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永恒的召唤，共同的命题”。3月以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刊发学习雷锋、在新时期弘扬雷锋精神的相关报道，图文并重、形式多样、各具特色。这些报道对新时期怎样理解雷锋精神的内涵、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新形势下典型报道如何赢得青年读者及主题报道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和深刻阐释。《永恒的召唤一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是其中具有代表性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一篇。 《永恒的召唤——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终于播发了，它就如同当前举国弘扬雷锋精神的壮阔交响中，那只拔地而起、声遏云霄的小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撼、反响、热议，受到李长春、刘云山同志的高度评价。 而我内心所经历的风暴，却是在这篇稿子诞生之前、如同登顶一般的艰难跋涉中。 2011年12月初的一天，我走进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同志的办公室。 从军同志放下案头的工作对我说：“我正在思考准备写一篇关于雷锋精神的稿子。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学习雷锋要常态化，雷锋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定要抓住。” 从军同志继续着他的思路：“我们的稿子要从一个更深刻更广阔的角度回答雷锋精神，要从人为什么活着入手，让读到稿子的人有发自心灵的触动。” 他站起来，望向窗外。 “19世纪末，画家高更站在塔希提岛，在落日的余辉中，面对浩淼大海，发出一连串的追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这是人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讲雷锋精神，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刻，我被强烈地震撼了。我从没想过，关于雷锋精神可以有如此深刻的思考，有如此拨动人心的力量。 从军同志这番话的意境，成为后来稿子的序曲，它奠定了整个稿子的灵魂坐标。 跟从军同志登顶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山就在那里 很快，赵承、肖春飞全部到位，再一次来到从军同志的办公室，讨论稿子的总体构架。 从军同志很兴奋：“这篇稿子主题非常重大。明年3月S日，主席为雷锋题词半个世纪，中央还要颁发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通知，这是我们开始没有想到的。原来想搞这篇稿子，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举动。这样一下子，报道成为重大主题、重大新闻热点，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个选题的重大就突出出来了。” 他继续说：“自从决定搞这个稿子，就觉得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在我们面前横跨着一座难以跨越的山峰。但是，追求精品的过程，就是不断攀升、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我有个习惯，一旦直接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就经常萦绕挥之不能去，昨天晚上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觉，早上，脸也没洗，花了两个小时把提纲写出来了。” 接下去，从军同志详尽讲了他的提纲。 从主题到结构，再到每一章的要义，这个暂定为“雷锋精神随想曲”的提纲，虽然还没有明确成为交响曲的格式，但已充分展示出一部交响乐的元素，其每一章所表达的精神内涵，则已完全是后来稿子的雏形。 从军同志在采访和写作上都给我们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可以有各种手法。更多带有哲理性的审视，有时要平视，有时又要把自己放在最底层，只要文意不断，始终回到这个点上，最终不妨用一些文学的咏叹。 这篇稿子要在新闻创作上有一种重大的突破，成为反映雷锋精神的精神史和雷锋精神的大百科全书，不仅要从中学到思想而且要学到知识。” 几天后，当我们又一次走进从军同志的办公室，他递给我们当天的一份《参考消息》，上面登载了意大利“协和”号游轮触礁侧翻后，船长争先逃命的丑闻。 从军同志说：“这是我们稿子中一个绝妙素材。它再次凸显雷锋精神的世界意义。” 在这次讨论中，从军同志明确了用交响乐的形式来写这篇稿子的突破性创新。他说：“这篇稿子的内容与交响乐的形式极度吻合，浑然天成。” 他讲，稿子要有第一主题、第二主题，要有变奏，有各种和声，之间要有不断的穿插、对比、呼应，有海浪滔天，有山涧溪流…… 记得我们三个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懂交响乐的我们，当时很难理解从军同志构想的内涵。我感觉自己被一个目标强烈吸引着，但又很茫然。就像面前矗立起一座山峰，我知道它很高很高，令人向往，但是它太高了，直插云霄，我看不见山的顶峰。 无论我见或不见，山峰就在那里。攀登是唯一的选择。而由此也注定了，这是一次艰难曲折而痛苦的攀登。 采访的新境界 首先是艰苦的采访。 寒冬腊月，肖春飞几乎把行程最远、最偏僻艰苦的采访地域全部揽给了自己，赵承去了冰天雪地的辽宁，我去了南方。 这中间，在北京的日子，从军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带我们采访了司占杰、田星两个年轻人，采访了报告文学家何建明。 2月，从军同志又带我们去了湖南，采访雷锋的家乡望城和湖南郴州宜章县长策乡一位大山护林员、雷锋精神的传人刘真茂。 从军同志对下基层采访情有独衷，他曾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号码为00001的新华社记者证。真正跟他下到基层，才懂得，这个记者证对于他，所具有的内涵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象征，而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我们从北京乘机到达长沙时，已是下午4点多，当地同志安排先去宾馆休息。从军同志却执意直奔长沙街头的药店采访，为另外一篇商业诚信的稿子搜集素材，采访一直持续到万家灯火。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长沙乘商铁前往郴州，到达郴州后直接坐汽车往宜章县赶，在宜章简单午餐，继续上路，在崎岖的山路上又颠簸3个多小时，终于到达长策乡。 山区的早春寒意料峭，从军同志坐在乡政府没有腰气、四面透风的简陋会议室里，却把一屋子前来接受采访的干部群众的情绪带动得热火朝天。无论放牛人、护林员。还是不善言辞的刘真茂本人，部争先恐后地打开了话匣子。集体采访后，从军同志又带着我们对刘真茂进行了单独采访，及至采访结束，刘真茂老人拉着从军同志的手，已是难舍难分。
编者按 “永恒的召唤，共同的命题”。3月以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刊发学习雷锋、在新时期弘扬雷锋精神的相关报道，图文并重、形式多样、各具特色。这些报道对新时期怎样理解雷锋精神的内涵、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新形势下典型报道如何赢得青年读者及主题报道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和深刻阐释。《永恒的召唤一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是其中具有代表性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一篇。 《永恒的召唤——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终于播发了，它就如同当前举国弘扬雷锋精神的壮阔交响中，那只拔地而起、声遏云霄的小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撼、反响、热议，受到李长春、刘云山同志的高度评价。 而我内心所经历的风暴，却是在这篇稿子诞生之前、如同登顶一般的艰难跋涉中。 2011年12月初的一天，我走进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同志的办公室。 从军同志放下案头的工作对我说：“我正在思考准备写一篇关于雷锋精神的稿子。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学习雷锋要常态化，雷锋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定要抓住。” 从军同志继续着他的思路：“我们的稿子要从一个更深刻更广阔的角度回答雷锋精神，要从人为什么活着入手，让读到稿子的人有发自心灵的触动。” 他站起来，望向窗外。 “19世纪末，画家高更站在塔希提岛，在落日的余辉中，面对浩淼大海，发出一连串的追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这是人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讲雷锋精神，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刻，我被强烈地震撼了。我从没想过，关于雷锋精神可以有如此深刻的思考，有如此拨动人心的力量。 从军同志这番话的意境，成为后来稿子的序曲，它奠定了整个稿子的灵魂坐标。 跟从军同志登顶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山就在那里 很快，赵承、肖春飞全部到位，再一次来到从军同志的办公室，讨论稿子的总体构架。 从军同志很兴奋：“这篇稿子主题非常重大。明年3月S日，主席为雷锋题词半个世纪，中央还要颁发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通知，这是我们开始没有想到的。原来想搞这篇稿子，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举动。这样一下子，报道成为重大主题、重大新闻热点，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个选题的重大就突出出来了。” 他继续说：“自从决定搞这个稿子，就觉得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在我们面前横跨着一座难以跨越的山峰。但是，追求精品的过程，就是不断攀升、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我有个习惯，一旦直接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就经常萦绕挥之不能去，昨天晚上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觉，早上，脸也没洗，花了两个小时把提纲写出来了。” 接下去，从军同志详尽讲了他的提纲。 从主题到结构，再到每一章的要义，这个暂定为“雷锋精神随想曲”的提纲，虽然还没有明确成为交响曲的格式，但已充分展示出一部交响乐的元素，其每一章所表达的精神内涵，则已完全是后来稿子的雏形。 从军同志在采访和写作上都给我们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可以有各种手法。更多带有哲理性的审视，有时要平视，有时又要把自己放在最底层，只要文意不断，始终回到这个点上，最终不妨用一些文学的咏叹。 这篇稿子要在新闻创作上有一种重大的突破，成为反映雷锋精神的精神史和雷锋精神的大百科全书，不仅要从中学到思想而且要学到知识。” 几天后，当我们又一次走进从军同志的办公室，他递给我们当天的一份《参考消息》，上面登载了意大利“协和”号游轮触礁侧翻后，船长争先逃命的丑闻。 从军同志说：“这是我们稿子中一个绝妙素材。它再次凸显雷锋精神的世界意义。” 在这次讨论中，从军同志明确了用交响乐的形式来写这篇稿子的突破性创新。他说：“这篇稿子的内容与交响乐的形式极度吻合，浑然天成。” 他讲，稿子要有第一主题、第二主题，要有变奏，有各种和声，之间要有不断的穿插、对比、呼应，有海浪滔天，有山涧溪流…… 记得我们三个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懂交响乐的我们，当时很难理解从军同志构想的内涵。我感觉自己被一个目标强烈吸引着，但又很茫然。就像面前矗立起一座山峰，我知道它很高很高，令人向往，但是它太高了，直插云霄，我看不见山的顶峰。 无论我见或不见，山峰就在那里。攀登是唯一的选择。而由此也注定了，这是一次艰难曲折而痛苦的攀登。 采访的新境界 首先是艰苦的采访。 寒冬腊月，肖春飞几乎把行程最远、最偏僻艰苦的采访地域全部揽给了自己，赵承去了冰天雪地的辽宁，我去了南方。 这中间，在北京的日子，从军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带我们采访了司占杰、田星两个年轻人，采访了报告文学家何建明。 2月，从军同志又带我们去了湖南，采访雷锋的家乡望城和湖南郴州宜章县长策乡一位大山护林员、雷锋精神的传人刘真茂。 从军同志对下基层采访情有独衷，他曾自豪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号码为00001的新华社记者证。真正跟他下到基层，才懂得，这个记者证对于他，所具有的内涵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象征，而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我们从北京乘机到达长沙时，已是下午4点多，当地同志安排先去宾馆休息。从军同志却执意直奔长沙街头的药店采访，为另外一篇商业诚信的稿子搜集素材，采访一直持续到万家灯火。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长沙乘商铁前往郴州，到达郴州后直接坐汽车往宜章县赶，在宜章简单午餐，继续上路，在崎岖的山路上又颠簸3个多小时，终于到达长策乡。 山区的早春寒意料峭，从军同志坐在乡政府没有腰气、四面透风的简陋会议室里，却把一屋子前来接受采访的干部群众的情绪带动得热火朝天。无论放牛人、护林员。还是不善言辞的刘真茂本人，部争先恐后地打开了话匣子。集体采访后，从军同志又带着我们对刘真茂进行了单独采访，及至采访结束，刘真茂老人拉着从军同志的手，已是难舍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