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世界》读书笔记
15212080
盛优优
一、作者简介
想要了解一本学术著作，必定首先要对其作者之学术背景一窥究竟。白谦慎的求学经历和学术背景可谓十分丰富——1982，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1985，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1986，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学博士。1990，耶鲁大学读艺术史，是从班宗华教授。1996，获得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而后先后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与波士顿大学艺术系。作为一个艺术史研究学者，白谦慎自幼即喜临池，本人精通书法与篆刻并致力于推广中国篆刻书法艺术，因此在研究至之余也进行书法作品创作，为早期沧浪书社的社员之一。可以看到，跨专业的交叉学科背景与个人长期坚持的兴趣爱好在白谦慎的学术著作中有着十分强烈的体现，这些早期的积累为他在日后的艺术史问题研究中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丰富的一手资料。
白谦慎先生的主要著作有：2003，《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2003，《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2003，《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2003，《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2010，《白谦慎书法论文选》；2013，《吴大澄和他的拓工》。
二、文章架构与概要
1、傅山生平
本文名为《傅山的世界》，作者从明末清初书法家傅山入手对17世纪中国书法的流变进行了解构。
通过侯文正先生的《傅山传》，可对本书的主角傅山的生平略知一二：
生卒年1607－1684（也有一说为傅山卒于1685年），他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初名鼎臣，字青主，汉族，生于山西太原。通先秦诸子，崇尚老
庄之道。致力于研究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佛学。精通书法与绘画，主要著作有《霜红龛集》。长于医学，主要医学著作有《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女科》。①
可以看出，傅山也是有着“跨专业多学科”学术背景的。且精通于多个领域。了解到这些内容，我认为对了解本书中傅山的人生际遇与生活变化，存在一定的帮助。
2、文章概要
作者在导言部分明确提到，17世纪是中国书法品位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在此之前，以王羲之书法风格为核心的名家帖学传统一统天下。在17世纪，书法品位发生了变化，书法家们取法古代金石铭文、崇尚稚拙古朴，这一萌芽的产生，经过诸多复杂的变化，在18世纪最终形成了碑学、帖学二者并立的格局。全书以时间为顺序，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傅山的研究，对促成17世纪书法品位转变的诸多因素，作一历史分析。
第一章名为：“晚明文化和傅山的早年生活”。本章探讨的就是晚明的“尚奇之风”,和见于书法中的“奇”。它以明末文人徐世溥(1608-1658)的一封信开头。信以怀旧的口吻，追忆了万历间的“文治响盛”:从理学、博物、书画、西学(利玛窦)、词曲、本草(李时珍)、刻印到治玉等。这一封信,可称晚明文化全景的缩略图。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作者所谓的“臆造性临摹(inventive copying )”——它是由董其昌启轫,由王铎推至极端的。文人篆刻对书法的影响——书写异体字，对古代印章残旧之美的欣赏之风。
第二章名为“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本章叙述傅山沿袭其晚明固习，并将兴趣转向书写“杂书卷册”上，加之对北齐石刻的研究，重点对《训子帖》的用笔与章法进行剖析，介绍傅山著名的四宁四毋美学思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②）
第三章名为“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本章重点对傅山作为核心人物的“山西文化圈” 展开探讨。论述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李因笃等明末清初的明遗民学术精英开朴学风气，与傅山的结交，访求古代的碑刻，以金石证史和文字、音韵之学。晚明的尚奇之风与顾炎武等人倡导的朴学，还有当
①
②侯文正，《傅山传》，山西古籍出版社，1981年。 该句来自傅山的书论《霜红龛集·作字示儿孙》中。
时的艺术趣味产生了碰撞与矛盾，作者根据这个线索分析当时艺术的好尚、学风的转移、遗民的怀抱、时风的变换。
第四章名为“文化景观的改变和草书”，主要叙述傅山晚年的生活与书法。其重点是傅山于康熙十七至十八年(一六七八——一六七九)被迫参加“博学鸿词”考试,并介绍了傅山晚年最受人推崇的草书作品。
三、三条线索
在3个月的时间，我翻阅过两遍《傅山的世界》，在构思这篇读书报告时，我认为这本书既不能笼统一概而读，因为作者从书法到社会历史的阐释过程十分精彩；又不舍将其中一部分单独挑出单独来讨论，因为作者的阐释过程环环相扣，读起来酣畅淋漓。然而在通读两遍之后，能够发现文章共有三条线索贯穿其中——
时间背景时代的变化、傅山个人生活与书法、傅山的学术交往圈
我认为以这三条线索对全书重新进行梳理，能更有助于理解本书作者的意图。
1、第一阶段——万历三十五年（1607）
---崇祯十五年（1642）
时代背景：这一时期恣意诠释古代经典
风格。作者广泛引举晚明通俗文化中挑
战文化传统的现象，认为精英书法领域
中的“臆造性临摹”正是这一风气下的产
物，针对这一点，作者给出精英文化和
通俗文化之间互动活跃的证据，认为这
样可以进行类比。但是我的个人观点认
为印刷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对古代经典权
威的亵渎与歪曲只能说见诸于部分文化
领域。不过作者的解释着实精彩。（第57
页）文人篆刻的兴起，使得晚明文人书写异体字之风大为盛行，并且对古代印
章的残缺之美极为欣赏。“兴复古学”的考
证之学成为学术主流。“天下文治响盛”，晚明的“尚奇之风”，西学盛行，多元文化的哲学思潮。
傅山之生活与书法：傅氏家族三人科场得意，身为贵公子的傅山自幼接受良好的“精英教育”，自幼勤于临池，主要是传统帖学谱系，左侧配图为这一时期傅山的书法作品。
社交圈：这一时期，傅山的学术交往圈十分广泛。韩霖、韩云（天主教）、赵宦光、辛全（儒学）、文玄锡、梁檀（伊斯兰），代表了他的社会结交充满着哲学与宗教去向多元化。除此之外，在三立书院的求学经历也是傅山个人社会交往圈中的重要一笔，在此他结识了袁继咸、吴甡、以及三立书院众生。这与他在之后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2、第二阶段——顺治元年（1644）---顺治十六年（1659）
社会背景：该阶段正直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
傅山之生活：傅山之生活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傅山的
民族意识被唤醒，民族立场十分坚定，因此他自号“朱衣道人”，以示忠于前朝，不臣服于满人统治的清王朝，正因如此，他涉嫌反清而入狱，后无罪释放，史称“朱衣道人案”。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傅山的书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一阶段，他开始崇尚颜真卿书风，这可从其这一阶段的书法作品中可看出。（如图） 与此同时，晚明文化的遗风“杂书卷册”（崇祯年间流行）《啬庐妙翰》，打破字体界限，这一时期他大量使用异体字并形成批点自己作品的风气。不仅如此，他还展开了对北齐石刻的研究，并以此形成了其美学思想——“四宁四毋” 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
社会交往：在这一时期，傅山主要的社会来往是一部分仕清汉官，戴廷栻在经济方便给傅山提供帮助；魏一鳌，傅山为其作书作画以为回报。这些仕清汉官为明遗民提供经济帮助、政治庇护，作为回报，明遗民学术精英为其看病、作画。同时期的交往圈还包括杨方生、杨思圣、孙茂兰、龚鼎孳、曹溶等人。
3、第三阶段——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九年（1670）
时代背景：这一时期，以顾炎武为代表抨击代表精英文化的晚明学术思想，晚明多元化的文化环境成为了导致国本动摇的“替罪羊”——“追本溯源”、“回归原典”，崇尚朴学，呼吁回归儒学正统的权威使得学术圈的整体导向回归到对古代经典和
历史的研究中：音韵学（解读古代名物制度）、金石学（考订史乘）《石鼓文》、对汉碑的研究《隶释》）、考据学（经史研究、检验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 傅山书法风格的变化：受学术环境的影响，傅山开始谨慎使用异体字，对“奇”的热情追寻到对“古”的细致研究，并提倡学习早期的篆隶为书法艺术革新之道。但是，傅山对隶书的兴趣更高（由于当时存世的隶书汉碑与新的隶书汉碑出土），他批判唐代楷书严苛的法则，批判文徵明，崇尚汉隶中的自然与无拘无束。但矛盾的是他还是临习颜真卿的作品：忠义形象。傅山晚年书风“支离神脉”，这正合傅山之审美之取。与此同时，傅山学术的研究重点：古代经典、音韵学、古文字学。
傅山的社会交往圈：南方之行与阎修龄、阎尔梅交往；山西学术圈核心人物，顾炎武、潘耒、阎若璩、屈大均、申涵光、戴廷栻（赞助人，收藏家）、王弘撰（赞助人、传递文化讯息）、曹溶（汉官）、陈上年（汉官）、王显祚（汉官）、周百计（汉官）。
4、第四阶段——康熙十年（1971）---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四年（1984、1985） 社会背景：康熙十七年（1678）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各地举荐学者。被看作是一种向新朝妥协的行为。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定也体现在了学术环境中。
个人学术书法造诣：傅山本人依然爱钻研古代文化，对《荀子》《淮南子》的批注。对《说文解字》的兴趣。这一时期的行书与草书中不乏“应酬之作”，关于书法艺术中的应酬现象，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交往与应酬》一书中做过较为详细的个案分析。这一点提示读者，对于傅山行草书写能力的分析，由于有一部分作
品是傅山为了应酬所写，这不能够代表他的真实书法造诣。因此，在其书法作品的选取上须谨慎，例如《哭子诗》正是傅山真情实感而书之作，因此这一阶段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可选取《哭子诗》作为参考。
社会交往：风烛残年的傅山更喜隐居，“畏人甚畏虎”（源于1674-1675年其子傅仁去世对傅山的打击，使其萌生隐居深山的想法）。“何人不识，与鸦噪鲍佐何异！”另一方面，应酬太多，另傅山感到窘迫。这里的应酬指的是先前所“欠书债”。 整体观之，可用一句来概括，傅山本人就是晚明三教合一的具体体现。
四、精彩之处的回味
1、图史互证
艺术史上风格的演变, 都是由潜而显的,其演变之痕,既存于图像,也存于当时的文献。把两者细心地比勘,以勾勒这演变的轮廓,并揭示它的由来及其服务的目的——这要求作者不仅有判断的能力,更要有描述历史的功夫。从某种角度说,做清晰、准确而有机的描述,判断也就寓于其中了,也即刘勰所称的“义生于象外”。它少判断、多描述,下笔工谨、准确、入微,且笔笔有实证的来历,几无模糊与粗率之憾。
2、艺术研究的史学观
书写艺术史，重点落在“史”，以历史的标准，而不是以审美的标准。艺术史的研究,须取史的、而非美学的角度,须取宏观的、跨学科的视野。这不仅为艺术史的研究所必需,也将促进文学史、文化史和社会政治史的研究。
3、艺术创作中的应酬现象
本书中在最后一部分写道：“那些没有上款的粗糙制作乃为文化教养不高且喜欢在傅山经济拮据时迫使他压低价钱的‘不忠厚者’之作，而赠给比较重要的文化精英的作品，通常会比较精致。但是涉及到没一件具体作品，影响创作过程与结果的因素又很多。”存世的傅山为好友戴廷栻所书《千字文》就可以说明问题，傅山拖了三四年，戴黔人来催，傅山乃匆忙之中完成，因此作品显得不够精致。而
傅山1684年所写的《哭子诗》手卷则真正能够反映其草书的真实水平，其创作于子傅眉死后，其中充盈着傅山饱满的情感与精致的书风。③
很显然，白谦慎先生关注到了存在于艺术创作中的应酬现象，这一做法，既纠正了盲目欣赏书法家的作品，认为只要是该人所作，一定奉为上品；又赋予了书法家、艺术家们更加立体、更加人性化的历史形象。
五、存疑之处的延伸
1、未对傅山绘画作品进行讨论。
傅山除书法造诣精深之外，绘画作品也闻名于世，而本书中对傅山绘画极少提及。仅在第二章讨论“支离”这一概念时，使用其一幅山水画作为旁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到“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实际上，绘画与笔墨相通。因此对于其绘画的分析，实际上能够加深读者对于傅山之书风转换的理解。也许是囿于篇幅的限制，或资料的收集难度，白先生在本书中几乎未提及傅山的绘画作品，深感遗憾。
2、文中“涨墨”现象的考证
在第85页。讨论“涨墨”现象是否受篆刻之风的影响时，考证不十分牢靠，在这里，作者的推理依据是王铎采用的涨墨笔法在时序上为篆刻兴起之后，而后他进行判断，“涨墨”现象受了篆刻之风的影响。我认为，这里的论据并不充分，对涨墨和篆刻兴起的关系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与回答。这里也完全可以用书法艺术中的应酬现象来解释，涨墨法并非某个书家发明创造的。应该说只要具备生纸,湿墨，每个人都能写出涨墨来，只是由于书写者的能力而有优劣之分而已。在我以为，而王铎的涨墨特色是在经过很多次的尝试后偶然择之的一个行为。运用涨墨，古即有之。如王羲之的《丧乱帖》、《二谢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中秋帖》；晋代李柏的《书稿》；唐代颜真卿的《刘中使帖》等。而且在明代，“涨墨法”也只有王铎一人常用。我们回过头来看傅山涨墨的书法作品，多出现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颠沛流离的六年间，而在此前
③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和此后又很少有涨墨的作品，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有理由猜测，颠沛流离期间的作品多因恣意抒发情绪而屡生败笔，因此而产生的“涨墨”。
《傅山的世界》读书笔记
15212080
盛优优
一、作者简介
想要了解一本学术著作，必定首先要对其作者之学术背景一窥究竟。白谦慎的求学经历和学术背景可谓十分丰富——1982，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1985，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1986，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学博士。1990，耶鲁大学读艺术史，是从班宗华教授。1996，获得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而后先后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与波士顿大学艺术系。作为一个艺术史研究学者，白谦慎自幼即喜临池，本人精通书法与篆刻并致力于推广中国篆刻书法艺术，因此在研究至之余也进行书法作品创作，为早期沧浪书社的社员之一。可以看到，跨专业的交叉学科背景与个人长期坚持的兴趣爱好在白谦慎的学术著作中有着十分强烈的体现，这些早期的积累为他在日后的艺术史问题研究中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丰富的一手资料。
白谦慎先生的主要著作有：2003，《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2003，《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2003，《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2003，《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2010，《白谦慎书法论文选》；2013，《吴大澄和他的拓工》。
二、文章架构与概要
1、傅山生平
本文名为《傅山的世界》，作者从明末清初书法家傅山入手对17世纪中国书法的流变进行了解构。
通过侯文正先生的《傅山传》，可对本书的主角傅山的生平略知一二：
生卒年1607－1684（也有一说为傅山卒于1685年），他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初名鼎臣，字青主，汉族，生于山西太原。通先秦诸子，崇尚老
庄之道。致力于研究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佛学。精通书法与绘画，主要著作有《霜红龛集》。长于医学，主要医学著作有《傅青主男科》、《傅青主女科》。①
可以看出，傅山也是有着“跨专业多学科”学术背景的。且精通于多个领域。了解到这些内容，我认为对了解本书中傅山的人生际遇与生活变化，存在一定的帮助。
2、文章概要
作者在导言部分明确提到，17世纪是中国书法品位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在此之前，以王羲之书法风格为核心的名家帖学传统一统天下。在17世纪，书法品位发生了变化，书法家们取法古代金石铭文、崇尚稚拙古朴，这一萌芽的产生，经过诸多复杂的变化，在18世纪最终形成了碑学、帖学二者并立的格局。全书以时间为顺序，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傅山的研究，对促成17世纪书法品位转变的诸多因素，作一历史分析。
第一章名为：“晚明文化和傅山的早年生活”。本章探讨的就是晚明的“尚奇之风”,和见于书法中的“奇”。它以明末文人徐世溥(1608-1658)的一封信开头。信以怀旧的口吻，追忆了万历间的“文治响盛”:从理学、博物、书画、西学(利玛窦)、词曲、本草(李时珍)、刻印到治玉等。这一封信,可称晚明文化全景的缩略图。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作者所谓的“臆造性临摹(inventive copying )”——它是由董其昌启轫,由王铎推至极端的。文人篆刻对书法的影响——书写异体字，对古代印章残旧之美的欣赏之风。
第二章名为“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本章叙述傅山沿袭其晚明固习，并将兴趣转向书写“杂书卷册”上，加之对北齐石刻的研究，重点对《训子帖》的用笔与章法进行剖析，介绍傅山著名的四宁四毋美学思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②）
第三章名为“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本章重点对傅山作为核心人物的“山西文化圈” 展开探讨。论述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李因笃等明末清初的明遗民学术精英开朴学风气，与傅山的结交，访求古代的碑刻，以金石证史和文字、音韵之学。晚明的尚奇之风与顾炎武等人倡导的朴学，还有当
①
②侯文正，《傅山传》，山西古籍出版社，1981年。 该句来自傅山的书论《霜红龛集·作字示儿孙》中。
时的艺术趣味产生了碰撞与矛盾，作者根据这个线索分析当时艺术的好尚、学风的转移、遗民的怀抱、时风的变换。
第四章名为“文化景观的改变和草书”，主要叙述傅山晚年的生活与书法。其重点是傅山于康熙十七至十八年(一六七八——一六七九)被迫参加“博学鸿词”考试,并介绍了傅山晚年最受人推崇的草书作品。
三、三条线索
在3个月的时间，我翻阅过两遍《傅山的世界》，在构思这篇读书报告时，我认为这本书既不能笼统一概而读，因为作者从书法到社会历史的阐释过程十分精彩；又不舍将其中一部分单独挑出单独来讨论，因为作者的阐释过程环环相扣，读起来酣畅淋漓。然而在通读两遍之后，能够发现文章共有三条线索贯穿其中——
时间背景时代的变化、傅山个人生活与书法、傅山的学术交往圈
我认为以这三条线索对全书重新进行梳理，能更有助于理解本书作者的意图。
1、第一阶段——万历三十五年（1607）
---崇祯十五年（1642）
时代背景：这一时期恣意诠释古代经典
风格。作者广泛引举晚明通俗文化中挑
战文化传统的现象，认为精英书法领域
中的“臆造性临摹”正是这一风气下的产
物，针对这一点，作者给出精英文化和
通俗文化之间互动活跃的证据，认为这
样可以进行类比。但是我的个人观点认
为印刷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对古代经典权
威的亵渎与歪曲只能说见诸于部分文化
领域。不过作者的解释着实精彩。（第57
页）文人篆刻的兴起，使得晚明文人书写异体字之风大为盛行，并且对古代印
章的残缺之美极为欣赏。“兴复古学”的考
证之学成为学术主流。“天下文治响盛”，晚明的“尚奇之风”，西学盛行，多元文化的哲学思潮。
傅山之生活与书法：傅氏家族三人科场得意，身为贵公子的傅山自幼接受良好的“精英教育”，自幼勤于临池，主要是传统帖学谱系，左侧配图为这一时期傅山的书法作品。
社交圈：这一时期，傅山的学术交往圈十分广泛。韩霖、韩云（天主教）、赵宦光、辛全（儒学）、文玄锡、梁檀（伊斯兰），代表了他的社会结交充满着哲学与宗教去向多元化。除此之外，在三立书院的求学经历也是傅山个人社会交往圈中的重要一笔，在此他结识了袁继咸、吴甡、以及三立书院众生。这与他在之后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2、第二阶段——顺治元年（1644）---顺治十六年（1659）
社会背景：该阶段正直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
傅山之生活：傅山之生活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傅山的
民族意识被唤醒，民族立场十分坚定，因此他自号“朱衣道人”，以示忠于前朝，不臣服于满人统治的清王朝，正因如此，他涉嫌反清而入狱，后无罪释放，史称“朱衣道人案”。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傅山的书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一阶段，他开始崇尚颜真卿书风，这可从其这一阶段的书法作品中可看出。（如图） 与此同时，晚明文化的遗风“杂书卷册”（崇祯年间流行）《啬庐妙翰》，打破字体界限，这一时期他大量使用异体字并形成批点自己作品的风气。不仅如此，他还展开了对北齐石刻的研究，并以此形成了其美学思想——“四宁四毋” 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
社会交往：在这一时期，傅山主要的社会来往是一部分仕清汉官，戴廷栻在经济方便给傅山提供帮助；魏一鳌，傅山为其作书作画以为回报。这些仕清汉官为明遗民提供经济帮助、政治庇护，作为回报，明遗民学术精英为其看病、作画。同时期的交往圈还包括杨方生、杨思圣、孙茂兰、龚鼎孳、曹溶等人。
3、第三阶段——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九年（1670）
时代背景：这一时期，以顾炎武为代表抨击代表精英文化的晚明学术思想，晚明多元化的文化环境成为了导致国本动摇的“替罪羊”——“追本溯源”、“回归原典”，崇尚朴学，呼吁回归儒学正统的权威使得学术圈的整体导向回归到对古代经典和
历史的研究中：音韵学（解读古代名物制度）、金石学（考订史乘）《石鼓文》、对汉碑的研究《隶释》）、考据学（经史研究、检验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 傅山书法风格的变化：受学术环境的影响，傅山开始谨慎使用异体字，对“奇”的热情追寻到对“古”的细致研究，并提倡学习早期的篆隶为书法艺术革新之道。但是，傅山对隶书的兴趣更高（由于当时存世的隶书汉碑与新的隶书汉碑出土），他批判唐代楷书严苛的法则，批判文徵明，崇尚汉隶中的自然与无拘无束。但矛盾的是他还是临习颜真卿的作品：忠义形象。傅山晚年书风“支离神脉”，这正合傅山之审美之取。与此同时，傅山学术的研究重点：古代经典、音韵学、古文字学。
傅山的社会交往圈：南方之行与阎修龄、阎尔梅交往；山西学术圈核心人物，顾炎武、潘耒、阎若璩、屈大均、申涵光、戴廷栻（赞助人，收藏家）、王弘撰（赞助人、传递文化讯息）、曹溶（汉官）、陈上年（汉官）、王显祚（汉官）、周百计（汉官）。
4、第四阶段——康熙十年（1971）---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四年（1984、1985） 社会背景：康熙十七年（1678）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各地举荐学者。被看作是一种向新朝妥协的行为。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定也体现在了学术环境中。
个人学术书法造诣：傅山本人依然爱钻研古代文化，对《荀子》《淮南子》的批注。对《说文解字》的兴趣。这一时期的行书与草书中不乏“应酬之作”，关于书法艺术中的应酬现象，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交往与应酬》一书中做过较为详细的个案分析。这一点提示读者，对于傅山行草书写能力的分析，由于有一部分作
品是傅山为了应酬所写，这不能够代表他的真实书法造诣。因此，在其书法作品的选取上须谨慎，例如《哭子诗》正是傅山真情实感而书之作，因此这一阶段的书法作品代表作可选取《哭子诗》作为参考。
社会交往：风烛残年的傅山更喜隐居，“畏人甚畏虎”（源于1674-1675年其子傅仁去世对傅山的打击，使其萌生隐居深山的想法）。“何人不识，与鸦噪鲍佐何异！”另一方面，应酬太多，另傅山感到窘迫。这里的应酬指的是先前所“欠书债”。 整体观之，可用一句来概括，傅山本人就是晚明三教合一的具体体现。
四、精彩之处的回味
1、图史互证
艺术史上风格的演变, 都是由潜而显的,其演变之痕,既存于图像,也存于当时的文献。把两者细心地比勘,以勾勒这演变的轮廓,并揭示它的由来及其服务的目的——这要求作者不仅有判断的能力,更要有描述历史的功夫。从某种角度说,做清晰、准确而有机的描述,判断也就寓于其中了,也即刘勰所称的“义生于象外”。它少判断、多描述,下笔工谨、准确、入微,且笔笔有实证的来历,几无模糊与粗率之憾。
2、艺术研究的史学观
书写艺术史，重点落在“史”，以历史的标准，而不是以审美的标准。艺术史的研究,须取史的、而非美学的角度,须取宏观的、跨学科的视野。这不仅为艺术史的研究所必需,也将促进文学史、文化史和社会政治史的研究。
3、艺术创作中的应酬现象
本书中在最后一部分写道：“那些没有上款的粗糙制作乃为文化教养不高且喜欢在傅山经济拮据时迫使他压低价钱的‘不忠厚者’之作，而赠给比较重要的文化精英的作品，通常会比较精致。但是涉及到没一件具体作品，影响创作过程与结果的因素又很多。”存世的傅山为好友戴廷栻所书《千字文》就可以说明问题，傅山拖了三四年，戴黔人来催，傅山乃匆忙之中完成，因此作品显得不够精致。而
傅山1684年所写的《哭子诗》手卷则真正能够反映其草书的真实水平，其创作于子傅眉死后，其中充盈着傅山饱满的情感与精致的书风。③
很显然，白谦慎先生关注到了存在于艺术创作中的应酬现象，这一做法，既纠正了盲目欣赏书法家的作品，认为只要是该人所作，一定奉为上品；又赋予了书法家、艺术家们更加立体、更加人性化的历史形象。
五、存疑之处的延伸
1、未对傅山绘画作品进行讨论。
傅山除书法造诣精深之外，绘画作品也闻名于世，而本书中对傅山绘画极少提及。仅在第二章讨论“支离”这一概念时，使用其一幅山水画作为旁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到“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实际上，绘画与笔墨相通。因此对于其绘画的分析，实际上能够加深读者对于傅山之书风转换的理解。也许是囿于篇幅的限制，或资料的收集难度，白先生在本书中几乎未提及傅山的绘画作品，深感遗憾。
2、文中“涨墨”现象的考证
在第85页。讨论“涨墨”现象是否受篆刻之风的影响时，考证不十分牢靠，在这里，作者的推理依据是王铎采用的涨墨笔法在时序上为篆刻兴起之后，而后他进行判断，“涨墨”现象受了篆刻之风的影响。我认为，这里的论据并不充分，对涨墨和篆刻兴起的关系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与回答。这里也完全可以用书法艺术中的应酬现象来解释，涨墨法并非某个书家发明创造的。应该说只要具备生纸,湿墨，每个人都能写出涨墨来，只是由于书写者的能力而有优劣之分而已。在我以为，而王铎的涨墨特色是在经过很多次的尝试后偶然择之的一个行为。运用涨墨，古即有之。如王羲之的《丧乱帖》、《二谢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中秋帖》；晋代李柏的《书稿》；唐代颜真卿的《刘中使帖》等。而且在明代，“涨墨法”也只有王铎一人常用。我们回过头来看傅山涨墨的书法作品，多出现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颠沛流离的六年间，而在此前
③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和此后又很少有涨墨的作品，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有理由猜测，颠沛流离期间的作品多因恣意抒发情绪而屡生败笔，因此而产生的“涨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