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抗战老兵
抗战胜利纪念日迎来95
岁生日
尤广才：“从未后悔弃笔从戎”
尤广才，1919年9月生，山东台儿庄人，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50师特务连长，曾两次深入缅甸作战。
对尤广才老人来说，9月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他不仅迎来了自己的95岁生日，也要度过首个国家法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作为至今健在抗战老兵中的明星人物，他难掩喜悦之情，连连向北京晨报记者表示，“定下这个纪念日，好！真好！”
76年前，尤老跪别60多岁的母亲，孤身一人从故乡台儿庄出发，辗转江苏、安徽和河南，报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后走上杀敌报国之路。1941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第54军，升任国民革命军新六军50师特务连长后驻防滇越边境，抵御进犯日军。1944年4月，他所在的50师又被编入中国驻印部队，空运入缅甸作战，是为中国军队二度远征，其间尤老亲历西保战役并在实战演习中负伤，“只要能把侵略者赶出去，牺牲也在所不惜。”他说。
然而因为历史原因，尤老从1959年除夕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起，之后八年经历劳教，直到1980年平反才重新过上普通人的安稳日子，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但自始至终，他从未后悔过弃笔从戎的救国选择。“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挺好的，全社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抗战老兵，我很满足。”他告诉记者，今年7月7日他和赵振英、卢少忱两名老人一起在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受习总书记亲切接见时也感到非常激动。
记者同时了解到，虽患有轻微白内障，尤老至今却仍坚持每天6小时左右的阅读时间，除书籍之外还阅读英文报纸，用尤老的话说，“必须关心时政”，他表示年轻人更应该多了解国事，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无愧那些抗战英雄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再有国难仍愿挺身而出
卢少忱：“年轻人要勿忘国耻”
卢少忱，1922年3月生，北京人，考取西南联大历史系后从军，原国民革命军新一军30师战车营战士，亲历缅北八莫战役。
“我只说一句话：如果国难再次降临，我依然愿意去为保卫这个国家挺身而出。”92岁的卢少忱老人发言时，台下掌声雷动。
“那时候青年学子一腔热血，什么都不想，就是要去打鬼子，不怕死”。他对北京晨报记者说。这名原国民革命军新一军30师战车营战士，也是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壮士”之一，曾亲历密支那战役。
抗战爆发时卢老年仅15岁，“北平沦陷，一觉起来我就成了亡国奴，日本兵每天在街上耀武扬威，我一点也不愿意待在北平念书，就想当兵，但直到报考西南联大后才辗转去了军营。”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卢老经“驼峰航线”抵达印度，起初被分配在野战医院负责美国医官和伤员之间的翻译，密支那战役打响后就申请上了前线。“奇袭机场是中美混合突击队去打日本人，从机场往市中心走，一路上都是原始森林，别说打仗，疟疾、蚂蟥都是大问题，晚上没地方睡觉，人全泡在水坑里，但更要小心敌人”。
他告诉记者，在中美联合作战的部队里，每个营都有美军联络官，卢老介绍，彼时他就在新30师90团2营专门配合美国联络官工作，营部紧邻战场，几十米外便是枪林弹雨，前后80天的时间里，“敌人死守，我们硬攻”，随着包围圈逐渐缩小，战事日益激烈，最终以中美突击队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赢得胜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的年轻人要勿忘国耻，要爱国。”70年后，
一边红着眼眶，卢老说出了对后辈的期望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又名顺德，字骥生。河南确山人。 杨靖宇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河南刘店秋收起义，任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中共豫南特委书记等职。
1929年至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担任东北反日救国会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磐石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第一路军总指挥、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等职。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被誉为“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深江（今靖宇县）与日本侵略军战斗中英勇牺牲。尸体被敌人解剖，发现胃里除尚未消化的草根、树皮、棉絮外，竟没有一粒粮食，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人，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早年入伍北洋陆军。辛亥年为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了滦州起义。以后历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职，曾参加护国战争、反对张勋复辟及各次军阀混战。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通电全国，多次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
将所部改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1月，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皇宫。1926年出访苏联，是年9月回国，率部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出兵陕豫。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29至1930年，举兵反对蒋介石，先后发动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隐居山西汾阳。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冯主张“团结全国民众之力量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1932年10月9日，冯自泰山抵达张家口进行抗日活动。同月，驻察第二十九军东开长城一线，冯派人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支持。对此，蒋介石屡电冯晋京，并派人到张家口劝冯放弃抗日活动，南下赴宁，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均被冯拒绝。1933年四五月间，日军相继侵占多伦，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被推为总司令。6月中下旬冯部署军事，派大军北上收复察东失地，先后克复康保、宝昌、沽源。康、宝、沽三县相继克复后，蒋介石密电汪精卫，部署围剿抗日同盟军，令冯即刻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冯予以严拒。7月11日，冯向多伦前线将士发出最后决战以死报国电。12日，吉鸿昌部攻克多伦，冯发电嘉勉和犒赏官兵大洋5万元。7月27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8月中旬，准备进攻张家口之国民党军已达8个师12万人，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关东军也乘机向冯提出“严重抗议”。在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夹击下，冯坚持抗日强硬态度，加强战备，同时坚守枪口不对内的宣言。7月28日，蒋汪向冯发出最后通谍，同时又增调5个师兵力围剿抗日同盟军。至此，入察之国民党军队已达16个师15万人。为瓦解同盟军，蒋介石、何应钦又先后收买了抗日同盟军的邓文、檀自新、张人杰等将领，引起抗日同盟军内部混乱和动摇。在此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冯的态度开始变化。8月5日，冯发出歌电，正式宣布下野。冯下野后，拒绝蒋汪电邀其赴南京“共商大计”，决定仍回泰山。8月14日，在宋哲元等陪同下，冯离察赴鲁。
1936年，冯以蒋介石答应抗日为条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初期，他曾任第三、六战区司令长官，后被蒋介石撤职。1939年以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冯据理力争，营救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多人。抗战胜利后，他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与卖国政策。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次年11月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国援蒋内战。1948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绕道苏联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轮船行至黑海时突然失火，不幸遇难。终年66岁。
老兵简介：何东印，河北省鸡泽县人，1928年3月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河北转战江南，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也经历了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在复员后扎根铜鼓，投身公路建设，为铜鼓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8年，从铜鼓县公路段离休。
天灾人祸 13岁懵懂少年投身革命
1941年正是冀南地区斗争最艰苦的时期，自然灾害造成粮食颗粒无收，当时也正是日寇大扫荡时期。日军炸毁了河堤，并在水面散布霍乱病菌，导致根据地疫病流行。战争、灾荒和疫病使穷苦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着。
何东印全家生活在与河北省鸡泽县城隔河约1公里处的王三塔村，家中还有父母、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穷苦人家没有存粮，遇上荒年根本吃不上饭，只得以草根树皮之类果腹。盘踞在鸡泽县城的日军时常出动对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看见日本鬼子过河，我们就要逃跑，日本人来了要抓鸡、抓猪、抓牛，还要抓壮丁，抓年轻女的，抓到了就用绳子捆成一串串地带走。被抓到的差不多都没有回来了。”13岁的何东印与家人饿着肚子东躲西藏，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日本人残忍，他们不是人……”讲到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何东印浑身颤抖得有些说不出话来。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日军残害百姓的手段极为毒辣，杀人方式除集体枪杀外，还采用活埋、火烧、刀砍……
“反正在家里也饿、没有活路，我就跟着游击队跑出去了。”1941年11月，鸡泽县游击大队刚好驻扎在这个村，村里的许多年轻人都跟着游击队走了。由于年龄幼小，加上营养不良，何东印身材瘦弱得连枪都扛不动。游击队就将他送回了家。“在家里没过两个月，我又去了，队里就留了我。”这个懵懂的少年，从此走上了危险重重的遥远征途。
军民情深 老乡机智掩护化险为夷
由于日伪网罗收买汉奸、叛徒、地主豪绅充当走狗，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的“扫荡”数量越来越频繁，四处抢夺粮食、棉花和其他战备物资，游击队的抗战也非常艰难，每个人只发一杆枪、三颗子弹、一个手榴弹，吃穿更是谈不上。何东印说，游击队经常更换驻地，一晚上行军几十里是常有的事。
何东印还是个孩子，非常想念家人。有一回游击队驻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叫上同村的几个游击队员一同回去看望家人。村里一个汉奸地主发现后，立刻向日军通风报信。放哨的队员及时发现日伪军出动，大家顺利逃走了。日伪军没有捉拿到何东印，就向他的家里要人，将其父母一顿暴打。其父被打至重伤，在床上躺了半年便死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何东印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我发誓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大家都过上安宁的日子。”何东印因为悲痛、激愤，声音有些哽咽。
日伪、汉奸对游击队阴狠毒辣，老乡们却都把游击队当成自家人。每到一地，房东总是主动腾房子，糊窗户，借碗、筷等用具给游击队。严冬季节，行军到深夜来不及搭铺，就摘下屋门，睡在门板上或地上，携带的薄被子垫一半盖一半。老乡们看了心疼得很，把自己的被子腾出来盖到战士身上。老乡们生活在“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里，还经常把视如命根的红薯、花生给游击队吃。有次执行任务后来不及转移，恰遇敌人盘问。“敌人非常狡猾，要看男的手上有没有干活的老茧，看是不是农民。手上没有茧的，不是村里的，就都拉出去枪毙。”一名老乡冒着生命危险说何东印是自己儿子，最终帮助他化险为夷。
遭遇绝战 含泪突围要杀更多鬼子
“我们白天躲藏起来休息，天黑了就去打敌人，打完又趁黑跑。”何东印随着游击大队转战了永年、曲周、南和、沙河、肥乡等周围县，夜晚骚扰日伪据点，消耗敌人的弹药物资。为了对抗敌人的清乡扫荡，何东印和战友利用地道多次灵活巧妙地同敌人进行周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5年春，根据地军民开展对日伪军的春季攻势，攻打大名城，何东印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我们先是派侦查员乔装打扮，进了城，摸清楚了情况。又去策反城里的伪军。打仗前，我们躲在战壕里大声喊话，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优待俘虏……战斗开始后，那些中国人就没有和我们打。”何东印说，他们用一种带轮子的长梯去攻城，一推轮子，梯子就能架上城楼，一次可以送上四个战士。战士上去后再扔绳子吊上一批。“子弹贴着我的脸飞过去，差点就被打死了！”何东印爬上城墙与敌人肉搏战斗时被推落，右胳膊骨折。“我们抓了一百多名日本兵，全部捆着跪着，还让中队长举着白旗。另外有两百多伪军，全部做了俘虏。缴获了好多粮食弹药，大家都好高兴！”这是他在游击队时经历的最大的一场胜利，有20多名战士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邯郸是华北的南大门，何东印曾在抗战胜利前夕按照战略部署参加攻打邯郸的战役，这是一曲异常惨烈的悲歌。“我们攻进了城，被敌人反攻，我们又再次攻入。敌人调集更多人围城并再次发动进攻，我们仍旧死守阵地。直至完成任务后才开始突围。”鸡泽游击大队共有三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人数不等。“我们排三十多人，有一挺机关枪，大部分冲出来
了。没有机关枪的很难冲出来的，有些被打死在里面，有的打完子弹也不当俘虏，自己跳井死了……”说着何东印已经泣不成声。他擦着红红的眼睛说，“那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救助战友。我们含泪突围，要减少牺牲，杀更多鬼子！”
北上南下 转业后投身公路建设
游击大队损失惨重，被打散了。何东印等人被编入了华北军区炮兵营，后来又被并入第二野战军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他此后继续参加抗战，抗战结束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还随抗美援朝部队开到了鸭绿江边。“我的右耳朵一直听不见，就是打炮的时候震聋了。”“打多了我也不知道怕了，就想着打日本人，给战友亲人报仇，要赶紧结束战争。”何东印说。
何东印在战争中成长，曾经在解放战争的一次战役中，勇敢地穿过火线摸向敌方阵地，干掉了一名机关枪手，受到部队的表彰。淮海战役时他所在炮兵营打掉了敌人二十多辆装甲车，荣立特等功，得了饭碗大的一枚奖章。从河北打到了江南，何东印参加过的战役，大大小小有一两百次，受到表彰也有二十多次。
解放后何东印以正连级干部在江西转业，按照组织安排参加经济社会建设，辗转分宜、奉新、铜鼓任职。他组织带领民工，在肩挑手扛的艰难条件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山开路，修建了第一条进入铜鼓县城的交通要道，打通了前往邻县修水的道路，修建了联系铜鼓东西两个片区的要道铜棋公路，打破了铜鼓与世隔绝的交通现象，为铜鼓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为铜鼓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8年，何东印在铜鼓县公路段以书记兼段长的身份离休，与儿孙一直在铜鼓生活。
在工作调动过程中，许多珍贵的奖状、证书、奖章都已经遗失。这段年少时抗战的回忆，铭刻着他的光荣，也带给他身体的伤病，更有痛失亲人的悲愤。何东印独自一人时，想到曾经目睹的百姓惨死和战友牺牲，仍觉是一场令人心悸的噩梦，让他不觉流出眼泪无法安睡。他将剩余的一些相关的物件压在箱底，很少向家人及外人提起这段经历。随着迈入高龄，那段峥嵘岁月的痛苦回忆也在慢慢淡忘。与何东印一同来自河北、有相似经历的抗日战士，还有铜鼓县农机局离休干部王洪忠，铜鼓县气象局离休干部邵江南。
因在四川趟冰水过河留下的后遗症，何东印腿脚一直不好。不过何东印仍然常爱在街上慢慢走走看看，逗弄逗弄小重孙女，看看老伙伴们打门球。多少生命和热血才换来了这份平安宁静？他特别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
寻找抗战老兵
抗战胜利纪念日迎来95
岁生日
尤广才：“从未后悔弃笔从戎”
尤广才，1919年9月生，山东台儿庄人，原国民革命军新六军50师特务连长，曾两次深入缅甸作战。
对尤广才老人来说，9月3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他不仅迎来了自己的95岁生日，也要度过首个国家法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作为至今健在抗战老兵中的明星人物，他难掩喜悦之情，连连向北京晨报记者表示，“定下这个纪念日，好！真好！”
76年前，尤老跪别60多岁的母亲，孤身一人从故乡台儿庄出发，辗转江苏、安徽和河南，报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后走上杀敌报国之路。1941年他被分配到云南第54军，升任国民革命军新六军50师特务连长后驻防滇越边境，抵御进犯日军。1944年4月，他所在的50师又被编入中国驻印部队，空运入缅甸作战，是为中国军队二度远征，其间尤老亲历西保战役并在实战演习中负伤，“只要能把侵略者赶出去，牺牲也在所不惜。”他说。
然而因为历史原因，尤老从1959年除夕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起，之后八年经历劳教，直到1980年平反才重新过上普通人的安稳日子，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但自始至终，他从未后悔过弃笔从戎的救国选择。“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挺好的，全社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抗战老兵，我很满足。”他告诉记者，今年7月7日他和赵振英、卢少忱两名老人一起在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受习总书记亲切接见时也感到非常激动。
记者同时了解到，虽患有轻微白内障，尤老至今却仍坚持每天6小时左右的阅读时间，除书籍之外还阅读英文报纸，用尤老的话说，“必须关心时政”，他表示年轻人更应该多了解国事，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无愧那些抗战英雄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再有国难仍愿挺身而出
卢少忱：“年轻人要勿忘国耻”
卢少忱，1922年3月生，北京人，考取西南联大历史系后从军，原国民革命军新一军30师战车营战士，亲历缅北八莫战役。
“我只说一句话：如果国难再次降临，我依然愿意去为保卫这个国家挺身而出。”92岁的卢少忱老人发言时，台下掌声雷动。
“那时候青年学子一腔热血，什么都不想，就是要去打鬼子，不怕死”。他对北京晨报记者说。这名原国民革命军新一军30师战车营战士，也是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壮士”之一，曾亲历密支那战役。
抗战爆发时卢老年仅15岁，“北平沦陷，一觉起来我就成了亡国奴，日本兵每天在街上耀武扬威，我一点也不愿意待在北平念书，就想当兵，但直到报考西南联大后才辗转去了军营。”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卢老经“驼峰航线”抵达印度，起初被分配在野战医院负责美国医官和伤员之间的翻译，密支那战役打响后就申请上了前线。“奇袭机场是中美混合突击队去打日本人，从机场往市中心走，一路上都是原始森林，别说打仗，疟疾、蚂蟥都是大问题，晚上没地方睡觉，人全泡在水坑里，但更要小心敌人”。
他告诉记者，在中美联合作战的部队里，每个营都有美军联络官，卢老介绍，彼时他就在新30师90团2营专门配合美国联络官工作，营部紧邻战场，几十米外便是枪林弹雨，前后80天的时间里，“敌人死守，我们硬攻”，随着包围圈逐渐缩小，战事日益激烈，最终以中美突击队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赢得胜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的年轻人要勿忘国耻，要爱国。”70年后，
一边红着眼眶，卢老说出了对后辈的期望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又名顺德，字骥生。河南确山人。 杨靖宇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河南刘店秋收起义，任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中共豫南特委书记等职。
1929年至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担任东北反日救国会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磐石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第一路军总指挥、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等职。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被誉为“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深江（今靖宇县）与日本侵略军战斗中英勇牺牲。尸体被敌人解剖，发现胃里除尚未消化的草根、树皮、棉絮外，竟没有一粒粮食，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冯玉祥(1882~1948)，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人，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早年入伍北洋陆军。辛亥年为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了滦州起义。以后历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职，曾参加护国战争、反对张勋复辟及各次军阀混战。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通电全国，多次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
将所部改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1月，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皇宫。1926年出访苏联，是年9月回国，率部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出兵陕豫。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29至1930年，举兵反对蒋介石，先后发动蒋冯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隐居山西汾阳。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冯主张“团结全国民众之力量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1932年10月9日，冯自泰山抵达张家口进行抗日活动。同月，驻察第二十九军东开长城一线，冯派人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支持。对此，蒋介石屡电冯晋京，并派人到张家口劝冯放弃抗日活动，南下赴宁，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均被冯拒绝。1933年四五月间，日军相继侵占多伦，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被推为总司令。6月中下旬冯部署军事，派大军北上收复察东失地，先后克复康保、宝昌、沽源。康、宝、沽三县相继克复后，蒋介石密电汪精卫，部署围剿抗日同盟军，令冯即刻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冯予以严拒。7月11日，冯向多伦前线将士发出最后决战以死报国电。12日，吉鸿昌部攻克多伦，冯发电嘉勉和犒赏官兵大洋5万元。7月27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8月中旬，准备进攻张家口之国民党军已达8个师12万人，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关东军也乘机向冯提出“严重抗议”。在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夹击下，冯坚持抗日强硬态度，加强战备，同时坚守枪口不对内的宣言。7月28日，蒋汪向冯发出最后通谍，同时又增调5个师兵力围剿抗日同盟军。至此，入察之国民党军队已达16个师15万人。为瓦解同盟军，蒋介石、何应钦又先后收买了抗日同盟军的邓文、檀自新、张人杰等将领，引起抗日同盟军内部混乱和动摇。在此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冯的态度开始变化。8月5日，冯发出歌电，正式宣布下野。冯下野后，拒绝蒋汪电邀其赴南京“共商大计”，决定仍回泰山。8月14日，在宋哲元等陪同下，冯离察赴鲁。
1936年，冯以蒋介石答应抗日为条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初期，他曾任第三、六战区司令长官，后被蒋介石撤职。1939年以后，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冯据理力争，营救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多人。抗战胜利后，他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与卖国政策。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次年11月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国援蒋内战。1948年1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绕道苏联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轮船行至黑海时突然失火，不幸遇难。终年66岁。
老兵简介：何东印，河北省鸡泽县人，1928年3月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河北转战江南，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也经历了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在复员后扎根铜鼓，投身公路建设，为铜鼓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8年，从铜鼓县公路段离休。
天灾人祸 13岁懵懂少年投身革命
1941年正是冀南地区斗争最艰苦的时期，自然灾害造成粮食颗粒无收，当时也正是日寇大扫荡时期。日军炸毁了河堤，并在水面散布霍乱病菌，导致根据地疫病流行。战争、灾荒和疫病使穷苦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着。
何东印全家生活在与河北省鸡泽县城隔河约1公里处的王三塔村，家中还有父母、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穷苦人家没有存粮，遇上荒年根本吃不上饭，只得以草根树皮之类果腹。盘踞在鸡泽县城的日军时常出动对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看见日本鬼子过河，我们就要逃跑，日本人来了要抓鸡、抓猪、抓牛，还要抓壮丁，抓年轻女的，抓到了就用绳子捆成一串串地带走。被抓到的差不多都没有回来了。”13岁的何东印与家人饿着肚子东躲西藏，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日本人残忍，他们不是人……”讲到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何东印浑身颤抖得有些说不出话来。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日军残害百姓的手段极为毒辣，杀人方式除集体枪杀外，还采用活埋、火烧、刀砍……
“反正在家里也饿、没有活路，我就跟着游击队跑出去了。”1941年11月，鸡泽县游击大队刚好驻扎在这个村，村里的许多年轻人都跟着游击队走了。由于年龄幼小，加上营养不良，何东印身材瘦弱得连枪都扛不动。游击队就将他送回了家。“在家里没过两个月，我又去了，队里就留了我。”这个懵懂的少年，从此走上了危险重重的遥远征途。
军民情深 老乡机智掩护化险为夷
由于日伪网罗收买汉奸、叛徒、地主豪绅充当走狗，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的“扫荡”数量越来越频繁，四处抢夺粮食、棉花和其他战备物资，游击队的抗战也非常艰难，每个人只发一杆枪、三颗子弹、一个手榴弹，吃穿更是谈不上。何东印说，游击队经常更换驻地，一晚上行军几十里是常有的事。
何东印还是个孩子，非常想念家人。有一回游击队驻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叫上同村的几个游击队员一同回去看望家人。村里一个汉奸地主发现后，立刻向日军通风报信。放哨的队员及时发现日伪军出动，大家顺利逃走了。日伪军没有捉拿到何东印，就向他的家里要人，将其父母一顿暴打。其父被打至重伤，在床上躺了半年便死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何东印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我发誓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大家都过上安宁的日子。”何东印因为悲痛、激愤，声音有些哽咽。
日伪、汉奸对游击队阴狠毒辣，老乡们却都把游击队当成自家人。每到一地，房东总是主动腾房子，糊窗户，借碗、筷等用具给游击队。严冬季节，行军到深夜来不及搭铺，就摘下屋门，睡在门板上或地上，携带的薄被子垫一半盖一半。老乡们看了心疼得很，把自己的被子腾出来盖到战士身上。老乡们生活在“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里，还经常把视如命根的红薯、花生给游击队吃。有次执行任务后来不及转移，恰遇敌人盘问。“敌人非常狡猾，要看男的手上有没有干活的老茧，看是不是农民。手上没有茧的，不是村里的，就都拉出去枪毙。”一名老乡冒着生命危险说何东印是自己儿子，最终帮助他化险为夷。
遭遇绝战 含泪突围要杀更多鬼子
“我们白天躲藏起来休息，天黑了就去打敌人，打完又趁黑跑。”何东印随着游击大队转战了永年、曲周、南和、沙河、肥乡等周围县，夜晚骚扰日伪据点，消耗敌人的弹药物资。为了对抗敌人的清乡扫荡，何东印和战友利用地道多次灵活巧妙地同敌人进行周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5年春，根据地军民开展对日伪军的春季攻势，攻打大名城，何东印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我们先是派侦查员乔装打扮，进了城，摸清楚了情况。又去策反城里的伪军。打仗前，我们躲在战壕里大声喊话，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优待俘虏……战斗开始后，那些中国人就没有和我们打。”何东印说，他们用一种带轮子的长梯去攻城，一推轮子，梯子就能架上城楼，一次可以送上四个战士。战士上去后再扔绳子吊上一批。“子弹贴着我的脸飞过去，差点就被打死了！”何东印爬上城墙与敌人肉搏战斗时被推落，右胳膊骨折。“我们抓了一百多名日本兵，全部捆着跪着，还让中队长举着白旗。另外有两百多伪军，全部做了俘虏。缴获了好多粮食弹药，大家都好高兴！”这是他在游击队时经历的最大的一场胜利，有20多名战士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邯郸是华北的南大门，何东印曾在抗战胜利前夕按照战略部署参加攻打邯郸的战役，这是一曲异常惨烈的悲歌。“我们攻进了城，被敌人反攻，我们又再次攻入。敌人调集更多人围城并再次发动进攻，我们仍旧死守阵地。直至完成任务后才开始突围。”鸡泽游击大队共有三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人数不等。“我们排三十多人，有一挺机关枪，大部分冲出来
了。没有机关枪的很难冲出来的，有些被打死在里面，有的打完子弹也不当俘虏，自己跳井死了……”说着何东印已经泣不成声。他擦着红红的眼睛说，“那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救助战友。我们含泪突围，要减少牺牲，杀更多鬼子！”
北上南下 转业后投身公路建设
游击大队损失惨重，被打散了。何东印等人被编入了华北军区炮兵营，后来又被并入第二野战军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他此后继续参加抗战，抗战结束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还随抗美援朝部队开到了鸭绿江边。“我的右耳朵一直听不见，就是打炮的时候震聋了。”“打多了我也不知道怕了，就想着打日本人，给战友亲人报仇，要赶紧结束战争。”何东印说。
何东印在战争中成长，曾经在解放战争的一次战役中，勇敢地穿过火线摸向敌方阵地，干掉了一名机关枪手，受到部队的表彰。淮海战役时他所在炮兵营打掉了敌人二十多辆装甲车，荣立特等功，得了饭碗大的一枚奖章。从河北打到了江南，何东印参加过的战役，大大小小有一两百次，受到表彰也有二十多次。
解放后何东印以正连级干部在江西转业，按照组织安排参加经济社会建设，辗转分宜、奉新、铜鼓任职。他组织带领民工，在肩挑手扛的艰难条件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山开路，修建了第一条进入铜鼓县城的交通要道，打通了前往邻县修水的道路，修建了联系铜鼓东西两个片区的要道铜棋公路，打破了铜鼓与世隔绝的交通现象，为铜鼓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为铜鼓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8年，何东印在铜鼓县公路段以书记兼段长的身份离休，与儿孙一直在铜鼓生活。
在工作调动过程中，许多珍贵的奖状、证书、奖章都已经遗失。这段年少时抗战的回忆，铭刻着他的光荣，也带给他身体的伤病，更有痛失亲人的悲愤。何东印独自一人时，想到曾经目睹的百姓惨死和战友牺牲，仍觉是一场令人心悸的噩梦，让他不觉流出眼泪无法安睡。他将剩余的一些相关的物件压在箱底，很少向家人及外人提起这段经历。随着迈入高龄，那段峥嵘岁月的痛苦回忆也在慢慢淡忘。与何东印一同来自河北、有相似经历的抗日战士，还有铜鼓县农机局离休干部王洪忠，铜鼓县气象局离休干部邵江南。
因在四川趟冰水过河留下的后遗症，何东印腿脚一直不好。不过何东印仍然常爱在街上慢慢走走看看，逗弄逗弄小重孙女，看看老伙伴们打门球。多少生命和热血才换来了这份平安宁静？他特别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