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萍胡瑞秀
湖南教育·语文教师 2007年10期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教科书编写建议”中指出在编写理念上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在选文上“要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现代化、时代性、典范性成为了教科书编写中价值取向的关键概念。人教2004版的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在整体上体现了上述价值追求，但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目标偏离。认识和正视这些差距，有利于我们今后的工作。
一、从现代化向城市化偏离
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是在借鉴西方课程理念和以西方为参照系的背景下展开的，它的诸多理念指向世界未来课程发展方向，相对于中国基础教育实践来讲极具前瞻性。课程改革引领者的目标很明显，就是企图以全开放的姿态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尽快融入全球化的课程文化景观之中，最大程度与世界接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所以现代化成为教材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由于西方课程文化是建立在城市文明的基础上的，所以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现代化，课程改革坚持城市引领是必要的。但我们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教育改革背景，比如，我国虽然在加快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农村基础教育依然是我们教育的大头，所以我们在借鉴西方课程文化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做好本土化转换，避免过于城市化的倾向。审视人教2004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我们看到它具有明显的城市化特征：一是课程设计理念。如研究性学习、校本课程的开发、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等；二是教学内容的安排。如综合性学习，《红楼梦》系列、《史记》系列等带专题性质的名著研读等。“任何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都必须要以一定的课程资源为支撑”，新的教科书大大增加了对图书馆、电视和网络技术等条件性课程资源的依赖，在课程资源相对缺乏的县一级中学，这些理念的贯彻和教学内容的实施均存在较大困难。众所周知，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更多的是借鉴了美国的课程论思想，而美国有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课程实施环境。比如，他们的数字化教育普及程度相当高，“电脑、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利”，他们的三级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城镇图书馆的建设和使用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教师和学生能利用广泛的课程资源达成教科书要求实现的教学目标。而在我国情况却完全不同，县一级的中学图书馆从馆藏到实际使用陷入恶性循环；公用图书馆的建设和使用几近瘫痪，据调查“2004年有693个县级图书馆没有购进一册新书，占总馆数的25.9％”。网络教学方面，虽然为配合课程改革，加速教育现代化，国家制定了校校通计划，但学校“网络课程资源的使用效率也不很高”(参看许云昭、石鸥《超越差距——中美基础教育比较》第339-390页)。并且县中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一般寄宿，家庭电视网络课程资源的利用明显不足，因而教师和学生面对教科书暗含的对硬件设施要求较高的特点出现程度不同的不适症。我们的教科书定位于大都市的水平，大幅提高教师处理教材的难度，本是希望广大农村教师能够洗脑般转变落后的教育观念，提高业务水平，实现跨越式教师专业成长，但反响和效果并不理想。有人在总结江苏省课改后大城市高考升学率下降，而农村中学高考升学率上升时形象地说“农村包围城市，县中攻陷南京”。这种现象在全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大城市的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老牌名校，除去大量的保送生和奥赛班的学生大学录取形势较好外，其他普通班的录取情况有很多还不如好的县中学。这无论从生源质量、师资水平还是教学现代化程度来讲，都是没办法解释的。那么是不是课改使农村中学提高了教学效率从而成为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为什么以城市水平为起点的课程改革怎么反而首先在大城市遭遇“滑铁卢”呢？华东师范大学的丁钢教授认为，课改对大城市影响大，学生的知识学习负担减轻了，综合素质提高了，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教育落到了实处(这也可以从名牌大学在录取中青睐大城市的名牌中学等社会现象中得到部分证实)。而课改对农村中学触动不大，他们还是老一套，以拼命延长学习时间和牺牲学生的生命质量换取较高的升学率。如果城乡教学因为课改出现这样的双轨制，农村教育的质量将会全面滑坡，随着评价制度的完善和考试效度与信度的提高，农村升学率的侥幸胜利也是无法保证的。如此，则城乡教育的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从而违背我们改革的初衷。20世纪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思想家波兰尼揭示出人类的知识不仅有用言语表达的显性知识，还有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缄默知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人的缄默知识所形成的隐性观念。如果农村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心里觉得新教材的理念和内容好是好，但他们“无福消受”，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就不会浪费时间去“老整那些没用的”，甚至还会有人去旧教材那儿寻求“导引”。基于此，“教材城市化倾向”成为课改中共同关注的问题。设法降低教科书使用中对硬件设备的要求，充分考虑农村中学师生对教科书的心理默认度，是教材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从时代性向成人化偏离
有人说，这是一个善与美的干渴时代。但我们同时发现这又是一个煽情、滥情和渴望真情的时代。当代文化无论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竞相披挂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情感的擒纵推入极致。在跟我们最近的娱乐文化中，亲情、友情故事时有穿插，但爱情题材历久不衰，仿佛成了时代的永恒主题。现实生活中中学生早恋低龄化、扩大化和世俗化与此有直接关系。大众文化娱乐至上，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此选择不悖情理。作为主流文化的课程文化本该审时度势，匡正流俗，坚持正确引领，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教科书亦步亦趋，不甘于后，选进大量的爱情题材。选文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分量重。如第一册：《荷塘月色》中增加的《采莲赋》、舒婷的《致橡树》、郑愁予的《错误》、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激流》；第二册：沈从文的《边城》；三四册选文的重点是文学作品，所选作品的爱情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诗词类：《诗经》里的《卫风·氓》《邶风·静女》《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里的《迢迢牵牛星》，李商隐的《锦瑟》，柳永的《雨霖铃》，秦观《鹊桥仙》，温庭筠《菩萨蛮》，苏轼的《江城子》，李清照的《一剪梅》。小说戏剧传奇类：《红楼梦》系列的《诉肺腑》，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实甫《西厢记》里的《长亭送别》，李朝威的《柳毅传》，冯梦龙《警世通言》里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给人叠床架屋之感。仿佛爱情真的是中学生情感的主流，爱情教育已经迫在眉睫。而现实情况是，尽管早恋作为一种现象已成普遍，而且被郑渊洁称为“人生的一笔巨大财富”，但这笔财富却不是人人可以拥有的。有一句名言说得好：所谓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同理，放错了地方的财富就是废物。所以早恋不是大多数，也应被中学禁止。真正属于中学阶段的主流感情是友情。普京曾说，“我现在的朋友，基本上还是中学时代的，或者在大学学习期间的。”而我们的教材却本末倒置，一是忽视友情观教育方面的题材。二是教学价值不高，选文的标准沿用文学史的惯例，按朝代的先后和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它在现实教育教学中的适切性考虑不够，比如像《江城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样伟大的“复调”作品，是要有一定的情感阅历和相当的人生经验之后才能体味到其中的精髓，放在中学课本里是不太合适的，它完全远离学生的生活世界和情感经验，学生也许可以做浅表的分析，但却难以沉浸到那份纯属成人世界的悲欢之中。《孔雀东南飞》《罗密欧与朱丽叶》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理欲挣扎，爱恨情仇，爱情挽歌中那份无法执子之手的无奈与弃绝令人千古回叹，但绝对不是现实中可取的情感教育题材。选文表现的偏向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的价值取向使得爱情题材的整体呈现显得过于凝重，就连李清照《一剪梅》那样纯情如童话般的相思也与她深沉凝重、哀怨凄苦的晚年之作《声声慢》放在一起来学习。这样的整体呈现仿佛要告诉年轻人：爱情的入口处犹如地狱的入口处，那里的旅途不是风花雪月，浪漫满地，而是如履如临，凶险难测。高度的警世氛围幻灭了青涩少年对爱情的梦幻憧憬。
三、从典范性向精英化的偏离
典范性一直是我们语文教科书编写的原则，从选文来看，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久经时间考验的名家名作。新的教科书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如关于刘翔要不要进教材的讨论直接指向典范性的标准，盖棺才能定论的编选规则是不是不可动摇？活人进教材是否就意味着失去典范的永恒性；又如关于《狼牙山五壮士》要不要出教材的讨论则引导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典范性，经典是否就意味着不可替代？典范性的要求实际上包含了永恒主义和要素主义课程理论的一些核心元素。而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具有反集权、反精英的特点，顺应时代潮流，我们的教科书编写中确立了后现代课程理念。如2004版的教科书与2000版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去掉了每篇课文前面的“阅读导引”。课文前面的自读提示是先入为主的干扰还是有价值的教学引导，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要还是不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编选者在考虑上也是几经反复，“自读提示”或“阅读指导”在人教版的高中课本里几进几出。2004版最后选择删除表明了新课程的一种态度和立场，表达了对多元性的尊重和包容。但在选文的增删调整上却更凸现出精英化的价值取向。如第一册的中外诗歌单元，从文学上流派风格的划分角度编选，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当代诗歌的选量下降；第三册的中国古典诗歌单元完全是按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线索梳理和排序，体现学问中心课程观，重史重学问的完整体系性是精英文化的一大特征。又如在鲁迅作品占中学课本里的比例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议至今没有定论的情况下，人教2004版大幅而抢眼地增加曹雪芹、司马迁、李白、杜甫等人作品的比例，而且在第六册增加了《红楼梦》单元和《史记》单元后，以前在第二册文言文单元作为教读课文出现的《鸿门宴》和在第四册古代小说单元作为教读课文的《林黛玉进贾府》还是保持原位不动，没有进行系列的整合与调整。可以看出，编选者主要是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课程功能角度考虑，而对这样呈现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规律、是否带来专而不广等问题有所忽视。这实际上是在强化一种经典无可替代的精英文化理念。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段力佩先生在上海育才学校做校长时，该校的语文学习主要是研读中国四大名著，取得了良好的实效。但那是一所汇集全上海的精英有“小清华”美誉的小班制学校，囿于条件，它的有些经验和做法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地方也无法推广和实现。没有足够的论证和实验证明集中学习某几部经典名作就能以一当十，事半功倍。何况还只是片段，多一点或者少一点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抛砖引玉罢了。教育史上有的只是反面的教训，“四书五经”不可谓不典范，当我们的教育狭隘到专治“四书五经”时，那就是国弱民穷的开始，因为它漠视了学习个体可贵的兴趣，而兴趣是一切创新的源泉。
作者介绍：杨云萍，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胡瑞秀，长沙市航天中学。
作者：杨云萍胡瑞秀
湖南教育·语文教师 2007年10期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教科书编写建议”中指出在编写理念上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在选文上“要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现代化、时代性、典范性成为了教科书编写中价值取向的关键概念。人教2004版的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在整体上体现了上述价值追求，但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目标偏离。认识和正视这些差距，有利于我们今后的工作。
一、从现代化向城市化偏离
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是在借鉴西方课程理念和以西方为参照系的背景下展开的，它的诸多理念指向世界未来课程发展方向，相对于中国基础教育实践来讲极具前瞻性。课程改革引领者的目标很明显，就是企图以全开放的姿态使我们的基础教育尽快融入全球化的课程文化景观之中，最大程度与世界接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所以现代化成为教材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由于西方课程文化是建立在城市文明的基础上的，所以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现代化，课程改革坚持城市引领是必要的。但我们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教育改革背景，比如，我国虽然在加快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农村基础教育依然是我们教育的大头，所以我们在借鉴西方课程文化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做好本土化转换，避免过于城市化的倾向。审视人教2004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我们看到它具有明显的城市化特征：一是课程设计理念。如研究性学习、校本课程的开发、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等；二是教学内容的安排。如综合性学习，《红楼梦》系列、《史记》系列等带专题性质的名著研读等。“任何课程的设计与实施都必须要以一定的课程资源为支撑”，新的教科书大大增加了对图书馆、电视和网络技术等条件性课程资源的依赖，在课程资源相对缺乏的县一级中学，这些理念的贯彻和教学内容的实施均存在较大困难。众所周知，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更多的是借鉴了美国的课程论思想，而美国有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课程实施环境。比如，他们的数字化教育普及程度相当高，“电脑、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利”，他们的三级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城镇图书馆的建设和使用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教师和学生能利用广泛的课程资源达成教科书要求实现的教学目标。而在我国情况却完全不同，县一级的中学图书馆从馆藏到实际使用陷入恶性循环；公用图书馆的建设和使用几近瘫痪，据调查“2004年有693个县级图书馆没有购进一册新书，占总馆数的25.9％”。网络教学方面，虽然为配合课程改革，加速教育现代化，国家制定了校校通计划，但学校“网络课程资源的使用效率也不很高”(参看许云昭、石鸥《超越差距——中美基础教育比较》第339-390页)。并且县中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一般寄宿，家庭电视网络课程资源的利用明显不足，因而教师和学生面对教科书暗含的对硬件设施要求较高的特点出现程度不同的不适症。我们的教科书定位于大都市的水平，大幅提高教师处理教材的难度，本是希望广大农村教师能够洗脑般转变落后的教育观念，提高业务水平，实现跨越式教师专业成长，但反响和效果并不理想。有人在总结江苏省课改后大城市高考升学率下降，而农村中学高考升学率上升时形象地说“农村包围城市，县中攻陷南京”。这种现象在全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大城市的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老牌名校，除去大量的保送生和奥赛班的学生大学录取形势较好外，其他普通班的录取情况有很多还不如好的县中学。这无论从生源质量、师资水平还是教学现代化程度来讲，都是没办法解释的。那么是不是课改使农村中学提高了教学效率从而成为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为什么以城市水平为起点的课程改革怎么反而首先在大城市遭遇“滑铁卢”呢？华东师范大学的丁钢教授认为，课改对大城市影响大，学生的知识学习负担减轻了，综合素质提高了，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教育落到了实处(这也可以从名牌大学在录取中青睐大城市的名牌中学等社会现象中得到部分证实)。而课改对农村中学触动不大，他们还是老一套，以拼命延长学习时间和牺牲学生的生命质量换取较高的升学率。如果城乡教学因为课改出现这样的双轨制，农村教育的质量将会全面滑坡，随着评价制度的完善和考试效度与信度的提高，农村升学率的侥幸胜利也是无法保证的。如此，则城乡教育的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从而违背我们改革的初衷。20世纪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思想家波兰尼揭示出人类的知识不仅有用言语表达的显性知识，还有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缄默知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人的缄默知识所形成的隐性观念。如果农村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心里觉得新教材的理念和内容好是好，但他们“无福消受”，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就不会浪费时间去“老整那些没用的”，甚至还会有人去旧教材那儿寻求“导引”。基于此，“教材城市化倾向”成为课改中共同关注的问题。设法降低教科书使用中对硬件设备的要求，充分考虑农村中学师生对教科书的心理默认度，是教材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从时代性向成人化偏离
有人说，这是一个善与美的干渴时代。但我们同时发现这又是一个煽情、滥情和渴望真情的时代。当代文化无论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竞相披挂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情感的擒纵推入极致。在跟我们最近的娱乐文化中，亲情、友情故事时有穿插，但爱情题材历久不衰，仿佛成了时代的永恒主题。现实生活中中学生早恋低龄化、扩大化和世俗化与此有直接关系。大众文化娱乐至上，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此选择不悖情理。作为主流文化的课程文化本该审时度势，匡正流俗，坚持正确引领，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教科书亦步亦趋，不甘于后，选进大量的爱情题材。选文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分量重。如第一册：《荷塘月色》中增加的《采莲赋》、舒婷的《致橡树》、郑愁予的《错误》、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激流》；第二册：沈从文的《边城》；三四册选文的重点是文学作品，所选作品的爱情题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诗词类：《诗经》里的《卫风·氓》《邶风·静女》《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里的《迢迢牵牛星》，李商隐的《锦瑟》，柳永的《雨霖铃》，秦观《鹊桥仙》，温庭筠《菩萨蛮》，苏轼的《江城子》，李清照的《一剪梅》。小说戏剧传奇类：《红楼梦》系列的《诉肺腑》，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实甫《西厢记》里的《长亭送别》，李朝威的《柳毅传》，冯梦龙《警世通言》里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给人叠床架屋之感。仿佛爱情真的是中学生情感的主流，爱情教育已经迫在眉睫。而现实情况是，尽管早恋作为一种现象已成普遍，而且被郑渊洁称为“人生的一笔巨大财富”，但这笔财富却不是人人可以拥有的。有一句名言说得好：所谓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同理，放错了地方的财富就是废物。所以早恋不是大多数，也应被中学禁止。真正属于中学阶段的主流感情是友情。普京曾说，“我现在的朋友，基本上还是中学时代的，或者在大学学习期间的。”而我们的教材却本末倒置，一是忽视友情观教育方面的题材。二是教学价值不高，选文的标准沿用文学史的惯例，按朝代的先后和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它在现实教育教学中的适切性考虑不够，比如像《江城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样伟大的“复调”作品，是要有一定的情感阅历和相当的人生经验之后才能体味到其中的精髓，放在中学课本里是不太合适的，它完全远离学生的生活世界和情感经验，学生也许可以做浅表的分析，但却难以沉浸到那份纯属成人世界的悲欢之中。《孔雀东南飞》《罗密欧与朱丽叶》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理欲挣扎，爱恨情仇，爱情挽歌中那份无法执子之手的无奈与弃绝令人千古回叹，但绝对不是现实中可取的情感教育题材。选文表现的偏向批判现实主义美学的价值取向使得爱情题材的整体呈现显得过于凝重，就连李清照《一剪梅》那样纯情如童话般的相思也与她深沉凝重、哀怨凄苦的晚年之作《声声慢》放在一起来学习。这样的整体呈现仿佛要告诉年轻人：爱情的入口处犹如地狱的入口处，那里的旅途不是风花雪月，浪漫满地，而是如履如临，凶险难测。高度的警世氛围幻灭了青涩少年对爱情的梦幻憧憬。
三、从典范性向精英化的偏离
典范性一直是我们语文教科书编写的原则，从选文来看，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久经时间考验的名家名作。新的教科书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如关于刘翔要不要进教材的讨论直接指向典范性的标准，盖棺才能定论的编选规则是不是不可动摇？活人进教材是否就意味着失去典范的永恒性；又如关于《狼牙山五壮士》要不要出教材的讨论则引导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审视典范性，经典是否就意味着不可替代？典范性的要求实际上包含了永恒主义和要素主义课程理论的一些核心元素。而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具有反集权、反精英的特点，顺应时代潮流，我们的教科书编写中确立了后现代课程理念。如2004版的教科书与2000版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去掉了每篇课文前面的“阅读导引”。课文前面的自读提示是先入为主的干扰还是有价值的教学引导，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要还是不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编选者在考虑上也是几经反复，“自读提示”或“阅读指导”在人教版的高中课本里几进几出。2004版最后选择删除表明了新课程的一种态度和立场，表达了对多元性的尊重和包容。但在选文的增删调整上却更凸现出精英化的价值取向。如第一册的中外诗歌单元，从文学上流派风格的划分角度编选，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当代诗歌的选量下降；第三册的中国古典诗歌单元完全是按诗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线索梳理和排序，体现学问中心课程观，重史重学问的完整体系性是精英文化的一大特征。又如在鲁迅作品占中学课本里的比例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议至今没有定论的情况下，人教2004版大幅而抢眼地增加曹雪芹、司马迁、李白、杜甫等人作品的比例，而且在第六册增加了《红楼梦》单元和《史记》单元后，以前在第二册文言文单元作为教读课文出现的《鸿门宴》和在第四册古代小说单元作为教读课文的《林黛玉进贾府》还是保持原位不动，没有进行系列的整合与调整。可以看出，编选者主要是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课程功能角度考虑，而对这样呈现是否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规律、是否带来专而不广等问题有所忽视。这实际上是在强化一种经典无可替代的精英文化理念。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段力佩先生在上海育才学校做校长时，该校的语文学习主要是研读中国四大名著，取得了良好的实效。但那是一所汇集全上海的精英有“小清华”美誉的小班制学校，囿于条件，它的有些经验和做法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地方也无法推广和实现。没有足够的论证和实验证明集中学习某几部经典名作就能以一当十，事半功倍。何况还只是片段，多一点或者少一点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抛砖引玉罢了。教育史上有的只是反面的教训，“四书五经”不可谓不典范，当我们的教育狭隘到专治“四书五经”时，那就是国弱民穷的开始，因为它漠视了学习个体可贵的兴趣，而兴趣是一切创新的源泉。
作者介绍：杨云萍，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胡瑞秀，长沙市航天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