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红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3年10期
中图分类号：I109.2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671-6132(2003)02-0122-03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文体写作，是近一百年来的新生事物。它是由西方取道日本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出于日本人之手（古城贞吉著），初版于1897年。出于中国人之手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为林传甲著，初版于1904年（讲义印本；正式出版于1910年6月）。嗣后，便有了林林总总的各式文学史问世。以致文学史的写作本身，亦成为一种历史。新近戴燕所撰《文学史的权力》，便是一部研究文学史百年写作史的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本文涉及文学史写作史的文字即受惠于该书，以及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一书涉及文学史编写的有关章节。
二百年来，文学史的叙述范围、关照重心、研究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语言，一直都随着时代的变更和研究的深入而发生着变化，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则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中，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并不轻松地前进着。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一书中写到：
我们对以往文学的了解，大多是从文学史著作中来的，文学史给了我们完整而又清晰的古代文学的轮廓面貌，给了我们堪称系统、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同时，还给了我们有关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些重要概念，以及使我们能够就专业问题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语言。很多人恐怕都有下面的经验：到今天，文学史所给予的观念、概念和语汇，已经成了我们专业身份的标志，当一群人在一起谈论古代文学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能凭着文学史养成的直觉，判断出其中的内行或外行。（页171）
她写这段话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几乎成了我们日常思维与谈话习惯的一部分的语汇、概念，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地老天荒的东西，真是从来就有的？还是只是在某一段里生成的？”并由此说明文学史写作的千差万别。然而我想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究竟哪一种文学史“给了我们完整而又清晰的古代文学的轮廓面貌，给了我们堪称系统、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同时，还给了我们有关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些概念，以及使我们能够就专业问题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究竟哪一种文学史“所给予的观念、概念和语汇，已经成了我们专业身份的标志”？问题的答案很清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莘莘学子都是读着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五位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下简称游本《文学史》）走进中国古典文学殿堂的。
游本《文学史》初版于1963年，面世近40年，沾溉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至今仍然显示着活跃的生命力。游本《文学史》先后经历过三次较为重大的修订，费振刚先生在第三次修订版的《再修订后记》中介绍说：
第一次是在1978年，其具体情形可见附于《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后1978年10月27日写于广州的《后记》。第二次是1998年至1999年，原来的版因多次重印而有所损坏，需要重新制版。责任编辑宋红提议利用这一机会做一次全面的修订，具体的作法是由她通读全书，提出修改意见，再由当年参加编写全过程的孙静、李修生和我研究讨论，给以确定。这次修订除改正行文中不甚确切的用语，以反映社会和学术的更新发展外，主要是重新核实引文，纠正引文中的一些错误，重新对一些古文和古代诗词进行断句和更换个别材料，以反映新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勘正了一些误排之处。这次修订前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全书有近八百处做了修订。第三次即本次的修订是在世纪之交的两年里进行的。出版社考虑到这部文学史要在新世纪里更好地发挥它作为大学教材的作用，提议再进行一次较大规模修改。他们邀请廖仲安、孙静、李修生、沈天佑和我做了多次讨论……修改工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个别过于绝对化、政治化和现代化的用语作了修正，以求比较客观和平允；适当增加对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学术新成果、新进展的介绍；对行文中引文增补出处；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增加对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每册增加“阅读书目”一项，列有本册所论述到的作家的别集和总集；校正错别字，改正不妥的标点和断句。兹择要对第三次修订工作加以介绍：
一、增加脚注
《文学史》原本设有面末脚注一项，用以并存异说、提供补证、校勘版本等。脚注很有学术价值，但数量不是很多。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新成果，必然会引发文学史方面的新探索和新思考。此番修订，在不改变原书总体框架和前辈学术观点的前提下，特别注意将新的学术观点和对旧说有所匡正的出土实物情况纳入脚注中。如“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编在《概说》中讲到武王灭殷的时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初”（第一册旧版8页，以下简写为：旧一，8；余类推。又，本文所用为1991年—版第8次印刷本，1998年电脑排版后页码有变化），新版此处增设脚注，提供了“九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灭殷时间定在公元前1046年的研究成果（新一，8）。又如关于《诗经》的成书时间，新增脚注特别介绍了学者们对《商颂》成书时间的分歧意见，视线追踪一直达到2000年（新一，30～31）。第一编“概说”在讲到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时，引述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旧一，4），新增脚注则补充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新的考古发掘情况，从而说明中国早期文明的多元发展（新一，4）。在言及宋玉赋的真伪问题时，旧版认为《古文苑》所载宋玉赋六篇、《文选》所收宋玉赋五篇俱为伪作，新版在此处加脚注，引述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如胡念贻、姜书阁等的不同意见，并介绍了当代学者对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的唐勒赋残简的研究情况，指出：
关于该赋的作者则有唐勒、宋玉两种说法。尽管对赋的篇名、作者有不同认识，但他们都认为该赋的形式与《大言赋》、《小言赋》相近，这就不仅为《文选》所载，更为《古文苑》所载的宋玉赋作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的证据。
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反映了修订者尊重历史的审慎态度和尊重科学的宽广胸怀，在保持原有框架的前提下融入了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信息，这是修订工作中最可称道之处。此外，“秦汉文学”编第一章第四节所增关于尹湾汉墓简牍《神乌赋》的脚注；“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编《红楼梦》章所增关于曹雪芹生年有三说、关于曹雪芹生父有二说的脚注，均反映出这方面的特点。
二、增补内容
如果说第一册的修订成果主要体现在脚注上，那么第二、第三册的修订成果便主要体观在内容的增补方面。如“隋唐五代文学”编《概说》，在总结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时，新版特在“唐代的君主很重视诗歌”一段中加入了洪迈《容斋续笔·唐诗无避讳》条的对比与评说，说明当时诗人的创作较少受到干涉（旧二，9；新二，8～9）。同编第一章第二节，旧版在评述上官仪诗歌的内容与风格时贬抑成分较多，新版增出一段，讲述“他也有被唐人赞美仿效的名作”，增补的内容虽不足二百字，但却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使关于上官仪的评述更为平允，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他毕竟是初唐文坛开“上官体”诗风的重要作家（旧二，23；新二，22～23）。同编第五章第四节，在讲到杜甫对后世的影响时，于韩愈论杜的结篇文字之后补入了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闻一多、陈寅恪、郭沫若、毛泽东等重要历史人物对杜甫的认识与评说，可视作杜甫研究史之梗概（旧二，119；新二，118～120）。
除增补论述内容外，新版《文学史》还注意到作品内容的增补。如“秦汉文学”编第一章第三节介绍枚乘作品时，旧版称：“《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今存《七发》一篇是他的代表作。”新版则将《艺文志》所著录的篇名一一录出，这便增加了信息量（旧一，140；新二，138）。又如“隋唐五代文学”编第十章第二节介绍李商隐时，增补了李商隐的寄慨咏物之作《蝉》，通过这首诗的征引，可使读者了解李商隐作品的又一个方面（新二，207）。再如“宋代文学”编第五章第一节，介绍李清照时，旧版只着重介绍了她的词，于诗文仅一笔带过，新版则对她的诗文加以征引、介绍和评述，使读者可对这位女作家的创作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旧三，89；新三，86-87）。同样，“元代文学”编旧版第八章第三节，在介绍元代后期作家时，对萨都剌仅着墨于他的诗，对他的词则一笔带过，新版第九章征引了他的《满江红·金陵怀古》，使读者对他的词能够有具体感性认识（旧三，319；新三，320）。
三、修改行文
与内容上的增删相比，行文上的修改只能说是一种“微调”。“魏晋南北朝”编和“近代文学”编的修改便是以“微调”为主。虽然说是“微调”，但字句上的锱铢斟酌，正关系着观点、评价上的高低轻重，比较修改前后的行文，便可看出执笔者的良苦用心和改动之精要。例如“魏晋南北朝文学”编第五章第四节谈“梁陈诗人和宫体诗”时，新版将“文学的趋向腐化堕落”（旧一，324）改为“文学的趋向腐靡”（新一，320）；将“梁简文帝萧纲更进一步提倡写色情的诗”（旧一，324）改为“梁简文帝萧纲大力提倡写宫体诗”（新一，320）；将“《咏内人昼眠》、《美人晨妆》等等描摹色情的宫体诗”（旧一，324）改为“描摹女人情态的宫体诗”（新一，321），淡化了政治评判色彩。旧版“隋唐五代文学”编第二章第二节谈到对王维的评价时说：
有人甚至推尊他为“诗佛”，把他捧到和李白、杜甫同样高的地位，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旧二，48）
新版改作：
有人甚至推尊他为“诗佛”，以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相并提，但在文学史的总体评价上，他很难与李、杜等量齐观。（新二，48）
“诗佛”“诗仙”“诗圣”并出，便具体解释了旧版中把“他捧到和李白、杜甫同样高的地位”的说法，其实只是各拈出一字，以概括各人的风格特点，同时也能给读者更多的文学史信息。将“极端错误”的断语改为“在文学史的总体评价上，他很难与李、杜等量齐观”，也使简单粗暴、失之偏颇的说法得到纠正。又如“近代文学”编第一章第二节最后一段讲到蒋春霖的词时，旧版说：“实际他的某些著名作品如……等等，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凄苦哀怨，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和反动立场，完全是封建糟粕，应该坚决抛弃的。”（旧四，388）新版改作：“如……等等，反对太平天国革命，凄苦哀怨，反映了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新四，350）改动后，“反动”“封建糟粕”之类带有明显时代痕迹、政治痕迹的字眼得到筛汰，行文语气更为客观，评价也更为公允。此外，行文上的改动也使叙述更为严谨，如“隋唐五代文学”编第十三章第一节，旧版谈“词的起源、发展和民间词”时说：“又如白居易和刘禹锡的两首［忆江南］……”（旧二，258）“和”，此处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与”，但字面又可理解为“和韵”，读为第四声，这样便成为刘禹锡先作了两首[忆江南]，白居易附和了两首。而事实是白居易写作在前，刘禹锡写作在后。因此，修改时将二人姓名间的“和”字改为顿号。而下面所引两首作品，前为白居易作，后为刘禹锡作，使用并列结构最为合适（新二，259）。总之，行文上的修改虽未必及严复当年译西人著作，“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天演论译例言》），但一丝不苟的精神是相通的。
应当指出，学术研究是在不断探索、不断积累中向前发展的。游本《文学史》也在学术的前进中、读者的关注中不断完善着。文学史中还有一些细节的改动是在学者朋友和读者朋友的关照下完成的。如“宋代文学”编第三章第二节谈“苏轼的文论和散文”时，旧版以为苏轼论文之语“大略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是评论自家文章，有学者朋友指出其文是为谢民师作品而发，评论自家文章的相似之言见《文说》“吾文如万斛泉源……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另如“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编第一章第一节谈到明末爱国遗民诗人时，提到吴嘉纪“字野人”，有读者来信指出“野人”是吴嘉纪的号。诸如此类，我们均在重印时及时予以改正。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编第六章第二节谈到“南北朝散文”时，引用了郦道元《水经注》中“巫峡”一节：“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至“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引文结束。许多年来，该文一直被认为是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名篇，然而这段文字恰恰不是郦道元的手笔，而是他注《水经》时引用了晋宋时人盛弘之《荆州记》中的一段。《太平御览》卷五十三收录此文，标注赫然。1997年修订时，我们换掉了这段文字。由于游本《文学史》问世时间长，使用范围广，所以藉此机会特做说明。
“在20世纪出版过数百种的‘中国文学史’”（戴燕《文学史的权力》，47页）中，恐怕很难说哪一种是最优秀的，但可以说游本《文学史》是最好用的。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撰文说：
本书取材和章节编排与教学需要相适应，各编根据每个历史分期的特点，按时代先后分列章节，以讲述作家和作品为主，论述详略适宜，重点突出。关于文学史上的重大现象、重要作家的生平、著作内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均辟专节阐述。重点作品多以解说和分析相结合，文字严谨，条理清晰，并适当引用古代文论中精彩的评语，准确具体地阐明其思想艺术特色……同时，为了勾勒出史的纵向脉络，本书又在每编前面加“概说”部分，简述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发展的基本风貌。每编之后又加“小结”，扼要地总结这时期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过程以及成就或缺陷。（《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文中提到的“概说”和“小结”的确是书中最浓缩的部分。1997年《文学史》改版重排，我作为责编通读校样时才惊奇地发现，原先在其他书中见到的反映某种文化现象的谣谚，诸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文选》烂，秀才半”“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等，早已浓缩在《文学史》的“概说”中，而以前学习这门课程时竟浑然不觉！
本书除条目清楚、便于把握外，成于众手而能一气贯注，也是其优长之处。通读全书，绝无扞格之感，使后来许多集体项目均无法望其项背。我们不妨以上述《水经注·江水》“巫峡”篇为抽样，对手边可以找到的文学史做一番调查，答案自明。
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大学教育强调“厚基础、宽口径”的新形势下，游本《文学史》“仍以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例适当、便于教学，既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又符合教学规律的要求，而受到高等院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费振刚《中国文学史再修订后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游本《文学史》能够在百年来的数百种文学史中保持生命之树40年常绿，一切已尽在不言中。而此番由五位学者对文学史所做的全面修订，更使其如老树着新花。宋代诗人梅尧臣有句曰：“老树着花无丑枝。”祝愿修订本《中国文学史》花繁叶茂，“绿树成荫子满枝”，较从前有更为久长、更为健旺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2-08-20
作者介绍：宋红(1957-)，女，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曲部，北京 100705
作者：宋红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3年10期
中图分类号：I109.2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671-6132(2003)02-0122-03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文体写作，是近一百年来的新生事物。它是由西方取道日本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出于日本人之手（古城贞吉著），初版于1897年。出于中国人之手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为林传甲著，初版于1904年（讲义印本；正式出版于1910年6月）。嗣后，便有了林林总总的各式文学史问世。以致文学史的写作本身，亦成为一种历史。新近戴燕所撰《文学史的权力》，便是一部研究文学史百年写作史的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本文涉及文学史写作史的文字即受惠于该书，以及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一书涉及文学史编写的有关章节。
二百年来，文学史的叙述范围、关照重心、研究方法，以及所使用的语言，一直都随着时代的变更和研究的深入而发生着变化，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则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中，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并不轻松地前进着。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一书中写到：
我们对以往文学的了解，大多是从文学史著作中来的，文学史给了我们完整而又清晰的古代文学的轮廓面貌，给了我们堪称系统、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同时，还给了我们有关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些重要概念，以及使我们能够就专业问题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语言。很多人恐怕都有下面的经验：到今天，文学史所给予的观念、概念和语汇，已经成了我们专业身份的标志，当一群人在一起谈论古代文学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能凭着文学史养成的直觉，判断出其中的内行或外行。（页171）
她写这段话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几乎成了我们日常思维与谈话习惯的一部分的语汇、概念，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地老天荒的东西，真是从来就有的？还是只是在某一段里生成的？”并由此说明文学史写作的千差万别。然而我想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究竟哪一种文学史“给了我们完整而又清晰的古代文学的轮廓面貌，给了我们堪称系统、准确的古代文学知识，同时，还给了我们有关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些概念，以及使我们能够就专业问题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语言”？究竟哪一种文学史“所给予的观念、概念和语汇，已经成了我们专业身份的标志”？问题的答案很清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莘莘学子都是读着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五位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下简称游本《文学史》）走进中国古典文学殿堂的。
游本《文学史》初版于1963年，面世近40年，沾溉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至今仍然显示着活跃的生命力。游本《文学史》先后经历过三次较为重大的修订，费振刚先生在第三次修订版的《再修订后记》中介绍说：
第一次是在1978年，其具体情形可见附于《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后1978年10月27日写于广州的《后记》。第二次是1998年至1999年，原来的版因多次重印而有所损坏，需要重新制版。责任编辑宋红提议利用这一机会做一次全面的修订，具体的作法是由她通读全书，提出修改意见，再由当年参加编写全过程的孙静、李修生和我研究讨论，给以确定。这次修订除改正行文中不甚确切的用语，以反映社会和学术的更新发展外，主要是重新核实引文，纠正引文中的一些错误，重新对一些古文和古代诗词进行断句和更换个别材料，以反映新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勘正了一些误排之处。这次修订前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全书有近八百处做了修订。第三次即本次的修订是在世纪之交的两年里进行的。出版社考虑到这部文学史要在新世纪里更好地发挥它作为大学教材的作用，提议再进行一次较大规模修改。他们邀请廖仲安、孙静、李修生、沈天佑和我做了多次讨论……修改工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个别过于绝对化、政治化和现代化的用语作了修正，以求比较客观和平允；适当增加对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学术新成果、新进展的介绍；对行文中引文增补出处；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面，增加对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每册增加“阅读书目”一项，列有本册所论述到的作家的别集和总集；校正错别字，改正不妥的标点和断句。兹择要对第三次修订工作加以介绍：
一、增加脚注
《文学史》原本设有面末脚注一项，用以并存异说、提供补证、校勘版本等。脚注很有学术价值，但数量不是很多。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新成果，必然会引发文学史方面的新探索和新思考。此番修订，在不改变原书总体框架和前辈学术观点的前提下，特别注意将新的学术观点和对旧说有所匡正的出土实物情况纳入脚注中。如“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编在《概说》中讲到武王灭殷的时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初”（第一册旧版8页，以下简写为：旧一，8；余类推。又，本文所用为1991年—版第8次印刷本，1998年电脑排版后页码有变化），新版此处增设脚注，提供了“九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灭殷时间定在公元前1046年的研究成果（新一，8）。又如关于《诗经》的成书时间，新增脚注特别介绍了学者们对《商颂》成书时间的分歧意见，视线追踪一直达到2000年（新一，30～31）。第一编“概说”在讲到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时，引述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旧一，4），新增脚注则补充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新的考古发掘情况，从而说明中国早期文明的多元发展（新一，4）。在言及宋玉赋的真伪问题时，旧版认为《古文苑》所载宋玉赋六篇、《文选》所收宋玉赋五篇俱为伪作，新版在此处加脚注，引述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如胡念贻、姜书阁等的不同意见，并介绍了当代学者对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的唐勒赋残简的研究情况，指出：
关于该赋的作者则有唐勒、宋玉两种说法。尽管对赋的篇名、作者有不同认识，但他们都认为该赋的形式与《大言赋》、《小言赋》相近，这就不仅为《文选》所载，更为《古文苑》所载的宋玉赋作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的证据。
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反映了修订者尊重历史的审慎态度和尊重科学的宽广胸怀，在保持原有框架的前提下融入了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信息，这是修订工作中最可称道之处。此外，“秦汉文学”编第一章第四节所增关于尹湾汉墓简牍《神乌赋》的脚注；“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编《红楼梦》章所增关于曹雪芹生年有三说、关于曹雪芹生父有二说的脚注，均反映出这方面的特点。
二、增补内容
如果说第一册的修订成果主要体现在脚注上，那么第二、第三册的修订成果便主要体观在内容的增补方面。如“隋唐五代文学”编《概说》，在总结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时，新版特在“唐代的君主很重视诗歌”一段中加入了洪迈《容斋续笔·唐诗无避讳》条的对比与评说，说明当时诗人的创作较少受到干涉（旧二，9；新二，8～9）。同编第一章第二节，旧版在评述上官仪诗歌的内容与风格时贬抑成分较多，新版增出一段，讲述“他也有被唐人赞美仿效的名作”，增补的内容虽不足二百字，但却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使关于上官仪的评述更为平允，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他毕竟是初唐文坛开“上官体”诗风的重要作家（旧二，23；新二，22～23）。同编第五章第四节，在讲到杜甫对后世的影响时，于韩愈论杜的结篇文字之后补入了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闻一多、陈寅恪、郭沫若、毛泽东等重要历史人物对杜甫的认识与评说，可视作杜甫研究史之梗概（旧二，119；新二，118～120）。
除增补论述内容外，新版《文学史》还注意到作品内容的增补。如“秦汉文学”编第一章第三节介绍枚乘作品时，旧版称：“《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今存《七发》一篇是他的代表作。”新版则将《艺文志》所著录的篇名一一录出，这便增加了信息量（旧一，140；新二，138）。又如“隋唐五代文学”编第十章第二节介绍李商隐时，增补了李商隐的寄慨咏物之作《蝉》，通过这首诗的征引，可使读者了解李商隐作品的又一个方面（新二，207）。再如“宋代文学”编第五章第一节，介绍李清照时，旧版只着重介绍了她的词，于诗文仅一笔带过，新版则对她的诗文加以征引、介绍和评述，使读者可对这位女作家的创作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旧三，89；新三，86-87）。同样，“元代文学”编旧版第八章第三节，在介绍元代后期作家时，对萨都剌仅着墨于他的诗，对他的词则一笔带过，新版第九章征引了他的《满江红·金陵怀古》，使读者对他的词能够有具体感性认识（旧三，319；新三，320）。
三、修改行文
与内容上的增删相比，行文上的修改只能说是一种“微调”。“魏晋南北朝”编和“近代文学”编的修改便是以“微调”为主。虽然说是“微调”，但字句上的锱铢斟酌，正关系着观点、评价上的高低轻重，比较修改前后的行文，便可看出执笔者的良苦用心和改动之精要。例如“魏晋南北朝文学”编第五章第四节谈“梁陈诗人和宫体诗”时，新版将“文学的趋向腐化堕落”（旧一，324）改为“文学的趋向腐靡”（新一，320）；将“梁简文帝萧纲更进一步提倡写色情的诗”（旧一，324）改为“梁简文帝萧纲大力提倡写宫体诗”（新一，320）；将“《咏内人昼眠》、《美人晨妆》等等描摹色情的宫体诗”（旧一，324）改为“描摹女人情态的宫体诗”（新一，321），淡化了政治评判色彩。旧版“隋唐五代文学”编第二章第二节谈到对王维的评价时说：
有人甚至推尊他为“诗佛”，把他捧到和李白、杜甫同样高的地位，这显然是极端错误的。（旧二，48）
新版改作：
有人甚至推尊他为“诗佛”，以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相并提，但在文学史的总体评价上，他很难与李、杜等量齐观。（新二，48）
“诗佛”“诗仙”“诗圣”并出，便具体解释了旧版中把“他捧到和李白、杜甫同样高的地位”的说法，其实只是各拈出一字，以概括各人的风格特点，同时也能给读者更多的文学史信息。将“极端错误”的断语改为“在文学史的总体评价上，他很难与李、杜等量齐观”，也使简单粗暴、失之偏颇的说法得到纠正。又如“近代文学”编第一章第二节最后一段讲到蒋春霖的词时，旧版说：“实际他的某些著名作品如……等等，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凄苦哀怨，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和反动立场，完全是封建糟粕，应该坚决抛弃的。”（旧四，388）新版改作：“如……等等，反对太平天国革命，凄苦哀怨，反映了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新四，350）改动后，“反动”“封建糟粕”之类带有明显时代痕迹、政治痕迹的字眼得到筛汰，行文语气更为客观，评价也更为公允。此外，行文上的改动也使叙述更为严谨，如“隋唐五代文学”编第十三章第一节，旧版谈“词的起源、发展和民间词”时说：“又如白居易和刘禹锡的两首［忆江南］……”（旧二，258）“和”，此处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与”，但字面又可理解为“和韵”，读为第四声，这样便成为刘禹锡先作了两首[忆江南]，白居易附和了两首。而事实是白居易写作在前，刘禹锡写作在后。因此，修改时将二人姓名间的“和”字改为顿号。而下面所引两首作品，前为白居易作，后为刘禹锡作，使用并列结构最为合适（新二，259）。总之，行文上的修改虽未必及严复当年译西人著作，“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天演论译例言》），但一丝不苟的精神是相通的。
应当指出，学术研究是在不断探索、不断积累中向前发展的。游本《文学史》也在学术的前进中、读者的关注中不断完善着。文学史中还有一些细节的改动是在学者朋友和读者朋友的关照下完成的。如“宋代文学”编第三章第二节谈“苏轼的文论和散文”时，旧版以为苏轼论文之语“大略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是评论自家文章，有学者朋友指出其文是为谢民师作品而发，评论自家文章的相似之言见《文说》“吾文如万斛泉源……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另如“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编第一章第一节谈到明末爱国遗民诗人时，提到吴嘉纪“字野人”，有读者来信指出“野人”是吴嘉纪的号。诸如此类，我们均在重印时及时予以改正。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编第六章第二节谈到“南北朝散文”时，引用了郦道元《水经注》中“巫峡”一节：“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至“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引文结束。许多年来，该文一直被认为是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名篇，然而这段文字恰恰不是郦道元的手笔，而是他注《水经》时引用了晋宋时人盛弘之《荆州记》中的一段。《太平御览》卷五十三收录此文，标注赫然。1997年修订时，我们换掉了这段文字。由于游本《文学史》问世时间长，使用范围广，所以藉此机会特做说明。
“在20世纪出版过数百种的‘中国文学史’”（戴燕《文学史的权力》，47页）中，恐怕很难说哪一种是最优秀的，但可以说游本《文学史》是最好用的。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撰文说：
本书取材和章节编排与教学需要相适应，各编根据每个历史分期的特点，按时代先后分列章节，以讲述作家和作品为主，论述详略适宜，重点突出。关于文学史上的重大现象、重要作家的生平、著作内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均辟专节阐述。重点作品多以解说和分析相结合，文字严谨，条理清晰，并适当引用古代文论中精彩的评语，准确具体地阐明其思想艺术特色……同时，为了勾勒出史的纵向脉络，本书又在每编前面加“概说”部分，简述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文学发展的基本风貌。每编之后又加“小结”，扼要地总结这时期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过程以及成就或缺陷。（《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文中提到的“概说”和“小结”的确是书中最浓缩的部分。1997年《文学史》改版重排，我作为责编通读校样时才惊奇地发现，原先在其他书中见到的反映某种文化现象的谣谚，诸如“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文选》烂，秀才半”“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等，早已浓缩在《文学史》的“概说”中，而以前学习这门课程时竟浑然不觉！
本书除条目清楚、便于把握外，成于众手而能一气贯注，也是其优长之处。通读全书，绝无扞格之感，使后来许多集体项目均无法望其项背。我们不妨以上述《水经注·江水》“巫峡”篇为抽样，对手边可以找到的文学史做一番调查，答案自明。
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大学教育强调“厚基础、宽口径”的新形势下，游本《文学史》“仍以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例适当、便于教学，既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又符合教学规律的要求，而受到高等院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费振刚《中国文学史再修订后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游本《文学史》能够在百年来的数百种文学史中保持生命之树40年常绿，一切已尽在不言中。而此番由五位学者对文学史所做的全面修订，更使其如老树着新花。宋代诗人梅尧臣有句曰：“老树着花无丑枝。”祝愿修订本《中国文学史》花繁叶茂，“绿树成荫子满枝”，较从前有更为久长、更为健旺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2-08-20
作者介绍：宋红(1957-)，女，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曲部，北京 1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