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斌雄吴国斌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02期
中图分类号：D 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2)12-0005-08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丰富的反腐廉政思想。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对反腐廉政问题思考的深刻性和系统性显得尤其突出。这些思考成果主要表现在什么是腐化、腐化的表现形式、腐化产生的根源、对待腐化和反腐的态度、反腐倡廉的目标和手段、反腐廉政的效果检验等方面。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针对目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各种考验和风险，深入挖掘和研究刘少奇反腐倡廉思想，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刘少奇思考反腐倡廉问题的历史过程
纵观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实践，刘少奇在这个过程中思考反腐倡廉问题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时期。
第一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早年参加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就已经开始在工人运动中探索反腐倡廉工作。他在1923年8月20日撰写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倡导和主持了著名的“八月整顿”。之后，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他的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蚀的思考也逐步展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尽管面临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战争任务，刘少奇仍积极思考党的建设尤其是反腐倡廉问题。这一时期他笔耕不辍，发表一系列著作，同时因指导工作的需要而发表许多讲话，并做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系列报告。在这个阶段，他关于反腐倡廉的思考主要体现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8日)、《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1941年11月3日)、《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1941年11月)、《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1942年7月20日)、《论党》(1945年5月14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等著作、讲话和报告中。这个时期刘少奇对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主要表现为针对党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险恶环境的挑战和实际问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时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思考反腐倡廉问题，侧重强调从党员个人加强思想、政治、道德修养和党的组织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预防党内腐化行为的产生。这一时期他的反腐廉政思想表现出了在形成过程中初步的系统性。
第二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党，国家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由于党的执政地位、执政环境和执政任务的变化，党的建设任务更加艰巨而繁重。而新中国初期发生的以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腐败为典型的一系列贪污腐败案件反映了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一时期刘少奇积极参与领导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同时不断思考总结经验教训。伴随实践进程，刘少奇的思考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2年。在此阶段党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反腐廉政的机构和制度建设。刘少奇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4册，特别是第4册(1952年)的一系列批示。例如关于整风整党运动的文稿，《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1951年3月)、《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1951年4月9日)的讲话，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批示等。第二阶段是1953-1956年。在这个阶段党开展了新“三反”运动和新的反贪污运动，开展了增强党的团结的思想教育，进行了反腐廉政的机构和制度建设。刘少奇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7册，特别是第6册(1954年)有关党的四中全会的文稿，有关起草宪法草案的报告以及批语、指示，有关纪检工作的批示；第7册(1955年)有关工矿企业党支部纪检工作经验报告的批示，有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稿、《给张难先委员的信》(1955年4月7日)等。在这个时期，刘少奇针对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后所面临的执政考验，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骄傲自满等精神懈怠的危险，管理城市能力不足的危险，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化的危险，以及国家基本制度处于建构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反腐廉政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要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外的监督、增强党的团结等一些重要观点，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反腐廉政的制度、政策和措施，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反腐廉政思想观点。
第三时期是党的八大以后。1956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广大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这是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全新课题。刘少奇在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继续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方针，取得宝贵成果。党的八大以后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62年5月23日)、《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1962年7月18日)和《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几个问题》(1962年11月12日)等报告、讲话和谈话中。在这个时期，刘少奇的反腐廉政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表现出了卓越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例如，关于健全和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外监督、防止党内形成特权阶层等思想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二、刘少奇思考反腐倡廉问题的主要视角
通观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反腐廉政问题的思考，几乎涉及反腐倡廉建设的各个方面内容，这里主要从消极腐败行为的实质、表现和根源，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消极腐败危险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政策，反腐倡廉的目标是什么，怎样反腐倡廉以及如何检验反腐倡廉的效果等方面，对刘少奇的反腐倡廉思想进行初步概述。
其一，在什么是腐化的问题上，刘少奇认为，腐化在实质上就是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侵害社会和国家的公共利益。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什么是腐化、什么是腐败是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有精准定位。在抗日战争关键时期，他强调“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1]225。意即贪污浪费者侵害了革命的整体利益。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有部分党员、干部滑向腐化的深渊，就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私人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关系。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必须学会正确处理自身的私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的关系，自觉地将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第一位。腐化从本质上是为了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所以，“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为了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妨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妨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这种理由，所以1954年宪法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2]161。之后经过多年的反腐败斗争，党内对什么是腐化变质的界限基本形成清晰的认识。刘少奇总结道：“什么叫贪污腐化，什么叫蜕化变质，要有个界限，大家讨论一下。对于这一类问题，比较容易看清楚。”[3]719
其二，在腐化现象的表现形式问题上，刘少奇认为，腐化现象既表现为生活上的腐化，经济上的腐化，也表现为思想上的蜕化和政治上的官僚化。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比较严重的腐化现象，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表现为生活上、经济上的腐化，也表现为思想上的蜕化和政治上的官僚化。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要求超越正常生活水平的过高的生活待遇，追求没落颓废的生活方式，是腐化现象在生活上的表现。“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跤子。”[2]305经济上的腐化表现最突出、影响最大，最为人民群众所痛恨，具体表现为贪污、行贿受贿、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形式。思想上蜕化主要表现为骄傲自满、缺乏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只听奉承赞扬、不愿接受批评监督。刘少奇对政治上的腐化现象有过诸多深刻的剖析，其中他论述比较集中、论述次数较多的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命令主义、独断专行，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等内容。他认为，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2]248同时他指出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民主生活的发展、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其三，在腐化堕落现象产生的根源问题上，刘少奇认为，从根本上说腐化堕落和官僚化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集中论述了腐化堕落现象产生的根源问题。刘少奇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究其原因，“这是由历代革命者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由过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历代的革命者，在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就失去他们的革命性，反转头来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1]102。这就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历代革命者成功后腐化堕落的阶级根源和本质规律。对于政治上的腐化现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也认为“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4]9。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仍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腐化现象产生的根源。“我们党内有很多问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争名夺利是无产阶级思想？评级的时候升了两级，还躺倒了不起来，是无产阶级思想？”[2]296通过列举这些现象，刘少奇明确表达：腐化堕落和官僚化在本源上是与无产阶级思想相违背的，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
其四，在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考验和风险问题上，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面临着权力的考验、复杂环境的考验和剥削阶级意识侵蚀的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在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考验和风险问题上，刘少奇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精到的理解。他认为，胜利后，一定会有一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考验和风险。其中考验主要表现在面临着权力的考验、复杂环境的考验和剥削阶级意识的考验三个方面。
一是权力的考验。党在全国执政后，党的许多干部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正如法国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154特权是权力滥用的一种表现。在刘少奇看来，由于我们干革命有了功劳，人民原谅我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容易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因此，刘少奇提醒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要为党、为人民掌好权，谨慎用权，经受住权力的考验。他始终认为，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决不容许乱用。
二是复杂环境的考验。这是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繁重性与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复杂性的考验。早在1948年，刘少奇就看到问题更复杂、事情更艰难。在党的八大上，他又提出：“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2]268同时还有党自身队伍变化的考验。1951年，他分析了部分人加入共产党的动机和现状，指出：“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2]68
三是剥削阶级意识侵蚀的考验。很多人担心共产党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刘少奇认为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担心还是得到验证。一些干部认为自己打下了天下就该“坐天下、享受天下”，经常把“老子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挂在嘴边。这是典型的剥削阶级意识侵蚀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些考验面前，有些党员、干部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出现居功自傲，盲目自大，思想蜕化；缺乏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群众观念淡化，对群众感情淡漠，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发号施令，态度生硬；生活上经济上享受特权、腐化堕落；等等。这一切使得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其五，在对待腐败现象的态度问题上，刘少奇认为，腐化堕落和官僚化现象是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点格格不入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同腐败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反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斗争。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腐化堕落现象？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决定了党和国家机关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如果对腐化堕落现象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同时，官僚主义是腐化在政治上的表现。而“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2]248，加上剥削阶级思想对党员、干部思想侵蚀的长期性使得反腐化和反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斗争。
其六，中国共产党为了在党内、政府和社会上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达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目标，就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方法和手段，包括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制度建设、发展民主、加强监督和依纪依法惩处等形式，也就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腐化现象和行为。其中，发展民主，监督和制约权力是反腐倡廉的核心。目前来看，采取有效方法和手段治理腐败，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工作。刘少奇早就对此论述颇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标本兼治理论。刘少奇一生都把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方法。他强调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1]116而现实情况是党的理论工作是很薄弱的一环。因此，必须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刘少奇指出：“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必须加强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2]268-269通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可以从思想上清除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增强党员抵制腐朽思想影响的能力，永葆党员的思想纯洁。
刘少奇一贯重视在全党深入地进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教育。党内之所以出现消极腐败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党员、干部忘记党的宗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因此，在全党开展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观教育，能够帮助党员、干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清除腐败思想。刘少奇指出：“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2]275刘少奇还指出党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公仆”要为“主人”服务。刘少奇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刘少奇认为，预防消极腐化行为的发生还要进行党的纪律教育。贪污腐化是与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背道而驰的，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认为在党内生活中之所以出现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就在于党所制订的章程、制度在一些党组织中没有被执行。因此，必须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纪教育。他说：“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所有党员，包括党员负责干部，都必须无例外地遵守党的纪律。”[2]413-414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思考反腐倡廉有效性问题时，刘少奇提出了制度建设的设想。“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的头上，脱离人民。”[3]644后代也可以遵循这些制度和办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刘少奇甚至从批判地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提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3]647。刘少奇通过制度建设防止腐败的思考突出表现在：要实行党政分开，各司其职。反腐倡廉的成败，最终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在分批听取中共各省、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刘少奇对关于党委领导和党政分工问题做了相当详尽的阐述。他反对一揽子的领导方式，主张建立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业务机构，提高这些机构的水平，最终让这些机构负担他们所应负担的任务。这样“省委就可以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的工作，即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今后，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原则上将是如此”[3]626。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又明确指出，党起领导作用并不是说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这些思想说明刘少奇力图通过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要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取消特权制度。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刘少奇担心国家领导人员成为特殊阶层，提醒全党“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3]644。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提出了要批判特权、取消特权的思想。他从工资差距、汽车通行、吃肉、吃油、买花生米等方面具体分析了领导人员不知不觉享受的特权。特权会使各级领导人员脱离群众，造成各种负面影响，人民群众对特权自然会不高兴。因此他认为领导人员的特权应该取消。他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从我们起，从中央的人员起，到各级领导干部，配售的东西基本上应该跟人民一样，不要特殊。”[3]645-646他要求所有共产党员，不论有无职务、职务高低，没有任何特权，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
刘少奇强调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发展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民主是刘少奇重要的政治理念。他特别重视在党员和群众中进行民主教育，提倡民主精神，从而加强对党、政府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提出：“我们要下一个决心，使党员懂得运用民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真正地推行民主及‘三三制’，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1]227他认为，不仅要使党员懂得民主，而且要使群众懂得民主，通过民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刘少奇深刻指出，降级、撤职等只是治标，而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是民主精神，对广大群众进行民主教育，才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同时他看到在各种制度中实行民主的重要性。“一切工作制度、组织制度都要实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能够展开。”[3]318解放战争时期，他还主张“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套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保证群众有很多机会、用各种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1]387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把进一步扩大民主以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刘少奇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2]248反对官僚主义，必须积极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防治腐败，监督是关键。刘少奇对此也取得了重要思考成果。他认为要加强对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为了防止领导干部滥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刘少奇特别强调要限制个人权力。他主张对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以规范他们的行为。组织部门要了解干部“是否脱离群众，是否有特权；并且要规定一些制度，限制他们的权力”[3]654。在实践探索中他提出要完善监督机制。严格的监督对防止滥用权力、开展反腐倡廉建设至关重要。“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2]174那么，如何有效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刘少奇认为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党自身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他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其次，国家的监督。这主要包括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以及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刘少奇建议认真研究一下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我们的领导人员。再次，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他指出党“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2]247。第四，人民群众监督。刘少奇要求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以防止党员、干部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最后，新闻舆论的监督。他高度重视舆论监督，提出认真研究报纸如何有效开展监督的任务。这些监督形式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重大创新，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行之有效的措施。
刘少奇认为，要对消极腐化行为依纪依法严肃惩处。对于已经堕落变质的腐化分子，刘少奇态度明确，主张把他们清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他指出：“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2]272到底怎样清除腐化分子？刘少奇主张搞几个“大头头”，开除一批，以保证党的纯洁。他强调对腐化分子的处理不能拖拖拉拉，要及时、果断。只有这样，才能强化打击力度，促进反腐倡廉的深入开展。
其七，在检验反腐倡廉政策及其实施效果问题上，刘少奇认为，是否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以及社会、国家的公共利益是检验党和政府反腐倡廉政策及其成效的基本标准或尺度。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如何科学评判反腐倡廉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刘少奇认为应该把人民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检验政策及其效果的基本尺度。“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2]159自然地，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成为检验党和政府反腐倡廉政策及其成效的基本标准。
上述七个方面体现了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问题思考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
三、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问题思考成果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考是刘少奇党建思想和政权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思想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当前正在党内、政府和社会上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启迪价值。
(一)在思考方式的特点方面，刘少奇对于反腐倡廉问题有一个思考方式的变化或转换
全面考察和分析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的思考可以看出，他在腐化的定义、腐化的表现形式、腐化产生的根源、对待腐化的态度、严惩腐化分子等方面的认识，思路是清晰的、认知是一贯的。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刘少奇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势分析、理念和措施等方面有一个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腐化和官僚化形势。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科学地预见到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但这只是一种预警。党的八大上他注意到党在全国执政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已经存在，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的现实问题。因此，对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消极腐化现象的客观情况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估计，这是正确地制定反腐倡廉政策的前提。
二是有针对性地参与反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中贪污腐化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这要求及时制定反腐政策并得到有效执行。针对执政初期部分党员居功自傲和部分地区、部门忽视廉政建设的状况，刘少奇认为应该加强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针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各种腐化现象，刘少奇支持并参与领导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针对腐化产生的根源，刘少奇主张制定惩治腐化的法律规定、干部管理和待遇制度、人民监督制度；针对反腐机构组织不健全，刘少奇支持成立党的纪检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三是关于反腐倡廉的方法措施问题，他在强调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方式的同时，向注重运用民主、制度、监督、惩治等手段转化。这个转化过程有明晰的线索，主要以在党的八大上做的政治报告为界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途径主要是加强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以新中国初期的整党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新“三反”、新的反贪污运动为标志。而在党的八大以后刘少奇主张将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在继续坚持思想教育和运动反腐的同时，突出强调制度建设和加强监督对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
(二)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思考成果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价值
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对于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腐倡廉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如何确立反腐倡廉工作在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刘少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应当围绕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6]686。在具体指导“三反”、“五反”运动时，刘少奇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既要积极领导，又要注意政策，注意不扩大打击面，不影响经济的发展”[6]713。他的这些思考和实践为我们把握反腐倡廉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目前党和政府的反腐倡廉工作正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断展开和推进，取得了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成效。
二是科学认识和准确判断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形势是有效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从刘少奇对反腐廉政问题的思考可以看出，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总是在准确判断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的前提下，向中央或全党提出反腐倡廉工作的任务、存在的问题、针对性的对策、实施的原则等建议或措施。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同样需要正确分析工作形势，既要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明显成效，也要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从而有效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三是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反腐倡廉的核心是惩治和预防腐败。对此，刘少奇的思考比较深入、周密。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一直主张通过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在坚持上述思想的同时提出要更多地通过改革领导体制、反对特权、加强权力制约、完善监督体制和清除腐化分子等措施来防治腐败。应该说，刘少奇的思考包涵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合理内核”，对于党和政府在目前阶段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仍然具有长远的启迪意义。
总之，刘少奇对反腐倡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思考，作出了一系列论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观点的发挥，如通过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清除党内的腐化分子保持党的组织纯洁等；有的是针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新观点，如采取各种形式对党和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加强制度建设等。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开展反腐败工作，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介绍：李斌雄，武汉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从事中共党史、执政党建设研究，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吴国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李斌雄吴国斌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02期
中图分类号：D 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2)12-0005-08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丰富的反腐廉政思想。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对反腐廉政问题思考的深刻性和系统性显得尤其突出。这些思考成果主要表现在什么是腐化、腐化的表现形式、腐化产生的根源、对待腐化和反腐的态度、反腐倡廉的目标和手段、反腐廉政的效果检验等方面。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针对目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各种考验和风险，深入挖掘和研究刘少奇反腐倡廉思想，对于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刘少奇思考反腐倡廉问题的历史过程
纵观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实践，刘少奇在这个过程中思考反腐倡廉问题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时期。
第一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早年参加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刘少奇就已经开始在工人运动中探索反腐倡廉工作。他在1923年8月20日撰写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倡导和主持了著名的“八月整顿”。之后，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他的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蚀的思考也逐步展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尽管面临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战争任务，刘少奇仍积极思考党的建设尤其是反腐倡廉问题。这一时期他笔耕不辍，发表一系列著作，同时因指导工作的需要而发表许多讲话，并做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系列报告。在这个阶段，他关于反腐倡廉的思考主要体现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7月8日)、《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1941年11月3日)、《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1941年11月)、《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1942年7月20日)、《论党》(1945年5月14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等著作、讲话和报告中。这个时期刘少奇对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主要表现为针对党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险恶环境的挑战和实际问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时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思考反腐倡廉问题，侧重强调从党员个人加强思想、政治、道德修养和党的组织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预防党内腐化行为的产生。这一时期他的反腐廉政思想表现出了在形成过程中初步的系统性。
第二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党，国家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由于党的执政地位、执政环境和执政任务的变化，党的建设任务更加艰巨而繁重。而新中国初期发生的以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腐败为典型的一系列贪污腐败案件反映了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一时期刘少奇积极参与领导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同时不断思考总结经验教训。伴随实践进程，刘少奇的思考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2年。在此阶段党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反腐廉政的机构和制度建设。刘少奇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4册，特别是第4册(1952年)的一系列批示。例如关于整风整党运动的文稿，《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1951年3月)、《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1951年4月9日)的讲话，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批示等。第二阶段是1953-1956年。在这个阶段党开展了新“三反”运动和新的反贪污运动，开展了增强党的团结的思想教育，进行了反腐廉政的机构和制度建设。刘少奇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5～7册，特别是第6册(1954年)有关党的四中全会的文稿，有关起草宪法草案的报告以及批语、指示，有关纪检工作的批示；第7册(1955年)有关工矿企业党支部纪检工作经验报告的批示，有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文稿、《给张难先委员的信》(1955年4月7日)等。在这个时期，刘少奇针对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后所面临的执政考验，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骄傲自满等精神懈怠的危险，管理城市能力不足的危险，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化的危险，以及国家基本制度处于建构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反腐廉政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要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外的监督、增强党的团结等一些重要观点，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反腐廉政的制度、政策和措施，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反腐廉政思想观点。
第三时期是党的八大以后。1956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广大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这是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全新课题。刘少奇在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继续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方针，取得宝贵成果。党的八大以后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62年5月23日)、《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1962年7月18日)和《关于执政党建设的几个问题》(1962年11月12日)等报告、讲话和谈话中。在这个时期，刘少奇的反腐廉政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表现出了卓越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例如，关于健全和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外监督、防止党内形成特权阶层等思想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二、刘少奇思考反腐倡廉问题的主要视角
通观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反腐廉政问题的思考，几乎涉及反腐倡廉建设的各个方面内容，这里主要从消极腐败行为的实质、表现和根源，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消极腐败危险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政策，反腐倡廉的目标是什么，怎样反腐倡廉以及如何检验反腐倡廉的效果等方面，对刘少奇的反腐倡廉思想进行初步概述。
其一，在什么是腐化的问题上，刘少奇认为，腐化在实质上就是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侵害社会和国家的公共利益。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什么是腐化、什么是腐败是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有精准定位。在抗日战争关键时期，他强调“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1]225。意即贪污浪费者侵害了革命的整体利益。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有部分党员、干部滑向腐化的深渊，就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私人利益与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关系。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必须学会正确处理自身的私人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的关系，自觉地将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第一位。腐化从本质上是为了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所以，“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为了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妨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妨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这种理由，所以1954年宪法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2]161。之后经过多年的反腐败斗争，党内对什么是腐化变质的界限基本形成清晰的认识。刘少奇总结道：“什么叫贪污腐化，什么叫蜕化变质，要有个界限，大家讨论一下。对于这一类问题，比较容易看清楚。”[3]719
其二，在腐化现象的表现形式问题上，刘少奇认为，腐化现象既表现为生活上的腐化，经济上的腐化，也表现为思想上的蜕化和政治上的官僚化。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员、干部中出现比较严重的腐化现象，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表现为生活上、经济上的腐化，也表现为思想上的蜕化和政治上的官僚化。贪图享受，腐化堕落，要求超越正常生活水平的过高的生活待遇，追求没落颓废的生活方式，是腐化现象在生活上的表现。“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跤子。”[2]305经济上的腐化表现最突出、影响最大，最为人民群众所痛恨，具体表现为贪污、行贿受贿、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等形式。思想上蜕化主要表现为骄傲自满、缺乏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作用、只听奉承赞扬、不愿接受批评监督。刘少奇对政治上的腐化现象有过诸多深刻的剖析，其中他论述比较集中、论述次数较多的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命令主义、独断专行，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等内容。他认为，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对于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加以压制、对于群众生活漠不关心。”[2]248同时他指出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民主生活的发展、广大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其三，在腐化堕落现象产生的根源问题上，刘少奇认为，从根本上说腐化堕落和官僚化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集中论述了腐化堕落现象产生的根源问题。刘少奇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究其原因，“这是由历代革命者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由过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历代的革命者，在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就失去他们的革命性，反转头来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1]102。这就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历代革命者成功后腐化堕落的阶级根源和本质规律。对于政治上的腐化现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也认为“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4]9。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仍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腐化现象产生的根源。“我们党内有很多问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争名夺利是无产阶级思想？评级的时候升了两级，还躺倒了不起来，是无产阶级思想？”[2]296通过列举这些现象，刘少奇明确表达：腐化堕落和官僚化在本源上是与无产阶级思想相违背的，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
其四，在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考验和风险问题上，刘少奇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面临着权力的考验、复杂环境的考验和剥削阶级意识侵蚀的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在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考验和风险问题上，刘少奇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精到的理解。他认为，胜利后，一定会有一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考验和风险。其中考验主要表现在面临着权力的考验、复杂环境的考验和剥削阶级意识的考验三个方面。
一是权力的考验。党在全国执政后，党的许多干部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正如法国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5]154特权是权力滥用的一种表现。在刘少奇看来，由于我们干革命有了功劳，人民原谅我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容易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因此，刘少奇提醒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要为党、为人民掌好权，谨慎用权，经受住权力的考验。他始终认为，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决不容许乱用。
二是复杂环境的考验。这是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繁重性与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复杂性的考验。早在1948年，刘少奇就看到问题更复杂、事情更艰难。在党的八大上，他又提出：“我们现在面对着新的条件和新的任务，我们必须解决许多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和不熟悉的问题。”[2]268同时还有党自身队伍变化的考验。1951年，他分析了部分人加入共产党的动机和现状，指出：“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2]68
三是剥削阶级意识侵蚀的考验。很多人担心共产党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刘少奇认为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担心还是得到验证。一些干部认为自己打下了天下就该“坐天下、享受天下”，经常把“老子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挂在嘴边。这是典型的剥削阶级意识侵蚀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些考验面前，有些党员、干部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出现居功自傲，盲目自大，思想蜕化；缺乏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群众观念淡化，对群众感情淡漠，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发号施令，态度生硬；生活上经济上享受特权、腐化堕落；等等。这一切使得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其五，在对待腐败现象的态度问题上，刘少奇认为，腐化堕落和官僚化现象是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点格格不入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同腐败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反腐化和反对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斗争。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对待腐化堕落现象？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决定了党和国家机关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同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如果对腐化堕落现象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同时，官僚主义是腐化在政治上的表现。而“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2]248，加上剥削阶级思想对党员、干部思想侵蚀的长期性使得反腐化和反官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斗争。
其六，中国共产党为了在党内、政府和社会上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达到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目标，就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方法和手段，包括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制度建设、发展民主、加强监督和依纪依法惩处等形式，也就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腐化现象和行为。其中，发展民主，监督和制约权力是反腐倡廉的核心。目前来看，采取有效方法和手段治理腐败，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工作。刘少奇早就对此论述颇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标本兼治理论。刘少奇一生都把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方法。他强调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1]116而现实情况是党的理论工作是很薄弱的一环。因此，必须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刘少奇指出：“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必须加强在广大的新党员中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2]268-269通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可以从思想上清除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增强党员抵制腐朽思想影响的能力，永葆党员的思想纯洁。
刘少奇一贯重视在全党深入地进行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教育。党内之所以出现消极腐败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党员、干部忘记党的宗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因此，在全党开展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观教育，能够帮助党员、干部更加密切联系群众，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清除腐败思想。刘少奇指出：“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2]275刘少奇还指出党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公仆”要为“主人”服务。刘少奇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刘少奇认为，预防消极腐化行为的发生还要进行党的纪律教育。贪污腐化是与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背道而驰的，是党的纪律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认为在党内生活中之所以出现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就在于党所制订的章程、制度在一些党组织中没有被执行。因此，必须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纪教育。他说：“一切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所有党员，包括党员负责干部，都必须无例外地遵守党的纪律。”[2]413-414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思考反腐倡廉有效性问题时，刘少奇提出了制度建设的设想。“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的头上，脱离人民。”[3]644后代也可以遵循这些制度和办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刘少奇甚至从批判地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提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3]647。刘少奇通过制度建设防止腐败的思考突出表现在：要实行党政分开，各司其职。反腐倡廉的成败，最终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在分批听取中共各省、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刘少奇对关于党委领导和党政分工问题做了相当详尽的阐述。他反对一揽子的领导方式，主张建立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业务机构，提高这些机构的水平，最终让这些机构负担他们所应负担的任务。这样“省委就可以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的工作，即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今后，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原则上将是如此”[3]626。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又明确指出，党起领导作用并不是说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这些思想说明刘少奇力图通过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要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取消特权制度。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刘少奇担心国家领导人员成为特殊阶层，提醒全党“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3]644。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提出了要批判特权、取消特权的思想。他从工资差距、汽车通行、吃肉、吃油、买花生米等方面具体分析了领导人员不知不觉享受的特权。特权会使各级领导人员脱离群众，造成各种负面影响，人民群众对特权自然会不高兴。因此他认为领导人员的特权应该取消。他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从我们起，从中央的人员起，到各级领导干部，配售的东西基本上应该跟人民一样，不要特殊。”[3]645-646他要求所有共产党员，不论有无职务、职务高低，没有任何特权，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
刘少奇强调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发展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民主是刘少奇重要的政治理念。他特别重视在党员和群众中进行民主教育，提倡民主精神，从而加强对党、政府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提出：“我们要下一个决心，使党员懂得运用民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真正地推行民主及‘三三制’，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1]227他认为，不仅要使党员懂得民主，而且要使群众懂得民主，通过民主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刘少奇深刻指出，降级、撤职等只是治标，而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是民主精神，对广大群众进行民主教育，才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同时他看到在各种制度中实行民主的重要性。“一切工作制度、组织制度都要实行民主，保障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能够展开。”[3]318解放战争时期，他还主张“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套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保证群众有很多机会、用各种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1]387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把进一步扩大民主以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刘少奇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2]248反对官僚主义，必须积极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防治腐败，监督是关键。刘少奇对此也取得了重要思考成果。他认为要加强对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为了防止领导干部滥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刘少奇特别强调要限制个人权力。他主张对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以规范他们的行为。组织部门要了解干部“是否脱离群众，是否有特权；并且要规定一些制度，限制他们的权力”[3]654。在实践探索中他提出要完善监督机制。严格的监督对防止滥用权力、开展反腐倡廉建设至关重要。“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2]174那么，如何有效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刘少奇认为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党自身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他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其次，国家的监督。这主要包括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以及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刘少奇建议认真研究一下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监督政府、监督我们的领导人员。再次，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他指出党“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2]247。第四，人民群众监督。刘少奇要求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以防止党员、干部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最后，新闻舆论的监督。他高度重视舆论监督，提出认真研究报纸如何有效开展监督的任务。这些监督形式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重大创新，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行之有效的措施。
刘少奇认为，要对消极腐化行为依纪依法严肃惩处。对于已经堕落变质的腐化分子，刘少奇态度明确，主张把他们清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他指出：“在今后，我们还必须经常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反对腐化堕落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清除出党。”[2]272到底怎样清除腐化分子？刘少奇主张搞几个“大头头”，开除一批，以保证党的纯洁。他强调对腐化分子的处理不能拖拖拉拉，要及时、果断。只有这样，才能强化打击力度，促进反腐倡廉的深入开展。
其七，在检验反腐倡廉政策及其实施效果问题上，刘少奇认为，是否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以及社会、国家的公共利益是检验党和政府反腐倡廉政策及其成效的基本标准或尺度。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如何科学评判反腐倡廉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刘少奇认为应该把人民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检验政策及其效果的基本尺度。“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2]159自然地，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成为检验党和政府反腐倡廉政策及其成效的基本标准。
上述七个方面体现了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问题思考的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
三、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问题思考成果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考是刘少奇党建思想和政权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思想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当前正在党内、政府和社会上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启迪价值。
(一)在思考方式的特点方面，刘少奇对于反腐倡廉问题有一个思考方式的变化或转换
全面考察和分析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的思考可以看出，他在腐化的定义、腐化的表现形式、腐化产生的根源、对待腐化的态度、严惩腐化分子等方面的认识，思路是清晰的、认知是一贯的。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刘少奇对反腐倡廉工作的形势分析、理念和措施等方面有一个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腐化和官僚化形势。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科学地预见到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但这只是一种预警。党的八大上他注意到党在全国执政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已经存在，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的现实问题。因此，对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消极腐化现象的客观情况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估计，这是正确地制定反腐倡廉政策的前提。
二是有针对性地参与反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中贪污腐化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这要求及时制定反腐政策并得到有效执行。针对执政初期部分党员居功自傲和部分地区、部门忽视廉政建设的状况，刘少奇认为应该加强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针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各种腐化现象，刘少奇支持并参与领导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针对腐化产生的根源，刘少奇主张制定惩治腐化的法律规定、干部管理和待遇制度、人民监督制度；针对反腐机构组织不健全，刘少奇支持成立党的纪检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
三是关于反腐倡廉的方法措施问题，他在强调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方式的同时，向注重运用民主、制度、监督、惩治等手段转化。这个转化过程有明晰的线索，主要以在党的八大上做的政治报告为界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途径主要是加强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以新中国初期的整党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新“三反”、新的反贪污运动为标志。而在党的八大以后刘少奇主张将反腐倡廉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在继续坚持思想教育和运动反腐的同时，突出强调制度建设和加强监督对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
(二)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思考成果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价值
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对于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腐倡廉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如何确立反腐倡廉工作在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现实问题。刘少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应当围绕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6]686。在具体指导“三反”、“五反”运动时，刘少奇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既要积极领导，又要注意政策，注意不扩大打击面，不影响经济的发展”[6]713。他的这些思考和实践为我们把握反腐倡廉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目前党和政府的反腐倡廉工作正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断展开和推进，取得了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成效。
二是科学认识和准确判断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形势是有效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从刘少奇对反腐廉政问题的思考可以看出，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总是在准确判断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的前提下，向中央或全党提出反腐倡廉工作的任务、存在的问题、针对性的对策、实施的原则等建议或措施。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同样需要正确分析工作形势，既要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明显成效，也要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从而有效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三是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反腐倡廉的核心是惩治和预防腐败。对此，刘少奇的思考比较深入、周密。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一直主张通过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又在坚持上述思想的同时提出要更多地通过改革领导体制、反对特权、加强权力制约、完善监督体制和清除腐化分子等措施来防治腐败。应该说，刘少奇的思考包涵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合理内核”，对于党和政府在目前阶段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仍然具有长远的启迪意义。
总之，刘少奇对反腐倡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思考，作出了一系列论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观点的发挥，如通过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保持党的思想纯洁，清除党内的腐化分子保持党的组织纯洁等；有的是针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新观点，如采取各种形式对党和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加强制度建设等。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开展反腐败工作，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介绍：李斌雄，武汉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从事中共党史、执政党建设研究，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吴国斌，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