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允康房良钧
天津社会科学 1998年03期
为了服务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研制了测量城市市区、郊县农村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状况三个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验性的实地勘查与测量，取得了初步结果和经验。这一过程加深了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以下我们围绕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势在必行
对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认真研究一下本世纪社会指标在推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实践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如同经济及其发展的研究那样，在社会及其发展的研究方面也开始建立指标体系，它标志着这一研究在系统化、科学化、定量化方面有了新的开端和飞跃。
所谓指标是指一种“量的数据，用来作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指数”〔1〕。1972年8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16届国际社会福利大会指出，“由于社会指标有助于对社会环境的深切认识及有助于培养大众的兴趣，因此，可以依据这些社会指标定立一个准据来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后果作出适当的检查”〔2〕。本世纪下半叶， 社会指标首先被运用于各发达国家。60年代美国率先开始了社会指标运动，并迅速运用于研究美国庞大的航天计划、空间开发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60年代末、70年代初，社会指标运动开始遍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也开始组织各国联合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与人口统计指标体系研究。总之，社会指标已被广泛运用于当今社会研究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前沿，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
在我国，虽然指标体系研究和运用都较晚，但发展很快，各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已相当普遍地建立和运用了指标体系，同时，在社会发展研究中也得以较快推行。诸如在北京等地创立的“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市区社会发展速度的比较与评价体系”、“1991年各省市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与评价体系”、“1988年重点县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与评价”、“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2000年的发展目标”、“农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2000年的发展目标”、“警报指标体系的作用和建构设想”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宽泛的内容，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密不可分。虽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独立的指标体系的还很少，换句话说，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可专门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但实践的步伐已经走到了“门口”，建立这样的体系势在必行。如果我们在建立精神文明指标体系上取得成功，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重要作用。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精神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已有了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与物质文明相对，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精神文明按其性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类属于人类科学文化方面的成果，表现为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另一类属于思想、道德方面的成果，表现为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思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组织性、纪律性的状况。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不仅在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上更加深刻，更加丰富，更加成熟，而且认真总结了实践经验，使精神文明建设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更具有可操作性。它为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精神文明有其质和量统一的品格和特征。和社会其他事物一样，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是有其数量基础的，而通过数量基础去把握质的特征，是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与课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科学只有在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从这种意义上说，使精神文明建设指标化、数量化不仅是手段， 也是目的。 纵观20世纪人们在运用指标测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并实行有关预测的成功实践，我们可以认为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阐述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功能和结构，就会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共识。
二、精神文明指标体系的特点和功能
建构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之所以必要，在于这一指标体系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独特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是由指标体系的特点决定的。
指标体系具有替代物特点、数量化特点和时间范围特点。英国学者迈克尔·卡利说，指标“是将抽象的、难以测量的社会概念翻译成可以考察、分析的术语”，是社会概念的“替代物”，它必须“时刻返回来与它所替代的难以测量的概念相联系”〔3 〕。英文的“指标”（indicator）这个词有指示器的含义，即它具有指示和标示的作用。 指标的这种特点我们称之为替代物特点。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中高层次的、更为抽象的层面，甚至时常使人感到看不见，摸不着。以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表述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外延和范畴，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东西。比如精神文明建设所包含的道德建设就是抽象的。如果我们遵照《决议》精神将其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指标，就比较具体了。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指标分解，比如将“职业道德”分解为“职业道德规范的制定”、“职业道德教育的接受”、“职业道德遵守率”，它又变成更为具体，让人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除去替代物外，指标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数量化特点。它可以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变为可以量度、计算和比较的数字、数据和符号，并通过统计实行量化测量，具有精确和易于比较的特点。指标的第三个特点是能标示出社会现象的时点。使用指标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都有测量的时间和范围，因此其测量结果能标示出社会现象存在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范围。指标的上述主要特点使它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如下功能。
1.标示功能
由于指标体系具有替代物特点和数量化特点，使用它能够分解替代和量化，具体地标示出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状况和总体水平，从而做出评估和比较。我们要了解某一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和状况时，建立起指标体系，并用综合指数法对其定量评估，通过计量打分，既可找出它和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也可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如考试测评那样简明和一目了然。比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假如有关法制的指标设计中有“法制教育接受率”指标，并根据有关政策和文件要求，以及地区法制教育的平均水平，将法制教育的接受率定为7—65岁人口90%以上接受了有关教育的得满分， 如果某地区这个比例为85%，我们即可判定该地区在法制教育方面良好。
指标体系不仅能以量化的形式标示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状况和总体水平，而且能标示出其时间、地点和范围。指标的设置和运用有赖于统计。任何统计的进行都需要确定时间和地点，统计结果用于测量精神文明，客观上也就标示它的时间性和地域性。比如我们为测量某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中宣传文化事业的有关情况，设置“每千人拥有报刊份数”的指标，在做统计时必然要规定以某年某月的数字为准。与此相应，当我们用该数字指标标示精神文明建设状况时，也同时标示出是某年某月前后的状况。指标的这种功能，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特殊的意义，它可以使我们从时间的变化上把握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经过一个时期之后，还以同样的指标去进行测量，并和上一次结果相比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检验该地区或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效果。
2.监测和预测功能
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对精神文明建设实行测量，不仅能对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作出标示，进而作出评估和比较，而且还能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进行过程中，对该过程进行状态作出监视，甚至可以在过程进行之前作出预测。因此，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对精神文明建设来说还有监测功能和预测功能。比如，精神文明建设中包含有建设优良的自然环境的内容。我们可设置“环境卫生”、“绿化覆盖率”、“烟尘控制区覆盖率”、“噪音达标区覆盖率”等指标进行测量，既可监测目前的水平，亦可根据现在采取的具体措施对未来产生的效果去预测。比如可根据“绿化覆盖率”增长的速度（%），去预测环境质量改善的程度和与此相关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程度。充分利用指标体系的监测和预测功能，无论是对于实际部门还是对于领导部门，都具有现实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3.可操作性功能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是十分重要的，它能使人们从本质上了解精神文明，把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变成一种需求和自觉的行动。然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人的努力，需要创造。这就需要把理论的东西变成实践的东西，把虚的东西变成实的东西，把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通过努力去建设去实现的东西。精神文明建设指标的替代物功能不是随意替代，而是一种从建设的角度寻找替代，从提高社会精神文明角度去寻找替代，这种替代不仅把理性的东西具体化，而且变成可以操作的东西。换句话说，它可以提示人们，通过怎样的行为和努力，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比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教育的发展水平，而教育水平又可以通过“教育普及”、“教育经费”、“教师素质”等指标去测定。设置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教育测定指标，不仅能提醒人们怎样发展教育，而且告诉人们通过进一步普及教育、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素质等，可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了可操作性。我们还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调整指标，包括指标的增设和删除，指标的数量和权重，来体现阶段的要求和强烈的导向功能。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指导部门实施工作指导的一个十分重要、有效的方法。
三、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结构中的几个关系
依据我们的初步经验，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必须处理好指标体系结构中的几个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得当，指标体系就可能搞而且能够搞好。它也可进一步说明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必要性和可能性。
1.“硬指标”和“软指标”
从系统观点看，类似于计算机结构，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结构也有“硬件”和“软件”之分。在计算机系统中，所谓“硬件”是由“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组成的，所谓“软件”则是指一系列的程序和有关数据，用以驱动计算机“硬件”工作，发挥计算机效能，是不易看得清摸得着的。从借喻的意义上说，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也包含有“硬指标”和“软指标”两大部分。
如前所述，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人类科学文化方面的成果，表现为科学、教育、卫生、艺术、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还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思想、情操、觉悟、信念和组织性纪律性状况。由此我们可以做两个比喻，其一，科学、教育、卫生、艺术、体育等项中既有“硬件”部分，也有“软件”部分，发展程度等是较难把握的“软件”，而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则是比较易于把握的“硬件”。其二，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思想、情操、觉悟、信念和组织纪律性状况则是较难把握的“软件”。从指标设置的角度说，“硬件”是比较容易设置指标的，比如为物质设施和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设置指标，而“软件”则较难设置指标。
就精神文明建设本身的性质而言，“软指标”设置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思想、情操、觉悟等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精神文明建设机器运转，功能发挥的驱动器。一些人对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能否搞成持怀疑态度，主要是担心不能成功地设置“软指标”，即怎样用可替代的、可操作的、可量化的指标去测量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因此，从指标测量的角度说，软指标的设置和测量成功，是整个指标体系建构的关键。
通过实践，我们体会到，要搞好软指标设计主要应在建设性和可替代性上下功夫。析分合理，替代得当，就可以使不太具体的具体起来，较难把握的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我们要测量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可以设置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开展状况指标，这样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得到了间接替代，得到测量，而且能推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开展。又比如我们要测量人们的职业道德状况，不仅设置职业道德规范制定和执行情况指标，而且设置群众投诉信件中对职工敬业精神的表扬和违反职业道德投诉的指标，不仅使测量具有建设性，而且有可替代性和可测量性。
2.“模糊”和“精确”
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它涉及精神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我们要设立指标体系对其测量，必然会遇到“模糊”与“精确”的关系问题。
首先我们应认识到，寻求“模糊”中的“精确”是必要的。建构精神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就是要用量化的方法，把精神领域中“模糊”的东西变成可以测量的相对精确的东西。还在本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已经能熟练运用各种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物价指数、工资指数等，来说明国家经济状况并为政府决策服务。经济指标的计量性、准确性和实用性激发了人们运用社会指标去研究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今天，把社会指标引进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就是要把不好把握的东西，通过指标变成能把握、能计量的东西，把“模糊”的东西变成相对“精确”的东西。比如，我们要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公德状况，就是“虚”而“模糊”的问题。而通过设置指标“社会公德遵守率”，去统计和测量遵守和违反社会道德的人和事件的比例，就能对社会公德状况做出相对精确的判断。
其次，我们应允许“精确”中有“模糊”。社会现象，特别是精神文明现象是比较复杂的，有些难以度量或难以精确度量，有些需要寻找替代物去度量，从这种意义上说，要做到度量上的完全精确是不可能的。另外，就今天的数学发展水平而言，也不能实现对社会现象的完全精确度量。因此，允许“精确”中有“模糊”是必要的。对许多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来说，描述过于精确了，反而不精确。为研究现实生活中界限不分明，甚至是很模糊的事物，而发展起来的模糊数学（也称非晰数学），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只有“模糊”的“精确”才能趋于“精确”。因此，在建构精神文明指标体系中，允许指标的设置与测量中有“精确”中的“模糊”也是十分重要的。
3.“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所谓正向指标是指标示精神文明建设进步和发展的指标，即指标值的增长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增长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效。比如“义务教育普及率”指标即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中的正向指标，义务教育普及率的增长是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提高的表现。所谓负向指标是指那些给精神文明水平的评估减分的指标，比如“犯罪率”指标即精神文明指标体系中的负向指标，“犯罪率”高，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多，水平低。
无论设置正向指标或负向指标都要考虑两向指标的比例，即正负指标如何配置，各占怎样的比例。一些研究认为，为了进行科学而公正的分析，应选取数量大致相等的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既从正面也从反面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价精神文明建设状况。在建构精神文明指标体系中，既要正向指标，也要负向指标是毋庸置疑的，是否一定要正反数量相等却未必。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指标体系充分体现出“重在建设”的要求，正向指标应占一定优势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应多设一些既能反映精神文明建设状况又能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正向指标。
3.指标的“数量”和“权重”
指标的数量是指标示某项内容的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所占数量的多少，标示重要的部位的指标数量应该较多。指标权重是每一项指标所占有的分值比例，重要的指标分值较高。
指标的数量和权重对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哪一类指标数量多，哪一项指标分值高，对综合评价总量值影响就大。因此，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中，指标的数量和权重是一个涉及该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的问题。就一般规律而言，指标数量和权重的设置主要依据于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
建立指标体系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测量是现代社会研究中的科学方法，方法要以理论为依据，为理论所指导。如果我们要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测量，首先要对精神文明理论有深入了解。比如精神文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由哪些部分和内容组成，其中的关键部位是什么，从而为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充分的理论准备。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论述，党的有关决议，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是指标体系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依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就每类指标的数量和每项指标的权重做出决定。在精神文明建设范畴中，相对重要的部分，指标数量应设置较多，指标的分值也应较高。
所谓经验是人们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认识。哪些事情重要，在什么位置上，分量如何，人们都有各自的看法。就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有两类人的看法和意见十分重要，一类是从事精神文明研究的理论专家，另一类是长期从事精神文明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在确定精神文明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分值时，应认真听取上述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有些社会指标体系设置时，采用向上述人员调查的方法，由众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给出数量和分值，再以众人的平均值决定数量和权重，是集中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的经验，寻求指标数量和权重相对合理的好办法。鉴于对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复杂性和困难，用上述方法寻求指标数量和权重设置的相对合理和准确，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在指标数量和权重的设置上只能是相对合理，经过一定的实践后应不断做一些调整，以求其更合乎实际和适应变化。指标体系的建立不能企求一次完成，而要在不断试验、不断调整中，逐步得到完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应该建立，也能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建立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既是要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状况和发展规律，也是要通过实践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才能找到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设立的规律，建立好指标体系，去研究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我们的初步结论。
* 本文是“九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系列成果之一。
注释：
〔1〕鲍尔主编《社会指标》，第1页，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版。
〔2〕刘修如著《社会福利与行政》，第304 页， 台湾国立编译馆1984年版。
〔3〕麦克尔·卡利著《社会测量与指标》，第2页，伦敦1981年版。
作者介绍：潘允康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房良钧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作者：潘允康房良钧
天津社会科学 1998年03期
为了服务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研制了测量城市市区、郊县农村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状况三个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验性的实地勘查与测量，取得了初步结果和经验。这一过程加深了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以下我们围绕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势在必行
对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认真研究一下本世纪社会指标在推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20世纪后半叶，随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实践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如同经济及其发展的研究那样，在社会及其发展的研究方面也开始建立指标体系，它标志着这一研究在系统化、科学化、定量化方面有了新的开端和飞跃。
所谓指标是指一种“量的数据，用来作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指数”〔1〕。1972年8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16届国际社会福利大会指出，“由于社会指标有助于对社会环境的深切认识及有助于培养大众的兴趣，因此，可以依据这些社会指标定立一个准据来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后果作出适当的检查”〔2〕。本世纪下半叶， 社会指标首先被运用于各发达国家。60年代美国率先开始了社会指标运动，并迅速运用于研究美国庞大的航天计划、空间开发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60年代末、70年代初，社会指标运动开始遍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也开始组织各国联合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与人口统计指标体系研究。总之，社会指标已被广泛运用于当今社会研究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前沿，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
在我国，虽然指标体系研究和运用都较晚，但发展很快，各地经济发展研究中已相当普遍地建立和运用了指标体系，同时，在社会发展研究中也得以较快推行。诸如在北京等地创立的“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市区社会发展速度的比较与评价体系”、“1991年各省市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与评价体系”、“1988年重点县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与评价”、“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2000年的发展目标”、“农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2000年的发展目标”、“警报指标体系的作用和建构设想”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宽泛的内容，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密不可分。虽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独立的指标体系的还很少，换句话说，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可专门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但实践的步伐已经走到了“门口”，建立这样的体系势在必行。如果我们在建立精神文明指标体系上取得成功，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重要作用。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人们对精神文明的内涵和外延已有了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与物质文明相对，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精神文明按其性质可分为两个方面：一类属于人类科学文化方面的成果，表现为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另一类属于思想、道德方面的成果，表现为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思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组织性、纪律性的状况。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不仅在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上更加深刻，更加丰富，更加成熟，而且认真总结了实践经验，使精神文明建设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更具有可操作性。它为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精神文明有其质和量统一的品格和特征。和社会其他事物一样，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是有其数量基础的，而通过数量基础去把握质的特征，是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与课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科学只有在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从这种意义上说，使精神文明建设指标化、数量化不仅是手段， 也是目的。 纵观20世纪人们在运用指标测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并实行有关预测的成功实践，我们可以认为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阐述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功能和结构，就会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共识。
二、精神文明指标体系的特点和功能
建构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之所以必要，在于这一指标体系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独特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是由指标体系的特点决定的。
指标体系具有替代物特点、数量化特点和时间范围特点。英国学者迈克尔·卡利说，指标“是将抽象的、难以测量的社会概念翻译成可以考察、分析的术语”，是社会概念的“替代物”，它必须“时刻返回来与它所替代的难以测量的概念相联系”〔3 〕。英文的“指标”（indicator）这个词有指示器的含义，即它具有指示和标示的作用。 指标的这种特点我们称之为替代物特点。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中高层次的、更为抽象的层面，甚至时常使人感到看不见，摸不着。以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表述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外延和范畴，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东西。比如精神文明建设所包含的道德建设就是抽象的。如果我们遵照《决议》精神将其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指标，就比较具体了。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指标分解，比如将“职业道德”分解为“职业道德规范的制定”、“职业道德教育的接受”、“职业道德遵守率”，它又变成更为具体，让人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除去替代物外，指标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数量化特点。它可以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变为可以量度、计算和比较的数字、数据和符号，并通过统计实行量化测量，具有精确和易于比较的特点。指标的第三个特点是能标示出社会现象的时点。使用指标对社会现象进行测量都有测量的时间和范围，因此其测量结果能标示出社会现象存在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范围。指标的上述主要特点使它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如下功能。
1.标示功能
由于指标体系具有替代物特点和数量化特点，使用它能够分解替代和量化，具体地标示出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状况和总体水平，从而做出评估和比较。我们要了解某一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和状况时，建立起指标体系，并用综合指数法对其定量评估，通过计量打分，既可找出它和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也可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如考试测评那样简明和一目了然。比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假如有关法制的指标设计中有“法制教育接受率”指标，并根据有关政策和文件要求，以及地区法制教育的平均水平，将法制教育的接受率定为7—65岁人口90%以上接受了有关教育的得满分， 如果某地区这个比例为85%，我们即可判定该地区在法制教育方面良好。
指标体系不仅能以量化的形式标示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状况和总体水平，而且能标示出其时间、地点和范围。指标的设置和运用有赖于统计。任何统计的进行都需要确定时间和地点，统计结果用于测量精神文明，客观上也就标示它的时间性和地域性。比如我们为测量某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中宣传文化事业的有关情况，设置“每千人拥有报刊份数”的指标，在做统计时必然要规定以某年某月的数字为准。与此相应，当我们用该数字指标标示精神文明建设状况时，也同时标示出是某年某月前后的状况。指标的这种功能，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特殊的意义，它可以使我们从时间的变化上把握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经过一个时期之后，还以同样的指标去进行测量，并和上一次结果相比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检验该地区或部门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和效果。
2.监测和预测功能
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对精神文明建设实行测量，不仅能对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水平作出标示，进而作出评估和比较，而且还能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进行过程中，对该过程进行状态作出监视，甚至可以在过程进行之前作出预测。因此，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对精神文明建设来说还有监测功能和预测功能。比如，精神文明建设中包含有建设优良的自然环境的内容。我们可设置“环境卫生”、“绿化覆盖率”、“烟尘控制区覆盖率”、“噪音达标区覆盖率”等指标进行测量，既可监测目前的水平，亦可根据现在采取的具体措施对未来产生的效果去预测。比如可根据“绿化覆盖率”增长的速度（%），去预测环境质量改善的程度和与此相关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程度。充分利用指标体系的监测和预测功能，无论是对于实际部门还是对于领导部门，都具有现实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
3.可操作性功能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是十分重要的，它能使人们从本质上了解精神文明，把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变成一种需求和自觉的行动。然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人的努力，需要创造。这就需要把理论的东西变成实践的东西，把虚的东西变成实的东西，把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变成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通过努力去建设去实现的东西。精神文明建设指标的替代物功能不是随意替代，而是一种从建设的角度寻找替代，从提高社会精神文明角度去寻找替代，这种替代不仅把理性的东西具体化，而且变成可以操作的东西。换句话说，它可以提示人们，通过怎样的行为和努力，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比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教育的发展水平，而教育水平又可以通过“教育普及”、“教育经费”、“教师素质”等指标去测定。设置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教育测定指标，不仅能提醒人们怎样发展教育，而且告诉人们通过进一步普及教育、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素质等，可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了可操作性。我们还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调整指标，包括指标的增设和删除，指标的数量和权重，来体现阶段的要求和强烈的导向功能。这是精神文明建设指导部门实施工作指导的一个十分重要、有效的方法。
三、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结构中的几个关系
依据我们的初步经验，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必须处理好指标体系结构中的几个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得当，指标体系就可能搞而且能够搞好。它也可进一步说明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必要性和可能性。
1.“硬指标”和“软指标”
从系统观点看，类似于计算机结构，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结构也有“硬件”和“软件”之分。在计算机系统中，所谓“硬件”是由“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组成的，所谓“软件”则是指一系列的程序和有关数据，用以驱动计算机“硬件”工作，发挥计算机效能，是不易看得清摸得着的。从借喻的意义上说，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也包含有“硬指标”和“软指标”两大部分。
如前所述，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人类科学文化方面的成果，表现为科学、教育、卫生、艺术、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还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思想、情操、觉悟、信念和组织性纪律性状况。由此我们可以做两个比喻，其一，科学、教育、卫生、艺术、体育等项中既有“硬件”部分，也有“软件”部分，发展程度等是较难把握的“软件”，而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则是比较易于把握的“硬件”。其二，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思想、情操、觉悟、信念和组织纪律性状况则是较难把握的“软件”。从指标设置的角度说，“硬件”是比较容易设置指标的，比如为物质设施和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设置指标，而“软件”则较难设置指标。
就精神文明建设本身的性质而言，“软指标”设置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政治思想、道德面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思想、情操、觉悟等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精神文明建设机器运转，功能发挥的驱动器。一些人对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能否搞成持怀疑态度，主要是担心不能成功地设置“软指标”，即怎样用可替代的、可操作的、可量化的指标去测量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因此，从指标测量的角度说，软指标的设置和测量成功，是整个指标体系建构的关键。
通过实践，我们体会到，要搞好软指标设计主要应在建设性和可替代性上下功夫。析分合理，替代得当，就可以使不太具体的具体起来，较难把握的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我们要测量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可以设置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开展状况指标，这样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得到了间接替代，得到测量，而且能推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开展。又比如我们要测量人们的职业道德状况，不仅设置职业道德规范制定和执行情况指标，而且设置群众投诉信件中对职工敬业精神的表扬和违反职业道德投诉的指标，不仅使测量具有建设性，而且有可替代性和可测量性。
2.“模糊”和“精确”
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它涉及精神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我们要设立指标体系对其测量，必然会遇到“模糊”与“精确”的关系问题。
首先我们应认识到，寻求“模糊”中的“精确”是必要的。建构精神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就是要用量化的方法，把精神领域中“模糊”的东西变成可以测量的相对精确的东西。还在本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已经能熟练运用各种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物价指数、工资指数等，来说明国家经济状况并为政府决策服务。经济指标的计量性、准确性和实用性激发了人们运用社会指标去研究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今天，把社会指标引进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就是要把不好把握的东西，通过指标变成能把握、能计量的东西，把“模糊”的东西变成相对“精确”的东西。比如，我们要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公德状况，就是“虚”而“模糊”的问题。而通过设置指标“社会公德遵守率”，去统计和测量遵守和违反社会道德的人和事件的比例，就能对社会公德状况做出相对精确的判断。
其次，我们应允许“精确”中有“模糊”。社会现象，特别是精神文明现象是比较复杂的，有些难以度量或难以精确度量，有些需要寻找替代物去度量，从这种意义上说，要做到度量上的完全精确是不可能的。另外，就今天的数学发展水平而言，也不能实现对社会现象的完全精确度量。因此，允许“精确”中有“模糊”是必要的。对许多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来说，描述过于精确了，反而不精确。为研究现实生活中界限不分明，甚至是很模糊的事物，而发展起来的模糊数学（也称非晰数学），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只有“模糊”的“精确”才能趋于“精确”。因此，在建构精神文明指标体系中，允许指标的设置与测量中有“精确”中的“模糊”也是十分重要的。
3.“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所谓正向指标是指标示精神文明建设进步和发展的指标，即指标值的增长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增长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效。比如“义务教育普及率”指标即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中的正向指标，义务教育普及率的增长是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提高的表现。所谓负向指标是指那些给精神文明水平的评估减分的指标，比如“犯罪率”指标即精神文明指标体系中的负向指标，“犯罪率”高，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多，水平低。
无论设置正向指标或负向指标都要考虑两向指标的比例，即正负指标如何配置，各占怎样的比例。一些研究认为，为了进行科学而公正的分析，应选取数量大致相等的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既从正面也从反面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评价精神文明建设状况。在建构精神文明指标体系中，既要正向指标，也要负向指标是毋庸置疑的，是否一定要正反数量相等却未必。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指标体系充分体现出“重在建设”的要求，正向指标应占一定优势是必要的。换句话说，应多设一些既能反映精神文明建设状况又能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正向指标。
3.指标的“数量”和“权重”
指标的数量是指标示某项内容的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所占数量的多少，标示重要的部位的指标数量应该较多。指标权重是每一项指标所占有的分值比例，重要的指标分值较高。
指标的数量和权重对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哪一类指标数量多，哪一项指标分值高，对综合评价总量值影响就大。因此，在指标体系的设置中，指标的数量和权重是一个涉及该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的问题。就一般规律而言，指标数量和权重的设置主要依据于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
建立指标体系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测量是现代社会研究中的科学方法，方法要以理论为依据，为理论所指导。如果我们要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测量，首先要对精神文明理论有深入了解。比如精神文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由哪些部分和内容组成，其中的关键部位是什么，从而为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充分的理论准备。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论述，党的有关决议，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是指标体系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依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就每类指标的数量和每项指标的权重做出决定。在精神文明建设范畴中，相对重要的部分，指标数量应设置较多，指标的分值也应较高。
所谓经验是人们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认识。哪些事情重要，在什么位置上，分量如何，人们都有各自的看法。就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有两类人的看法和意见十分重要，一类是从事精神文明研究的理论专家，另一类是长期从事精神文明工作的实际工作者。在确定精神文明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分值时，应认真听取上述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有些社会指标体系设置时，采用向上述人员调查的方法，由众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给出数量和分值，再以众人的平均值决定数量和权重，是集中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的经验，寻求指标数量和权重相对合理的好办法。鉴于对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以量化形式表述的复杂性和困难，用上述方法寻求指标数量和权重设置的相对合理和准确，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在指标数量和权重的设置上只能是相对合理，经过一定的实践后应不断做一些调整，以求其更合乎实际和适应变化。指标体系的建立不能企求一次完成，而要在不断试验、不断调整中，逐步得到完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应该建立，也能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建立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建立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既是要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状况和发展规律，也是要通过实践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才能找到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设立的规律，建立好指标体系，去研究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我们的初步结论。
* 本文是“九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精神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系列成果之一。
注释：
〔1〕鲍尔主编《社会指标》，第1页，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版。
〔2〕刘修如著《社会福利与行政》，第304 页， 台湾国立编译馆1984年版。
〔3〕麦克尔·卡利著《社会测量与指标》，第2页，伦敦1981年版。
作者介绍：潘允康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房良钧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