生和广泛普遍应用,计算机个人化的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文化前提。个人电脑的开发和普及则使得“计算已不再是军队、政府和大企业的专利。它正在直接转入社会各阶层的极具创造力的个人手中,通过使用和发

[7](P101)展,成为他们创造性表达的工具”。每个人可

(真正个人化”)的认识,他树立了“、“人性化”“创

造完美的人性世界”的理想,致力于多媒体技术和人机界面技术的开发。他认为,多媒体的手段和讯息将会为科技与人文文化融合架起桥梁。他说:“技术和人文科学、科学和艺术、右脑和左脑之间,

都有着公认的明显差异(不管这种差异有多少是人为的)。刚刚萌芽的多媒体很可能像有些学科———比如建筑学一样,在这些领域之间架起桥梁”,“多媒体的手段和讯息将会集科技和艺术成就于一

[7](P100-101)身”。尼葛洛庞帝认为,社会信息化、数

字化、电脑个人化的革命“只有当我们改进了人和电脑之间的界面,使得人与电脑的对话就像人与人

[7](

P104)之间的谈话一样容易时,才会真正出现。”他

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去使用它和发展它。可见,个人电脑的开发是“技术人性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它在具有悠久的人文主义个性精神传统的西方,肥沃的文化土壤,“、技术人性化这一趋势,转眼间便销声匿迹了,或者延误

[8](P47-87)

了战机。然而,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

在1976年左右,在研究计划中,‘让将军、的人性化界

()

,[7]P121。当时的一些科学

,而不是从关怀人的角度来对待人机界面问题,认为把时间和金钱花在用户界面上是愚蠢而浪费的行径,因为电脑的运行周期太宝贵了,应该把它全花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花在人的身上。他们从许多方面论证简单生硬的界

[7](P107-108)面的合理性。可是,尼葛洛庞蒂等一群

由于洞察计算机个人化这一趋势,站到了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前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的秘密,盖茨认为,“当然,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但运气是一个因素。然而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最初的远见”。这种远见包括着他们对“计算机个人化”、“技术人性化”趋势的认识。

多媒体技术和人机交互界面技术的开发和迅速发展,也是世纪之交信息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是科学与人文、艺术与工程融合的产物。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而领导这股风潮的正是MIT的

(MediaLab)的创办人兼主任尼葛洛“媒体实验室”

庞帝,他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计算机与大众传播科技领域的最前沿,在不断宣扬科技进步的同时,不忘对人的深度关怀,被称为“数字革命的传教

[7](P6)

士”。尼葛洛庞帝认为,“长期以来,大家都热

人,出于“建立完美的人性世界”的理想,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不顾一些正统计算机科学界的非议和排斥,自成一派,创办了被称为“创造未来的实验

(MediaLab)。这群人中有计算室”的“媒体实验室”机专家、音乐家、艺术家、建筑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和大众传播专家,研究的领域横跨数字电视、全息成像、电脑音乐、电子出版、人工智能、电脑视觉艺术、人机界面设计以及未来教育等。他经过十多年的融合科学与人文、科技与艺术的努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MIT的媒体实验室成了全美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

国际互联网的扩展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潮的掀起是世纪之交发生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最重要

标志。因特网(Internet)是一个全球性信息系统,因特网的产生具有一个过程,它发源于美国有其科学技术的前提和社会经济发展动因,并且有其深厚的人文文化背景。从因特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今天的因特网(更不用说将来的信息高速公路)已发展成为同最初的预想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从开始建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互联网,却始终保

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以致于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post-informationage)”。“在后信息时代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真正的个人化时代来

[7](p191-193)临了”。基于对我们这一时代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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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一些基本的特征,体现出时代人类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精神:首先,因特网的建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让比特的存储、传输和应用不受地域、国界等限制,采用开放性结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充分体现科学的普遍主义(U2niversalism)和公有主义(Communism)传统,使其具

坏,以及软件盗版和数据窃取等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将目睹全自动化系统剥夺许多人的工作机会……”。国外有人把网络建设的有关社会问题概括为“7P”问题:即隐私(Privacy)、盗版(Priracy)、色情(Pornography)、价格(Pricing)、政策制订(Policing)、心理学(Psychology)和网络保护(Pro2tectionoftheNetwork)。国内一些学者,也作过一

有开放性、普遍性(全球性)和公有性特点。其次,因特网建立的核心技术思想是把网络设计成具有分散式的体系结构,没有传统中央集权控制,具有反集权的分散性。同时,因特网的一个核心技术思想,使网络成为一个自主的和自动调节的互联网,它允许使用不同的存储技术、不同的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互联,它采用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

(TPC/IP)实现不同网络互联的标准,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因特网具有很好兼容性和独立自主性。再次,因特网还为人与人之间自由行交流、实现“、人际交流的平等性和民主性、结构的开放性、兼容性、分散性和独立自主性等,可以说是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技术上的表征,是现实社会文化在计算机通讯网上的映射(Mapping)。具有这些重要特质的因特网之所以能在20世纪末的美国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既要看到它是科学技术本身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应看到这是与其诞生地的特定文化传统、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因特网具有以上所述的文化特征,使它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进一步发展。

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引发了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和冲突。具有重要特质的互联网为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全民性的、真正合乎人性、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性,但是也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提出了哪些人文社会问题?引发了哪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国内外学者都有过一些论述。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未来10年中,我们将会看到知识产权被滥用,隐私权也受到侵犯。我们会亲身体验到数字化生存造成的文化破

些概括,严耕等著的《网络伦理》一书比较集中,全面的论述了这一问题。该书把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概括为八

大方面:电子空间(Cyberspace)与物理空间;网络道德与既有道德;信息内容的地域性与信息传播方式的超地域性;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个人隐私与社会监督;;;[9]。,但总的来说,,使正处于形成中的“网络社会”和“网络文化”沿着健康方向发展,具有重要启发作用。从现实情况看来,当前因特网发展中需要特别重视,并且需要从认识上、技术上、道德法律建设上正确解决的矛盾,是如何既能继续维持因特网本身所固有的、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自由自主性、分散性、全民性等基本特质,又能妥善地解决好网络安全(防止和打击形形色色的网络犯罪)、信息共享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个人自由和隐私权的不受侵犯以及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等问题[10]。只有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正确、妥善地解决所提出的种种人文、社会问题,真正实现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才能使这种可能变成真正的现实。正因为此,当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潮在全球掀起的同时,有关电子信息网络引发的人文社会问题,特别是有关网络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也立即引起了各方面人士(包括政治家、计算机技术人员

、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宗教人士)的关注,并展开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据介绍,国外的一些计算机、通讯和法律的协会或专业组织的内部,都专门设立有研究计算机和电子信息网络的伦理、法律问题组织,召开各种规模不等的学术讨论会议,针对出现的实际问题和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制订了若干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的道德伦理规范。各国政府也相继修改、延伸或新制订若干法律。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正成为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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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动力。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形象,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多样性、反等级态度以及非中心化等。深层生

态学认为生态危机根源在于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对之进行根本改造,特别是破除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奈斯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作为深层生态学理论基础的两个最终规范(ultimatenorms):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e2cocentricequality),并且提出了深层生态伦理的八

[3](P337-340

)

项基础原则。

深层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的产生有其科学基础和思想来源。它既以生态科学发展的成果为根基,,,而且在的根基。生态科学是在20世纪初从生物学分化出来的一门独立学科,它是研究生物或生物群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不是生物个体,而是生命有机体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由生物群落与其非生命环境一起组成的生态系统。生态科学研究表明,生态系统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共生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生态科学研究还表明,自然界经历上亿年的进化,在地球上产生大大小小的精巧的生态系统最后整合成地球生态圈。在地球生态系统的种种复杂生态循环中,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种物质都是必要的,是不可或缺和不可任意附加的。现代生态科学所揭示的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理论,地球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是维系生态系统稳定重要因素的理论,都为深层生态学即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和基本原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深层生态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海德格尔(Mar2tinHeiadgger)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他后期的思想主题是呼吁人类保护环境拯救地球。他对于技术的滥用所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表示了深刻的忧虑。他对人类主体地位进行了反思,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和剖析。他认为:人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充当中心和主宰,而应当成为自然的看护者,所以,要拯救地球,也需要改变人的主体地位,

六、生态运动和生态学的发展与生态

文化的涌现

　　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和持续不断的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群众性运动(可以称为生态运动或环境运动),这一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发展成遍及世界各地、赢得几十亿人支持的全球性的社会运动。

这一全球环境运动(或称生态运动)的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或称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诞生。根据有的学者分析,生态伦理学的创立可追溯到A・施韦兹(A・Schweitzer)的(1923年)和A・《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利奥

(1949年)波德(AldoLeopold)《沙乡年鉴》(Landethic)论文《土地伦理》

末,一些西方,《土地伦理》所提出的伦理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超越传统伦理观念、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所谓深层生态伦理思想,即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伦理思想,推动着保护环境的社会运动从浅层向深层发展。

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Naess)

在他所创办的《哲学探索》杂志上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11]将生态运动及其思想理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浅层

生态学和浅层生态运动(Shallowecologicalmove2ment);一种是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和深层生

态运动(Deepecologicalmovement)。两者对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有根本区别。浅层生态学通常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技术”问题,试图在不变革现代社会基本结构、不变革现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条件下,依靠现有的社会机制和技术进步来改变环境现状。浅层生态运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所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把人类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深层生态学把整个生物圈乃至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人类只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其它部分的存在状况紧密相连,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按奈斯的说法,深层生态学更

　20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卷　

[12](P22-29)即走出“人类中心”的思想误区。这些思想

系统,它按照一定的自然程序自我维持和再生产,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演化。实现自然界自身生存和发

展,就是自然界的内部的“善”、或内在价值。自然价值就是上述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这是传统的伦理和价值理论所没有的、全新的观念,遭到许多传统的伦理学家的反对,至今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种被传统伦理学家认为是“奇谈怪论”的价值观念,是建立在现代生命科学、系统科学、生态科学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价值观念的拓展,自然价值的提出,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区分,生态整体价值与局部价值的区分,直接导致了人类价值观的变革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准则的超越。生态伦理是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超越。,西方文化主流,人在自。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表现了人类自然意识的提升,对人的自我力量和人类价值的信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人的巨大创造性和主动性,不断地战天斗地,改变了人从属于自然、完全依附于自然的地位,创造了现代的文明。但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自然”性质,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建构人类文明的同时,却造成了对自然价值的严重损害,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生态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伦理观是有区别的。生态主义认为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体中是普通的一个成员,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不仅人具有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其他物种亦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生存的权利。生态伦理学认为虽然只有人才是道德执行者(moralpatient),但非只有人才是道德承受者(moralpatient),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也有权获得程度不同的道德关怀;人对非人类存在物的行为也有善恶之分,这种善恶之分的根据不在于这种行为对人类福祉、

利益产生何种影响,而完全取决于这种行为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或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繁荣和发展。如果说在传统的以调节人

(实现自己)际关系为己任的伦理学要求既要“成己”

(使他人得到实现),人性的光辉主要显又要“成人”

现为对个人私利的超越和从道德上关心他人,那么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为已任的生态伦理学则要求人

(使其他不仅要“成己”、“成人”,而且还要“成物”

物种得以生存和繁荣),人性的光辉还须显现为对

为深层生态学的开创者们如奈斯等人所直接继承。

西方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特别是深层生态学在形成和发展中直接吸取了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中环境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例如前面所提及的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法国哲学家施韦兹,在对近代西方人对待自然的态度进行反思时,坦言自己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受到极大的启示。他在《我的生平和思想》中称赞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中国思想家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归结为追求伦理目标的过程,表现了“奇迹般深刻的直觉精神”。他赞扬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地肯定了世界和人生”,

[13]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西尔万(RichardSylvan)和贝内特(DavidBen2nett)把道家思想与深层生态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并得出结论说:“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14]

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塞申斯(George:[14]

师道元(Dogen。奈斯也指出:“佛教为深层生态学提供了适当的背景或渊源

[14]

联系”。

深层生态学推动着人类价值观的变革。生态运动的兴起、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诞生及其从浅层向深层的推进,对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推动着人类价值观和伦理

观念的变革。

生态伦理学第一次把伦理道德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之中。西方传统主流的伦理学是一种人际伦理学(interpersonalethics),道德以人为界,人之外的其它存在物与道德无关,人只对人才负有直接的道德责任。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技术文化的功能。但是,生态伦理(或称环境伦理)学则认为伦理道德应突破人的界限。不仅要对人讲道德,而且要对非人类的存在物(其他生命体和整个自然界)讲道德,生态伦理学应该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已任。这是对传统的主流伦理学的一种突破。

生态伦理学把价值概念加以拓广,认为自然界是有价值的,不仅对人有价值,即作为人的工具价值(即它的外在价值),而且它自身具有的内在价值,即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界是自我维持的

　第1期彭纪南: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21

人类这一物种利益的超越和从道德上关心其他物种。于是,生态主义的价值观、伦理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也可以说是“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尺度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类自身利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对人类利益的否定,而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利益。生态伦理学所理解的人类利益是现在和未来所有人的利益,这一人类利益只是更大的生态系统利益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为了人

(指那种即使得不到满足也不会危类的“边缘利益”

及人类生存的利益)而牺牲、损害其他物种的基本利益(指那种得不到满足就会危及物种生存的利益)。这是生态伦理与人类中心伦理的区别之处。作这种超越是否可能呢?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地球上的人与其他物种都有利己性,然性。,我中心的,中,,但通,使得社会中的人不仅关心自己,而且关心别人的要求、利益和权利,关心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就走出了个人中心主义,走向一个人人相互关心的道德新境界。这种对个人私利的超越和从道德上关心他人,充分显现出人性的光辉。在地球这一生命共同体中,人类这一物种同样也和其他物种一样,具有以自我为中心(即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基于人类本能的价值取向,但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同样有可能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人类这一物种的私利,显现出人性的光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只有当人类超越了自己这一物种的私利成为地球利益代言人时,他才能最终摆脱‘自私物种’形象,显示出他那‘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久’的伟大和崇高来。当然,人

最终不可能完全超越自己,但做不做这种超越的努

[15]

力,其结果却大不一样”。

由生态运动和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所引发的人类价值观念的革命对人类生存方式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一种更符合人的本性、更符合自然本性、从而更适应人类未来持续发展的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态文化,在新世纪中必将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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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卷第1期2002年3月

Journalof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

(SocialScienceEdition)Vol.4　No.1March　

2002

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彭纪南

(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40)

摘　要: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融汇在一起,这种融汇,是在具体的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的融汇,是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中的融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有其本体论前提和客观基础;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生态学与生态运动领域是当今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贯通、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融汇的重要领域。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生态学;生态文化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2)01-0012-10

　　当今,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股洪流融汇所激起的层层浪花正敲击着人类的心扉。文化与人文文化贯通、潮流,,。

系,才

])

如何处理好人与个人如何安身立命、调节好与自身的关系,摆在了人类的面前。人类在协调人与他人(社会)关系和调节人与自身关系的活动中,逐渐萌生出最初的人文文化。因此,又可以说人类文化是在人类变革自然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变革社会和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变革自身和调节人与自身关系的创造性活动中产生的。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两种主要的文化类型。它们各自有其特定的对象、特定的内容和特定的功能。两者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而诞生的一对孪生兄弟,是同一源头分发出来的两支干流。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身的三重关系,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正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的本体论前提。

许多学者从科学技术同社会的关系、从科技工作者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论证了当今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基础。他们指出,科学技术是社会系统中的系统,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受到社会诸因素的制约,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会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作为社会的人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及其从事的科学技术活动,负有重要的社会

一、科技与人文融汇的客观基础

　　“文化”作为人类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的方式和创造性活动的成果,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诞生的,文化根源于人类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之中。文化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人类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去认识自然,从而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以满足生存的需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全部文化的基础。文化首先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体现着人使自然服从人本身需要、按照人的价值尺度控制、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逐渐萌生出最初的科技文化。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同时面临着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

　收稿日期:2001-09-10

　作者简介:彭纪南(1937-),男,教授,主要从事系统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

　第1期彭纪南: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13

责任,迫切需要人文精神的指引,这些学者着重从这一角度论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失衡、“科学之柱高于人文之柱”的今天,是有其道理的,但是,这种论述是不够全面的,而且是比较表浅的。对这一问题还可以作多视角多层面的考察和论证。

就科学技术文化这一方面来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两方面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当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处于社会之中的科学技术,本身又是一个“小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化的事业,科学技术过程本身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过程,由众多科学家组成的共同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缩影,它的组织和运转机制也遵循着社会规律,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不懂得这种规律,没有人文精神的引导,就无法彼此协调地工作,形成整体的科研能力。二是当今科学研究对象已不仅仅是天然的自然,维,,、广度和深度空前发展,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越来越成为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如果科学工作者没有人文文化的观照,没有人文精神的引导,就很难作出科学的分析,也很难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这种情况在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就人文文化而言,现代人的社会和生活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中,人和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日益科学化、技术化、信息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社会工作者,只有按照科学精神指引,借助于科学理性的思考和科学方法的运用,对人文社会现象作出正确、合理的解释,探索其发生、演化的机制,推动人文认识的新发展。可见,正是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以及人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化、技术化,推动着当代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推动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

者的融汇,不同学者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别的。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本来

就是一个东西,两者互相包含,难分彼此。因而试图通过论证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掘和阐发人文精神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或者科学精神中的人文意蕴,来解决两者的“融汇”或“整合”问题。特别是前一种观点,较为常见。例如,孟建伟认为,人文精神的文化基础不应该定位在“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之上,而应该定位在“整个人类文化”之上,因而其文化基础定位于“科学文化”之上的“科学精神无疑就是人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和人文的汇合应汇合于一种共同

[2]

的精神,即人文精神。“人文学科或人文文化”中的“人文”在含,也不顾及“人文文化”中的“科学”与,硬将科学精神涵盖于他的“人文精神”之下,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如果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真的本来是一个东西,无所谓两者的区别,那么还有什么“融汇”或“整合”可言呢?其实,持上述观点的学者,在他们心目中,都并不完全否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区别。不过,他们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企图用一种精神来化解另一种精神,或用某一种精神来取代另一种精神而已。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两者的分立为前提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它们作为贯穿并支配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活动始终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两者在内涵上,在所赖以建立的文化根基上,在其所具有的功能上具有明显的区别,它们对人类文明进步各自发挥着积极的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的科学主义者,视科学技术为人类文化的全部,视科学精神为人类精神的全部,或者企图用科技文化来推演出人文文化,用科学精神去取代人文精神,以实现两者的统一;历史上的人文主义者,则视人文精神为人类精神的全部,企图用人文精神去包容科学精神,或统率科学精神。历史表明,他们企图用一种文化精神来取代、包容或推演另一种文化精神的努力,都是徒劳无果的。

究竟应该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呢?两种精神的融汇既不是前面所指的用一种精神来包容或消解另一种精神,也不是通过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的含义

　　当今人们都在谈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或整合的问题,然而对于融汇的含义及如何实现两

　14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卷　

否定两者各自独立的内容、地位和功能,将两者人为地合二为一,构建一种超越两者的一种新的精神。当今有一些的学者,在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整合起来构建一种全新的精神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这一新的精神的轮廊进行了勾画(例如吕乃基等著《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中,对科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所作的概括)。这种工作虽然对于推进两种精神的融汇会有一定启发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并不是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的。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是指无论在人类认识、协调、变革自然的科学技术活动中,还是在人类探索人世和处世立身的社会活动中,都能够受到两种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技术同社会协调发展;是指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还是人文社会工作者,既要有科学精神,也要有人文精神,既要有良好的科学素质,又要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精神从事活动,,;使得,不仅遵循人文精神,而且也能受到科学精神的向导,在科学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人和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做到真与善、情与理的统一。因此,这种融汇,是在具体的人类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的融汇,是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中的融汇。

表示关心。奥・西拉德、爱因斯坦、罗素、奥本海默、鲍林、詹姆士、弗兰克等一大批科学家们展开

了一系列反对核武器核战争的行动。这表明,从20世纪中叶起,科学和科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已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奥秘的探索者和真理追求者,而且深深地介入到社会经济和国家、民族及全球性政治领域,充当着资深公民和社会精英的角色,日益自觉地担负起社会道德责任。他们用新的精神、新的伦理价值准则、新的思维方式去观察、思考、处理由于核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应用所引发的人文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可以说,从这时起,“科学家进入一个新时代,就是

[3](P224)

社会道德伦理责任的觉醒时代”。

20,,。20世纪中叶起,以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生物科学和技术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震憾全球的进展和成就,引发出一系列人文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在科学技术工作者中,人文学者中,伦理界、法律界、宗教界以及科技政策制订者中,特别是在社会公众中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推动着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汇。

二是现代信息科学技术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个人计算机的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软件开发的产业化,因特网在全球迅速扩展以及各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的兴起,现代信息科技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现代信息科技为当今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的贯通、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汇架起了桥梁。

三是生态学与生态运动领域。人类生存环境被严重破坏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之一

。资源短缺、能源枯竭、气候变暖、臭氧层被破坏、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丧失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实,把人类置于危险的生存困境之中。人类如何摆脱危机、走出困境?这成为全人类关注的焦点。一场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运动在西方迅速崛起,一大批自然科学家、人文学家纷纷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这一切推动着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和中、西文化的沟通,推动着一种新的文化

三、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汇域

　　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融汇在一起,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汇合点(域)在哪里?必然是在科学与人文两大文化洪流碰击得最激烈的领域。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进展和突破。每一次突破都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灵中引起激烈的震荡,并且一步一步地推动着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融汇。

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的第一次重大变革

和突破是核物理基础研究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和核能技术的重大发明和社会应用(首先是军事上的应用)。由于核科学技术应用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危险和威胁,它唤醒了科学家的良知和神圣的社会责任感,推动着科学家们愈来愈对人类幸福、人类未来

　第1期彭纪南: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15

———生态文化的产生。度责任感,关注及防止这一新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不良社会结果,将求真与求善统一起来,使基因工

程在人文精神观照下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随着基因工程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引起了范围更加广泛的争论和讨论,提出了一些确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在从事动物研究、动物实验及对动物进行基因改造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具体伦理原则?基因工程生物体和基因工程产品对人和生态环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危害?能否容许将用于动植物的基因工程用到人身上,直接改变人的基因?许多国家都制订维护生物技术伦理道德的法规、基因治疗法规,并成立若干机构加以监督管理。例如美国,1980年就成立总统卡特亲自管理的有关医学、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的伦理问题总统委员会究院(NIH(RAC)和TherapySub2,并经NIH院长批准才得以实

[5]施。

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HGP)从实施伊始,就十分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HGP包含着一个子计划:称为HGP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含义(Ethical,LegalandSocialImplication,简称ELSI),其目标预测和考虑HGP对个人和社会的含义;考查将人类基因组绘图和排序的后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基因组计划负责人J・沃森最初建议把预算的3%用于伦理学方面的研究。在1990年11月第二次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合作研讨会议上,沃森又提出用于伦理方面研究的资金数额应从预算的3%,增加到预算的10%。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所制订的EL2SI研究计划,在1990～1996年间,资助了30个州和加拿大共128个研究和教育项目,达3259万美元,研究领域集中在四个领域:一是利用和解释遗传信息时如何保护隐私和达到公正;二是新基因技术应用到临床时,即“从板凳到床边”时如何处理知情同意等问题;三是对于参与基因研究的人类受试者,如何做到知情同意,保护个人隐私;四是公众和专业人员教育。国际上,在科学家的倡导下,1988年4月成立了国际人类基因组织(HUGO)代表全世界从事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科学家,协调全球范围的人类基因组研究;1988年10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亦成立了人类基因组委员会。国际人类基因组织(HUGO)在1988年10月和

四、生物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同人文

的融汇

　　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主要指以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为核心的一系列生物科学和技术。20世纪中叶起,生物科学技术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震憾全球的进展和成就。1953年,沃森(J.D.Watson,1928～)和克里克(F.Crick,1916～)提出的DNA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型,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开辟了生物学发展的新时代。通向生命奥秘之门从此打开了。在20世纪最后30年,特别是后10年,现代生物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生物科学的应用(即生物技术)方面,70年代以来主要是发展了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20世纪8010研究计划()、,也是人类科学探索主流从认识外在世界的物理科学转向认识人体自身的生命科学的一个奠基性工程。经过10年的努力,2000年6月英、美、日等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组宣

布,己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

自20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创立及基因工程应用于医药学和农业畜牧业领域,以及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提出和开始实施以来,引发出一系列人文社会伦理、法律等方面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在科学技术工作者中,在伦理界、法律界、宗教界以及科技政策制订者中,特别是在社会公众中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

对DNA重组和转移的实验的潜在危险性及其防范问题。这是由生物科学家自己最先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召开了多次会议,对重组DNA实验的潜在危险进行讨论,产生了一系列重组DNA研究的条例,指明研究应该进行,但生物学和物理学的防护是必需的,以防止产生的新有机体泄露。对于那些危险性较大的病原体实验必须停止直到获得更多的知识。对于主要研究人员对实验人员的伦理责任也作出了清楚的陈述:他们应该详细告诉工作人员实验的危害,保证他们在封

[4]闭程序中操作,并监测其健康状况。这说明现代

基因工程一产生,现代生物学家就怀着对社会的高

　16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卷　

1990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第二次人类基因组计

要、科学界、法律界、伦理界、宗教界以及社会公众对克隆人所持的态度和所表达的观点中,可以看

到,尽管这些人士的国别、民族、意识形态、职业不同,他们所持的人文伦理的观点和立场各有差别,他们提出的具体论据也不一样,但世界舆论的主流是主张禁止克隆人的实验。从各国政界、科学界、伦理学界、法学界、宗教界以及社会公众围绕着克隆人问题展开的论争和所阐述的观点中,还可以看到,这一席卷全球的反对克隆人的风暴,其实质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科学技术的运动,而是关于用什么样的精神、用什么样的人文伦理观念、用什么样的道德和法律来规范科学技术活动,促使其健康发展的一场论争,是关于在具体科技活动中如何处理科技与人文矛盾,,相互协调发。正日益走向融合。

划国际合作研讨会(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召开),都讨

论了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未来可能带来的利益,和可能会产生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并形成主流意见。第一次国际会议所发表的宣言《关于人类基因组计

(1980年10月24～26日)明确划的巴伦西亚宣言》

地指出:“从人类基因组定位和排序中获得的知识

对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可具有巨大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与会的科学家们承认其帮助确保遗传信息只用于提高个人尊严的责任。他们也鼓励对遗传信息使用的伦理、社会、法律和商业意义进行公开讨论”,“源于人类基因组定位和排序的信息应为公共财富并为各国科学家无偿使用”。会上还专门讨论了建立人类遗传物操作的伦理限制问题,有的学者明确提出在知识现阶段暂时中止在人类非体细胞和早期胚胎上遗传操作(基因转染)。这次会议还指出:国际会议上“,于是在1990年11,并发表了《关于伦理

(1990年11学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巴伦西亚宣言》

月14日)。在宣言第1条中声称:“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对包括遗传变异在内的人类多样性的尊重,我们承认我们的责任,即帮助确保遗传信息被用于提高个人的尊严,帮助确保所有不幸之人有得到遗传学服务的机会,帮助确保遗传学计划遵守尊重人身、仁爱和正义的伦理原则”。在第4条中指出:“对新遗传学知识的运用与滥用的忧虑已在很多方面引起了争论,除专业领域内的讨论外,还迫切需要对遗传信息在临床、商业及其它方面应用的伦理、社会和法律意义的进一步公开辩论”。第7条第8条则指出“作为一般性原则,有关个人的遗传学信息必须只有在其本人或其法律代表的认可下才可得以确定或透露。这一原则的任何例外需要有力的伦理和法律的理由”,“我们赞同体细胞基因方法可用于人类特殊疾病的治疗。种系基因疗法面临着技术障碍而且未取得伦理上的一致性。我们继续讨

[6]

论关于这一论题的技术、医学和社会问题”。

克隆风暴的人文意蕴。1997年2月22日英国首次向世人宣布,成功地克隆出第一只取名为“多莉”的绵羊。这消息一公布,在全世界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巨大震撼。这场巨大的社会轰动和论争是围绕着克隆技术是否能用于“人”展开的,从各国政

信息科技革命为科技同人文的融

汇架起了桥梁

　　处于世纪之交的信息科学技术也同生命科学技术一样,是最活跃、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科技领域,也是当今科技文化同人文文化贯通、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融汇的重要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个人计算机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软件开发的产业化,因特网在全球迅速扩展以及各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的掀起,把现代信息科技革命又推向到一个新的阶段。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一场新的信息科技革命,从其发生的文化背景来看,可以说是科技与人文融合的产物。

个人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是世纪之交信息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尔・盖茨把计算机个人化称为一场革命。如何理解这一革命,许多人都只是从技术角度和从它对社会经济、生活可能带来的积极作用方面来理解,却很少有人从计算机个人化的人文意蕴及其产生的人文背景进行分析。毫无疑问,微电子技术的进步,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特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是使具有通用性、性能优良、价格低廉、体积细小、重量轻微的个人计算机得以产生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技术前提。但是,

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没有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技术专家为实现技术人性化而所作的种

　第1期彭纪南: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17

种努力,就不会有个人计算机的革命。个性精神是西方的一个基本文化特征。从古希腊的以个体特性为基础的物质本原理论———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论开始,直到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西方形成了一种鲜明个体主义传统,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从人性论出发,要求个性解放,发展个人的自由意志。西方这种崇尚个性的文化氛围,是个人计算机得以产生和广泛普遍应用,计算机个人化的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文化前提。个人电脑的开发和普及则使得“计算已不再是军队、政府和大企业的专利。它正在直接转入社会各阶层的极具创造力的个人手中,通过使用和发

[7](P101)展,成为他们创造性表达的工具”。每个人可

(真正个人化”)的认识,他树立了“、“人性化”“创

造完美的人性世界”的理想,致力于多媒体技术和人机界面技术的开发。他认为,多媒体的手段和讯息将会为科技与人文文化融合架起桥梁。他说:“技术和人文科学、科学和艺术、右脑和左脑之间,

都有着公认的明显差异(不管这种差异有多少是人为的)。刚刚萌芽的多媒体很可能像有些学科———比如建筑学一样,在这些领域之间架起桥梁”,“多媒体的手段和讯息将会集科技和艺术成就于一

[7](P100-101)身”。尼葛洛庞帝认为,社会信息化、数

字化、电脑个人化的革命“只有当我们改进了人和电脑之间的界面,使得人与电脑的对话就像人与人

[7](

P104)之间的谈话一样容易时,才会真正出现。”他

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去使用它和发展它。可见,个人电脑的开发是“技术人性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它在具有悠久的人文主义个性精神传统的西方,肥沃的文化土壤,“、技术人性化这一趋势,转眼间便销声匿迹了,或者延误

[8](P47-87)

了战机。然而,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

在1976年左右,在研究计划中,‘让将军、的人性化界

()

,[7]P121。当时的一些科学

,而不是从关怀人的角度来对待人机界面问题,认为把时间和金钱花在用户界面上是愚蠢而浪费的行径,因为电脑的运行周期太宝贵了,应该把它全花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花在人的身上。他们从许多方面论证简单生硬的界

[7](P107-108)面的合理性。可是,尼葛洛庞蒂等一群

由于洞察计算机个人化这一趋势,站到了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前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的秘密,盖茨认为,“当然,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但运气是一个因素。然而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最初的远见”。这种远见包括着他们对“计算机个人化”、“技术人性化”趋势的认识。

多媒体技术和人机交互界面技术的开发和迅速发展,也是世纪之交信息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是科学与人文、艺术与工程融合的产物。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而领导这股风潮的正是MIT的

(MediaLab)的创办人兼主任尼葛洛“媒体实验室”

庞帝,他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计算机与大众传播科技领域的最前沿,在不断宣扬科技进步的同时,不忘对人的深度关怀,被称为“数字革命的传教

[7](P6)

士”。尼葛洛庞帝认为,“长期以来,大家都热

人,出于“建立完美的人性世界”的理想,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不顾一些正统计算机科学界的非议和排斥,自成一派,创办了被称为“创造未来的实验

(MediaLab)。这群人中有计算室”的“媒体实验室”机专家、音乐家、艺术家、建筑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和大众传播专家,研究的领域横跨数字电视、全息成像、电脑音乐、电子出版、人工智能、电脑视觉艺术、人机界面设计以及未来教育等。他经过十多年的融合科学与人文、科技与艺术的努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MIT的媒体实验室成了全美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

国际互联网的扩展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潮的掀起是世纪之交发生的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最重要

标志。因特网(Internet)是一个全球性信息系统,因特网的产生具有一个过程,它发源于美国有其科学技术的前提和社会经济发展动因,并且有其深厚的人文文化背景。从因特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今天的因特网(更不用说将来的信息高速公路)已发展成为同最初的预想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从开始建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互联网,却始终保

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以致于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post-informationage)”。“在后信息时代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真正的个人化时代来

[7](p191-193)临了”。基于对我们这一时代根本特征

　18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卷　

留着一些基本的特征,体现出时代人类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精神:首先,因特网的建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让比特的存储、传输和应用不受地域、国界等限制,采用开放性结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充分体现科学的普遍主义(U2niversalism)和公有主义(Communism)传统,使其具

坏,以及软件盗版和数据窃取等现象。最糟糕的是,我们将目睹全自动化系统剥夺许多人的工作机会……”。国外有人把网络建设的有关社会问题概括为“7P”问题:即隐私(Privacy)、盗版(Priracy)、色情(Pornography)、价格(Pricing)、政策制订(Policing)、心理学(Psychology)和网络保护(Pro2tectionoftheNetwork)。国内一些学者,也作过一

有开放性、普遍性(全球性)和公有性特点。其次,因特网建立的核心技术思想是把网络设计成具有分散式的体系结构,没有传统中央集权控制,具有反集权的分散性。同时,因特网的一个核心技术思想,使网络成为一个自主的和自动调节的互联网,它允许使用不同的存储技术、不同的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互联,它采用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

(TPC/IP)实现不同网络互联的标准,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因特网具有很好兼容性和独立自主性。再次,因特网还为人与人之间自由行交流、实现“、人际交流的平等性和民主性、结构的开放性、兼容性、分散性和独立自主性等,可以说是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技术上的表征,是现实社会文化在计算机通讯网上的映射(Mapping)。具有这些重要特质的因特网之所以能在20世纪末的美国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既要看到它是科学技术本身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应看到这是与其诞生地的特定文化传统、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因特网具有以上所述的文化特征,使它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进一步发展。

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引发了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和冲突。具有重要特质的互联网为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全民性的、真正合乎人性、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性,但是也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提出了哪些人文社会问题?引发了哪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国内外学者都有过一些论述。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未来10年中,我们将会看到知识产权被滥用,隐私权也受到侵犯。我们会亲身体验到数字化生存造成的文化破

些概括,严耕等著的《网络伦理》一书比较集中,全面的论述了这一问题。该书把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概括为八

大方面:电子空间(Cyberspace)与物理空间;网络道德与既有道德;信息内容的地域性与信息传播方式的超地域性;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个人隐私与社会监督;;;[9]。,但总的来说,,使正处于形成中的“网络社会”和“网络文化”沿着健康方向发展,具有重要启发作用。从现实情况看来,当前因特网发展中需要特别重视,并且需要从认识上、技术上、道德法律建设上正确解决的矛盾,是如何既能继续维持因特网本身所固有的、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自由自主性、分散性、全民性等基本特质,又能妥善地解决好网络安全(防止和打击形形色色的网络犯罪)、信息共享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个人自由和隐私权的不受侵犯以及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等问题[10]。只有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正确、妥善地解决所提出的种种人文、社会问题,真正实现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才能使这种可能变成真正的现实。正因为此,当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潮在全球掀起的同时,有关电子信息网络引发的人文社会问题,特别是有关网络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也立即引起了各方面人士(包括政治家、计算机技术人员

、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宗教人士)的关注,并展开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据介绍,国外的一些计算机、通讯和法律的协会或专业组织的内部,都专门设立有研究计算机和电子信息网络的伦理、法律问题组织,召开各种规模不等的学术讨论会议,针对出现的实际问题和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制订了若干计算机和信息网络的道德伦理规范。各国政府也相继修改、延伸或新制订若干法律。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正成为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第1期彭纪南: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19

的重要动力。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形象,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多样性、反等级态度以及非中心化等。深层生

态学认为生态危机根源在于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对之进行根本改造,特别是破除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奈斯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作为深层生态学理论基础的两个最终规范(ultimatenorms):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e2cocentricequality),并且提出了深层生态伦理的八

[3](P337-340

)

项基础原则。

深层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的产生有其科学基础和思想来源。它既以生态科学发展的成果为根基,,,而且在的根基。生态科学是在20世纪初从生物学分化出来的一门独立学科,它是研究生物或生物群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不是生物个体,而是生命有机体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由生物群落与其非生命环境一起组成的生态系统。生态科学研究表明,生态系统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共生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生态科学研究还表明,自然界经历上亿年的进化,在地球上产生大大小小的精巧的生态系统最后整合成地球生态圈。在地球生态系统的种种复杂生态循环中,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种物质都是必要的,是不可或缺和不可任意附加的。现代生态科学所揭示的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理论,地球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是维系生态系统稳定重要因素的理论,都为深层生态学即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和基本原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深层生态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海德格尔(Mar2tinHeiadgger)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他后期的思想主题是呼吁人类保护环境拯救地球。他对于技术的滥用所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表示了深刻的忧虑。他对人类主体地位进行了反思,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批判和剖析。他认为:人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充当中心和主宰,而应当成为自然的看护者,所以,要拯救地球,也需要改变人的主体地位,

六、生态运动和生态学的发展与生态

文化的涌现

　　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和持续不断的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群众性运动(可以称为生态运动或环境运动),这一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发展成遍及世界各地、赢得几十亿人支持的全球性的社会运动。

这一全球环境运动(或称生态运动)的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或称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诞生。根据有的学者分析,生态伦理学的创立可追溯到A・施韦兹(A・Schweitzer)的(1923年)和A・《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利奥

(1949年)波德(AldoLeopold)《沙乡年鉴》(Landethic)论文《土地伦理》

末,一些西方,《土地伦理》所提出的伦理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超越传统伦理观念、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所谓深层生态伦理思想,即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伦理思想,推动着保护环境的社会运动从浅层向深层发展。

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Naess)

在他所创办的《哲学探索》杂志上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11]将生态运动及其思想理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浅层

生态学和浅层生态运动(Shallowecologicalmove2ment);一种是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和深层生

态运动(Deepecologicalmovement)。两者对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有根本区别。浅层生态学通常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技术”问题,试图在不变革现代社会基本结构、不变革现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条件下,依靠现有的社会机制和技术进步来改变环境现状。浅层生态运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所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把人类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深层生态学把整个生物圈乃至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人类只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其它部分的存在状况紧密相连,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按奈斯的说法,深层生态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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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22-29)即走出“人类中心”的思想误区。这些思想

系统,它按照一定的自然程序自我维持和再生产,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演化。实现自然界自身生存和发

展,就是自然界的内部的“善”、或内在价值。自然价值就是上述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这是传统的伦理和价值理论所没有的、全新的观念,遭到许多传统的伦理学家的反对,至今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种被传统伦理学家认为是“奇谈怪论”的价值观念,是建立在现代生命科学、系统科学、生态科学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价值观念的拓展,自然价值的提出,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区分,生态整体价值与局部价值的区分,直接导致了人类价值观的变革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准则的超越。生态伦理是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超越。,西方文化主流,人在自。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表现了人类自然意识的提升,对人的自我力量和人类价值的信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人的巨大创造性和主动性,不断地战天斗地,改变了人从属于自然、完全依附于自然的地位,创造了现代的文明。但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自然”性质,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建构人类文明的同时,却造成了对自然价值的严重损害,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生态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伦理观是有区别的。生态主义认为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体中是普通的一个成员,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不仅人具有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其他物种亦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生存的权利。生态伦理学认为虽然只有人才是道德执行者(moralpatient),但非只有人才是道德承受者(moralpatient),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也有权获得程度不同的道德关怀;人对非人类存在物的行为也有善恶之分,这种善恶之分的根据不在于这种行为对人类福祉、

利益产生何种影响,而完全取决于这种行为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或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繁荣和发展。如果说在传统的以调节人

(实现自己)际关系为己任的伦理学要求既要“成己”

(使他人得到实现),人性的光辉主要显又要“成人”

现为对个人私利的超越和从道德上关心他人,那么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为已任的生态伦理学则要求人

(使其他不仅要“成己”、“成人”,而且还要“成物”

物种得以生存和繁荣),人性的光辉还须显现为对

为深层生态学的开创者们如奈斯等人所直接继承。

西方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特别是深层生态学在形成和发展中直接吸取了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中环境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例如前面所提及的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法国哲学家施韦兹,在对近代西方人对待自然的态度进行反思时,坦言自己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受到极大的启示。他在《我的生平和思想》中称赞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中国思想家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归结为追求伦理目标的过程,表现了“奇迹般深刻的直觉精神”。他赞扬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地肯定了世界和人生”,

[13]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西尔万(RichardSylvan)和贝内特(DavidBen2nett)把道家思想与深层生态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并得出结论说:“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14]

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塞申斯(George:[14]

师道元(Dogen。奈斯也指出:“佛教为深层生态学提供了适当的背景或渊源

[14]

联系”。

深层生态学推动着人类价值观的变革。生态运动的兴起、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诞生及其从浅层向深层的推进,对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推动着人类价值观和伦理

观念的变革。

生态伦理学第一次把伦理道德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之中。西方传统主流的伦理学是一种人际伦理学(interpersonalethics),道德以人为界,人之外的其它存在物与道德无关,人只对人才负有直接的道德责任。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技术文化的功能。但是,生态伦理(或称环境伦理)学则认为伦理道德应突破人的界限。不仅要对人讲道德,而且要对非人类的存在物(其他生命体和整个自然界)讲道德,生态伦理学应该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为已任。这是对传统的主流伦理学的一种突破。

生态伦理学把价值概念加以拓广,认为自然界是有价值的,不仅对人有价值,即作为人的工具价值(即它的外在价值),而且它自身具有的内在价值,即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界是自我维持的

　第1期彭纪南:现代科技革命推动着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21

人类这一物种利益的超越和从道德上关心其他物种。于是,生态主义的价值观、伦理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也可以说是“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尺度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类自身利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对人类利益的否定,而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利益。生态伦理学所理解的人类利益是现在和未来所有人的利益,这一人类利益只是更大的生态系统利益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为了人

(指那种即使得不到满足也不会危类的“边缘利益”

及人类生存的利益)而牺牲、损害其他物种的基本利益(指那种得不到满足就会危及物种生存的利益)。这是生态伦理与人类中心伦理的区别之处。作这种超越是否可能呢?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地球上的人与其他物种都有利己性,然性。,我中心的,中,,但通,使得社会中的人不仅关心自己,而且关心别人的要求、利益和权利,关心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就走出了个人中心主义,走向一个人人相互关心的道德新境界。这种对个人私利的超越和从道德上关心他人,充分显现出人性的光辉。在地球这一生命共同体中,人类这一物种同样也和其他物种一样,具有以自我为中心(即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基于人类本能的价值取向,但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同样有可能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人类这一物种的私利,显现出人性的光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只有当人类超越了自己这一物种的私利成为地球利益代言人时,他才能最终摆脱‘自私物种’形象,显示出他那‘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久’的伟大和崇高来。当然,人

最终不可能完全超越自己,但做不做这种超越的努

[15]

力,其结果却大不一样”。

由生态运动和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所引发的人类价值观念的革命对人类生存方式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一种更符合人的本性、更符合自然本性、从而更适应人类未来持续发展的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态文化,在新世纪中必将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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