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１月总第１３３期第１期
黑河学刊
Ｈｅｉ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ａｎ．，２００８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３３Ｎｏ．１
人物性格与文化人格的双重透视
———《堂吉诃德》和《鹿鼎记》人物形象之比较
令狐兆鹏，赵学斌
（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四川乐山６１４００４）
【摘要】《堂吉诃德》和《鹿鼎记》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体现出了鲜明的理想型和现实型人物性格，堂吉诃
韦小宝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堂吉诃德和韦小宝的形象带有明显的寓言和德、陈近南属理想主义者，桑乔、象征意味，展示出了具有中世纪西方文化基本特点和独特中国文化特征的文化人格内涵。
【关键词】人物性格；文化人格；比较【中图分类号】Ｉ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０３６（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３９－０４
《堂吉诃德》作为“反骑士”文学杰作在西方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而《鹿鼎记》被中国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反武侠”的巨作，对两者进行文本内容上的比较就显得必要而迫切。这两部小说分别描述了许多人物，我们对主要人物性格进行分析，再进一步对两部小说的文化人格作以比较，会发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这是世人所缺乏的，尽管这种信仰显得那么荒诞与不合时宜。“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什么呢？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简言之，对超出个别人物之外的信仰，这真理不是轻易获得，它要求虔诚的皈依和牺牲，但经永恒的皈依和牺牲的力量是能够获
［１］８３
得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大战羊群，显得荒
一、人物性格比较：理想与现实———挣扎与对抗中的纠缠
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都体现了理想型人物和现实型人物的对立，并且随着故事的发展，理想型人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理想型人物性格最终影响、净化了现实人物的灵魂。
（一）堂吉诃德和桑乔：浪漫骑士与现实侍从之间的对立与补充
在平常人的眼光里，堂吉诃德完全是一个疯癫患者，他活在自己梦想的王国里，他可以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当作军队，把酒囊当作巨人的人头，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巨人的头盔。但是，堂吉诃德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一种坚定的信仰，
本文系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Ｓ０６１０１
谬绝伦，他的行为俨然一个疯子，在独立的王国里纵横驰骋，他的行为得不到别人理解。但堂吉诃德从来不是悲观主义者，他没有半点犹豫和彷徨，你可以说他冒失、主观、脱离现实，但你不能不佩服他敢做敢为，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他有一颗温顺的心，他的精神伟大而勇敢；他那感人的笃信没有束缚住他的自由；虚荣心与他格格不入，他不怀疑自己和自己的使命，甚至自己的体力；他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意志”。［１］８３堂吉诃德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另类，孤独，落寞，心怀天下却无人理解。他坚强的信仰如同一盏明灯，孤独地闪耀着人类精神之长夜。
作为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乔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开始他就不相信什么行侠仗义
【作者简介】令狐兆鹏（１９７８年－），男，山东临猗人，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１９７４－），男，甘肃会宁人，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及比较文学研究；赵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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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骑士道。他之所以去游侠是因为想得到堂吉诃德许诺的总督头衔。作为堂吉诃德的补充，他时时刻刻提醒着堂吉诃德行为的荒唐，摧毁他的梦想。如果堂吉诃德的梦想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火的话，那么桑乔则是一桶冰冷的凉水，试图浇醒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是满脑子幻想，看不到现实。桑丘潘沙却只能看到实事实物，而不能抽象思索。在堂吉诃德，一切都是为了抽象的正义或真理；在桑丘却是一切为具体的权利。堂吉诃德所取的成语是‘干什么事，成什么人’，桑丘所取的成语是‘一
［２］
。”桑乔狭隘自私，目个人有多少钱，值多少价’
—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悲哀和痛苦。没看到，桑乔——
有了理想主义者高举大旗，现实庸俗的社会显得多么无聊和空虚！没有了堂吉诃德的桑乔显得多么孤单！
（二）韦小宝与陈近南：现实小混混与理想侠客的“父子”情谊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油嘴滑舌，坑蒙拐骗，见风使舵，但他坚持侠客的基本信条———忠和义。他与我们传统想象的大侠的人生境界差得太远了，他是一个没有崇高理想的江湖小混混，他所追求的最大理想就是在扬州开一家比丽春院更大的妓院。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只求自己自保，并无卑鄙和崇高、阴险下流与光明正大之分。韦小宝是一个市侩主义者，他善于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上下其手，阳奉阴违。而对于人们深恶痛绝的吴三桂、吴之荣之流，韦小宝极尽讽刺之能事。韦小宝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行为不检点却行侠仗义，贪财如命却又仗义疏财，交友豪爽却也投机钻营。他的目的是为己却做出英雄壮举，以小流氓身份干的却是许多英雄所梦想的大功业。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如何也不过分。
《鹿鼎记》中有一个类似堂吉诃德有理想，有梦想，并且矢志不移而且有悲剧性的侠客，就是韦小宝的师父———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作为传统侠客的典型，陈近南无疑具有其全部特征：武功卓绝，心怀天下，仁慈机智，相貌英俊，翩若惊鸿，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汲汲于反清复明的大业，他比别的侠客眼光更深远，但就是这样优秀的侠客却在通吃岛被心胸狭窄的郑克爽所杀，令人痛心。
与《堂吉诃德》相似，《鹿鼎记》也出现了一师一徒，一理想一现实的强烈对比。韦小宝这个小市侩后来变得更加讲义气，顾全大局，与陈近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陈近南把韦小宝带到另一个陌生的，不同于宫廷世界的江湖世界。韦小宝对侠客的敬仰之情在对陈近南身上表现出来。在韦小宝心中，陈近南是个完美的英雄，如同评书中的英雄一般。陈近南对韦小宝的爱是师徒之爱，更像父子之情。
作为金庸笔下最后一个标准侠客，陈近南的死是具有启示性的。这标志着江湖世界的落寞，宫廷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崛起。在与康熙的对抗中，那些侠客虽然武功卓绝但也掩饰不了苍白而无力的
光短浅，胆小怕事，但头脑清醒，判断力强，机智乐观，幽默风趣。他目不识丁却又满口俗语谚语，令人解颐。桑乔并非对堂吉诃德亦步亦趋、言听计从的。他有自己的思想，毫不屈从于主人，这样就构成了一组张力。
因此，一主一仆、一理想一现实、一疯癫一清醒、一感性一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各居一极，相互纠缠，发人深思。“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想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
［３］
突也。”虽然故事以他们二人的游侠失败而告
终，但是桑乔并无丝毫失落感，因为他圆了做总督的梦，还可以带着金钱回家，还有比这更现实的吗？他根本不相信什么骑士道，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在小说结尾，桑乔结束游历回家对妻子说：“咱们先回家吧，我有好多新鲜事要告诉你呢。我带钱回来了。这是大事。钱是我想法子挣的，谁也没坑。”桑乔的目的达到了，他满载而归。而堂吉诃德却沮丧的、无奈的回到故乡，从此，告别了心中的梦想。这是堂吉诃德的悲剧，也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社会的悲剧。他的激情在这块冰冷的土地上这更是英雄主义在燃烧，引起的仅是嘲弄和屈辱。
这个庸俗世界的悲剧。桑乔的性格是随着游侠的经历而日趋丰富的。堂吉诃德从头至尾并没有变，变的是桑乔。他在游侠过程中，眼界开阔了，心胸宽大了，机智了，也抛弃了很多缺点。他虽然像猪八戒一样，一有挫折就声称自己不干了，但最终却没有离开，而是逐渐发现主人内在的美德，在公爵家他竟也效法堂吉诃德变得绅士起来。到最后，堂吉诃德无论多么疯傻他也舍不得离开了。
当理想主义者失败临终要放弃理想时，我们・４０・
身影。韦小宝是架在江湖与宫廷之间的桥梁，陈近南死后，一极倒塌了，他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他身处庸俗的现实，但其言行所效仿的俱是侠客行为。理想总是吸引着现实的人向他依靠，即便是庸俗如韦小宝者也不能逃脱。他坚持忠义让我们在这个碌碌的世界看到游侠世界的一抹光辉。陈近南死了，小说的行笔也变得滞重，韦小宝在通吃岛逃避，虽然可以有美女陪伴，有骰子可以赌，只是内心再也没有那份依靠。
《堂吉诃德》和《鹿鼎记》都为我们刻画了两类都以梦想的破灭和现实的满人：梦想者和现实者。
足为结局，又都描写了梦想对现实的召唤和吸引。堂吉诃德和陈近南都有一个相同的梦想，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有侠客的梦想：劫富济贫，打报不平。只不过堂吉诃德更加狂热，活在幻想中，他经历的是一场骑士的白日梦。陈近南则是金庸笔下的最后一位传统的大侠，他的梦想在于反清复明，传统意义上的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侠客使命不再彰显，代之的是政治上的权利倾轧和火拼。古代大侠的舍身为天下的理想消失了，有的只是天地会，沐王府你争我斗剩下的一地鸡毛。吸引桑乔和韦小宝的是堂吉诃德的实现自己梦想的决绝和陈近南的开阔胸襟。桑乔和韦小宝则是站在另一极，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桑乔是堂吉诃德的一剂清醒剂，而韦小宝用现实的游戏法则嘲弄着传统侠客的政治美梦。
德内心的信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虽然他的命运和遭遇说明心存高洁、信仰至上的人已极为稀少，但堂吉诃德试图证明，这才是人类存在的基
［４］
本价值。”堂吉诃德所崇信的骑士道，与中世纪
骑士效忠领主、为封建贵族征战的传统骑士有很大的差别。他行侠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罪恶和不公平，没有丝毫利己之动机。堂吉诃德还有忍受艰苦生活，严于律己的美德，他宁愿风餐露宿也不愿意住豪华的房子，甚至要效仿阿马迪斯在山上修行。他反对任何世上的压迫，主张人人平等，他向往的，因为那里人们平等，幸是太古盛世的“黄金时代”福，和谐，融洽。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主张法律的公正。他纯洁忠贞，对于梦中情人他执着追求，可以像唐僧一样能抵御外面美色的诱惑。而这些都体现了人类的良好的品质。
更为重要的是，堂吉诃德不是坐而论天下的书生，他更是卓越的实践者。他的痴狂无疑是他过于执着的追求着自己的信念，虽九死而不悔。他对于自己的信念丝毫没有产生过怀疑，虽然处处碰壁，却能够始终如一。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骑士精神的范畴，而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在堂吉诃德强大的、不断拼搏的精神比照下，周围的人们显得多么的琐碎和无聊。在中西方文学史上，堂吉诃德是独一无二的，他代表着一种强烈的精神信仰，就像一位巨人扛着理想主义的火把踽踽而行，在人们忙于各种世俗的琐事时，在缺乏精神信仰，到处充满着压迫和不公时，堂吉诃德孤独地守护着这块精神家园，就显得多余和可笑了。在精神信仰缺失的时代，这种坚守至少能在冰冷的寒夜给我们以温暖。
相对于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韦小宝更具有中国特色。他的发迹，他的人生得意，左右逢源也许只有在中国这个独特的文化圈子里才出现，可以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文化怪胎。如果说堂吉诃德在清醒时候是一位智者的话，那么一字不识的韦小宝能够在官场发迹就很令人三思了。“《鹿鼎记》具有极其深刻的寓言意义。这部小说对中国的历史奥秘、价值观念、社会规则、思维方式等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展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的最绝妙的精神生活大百科。韦小宝这位快乐的小人物的生动形象，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最容易产生好感，最能揭示我们的文化心理奥妙，却又最不容
［５］易言说的。”韦小宝之所以能够在江湖和朝廷上
二、文化人格比较：寓言与象征———各自文化中的典型符号
经典名著里的人物形象已经聚集了一个民族如同阿或者整个人类的共性，呈现出典型性特征。
Ｑ的形象代表着中国人的国民性特征一样，韦小
宝和堂吉诃德的形象已经超越了文本之囿而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文学空间，带有明显的寓言和象征意味。
堂吉诃德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骑士。“在这点上，堂吉诃德具有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即相信人类应该依附于某种高于自身的力量，信仰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他的信仰是外在于个别人的、为人所不可轻易获得的最高真理，是既需要人们为之服务和牺牲、又需要考验服务的恒心和牺牲的力量才可获得的那个真理。堂吉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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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通吃，就在于他掌握了中国人的游戏法则，只要不背弃忠和义，其余皆可游戏。韦小宝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他抱住了两棵大树———康熙和陈近南，当然无往而不利。在中国社会里，你只要抓住关系，有没有真本事倒是其次，这就是韦小宝的成功秘诀。有康熙的重用，朝中官员惟恐照顾不周，在天地会里也是如此。同样，只要拍好神龙教最高领导人马屁，在这个黑社会里就能游刃有余了。看来，整个中国都遵从这个游戏的法则。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却因为不会溜须拍马而得不到重用，如果满腹韬略的赵良栋没遇见韦小宝这个伯乐，恐怕一生也难以提拔。韦小宝总结了官场规律：凡是没本事的，只好靠拍马屁去升官发财；不肯拍马屁的，一定是有本事的，并且屡试不爽。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基础的乐感文化。［６］在这个文化圈中，没有忏悔，只有人情。没有堂吉诃德那样强烈的宗教情怀，有的只是自我陶醉和欣赏。金庸说“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７］我们之所以觉得韦小宝可爱而不可憎，就是在于他能够在不悖于忠义的原则下游刃有余地解决江湖和朝廷的冲突。韦小宝讲究义气，所以能够交到各种朋友，这些朋友在关键时刻都能帮助韦小宝化险为夷。没有他们的帮助，也就没有韦小宝的功业。中国社会是重情轻法的社会，你可以触犯法律，甚至成为走向社会的反面，揭竿造反，越货杀人，但不能不忠不孝，不讲义气，不能对不起朋友。中国缺
乏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人才，更多的是互相依靠，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鹿鼎记》为我们提供了解密中国文化的密码，使我们在这个虚拟的社会里看到了深厚的文化沉淀。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坚强的精神信仰却有快乐的游戏规则；没有牢不可靠的法律却有不可触犯的“忠义”；你不必才高八斗却必须编织好你的关系网。在这个世俗的，充满瞒和骗的传统社会里，出现韦小宝这个集侠义和流氓气息，游戏狂欢与真情真意，铁肩担道义与脚底抹油于一体的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这怪胎，也就不足为奇了。
个主人公的影子里找到自己的基因。
通过对两部小说的人物形象比较，我们会发现，现实型人格每每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理想型人格则以悲剧性收场，但是后者则影响了前者，生命价值影响深远。人物必定生存于不同文化环境中，因而在文化人格上也必有其象征意义。堂吉诃德象征在现实生活中追梦的一群，他的挣扎具有浓厚的悲剧性意味。其荒诞行为后面确有人类可敬之精神。这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精神梦想，对于人的自由、人性解放的呼喊，在东西方文学史上具有强力的穿透力。而韦小宝的文化人格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他的典型性特征只能和阿Ｑ一样，代表普通中国人的欲望，并不具有如前者一般文学史上的强劲穿透力。如果说前者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而后者则囿于民族文化，这是深以为憾的。!
〔参考文献〕
［１］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Ａ］．外国文学评论选（上）［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２］杨绛．重读＜堂吉诃德＞［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１辑）［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０２．［３］周作人．欧洲文学史［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９，１３１．
［４］潘一禾．故事与解释———世界文学经典通论［Ｍ］．北京：学术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２２－１２３．［５］陈墨．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５５－５６．［６］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Ｍ］．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９０．
［７］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Ａ］．侠之大者———金庸评传・附录［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３４．
□编辑／李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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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１月总第１３３期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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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２００８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３３Ｎｏ．１
人物性格与文化人格的双重透视
———《堂吉诃德》和《鹿鼎记》人物形象之比较
令狐兆鹏，赵学斌
（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四川乐山６１４００４）
【摘要】《堂吉诃德》和《鹿鼎记》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体现出了鲜明的理想型和现实型人物性格，堂吉诃
韦小宝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堂吉诃德和韦小宝的形象带有明显的寓言和德、陈近南属理想主义者，桑乔、象征意味，展示出了具有中世纪西方文化基本特点和独特中国文化特征的文化人格内涵。
【关键词】人物性格；文化人格；比较【中图分类号】Ｉ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０３６（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３９－０４
《堂吉诃德》作为“反骑士”文学杰作在西方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而《鹿鼎记》被中国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反武侠”的巨作，对两者进行文本内容上的比较就显得必要而迫切。这两部小说分别描述了许多人物，我们对主要人物性格进行分析，再进一步对两部小说的文化人格作以比较，会发现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这是世人所缺乏的，尽管这种信仰显得那么荒诞与不合时宜。“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什么呢？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简言之，对超出个别人物之外的信仰，这真理不是轻易获得，它要求虔诚的皈依和牺牲，但经永恒的皈依和牺牲的力量是能够获
［１］８３
得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大战羊群，显得荒
一、人物性格比较：理想与现实———挣扎与对抗中的纠缠
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都体现了理想型人物和现实型人物的对立，并且随着故事的发展，理想型人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理想型人物性格最终影响、净化了现实人物的灵魂。
（一）堂吉诃德和桑乔：浪漫骑士与现实侍从之间的对立与补充
在平常人的眼光里，堂吉诃德完全是一个疯癫患者，他活在自己梦想的王国里，他可以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当作军队，把酒囊当作巨人的人头，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巨人的头盔。但是，堂吉诃德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一种坚定的信仰，
本文系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Ｓ０６１０１
谬绝伦，他的行为俨然一个疯子，在独立的王国里纵横驰骋，他的行为得不到别人理解。但堂吉诃德从来不是悲观主义者，他没有半点犹豫和彷徨，你可以说他冒失、主观、脱离现实，但你不能不佩服他敢做敢为，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他有一颗温顺的心，他的精神伟大而勇敢；他那感人的笃信没有束缚住他的自由；虚荣心与他格格不入，他不怀疑自己和自己的使命，甚至自己的体力；他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意志”。［１］８３堂吉诃德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另类，孤独，落寞，心怀天下却无人理解。他坚强的信仰如同一盏明灯，孤独地闪耀着人类精神之长夜。
作为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乔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开始他就不相信什么行侠仗义
【作者简介】令狐兆鹏（１９７８年－），男，山东临猗人，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１９７４－），男，甘肃会宁人，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及比较文学研究；赵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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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骑士道。他之所以去游侠是因为想得到堂吉诃德许诺的总督头衔。作为堂吉诃德的补充，他时时刻刻提醒着堂吉诃德行为的荒唐，摧毁他的梦想。如果堂吉诃德的梦想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火的话，那么桑乔则是一桶冰冷的凉水，试图浇醒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是满脑子幻想，看不到现实。桑丘潘沙却只能看到实事实物，而不能抽象思索。在堂吉诃德，一切都是为了抽象的正义或真理；在桑丘却是一切为具体的权利。堂吉诃德所取的成语是‘干什么事，成什么人’，桑丘所取的成语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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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乔狭隘自私，目个人有多少钱，值多少价’
—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悲哀和痛苦。没看到，桑乔——
有了理想主义者高举大旗，现实庸俗的社会显得多么无聊和空虚！没有了堂吉诃德的桑乔显得多么孤单！
（二）韦小宝与陈近南：现实小混混与理想侠客的“父子”情谊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油嘴滑舌，坑蒙拐骗，见风使舵，但他坚持侠客的基本信条———忠和义。他与我们传统想象的大侠的人生境界差得太远了，他是一个没有崇高理想的江湖小混混，他所追求的最大理想就是在扬州开一家比丽春院更大的妓院。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他只求自己自保，并无卑鄙和崇高、阴险下流与光明正大之分。韦小宝是一个市侩主义者，他善于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上下其手，阳奉阴违。而对于人们深恶痛绝的吴三桂、吴之荣之流，韦小宝极尽讽刺之能事。韦小宝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行为不检点却行侠仗义，贪财如命却又仗义疏财，交友豪爽却也投机钻营。他的目的是为己却做出英雄壮举，以小流氓身份干的却是许多英雄所梦想的大功业。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如何也不过分。
《鹿鼎记》中有一个类似堂吉诃德有理想，有梦想，并且矢志不移而且有悲剧性的侠客，就是韦小宝的师父———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作为传统侠客的典型，陈近南无疑具有其全部特征：武功卓绝，心怀天下，仁慈机智，相貌英俊，翩若惊鸿，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汲汲于反清复明的大业，他比别的侠客眼光更深远，但就是这样优秀的侠客却在通吃岛被心胸狭窄的郑克爽所杀，令人痛心。
与《堂吉诃德》相似，《鹿鼎记》也出现了一师一徒，一理想一现实的强烈对比。韦小宝这个小市侩后来变得更加讲义气，顾全大局，与陈近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陈近南把韦小宝带到另一个陌生的，不同于宫廷世界的江湖世界。韦小宝对侠客的敬仰之情在对陈近南身上表现出来。在韦小宝心中，陈近南是个完美的英雄，如同评书中的英雄一般。陈近南对韦小宝的爱是师徒之爱，更像父子之情。
作为金庸笔下最后一个标准侠客，陈近南的死是具有启示性的。这标志着江湖世界的落寞，宫廷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崛起。在与康熙的对抗中，那些侠客虽然武功卓绝但也掩饰不了苍白而无力的
光短浅，胆小怕事，但头脑清醒，判断力强，机智乐观，幽默风趣。他目不识丁却又满口俗语谚语，令人解颐。桑乔并非对堂吉诃德亦步亦趋、言听计从的。他有自己的思想，毫不屈从于主人，这样就构成了一组张力。
因此，一主一仆、一理想一现实、一疯癫一清醒、一感性一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各居一极，相互纠缠，发人深思。“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想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
［３］
突也。”虽然故事以他们二人的游侠失败而告
终，但是桑乔并无丝毫失落感，因为他圆了做总督的梦，还可以带着金钱回家，还有比这更现实的吗？他根本不相信什么骑士道，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在小说结尾，桑乔结束游历回家对妻子说：“咱们先回家吧，我有好多新鲜事要告诉你呢。我带钱回来了。这是大事。钱是我想法子挣的，谁也没坑。”桑乔的目的达到了，他满载而归。而堂吉诃德却沮丧的、无奈的回到故乡，从此，告别了心中的梦想。这是堂吉诃德的悲剧，也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社会的悲剧。他的激情在这块冰冷的土地上这更是英雄主义在燃烧，引起的仅是嘲弄和屈辱。
这个庸俗世界的悲剧。桑乔的性格是随着游侠的经历而日趋丰富的。堂吉诃德从头至尾并没有变，变的是桑乔。他在游侠过程中，眼界开阔了，心胸宽大了，机智了，也抛弃了很多缺点。他虽然像猪八戒一样，一有挫折就声称自己不干了，但最终却没有离开，而是逐渐发现主人内在的美德，在公爵家他竟也效法堂吉诃德变得绅士起来。到最后，堂吉诃德无论多么疯傻他也舍不得离开了。
当理想主义者失败临终要放弃理想时，我们・４０・
身影。韦小宝是架在江湖与宫廷之间的桥梁，陈近南死后，一极倒塌了，他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他身处庸俗的现实，但其言行所效仿的俱是侠客行为。理想总是吸引着现实的人向他依靠，即便是庸俗如韦小宝者也不能逃脱。他坚持忠义让我们在这个碌碌的世界看到游侠世界的一抹光辉。陈近南死了，小说的行笔也变得滞重，韦小宝在通吃岛逃避，虽然可以有美女陪伴，有骰子可以赌，只是内心再也没有那份依靠。
《堂吉诃德》和《鹿鼎记》都为我们刻画了两类都以梦想的破灭和现实的满人：梦想者和现实者。
足为结局，又都描写了梦想对现实的召唤和吸引。堂吉诃德和陈近南都有一个相同的梦想，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有侠客的梦想：劫富济贫，打报不平。只不过堂吉诃德更加狂热，活在幻想中，他经历的是一场骑士的白日梦。陈近南则是金庸笔下的最后一位传统的大侠，他的梦想在于反清复明，传统意义上的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的侠客使命不再彰显，代之的是政治上的权利倾轧和火拼。古代大侠的舍身为天下的理想消失了，有的只是天地会，沐王府你争我斗剩下的一地鸡毛。吸引桑乔和韦小宝的是堂吉诃德的实现自己梦想的决绝和陈近南的开阔胸襟。桑乔和韦小宝则是站在另一极，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桑乔是堂吉诃德的一剂清醒剂，而韦小宝用现实的游戏法则嘲弄着传统侠客的政治美梦。
德内心的信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虽然他的命运和遭遇说明心存高洁、信仰至上的人已极为稀少，但堂吉诃德试图证明，这才是人类存在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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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价值。”堂吉诃德所崇信的骑士道，与中世纪
骑士效忠领主、为封建贵族征战的传统骑士有很大的差别。他行侠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罪恶和不公平，没有丝毫利己之动机。堂吉诃德还有忍受艰苦生活，严于律己的美德，他宁愿风餐露宿也不愿意住豪华的房子，甚至要效仿阿马迪斯在山上修行。他反对任何世上的压迫，主张人人平等，他向往的，因为那里人们平等，幸是太古盛世的“黄金时代”福，和谐，融洽。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主张法律的公正。他纯洁忠贞，对于梦中情人他执着追求，可以像唐僧一样能抵御外面美色的诱惑。而这些都体现了人类的良好的品质。
更为重要的是，堂吉诃德不是坐而论天下的书生，他更是卓越的实践者。他的痴狂无疑是他过于执着的追求着自己的信念，虽九死而不悔。他对于自己的信念丝毫没有产生过怀疑，虽然处处碰壁，却能够始终如一。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骑士精神的范畴，而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在堂吉诃德强大的、不断拼搏的精神比照下，周围的人们显得多么的琐碎和无聊。在中西方文学史上，堂吉诃德是独一无二的，他代表着一种强烈的精神信仰，就像一位巨人扛着理想主义的火把踽踽而行，在人们忙于各种世俗的琐事时，在缺乏精神信仰，到处充满着压迫和不公时，堂吉诃德孤独地守护着这块精神家园，就显得多余和可笑了。在精神信仰缺失的时代，这种坚守至少能在冰冷的寒夜给我们以温暖。
相对于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韦小宝更具有中国特色。他的发迹，他的人生得意，左右逢源也许只有在中国这个独特的文化圈子里才出现，可以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文化怪胎。如果说堂吉诃德在清醒时候是一位智者的话，那么一字不识的韦小宝能够在官场发迹就很令人三思了。“《鹿鼎记》具有极其深刻的寓言意义。这部小说对中国的历史奥秘、价值观念、社会规则、思维方式等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展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的最绝妙的精神生活大百科。韦小宝这位快乐的小人物的生动形象，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最容易产生好感，最能揭示我们的文化心理奥妙，却又最不容
［５］易言说的。”韦小宝之所以能够在江湖和朝廷上
二、文化人格比较：寓言与象征———各自文化中的典型符号
经典名著里的人物形象已经聚集了一个民族如同阿或者整个人类的共性，呈现出典型性特征。
Ｑ的形象代表着中国人的国民性特征一样，韦小
宝和堂吉诃德的形象已经超越了文本之囿而进入到一个更宽广的文学空间，带有明显的寓言和象征意味。
堂吉诃德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骑士。“在这点上，堂吉诃德具有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即相信人类应该依附于某种高于自身的力量，信仰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他的信仰是外在于个别人的、为人所不可轻易获得的最高真理，是既需要人们为之服务和牺牲、又需要考验服务的恒心和牺牲的力量才可获得的那个真理。堂吉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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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通吃，就在于他掌握了中国人的游戏法则，只要不背弃忠和义，其余皆可游戏。韦小宝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他抱住了两棵大树———康熙和陈近南，当然无往而不利。在中国社会里，你只要抓住关系，有没有真本事倒是其次，这就是韦小宝的成功秘诀。有康熙的重用，朝中官员惟恐照顾不周，在天地会里也是如此。同样，只要拍好神龙教最高领导人马屁，在这个黑社会里就能游刃有余了。看来，整个中国都遵从这个游戏的法则。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却因为不会溜须拍马而得不到重用，如果满腹韬略的赵良栋没遇见韦小宝这个伯乐，恐怕一生也难以提拔。韦小宝总结了官场规律：凡是没本事的，只好靠拍马屁去升官发财；不肯拍马屁的，一定是有本事的，并且屡试不爽。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基础的乐感文化。［６］在这个文化圈中，没有忏悔，只有人情。没有堂吉诃德那样强烈的宗教情怀，有的只是自我陶醉和欣赏。金庸说“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７］我们之所以觉得韦小宝可爱而不可憎，就是在于他能够在不悖于忠义的原则下游刃有余地解决江湖和朝廷的冲突。韦小宝讲究义气，所以能够交到各种朋友，这些朋友在关键时刻都能帮助韦小宝化险为夷。没有他们的帮助，也就没有韦小宝的功业。中国社会是重情轻法的社会，你可以触犯法律，甚至成为走向社会的反面，揭竿造反，越货杀人，但不能不忠不孝，不讲义气，不能对不起朋友。中国缺
乏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人才，更多的是互相依靠，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鹿鼎记》为我们提供了解密中国文化的密码，使我们在这个虚拟的社会里看到了深厚的文化沉淀。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坚强的精神信仰却有快乐的游戏规则；没有牢不可靠的法律却有不可触犯的“忠义”；你不必才高八斗却必须编织好你的关系网。在这个世俗的，充满瞒和骗的传统社会里，出现韦小宝这个集侠义和流氓气息，游戏狂欢与真情真意，铁肩担道义与脚底抹油于一体的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这怪胎，也就不足为奇了。
个主人公的影子里找到自己的基因。
通过对两部小说的人物形象比较，我们会发现，现实型人格每每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理想型人格则以悲剧性收场，但是后者则影响了前者，生命价值影响深远。人物必定生存于不同文化环境中，因而在文化人格上也必有其象征意义。堂吉诃德象征在现实生活中追梦的一群，他的挣扎具有浓厚的悲剧性意味。其荒诞行为后面确有人类可敬之精神。这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精神梦想，对于人的自由、人性解放的呼喊，在东西方文学史上具有强力的穿透力。而韦小宝的文化人格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他的典型性特征只能和阿Ｑ一样，代表普通中国人的欲望，并不具有如前者一般文学史上的强劲穿透力。如果说前者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而后者则囿于民族文化，这是深以为憾的。!
〔参考文献〕
［１］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Ａ］．外国文学评论选（上）［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２］杨绛．重读＜堂吉诃德＞［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１辑）［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０２．［３］周作人．欧洲文学史［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９，１３１．
［４］潘一禾．故事与解释———世界文学经典通论［Ｍ］．北京：学术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２２－１２３．［５］陈墨．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５５－５６．［６］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Ｍ］．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９０．
［７］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Ａ］．侠之大者———金庸评传・附录［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３４．
□编辑／李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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