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外围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国各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外围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国各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